故事与情节

（一）故事与情节

一般而言，叙述（narration）与叙事（narrative）两词的内涵并不相同。从词源学上讲，narrative意指用结构方式来描述虚构或真实事件并最终形成某个故事，该词来源于拉丁语动词narrare（叙述）并与形容词gnarus（认知或技艺）相关，而gnarus来源于印欧语词根gnō（认知）；narration是指讲述故事的方式，属于一种话语修辞模式。⁽¹⁵³⁾海登·怀特认为，若历史学家将叙事的世界观施加给某个世界，则可称其为“叙事化”（narrativization）；叙述是一种言谈行为，它以第一人称谈及世上的事情，却以第三人称的样式存在，这可称为“叙述”（narration）。⁽¹⁵⁴⁾故此，“叙事是经由事件、情节、主题和人物而进行单纯的时间、空间的组织，藉此制作某种特定的身份认同或意义”，“叙事为阅读行为提供某种试图理解的模式和影像，藉由此理解，模式和影像在个体的或社会的信仰、习俗、意识形态的叙述媒介中获得确认”。⁽¹⁵⁵⁾从上述定义可知，历史叙事乃是讲述过去人类活动的故事，历史叙事和故事皆涉及到行动，由此，从某种意义上将，故事可以等同于历史叙事。

