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差异的结构与属性
尽管巴尔塔萨主张男性与女性的平等,希望建立一种拉科尔所说的两性的神学人类学的双性/两性模式,但最终他并未能够实现。他的努力只是再创造出了一种单性模式,其中,标准的人类还是绝对的男性,女人的定义依然是围绕男人而建立的,尤其是在男人需要女人成为的那些方方面面。
就此,哲学家玛丽琳·弗莱(Marilyn Frye)利用维恩图(47)形象地解释了巴尔塔萨性别差异的结构问题。应该说,巴尔塔萨期望建构起的一种性别差异的模式,是一种考虑到真正的差异的A/B之类的二元结构,即真正的差异存在其中的真正的二元。然而,实际上巴尔塔萨建构的只是一个A/非A的基本一元论的模式,最明显的就是他关于“回答”与“面孔”的隐喻,Ant有“反对”的意思,女性化的特质的“回答”与“面孔”就是对男性化的“词语”(wort)与“观看”(-litz)的反对。弗莱指出,成为A(或B)就是成为某物或某人,而非A却不是任何人都可以成为的某物。利用维恩图示,A/非A被形容为一个单独的圆圈:这个圈中的每一事物都是A,这个圈之外的每一事物都是非A,即一个“否定的无限”的范畴或空间。(48)A/非A分割了世界,但并不是二分,因为非A是一种无限的、未分化的状态,松散、无定形,是一种没有内在界限的混乱。因此A/非A不是二元性的,这样并不能建构两种事物——因为这个圈之外没有什么事物围绕着A。
巴尔塔萨认为,女性标志并定义了男性的界限,为男性创造了一个空间;如果没有女性,男性不仅是不完整的,而且也会缺少限制性的本质定义。利用维恩图解可以解释,女性规定了用以创造说明男性的圆圈的界限,在这种肯定—否定的镜像—逻辑中,“男人所是的每一事物,则女人必不是;而女人必是的每一事物,男人必不是”(49)。
在创世中,女人是来自男人的,这是通过上帝的创造而实现的,然而颇具讽刺意味的是,男人是需要女人的。巴尔塔萨将创世中的夏娃的被造称为“意义深远的神话”(TD3,288)。这就产生了一个难题:如果女人是来自男人的,那么,是否真正存在一个女人,或者她只是一个伪装的男人,甚或,她是否并不存在?或者,是由男人废弃的部分做成的?蒂娜·贝蒂由此提出:如果女人直接来自男人,那么性别差异将被根除掉——男人是存在的全部,而不会有两极的存在。(50)
其实,巴尔塔萨的思想也会在无意中陷入这一难题中。尽管巴尔塔萨想将男人和女人的关系推论为平等却有差异的,但他的这种努力的确是失败了,而他在其中对男性优先权的坚持是完全不必要的。我们可以设想,虽然巴尔塔萨认为主要的繁衍是在男性,但是,男人的繁衍,并不能被生物学理论支持,因为无论是男人还是女人,都不能独自一人进行生育。而且巴尔塔萨也承认,女人生育的任务比男人更费力。他理解女性生育的重要性,将女性描述为有着双重定位的一对二元组合,如同母亲和新娘。如果男人在生育中的任务也是关键的,那么他的繁衍也是主要的,因此男性也是一对二元组合——父亲和新郎。再来看女性的状况。对于男性和孩子而言,女性作为新娘和母亲的双重定位所致的结果就是一种“摇摆”。巴尔塔萨由此得出结论:对于女性,并没有根本的法则。艾丹·尼科尔斯(Aidan Nichols)提出,这种摇摆意味着女性在逃避限定。但艾丹·尼科尔斯这里所说的“逃避限定”其实更应该理解为“缺乏主体性”,即女性只是在满足了男性所需之后,才被限定,因此必然缺少一个中心或独立人格。在巴尔塔萨用于女性的“回答”和“面孔”隐喻中,女性被描述为需要男性提供限制的一种回答或反应或凝视。就此而言,女性是没有独立自我的。
