孤独彷徨，幸遇名师

二、孤独彷徨，幸遇名师

中学毕业之后，巴尔塔萨进入苏黎世大学攻读德语语言文学的博士课程，主修德语文学和哲学，这是对德国研究的一个跨学科领域，包括了对德国作家的文学和哲学的研究；他在大学时期，被著名天主教神学家瓜尔蒂尼的魅力所吸引，这对他日后以神学和文学的结合发展起到了催化作用，其间，他也曾游学柏林和维也纳。1928年，巴尔塔萨获得德语文学专业博士学位，其博士论文为《近代德国文学的末世论问题史》。

就在毕业前夕，巴尔塔萨在巴塞尔进行了三十天的大避静，或曰退休会，考虑将来的路向。他在黑森林（Black Forest）参加了以热诚和传道而著称的耶稣会的一次退休会，在那里他听到了来自上帝的呼召，“上帝的善之手”抓住了他，要他加入耶稣会，一个极为重视学术及文化教育的修道团体，并成为一名神父。他说，那如同一道闪电光一样击中了他。他后来曾经说过，这次经历，将他从由知识教育所获得的、对个性发展的主体性强调，转到了一个基于基督教信仰的客体性的观念，那就是，上帝通过呼召人们来做信徒而取得主动。这个深刻的宗教体验，是他的神学计划建立和形成的决定性因素。

随后，巴尔塔萨进入了耶稣会的见习班，做了两年的见习修士。在此期间，他曾经在法国里昂的耶稣会修士班中研习神学。然而他在耶稣会的时间并不是那么愉快的。他在耶稣会接受的训练使他非常沮丧，他所描述的这种孤独感，随后也影响了他整个的生活。他在斯派尔的《尘世与天堂》（Erde und Himmel）一书的序言中这样说：

我在耶稣会的整个学习阶段都是在与乏味的神学作严厉的斗争，那是人们由以制造启示之荣耀的神学。我无法忍受如此表现圣言，我想要像参孙那样愤怒地撞击：我感觉拥有参孙的力量，要去拆毁整个庙宇，并将我自己也埋在碎石下。因为我有自己的使命感，我想将我神学计划付诸实施，但我现在却处于一种极大的愤怒中。我从未将此告诉任何人，但是我的老师普兹瓦拉了解一切，对他，我无需多言。除他之外，没有人能够了解我。⁽⁵⁾

这就是巴尔塔萨在慕尼黑附近的普拉赫（Pullach）接受哲学训练时，学习那些指定的托马斯主义时的情形。完成初学以后，巴尔塔萨按照耶稣会的要求，开始读书的培育阶段，要深入研习哲学和神学。他首先被派去研究经院哲学，在慕尼黑郊外一个耶稣会学校——贝尔克曼大学（Berchmanskollege）研习了三年哲学。完成哲学培育后，继而被送到里昂附近的富维尔进行了四年神学研究。就这样，20世纪30年代中叶，年轻的巴尔塔萨，耶稣会的新信徒，在里昂北部的富维尔学习经院神学。他发现托马斯·阿奎那非常有趣，但是那些看似对托马斯·阿奎那颇有研究的教授们的著作却是如此乏味，于是，他在课堂上听课的时候堵上耳朵，自己去阅读那些更加让人兴奋的托马斯·阿奎那和早期教父的著作。

尽管如此，他此时的情形也比在慕尼黑的时候稍微有了一些改善。在这里，巴尔塔萨认识了两位对他以后颇有影响的神学家。一位是哲学家、神学家普兹瓦拉，普兹瓦拉精通经院哲学，同时对黑格尔、海德格尔也颇有兴趣。另一位是亦师亦友的神学家、教父学者、法国著名的耶稣会士卢巴克。卢巴克对传统古典神学有深入的研究，特别是对早期教父神学思想的认识。在卢巴克的引导下，巴尔塔萨开始写作关于尼撒的格利高里（Gregory of Nyssa）、忏悔者马克西姆（Maximus the Confesser）、奥利金（Origen）等人的重要著作。但从他当时的文学作品来判断，他的心思似乎更多地在文学上，因为他花费了大量时间用于阅读当代著名法国文学家，例如保罗·克劳代尔（Paul Claudel）、查理斯·佩吉（Charles Peguy）、贝尔纳诺斯、保罗·瓦雷利（Paul Valery）等人的文学作品并将它们翻译成德文。尽管如此，巴尔塔萨还是对教父思想，尤其是希腊教父思想有了另一番体会，这大大开阔了他的神学视野，日后在古典传统神学的发展中，卢巴克对于他可谓是一个非常关键的人物。

里昂以后，1936年7月26日，巴尔塔萨在慕尼黑的米歇尔教堂被授任神职。随后，他被分派到著名的耶稣会刊物《时代呼声》月刊做编辑，其总部设在路德维希市附近的慕尼黑，然而在那里，“纳粹党卫军的靴子的声音异常巨大……没有人能躲开城市里密布的扩音器的声音”⁽⁶⁾。

作为中立国瑞士的公民，巴尔塔萨可以毫不费力地离开德国，而且他的老师们也给他提供了两种选择：或可去格里高利大学，罗马教皇的耶稣会大学，担任神学教授之职，在1937年，罗马格里高利大学曾邀请他去建立一个世界基督教神学研究所，并担任教授；或可去巴塞尔大学担任学生校牧。然而，由于久已疏离于当时枯燥的神学研究，他自然拒绝了格里高利大学的邀请，而选择直接回到巴塞尔去做学生教牧工作。巴尔塔萨在后来的回忆中这样写道，“学生们鲜活的生活为不现实的神学知识带来了新的活力”⁽⁷⁾，这似乎是他第一次对自己选择的生活感到快乐和满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