柯林武德认为，故事须以原始资料为前提，历史学家选择哪些资料往往预先塑造了故事的概貌；不同的原始资料决不会“诉说一个同样的故事”，⁽¹⁵⁶⁾由此，故事的多元性留个历史叙述者两大问题：其一，选取资料的标准是什么，其二，如何编排被选取的资料。在1926年《历史哲学讲演稿》中，柯林武德将上述问题拆分成以下子问题：（1）历史叙事何以是“倾向性的历史”？（2）“神正论”的历史写作为何要受到批判？（3）历史叙述为何存在某种先验的结构？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叙事植根于证据及其解释，资料库的大小预先决定了历史学家如何讲述故事，由此，历史学家选择哪些资料既受资料本身的限制，又受到叙事目的和叙述立场的制约。事实上，柯林武德并未过多论及资料性质的问题，而是重点阐释了历史叙述者的主观性，尤其强调撰史者应秉承何种个人素养。柯林武德指出，任何历史学家撰史都带有倾向性，譬如，格罗特之所以赞颂希腊式的民主，无非是为现代民主体制张目；蒙森因偏好强权政府而将恺撒视为英雄；吉本谴责基督教教义只因为他是一位坚定的理性主义者。诚然，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学家虽然受到倾向性的感染，但必须克服这种取向性并净化心灵，“竭力将自己带进一种不偏不倚、不悲不喜而只为真理的心灵境界”。⁽¹⁵⁷⁾为此，柯林武德批评了宏大叙事蕴涵了意识形态要素和“神正论”的历史书写。细读柯林武德的论述，我们可发现他把撰史的意识形态等同于政治观念，历史叙事被简化为各种势力斗争的情节剧。这便涉及到实践政治学的问题，即历史学被叙事者用来服务某种现实的政治目的，历史的评判标准往往取决于叙事者的党派偏见，历史作品沦为胜利者自我标榜的宣告书，甚至柯林武德称这种叙述者为“历史中的低级罪犯”。⁽¹⁵⁸⁾同样，柯林武德认为历史叙事的“神正论”意在克服意识形态的倾向性，却蜕变为一种撰史偏见。由此，柯林武德区分了历史写作中的“实践意识”和“理论意识”：前者预设了一种不真实的过去，并把现在看成是坏的，由此要求创造一种比现存事物更好的事物，坚信未来比现在好；后者则坚持不偏不倚地看待现在并认为现在比过去更好。显然，“神正论”更倾向于历史写作的“理论意识”，蕴涵了进步的乐观主义。然而，“神正论”却受到柯林武德的批评，因为这种历史观把人类行为仅当作实现某种神意的手段，实践的或意志的态度支配了历史叙事的过程，进而“神正论”在审视历史和书写历史之间存在不可调和的悖论，如果历史学家超然地面对事实，那么人类行为也是实现神意目的本身，受实践意志支配的历史叙事理应属于“实践意识”而非“理论意识”，进而历史学家在看待现在时将面临矛盾的选择：“实践意识”要求他们把现在看成是坏的，而“理论意识”却要求他们不偏不倚地看待现在。由此，这种悖论迫使柯林武德做出论断：“真正的历史必须完全是超然的，完全没有任何一点的价值判断。”⁽¹⁵⁹⁾值得注意的是，柯林武德处理“价值判断”问题存在几分犹豫，史学观念也摇摆不定。譬如，柯林武德1936年在“斯塔布斯历史协会”（Stubbs Historical Society）上曾宣读《历史学家能做到不偏不倚吗？》一文，该文指出“不偏不倚”是指历史学家为了事实而接受事实，带着科学的好奇心审视这些事实，但是他作为道德个体的本性则绝对不准涉入。事实上，柯林武德非常怀疑这种“阉割的历史”，认为历史学家若要生产真正的历史知识，价值判断则不可或缺，即便历史学家只记录“贬值事件”（devalued events）的编年史，仍存在选择立场的问题，故柯林武德认为“没有价值判断，就没有历史学”。⁽¹⁶⁰⁾在叙事结构方面，柯林武德认为历史之所以成为自足的逻辑明晰的整体，无疑得益于历史学家在历史中先验地确定了某个结构，这种结构程式是A转变成它的对立物非A，由A和非A综合转变为一个新时期的B。由此“叙述则并不是列举不同的事件，而是对事件之间种种关系或关联的陈述”。⁽¹⁶¹⁾1928年，柯林武德以“质”、“量”、“关系”和“模态”为范畴论述了历史哲学；在阐述“关系”范畴时，柯林武德探讨了两类问题：其一，部分与整体的诠释学关系；其二，历史序列与因果关系。在柯林武德看来，整体并非诸多部分的简单叠加，相反，整体优于部分；这就要求历史学家预先确定主题，“必须一开始就具有他的作品是一个整体的观念，每一个部分都要在与整体的关系中展开”。⁽¹⁶²⁾此外，诸多部分之间也彼此相关，呈现为编年的时间序列并构成一个叙事；进而编年的时间系列被错误地当场一个蕴涵因果链的过程。不过，柯林武德认为历史系列与因果关系并不是必然的，自由的行动者藉由智慧和规则加以创造了新的局势。同时，事件的编年系列也是一种对局势做出反应的逻辑系列，历史整体是由多元的叙事和多维的事件序列构成。⁽¹⁶³⁾显然，这种复杂的叙事结构便置换成故事形式的问题。

在论述故事形式方面，英国史学家迈克尔·斯坦福区分了三种类型：（1）历史本身就是故事，叙事见诸事件之中；（2）叙事出自历史学家创作，包括韦纳（Veyne）认为叙事者赋予了事件所呈现的故事形态，明克主张叙事乃是诸多事实的造作；另外，海登·怀特则认为历史叙事并不是过去历史的复制，而是一种语言创作。（3）叙事形式寓于行动之中，代表人物奥拉夫森（Frederick A.Olafson）；他主张叙事形式来自历史本身并能述说不同的故事，大卫·卡尔（David Carr）则认为生活即蕴涵行动情节的故事。⁽¹⁶⁴⁾从斯坦福的区分可知，柯林武德的观点与奥拉夫森比较接近，因为他们都主张叙事形式来源于由理性行动构成的生活世界，不同的资料将述说不同的故事。不过，与奥拉夫森不同的是，柯林武德强调了故事存在优劣之分，叙事是否成功仰赖于“叙事实际上满足了什么目的”。⁽¹⁶⁵⁾换言之，柯林武德从故事受众的角度分析了历史叙事，认为历史叙事不止于描述历史过程中的理性行动，更在于表达一种嵌入修辞艺术的情感诉求。由此，在《历史哲学的性质与目的》一文中，柯林武德重点分析了“历史情节”和“故事情节”的关系。就相似性而论，“历史情节”和“故事情节”皆服务于某个连贯条理的叙事整体，都是一些被删略的支离破碎的细节；这种细节若未能综合成某个融贯的整体，那么它们将则失去自身存在的价值，也缺乏叙事的意义。在相异性方面，“历史情节”源于历史本身且与众多细节吻合，不止如此，它们也融合了“历史的个性”与“抽象的普遍”两种因素，前者将具体事件视为叙事整体中唯一的无法替代的要素，后者则把单一事件看成某个模式的摹本，叙事整体成为这些摹本的聚合体。相反，“故事情节”被看成一种理解故事是否真实的有效方法。⁽¹⁶⁶⁾

