真实与虚构

（二）真实与虚构

上文述及，历史学家虽以证据事实为撰史之前提，不过由于资料缺失或为了构造连贯的历史图景，历史学家须借助想象依据某些事件的固定点来填充因“中间形态”缺失所造成的叙述断裂。这种填充式想象令柯林武德难以规避有关历史认识论的问题：历史学家如何区分“历史著作”与“历史小说”？小说家难道不是有意识从事历史学家无意识做的事情吗？优秀的历史学家了解他正在做的事情，并据此懂得自己只不过是位历史小说家？⁽¹⁷⁰⁾显然，柯林武德预设了“历史著作”和“历史小说”之间存在难以界分的中间地带，这个地带颠覆了区分真实与虚构的传统标准。传统观点认为历史研究应恪守严格的学科规范，以此确保历史知识的客观性和真实性，这套体制化的学科程序表现为史学家（1）有义务搜集与研究相关的重要资料，最终得出明确的可证实的判断；（2）对资料中的证据，应尽其所能进行全面综合的考量；（3）竭力摒弃自身的、民族的、宗教的、种族的、政党的、阶级的及职业的等其他偏见；（4）某个结论如果缺乏证据或证据不充分，他不宜给出肯定的结论而应悬搁判断；（5）他应规避缺乏根据的假设和推论，努力从自己提供的证据中归纳出合乎逻辑的结论。⁽¹⁷¹⁾换言之，历史学家一旦尊崇这套实证主义的治史原则，历史事实自身便会说话，从而历史真实性获得保证。此外，职业的历史学家亦建立了一套关于历史文本的科学修辞策略，比如论文或论著大量使用脚注（footnote）、书目、索引、参考文献、引用语等。哥特肖克（Louis Gottschalk）认为脚注蕴涵了读者、文本与作者三极的阐释结构，是一场思想交锋的过程；由此，史学家需审慎对待文本的科学修辞，因为“脚注并不是为了装饰文本或卖弄学问，旨在为极少数读者核查作者的证据或基于证据的推论”。⁽¹⁷²⁾显然，历史学家区分真实与虚构的传统标准主要诉诸于上述科学修辞，进而“确保和增强学术公正的规范；保证学术‘仪式’的有效性”。⁽¹⁷³⁾吊诡的是，这套原则却因学科体制化产生了根深蒂固的职业偏见，或者说一种未经批判的假设。这种偏见被简约成过去只不过是史学家外部观察的现象，史学家只要遵从类似于自然科学的研究程序，就能洞察现象背后错综复杂的本质。这种现实/本质、主体/客体、主观/客观、事实/价值、真实/虚构等二元分析范畴建构了现代科学史学的话语体系。

在柯林武德看来，历史学家理应捍卫传统的学科规范，然也需解决历史操作带给现代科学史学难以回避的历史想象问题。柯林武德指出历史学家与小说家之间存在诸多相似性：（1）创造过程，两者皆把“构造出一幅图画”当作自己的任务，这幅图画不仅讲述故事，而且要叙述事件，部分还需描写情境，展示动机和分析人物。（2）叙述目的，两者旨在“使自己的画面成为一个一贯的整体”，人物的行动与情境结构皆要编织成紧凑的必然的叙事体。（3）想象的本质，小说家和历史学家不仅要借助想象，而且不能采纳超出叙述必然性之外的要素，进而两者的作品皆是“自我解释的、自我证明为合理的，是一种自律的或自我授权的活动的产物；在两种情况下这种活动都是先验的想象”。⁽¹⁷⁴⁾就差异性而言，柯林武德指出历史学家的画面要力求真实，而小说家旨在“构造一幅一贯的画面、一幅有意义的画面”。此外，历史学家既要履行像小说家那样的任务，又必须构造一幅实际存在的和发生的画面。⁽¹⁷⁵⁾质言之，柯林武德在此设定了两个条件：（1）“历史的所指性”，即追求句法上的本体论真实，因为它预设了历史构造对应着实际存在的所指物，排除了那些臆造的虚构之物，进而事实被限定在证据所支撑的范围内；（2）“历史的关联性”，即在话语层面上探求语义的阐释性真实，历史事件需预构蕴涵开端、中间与结尾那般的故事结构，事件之间构成了融贯的自我解释的话语系统，这套话语系统追求的是历史事件的可理解性，即便某些事件缺乏证据的支撑。显然，柯林武德并未将真实与虚构的区分标准简单定义为有无证据的问题，而是转向论述“先验的想象”对于历史研究的实际意义。