因此,尽管巴尔塔萨坚称,性别差异并不会导致两性的不完整。但是,如果女性对男性所需和男性所缺作出了回答,那么其中就已经蕴涵了不完整。女性在与男性的关系中被定义,男人是作为女性变化的标准的,女人被想象为向男人提供所缺,而且从未作为主体和行动者而真实存在过。杰拉尔德·洛夫恩(Gerald Loughin)认为:“巴尔塔萨最终并没有真正思考到性别差异,这不是因为他损害了差异而强调整一,而是因为他所强调的整一最终只是男性:建构的是一种在男性中的差异。毋庸置疑,这种失败也表现在他对三位一体的表述中。”(51)这导致的结果就是,巴尔塔萨思想体系中的女人缺乏实质,缺少主观和自己的声音。
这里,我们且先搁置起两极的存在与否与两性完整与否的问题,来审视差异的等级的属性。巴尔塔萨虽然认为性别差异不会导致不平等,然而性别差异也确实包含着等级,就是他所说的优先性,这种差异是与平等不相容的。因为男人的优先性,所以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关系必然是不对称的。或许,这种不对称是任何关于男女互补关系的理论中必然存在的缺陷,我们很难去体验一种没有不平等的差异,而且,男性被加上优先权和处于领导地位之后,这种本质上的平等就是难以证实的了。
也许巴尔塔萨并未看到等级与平等之间的任何对立。他说,自由总是发生在等级次序中(T D5,88)。然而,巴尔塔萨把男性与神圣相连,把女性与创造相连,那么,即使不谈对男性优先权和领导地位的确认,巴尔塔萨对男性和女性关系的理解也显然是具有等级性的。男性—神圣与女性—创造的关联不断破坏了男人和女人之间的平等。埃德华·欧克斯(Edward Oakes)承认两性平等这一问题“与男性/女性的象征性等级有关,而这也表现了上帝/创造的关系”,然而他也认为,亚当在与上帝的关系中是女性的,对于巴尔塔萨而言,“如果将亚当等同于创造者的角色(尽管亚当和夏娃的确是平等的),这将会是神学的灾难,这更向我们表明,男女二分的象征角色并未对两性本质的社会属性产生影响”(52)。然而,在巴尔塔萨思想中,由于亚当/男人的优先权,所以亚当和夏娃是不可能平等的。
如果巴尔塔萨在性别差异中建构起了一对真正的二元,那么他的思想所蕴涵的就是一种绝对的实在论,即所有女人和男人都具有一种共同的确定的女性和男性本质。(53)然而,这必然会招致一些女性主义者的敌视,因为这种实在论企图抹去存在于女人和男人中的真实的差异,正如玛丽琳·福斯(Marilyn Fuss)所说:“男人和女人是在超越历史的、永恒的、内在‘本质’基础之上的身份,而这种观点已经明确地被反实在论的后结构主义的女性主义所否定,她们所关注的是要尽力符合‘人的本质’。”(54)而且这与那些旧有的观念相关,也是歧视甚至压抑女性的。巴巴拉·克里斯汀(Barbara Christian)对此提出:“一些女性主义者对统一性特别敏感,因为占统治地位的意识形态中的一个主要因素,例如性别主义和种族主义,就是通过愚民,通过对他们的多样性、复杂性的否定,来剥夺人性的。”(55)当我们试图去定义男人和女人的本质特征的时候,必然要面对的一个难题就是:将社会的影响与任何存在的自然特征相分离。这个问题可能是巴尔塔萨没有考虑到的。有人认为,在社会结构的女性之前、之上或之后,实际上并没有“自然的”女人,也就是说,身体不是顽石,必然会受到社会、文化的影响,性别角色是通过社会力量加于人身体之上的,而不是天然具有的。
我们也可以借用生物学的研究支持这一观点。“生物学”的性别比这种男人/女人的二元模式要复杂得多。例如,一些新生儿很难作出性别的分类。有的看起来是有两个X染色体的男性,但同时也有一个Y染色体;有的生殖器不明确。近些年很多阴阳人都通过外科手术而重新确认了性别。生物学家安妮·福斯托—斯特林(Anne Fausto-Sterling)相信,基于我们现在的科学知识,统一体也许会是性别差异的更好的模式,而不是二分。(56)或许,这样观点也值得我们在性别差异的研究中借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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