在柯林武德看来，为了实现历史叙事的连贯和系统化，历史学家有必要删略历史事件来烘托整体的历史场景。譬如，《史记·淮阴侯列传》开篇叙述了韩信始为布衣的落魄，挑选了“寄食饮而受辱”、“漂母饭食”与“胯下之辱”三件事情。其后，韩信追随刘邦打拼天下，终因战功赫赫而贵为楚王，飞黄腾达的韩信并未忘却因贫贱而受的屈辱，他衣锦还乡之后便赐漂母千金，赐下乡南昌亭长百钱并奚落其为“德行不卒”的小人，至于辱己少年，韩信为显大度而择任少年为中尉，无论韩信知恩图报也好，抑或散金收买人心也罢，然就叙事结构而言，韩信的故事无疑是连贯系统的。同样，韩信初不听蒯通谋鼎足之势，后因怨望而叛逆，终沦为“敌国破，谋臣亡”、夷灭宗族的悲剧。太史公认为悲剧之所以发生，是因为韩信伐功矜能，未“学道谦让”；显然，韩信不止未懂得为臣的谦让之道，更未能洞悉社会情势由裂变趋向统合的演进之道。⁽¹⁶⁷⁾韩信的故事不仅展示了司马迁编排事件情节的精妙手法，而且刻画了韩信在整个社会变迁过程中多面的性格特征；这种整体与部分相结合的历史叙事突出了情节结构的意义。此外，韩信的故事也表明，文本结构与历史人物生活的社会结构之间构成了一种选择性的互补关系；倘若韩信归乡之后的历史叙事被舍弃，不仅无法展现韩信的性格，而且开篇叙述的三件事则失去了整体性的解释效果，故事的连续性也将出现断裂。

同样，在评论简·奥斯汀的小说时，柯林武德认为故事情节具有重要的结构功能。柯林武德并不因为奥斯汀狭隘的中产阶级的地域观，以及未提供广阔的社会背景和揭示严峻的社会哲学问题而低估她的文学创造，甚至盛赞她为“小说的拿破仑”（Napoleon of fiction）。柯林武德之所以予以奥斯汀如此评价，无非因为她利用情节编织了巧妙的故事结构。由此，柯林武德认为《傲慢与偏见》的成功不止于它所表现的才智、人物刻画和纯净的文风，更在于“完整的结构以及在故事与讲述故事方法之间所达致的完美和谐”。同样，柯林武德在批评奥斯汀时亦指出故事结构的断裂，譬如他指出“尼日斐（Netherfield）舞会”的叙述旨在让达西（Darcy）厌恶贝内特（Bennet）家人，为此，奥斯汀设计了这场舞会来肆意地丑化贝内特夫人。⁽¹⁶⁸⁾柯林武德认为，小说家的图画旨在“构成单一融贯的整体，人物、事件与情境之间势必紧密相关”、“在我们的想象中，我们要理解这些人物以及他们的行为，因此这种在他们身上所发展的必然性观念构成了我所谓的先验的想象的东西”。⁽¹⁶⁹⁾显然，故事的情节编排有助于理解故事欲表达的主题，先验的想象需考虑情节、人物和事件的网状结构，从而形成叙事整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