在论述真实与虚构方面，柯林武德一方面遵从了历史学“言必有据”的证据标准，另一面纠偏历史学体制化拒斥想象的过失，重启了历史叙事的认知论问题，尤其探讨了“历史著作”和“历史小说”在叙事问题上的交叉部分，不止如此，柯林武德还提出区分真实与虚构的标准应诉诸于“先验的想象”。路易斯·明克（Louis.O.Mink）曾以6个问题概括和质疑柯林武德的史学观念，第4个问题便是“历史真理的标准何以是先验的”，明克在详细阐述“先验的想象”之后，提出了“行动语法”的观念，并剖析了“历史小说”与“历史叙事”的分野。明克指出“优秀的历史小说时常比历史学术论著看似‘更真实’。不管怎样，与其说历史叙事像科学论文，毋宁说更似小说；之所以像小说，是因为它们都须讲述故事。但是历史叙事据说是对实际发生的事情给出真实的解释。倘若小说是‘真实的’，那么就在于它的融贯性和活生生的想象，而非与任何事实相符合。但是‘与事实相符合’并不能构成历史真理的标准，众所周知，因为除了历史知识之外，我们不可能拥有过去事实的任何知识。某个历史论断只要与另一个历史论断相比较，历史真理的标准必须证明某个是可接受的而另一个却需抛弃。据柯林武德所言，历史真理的标准是‘先验的想象’，然这表面（Prima f acie）看似无法区分历史学与小说、无法与历史研究和历史论述的经验性质相兼容。不过，我们如果记得柯林武德在心灵理论和绝对预设问题上的发展，那么我坚信他的论断是有意义的”。⁽¹⁷⁶⁾质言之，明克拒斥“镜像式”的历史叙事论，尤其关涉如何从经验层面去理解历史叙事，在明克看来，“叙事并不是由证据提供的某个故事，而是用叙述形式组织而成的有关证据本身的陈述，藉此共同构成对特殊问题的唯一答复”。⁽¹⁷⁷⁾另外，美国思想史学家阿兰·梅吉尔（Allan Megill）在阐发明克论证“叙述形式”（narrative form）与“概念预设”（conceptual presupposition）问题的基础上，他提出了这样的问题：“历史叙事本身存在认知价值吗？”⁽¹⁷⁸⁾梅吉尔认为，叙事是我们认知世界的一种有效组织方式，它受到理论与实践的两方面挑战，理论方面有旨在寻求普遍法则的逻辑经验主义，他们不仅抗拒个体化的叙事，而且试图将科学方法普遍化；其次是那些像瓦特·本杰明（Walter Benjamin）、福柯、尼采那般的“反历史主义的历史主义者”（antihistoricist historicist），他们强调差异、断裂，追求非叙事化的表述；藉此从实践方面消解数字化技术所带来的官僚制的弊病。⁽¹⁷⁹⁾由此，倘若说梅吉尔的问题意识来源于明克与技术理性对现代社会的宰制，倒不如说部分源于柯林武德史学理论的启发。

