命运的转折

三、命运的转折

回到巴塞尔之后，一切并未如巴尔塔萨所期待的那样。那个时候的瑞士依然禁止耶稣会建立任何学校、教会或其他任何机构组织，因此，巴尔塔萨作为一名耶稣会的学生校牧，是无法“正式”工作的。实际上，瑞士的耶稣会士被认为是德国南部省的耶稣会的一部分。1946年，当二战就要结束的时候，诸多烦恼也缠上了巴尔塔萨。6月，他久病的父亲去世。另外，与他关系亲密的教母也因中风而瘫痪。而早在5月份的时候，他在巴塞尔的一位好友，也是他的学生的罗伯特·拉斯特（Robert Rast）也因肺病而去世。就在这些烦恼纷至沓来的时候，他的老师普兹瓦拉也被疾病缠身，而此时，巴尔塔萨也正在积极地为普兹瓦拉申请进入瑞士的签证。

在巴塞尔的时候，巴尔塔萨遇到了巴塞尔神学体系中一位非常杰出的神学家——卡尔·巴特，他们都对莫扎特有着共同的热情，对神学研究以及莫扎特的共同兴趣，使他们很快成为了朋友。与此同时，巴尔塔萨在巴塞尔担任学生校牧工作期间，认识了一位有过两次婚姻的信仰基督新教的女医生阿德芮纳·冯·斯派尔，并为她改宗施洗，接受她加入天主教会。尽管巴尔塔萨是斯派尔的精神之父，但是，在他们第一次见面的时候，斯派尔对神秘恩典的强烈感受就深深地触动了他，应当承认，斯派尔的神秘主义和唯灵论思想对巴尔塔萨影响非常深刻，她常常称自己在灵修过程中看到了异象，这深深吸引了巴尔塔萨，并对他的神学研究产生了影响。受其神秘主义和唯灵论思想影响，巴尔塔萨转而开始研究《约翰福音》，意在将教会作为世俗机构在现实世界中完成救赎的运动。在斯派尔的鼓励下，他最终离开了耶稣会，他们一起构思一种新形式宗教社团，要为平信徒建立一个“世俗的协会”，这个宗教组织没有通常所要求的习惯或生活的外在标志。于是，1950年，“圣约翰公会”在巴塞尔成立了。

“圣约翰公会”的主要机构之一就是它的出版社，也就是现在有名的圣约翰出版社（Johannes Verlag，St．John Press）。其早期出版了很多开创性的“解放”书籍，例如汉斯·昆的《称义》（Justification），卡尔·拉纳（Karl Rahner）的《教会自由谈》（Free Speech in the Church），巴尔塔萨自己所著的《毁灭与保护》（Razing and Ramparts），以及他写的令人兴奋的关于卡尔·巴特的书。

正是由于巴尔塔萨和斯派尔对于“圣约翰公会”的观念，最终导致了巴尔塔萨与耶稣会负责人的严重分歧。因为，耶稣会要求其成员必须听命于耶稣会的领导，不允许其成员去指导一个完全不同的正规实体，因此，经过十年的协商，巴尔塔萨最终于1950年被迫离开耶稣会。无疑，与斯派尔的相遇，正是导致他与专业的神学界相疏离的根本原因，然而，也正是与斯派尔的相遇，深深地影响了他以后的思想。在后来的很多著述中，他不仅讲述了斯派尔所感受到的神恩，而且坚称，自己的神学思想也是直接来自于她的，去世之前他曾经说：“我去世之后，不希望人们将我的工作与斯派尔的相分离。因为这根本是不可能的，无论是神学的角度，还是正在发展的那个世俗协会（即约翰公会）。”⁽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