在柯林武德看来，“先验的想象”具有推论与证据两大特征，进而历史学家的想象有别于历史小说家“经验的想象”（empirical imagination）；诚如其言：“在历史学家适当从事其工作范围内，他所想象的东西是他必须想象的东西，不只是他可能想象的东西，不只是他事实上与此时此地所想象的东西；而是历史学家占有证据所想象的东西，而是他将要想象的东西，即便在不同情境、不同心境下考虑同样的证据。历史小说家的想象（与康德对照的术语）是一种经验的想象，起始于同一纪录事实的固定点，他在其之间插入某些不必已发生的事件，就算那些事实本可能发生过。”⁽¹⁸⁰⁾质言之，历史叙事是“历史学家占有证据所想象的东西”，而历史小说却不必是真实发生过的事件，可以是由“经验的想象”构造的虚构事件，这种经验的想象可用幻想出来的细节填补事件之间留下的空隙，进而使得历史小说保存情节结构的融贯与连续。以柯林武德列举恺撒行程为例，历史学家叙述恺撒从罗马去高卢的路上，可以幻想他所遇到的哪些人及谈了些什么话。这种写法很契合卢卡奇（Georg Lukács）的主张，后者认为历史小说提供的是社会与文化背景，并不专注于特殊的历史事件。由此这类历史小说家让真实人物充当次要角色、关注其职业生涯中的陌生事件、或关注档案纪录所留下的空白与非确定性。显然，在创作方面，“经验的想象”与小说家的想象非常相似，都具有开放性特征，并不要求历史学家的精神去陈述那个冲突的过程。换言之，这类历史小说运用了“避实就虚”的叙述手法，并不过分纠缠历史人物、事件的确定性，更在于从档案、文献未记录的空白处来构造一幅融贯一致的画面。⁽¹⁸¹⁾由于历史学与小说存在上述分歧，柯林武德归纳出历史学家势必遵从如下规则：（1）“历史学家的画面必须在空间和时间中定位”；（2）一切历史都必须与它自己相一致，这里“只有一个历史的世界”；（3）“历史学家的图画与叫做证据的某种东西处于一种特殊的关系之中”。⁽¹⁸²⁾就三条规则而言，第一条规则表明历史学家叙述历史事件或构造历史画面时要确定具体独特的时空，构成历史叙事的基本要素；第二条规则是历史叙事的充分条件，且要求历史学家叙述一个融贯的历史世界；第三条规则是构造历史画面的充要条件，植根于历史学家信任话语指涉的真实性，证据成为区分历史叙事与小说叙事最明显的标志。

随着新文化史研究的深入，史学界越来越关注以文学手法再现历史的叙述模式，历史学家不再纠结个别事实的真假，而是透过历史事实洞悉历史行为者的内心世界，用事实化虚构的方式讲述历史故事，进而新文化史的作品徘徊于虚实之间，超越了区分真实与虚构的传统标准。譬如，新文化史学家罗伯特·达恩顿并不纠缠于个别事实的真假，而是通过印刷工的“屠猫”事件，塑造了18世纪法国普罗大众的“象征世界”，重构了早期印刷工和资产阶级悬殊的社会处境，诠释了社会结构与权力体系的隐喻文化内涵，揭示了在狂欢节和大斋期，民众为何搁置常态的行为守则以及怎样颠倒社会常规和秩序，为反思暴力突发事件或政治伦理等社会问题提供了新的思考途径。显然，《屠猫记》凸显了历史学家考察社会文化中的“他者性”，表征了底层民众的集体心态；成为再现法国18世纪的社会政治文化的文本替代品，这个替代品检验了法国社会各阶级关于大革命的政治认同和道德感，尤其以隐喻的方式讲述了暴力革命的政治修辞。这种文化史的研究模式突破了法国社会文化的宏大叙事，微观地展示了18世纪法国社会独特的政治文化情境。由此，达恩顿坦承新文化史研究“可以让历史学家发现思想的社会面向，并且从文献梳理出意义，只要他们深入故纸堆探索其与周遭环境的关联，在文本与其文义格局之间来回穿梭，直到清出一条通路穿越陌生的心灵世界”，⁽¹⁸³⁾显然，达恩顿拒斥了菁英文化与通俗文化的传统区分，展示了一种新文化史的研究方法。在文献方面，他抛弃了遵照经典文本而漠视其他文献的偏见。此外，就文本叙事而言，《屠猫记》并未局限于个别事实的客观描述，而是从整体上解释了法国大革命的象征意义，探询了底层民众的政治意识，建构了一种解释法国大革命的理论模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