音乐与人文精神

二、音乐与人文精神

巴尔塔萨对莫扎特音乐非常熟悉也非常喜爱。他认为自己对莫扎特音乐的痴迷反映的是一种神学判断，而不仅仅是个人趣味的问题。莫扎特的音乐是具有普世性的，它可以满足每个社会阶层的人，甚或处于社会底层的人的情感与需求，即使是孩子们和那些对音乐迟钝的人，也可以从乐曲中感受到流行的旋律，如同感受到神的智慧一般。同样的，莫扎特和他的音乐成为一个世俗的样板，这也说明了一个神学的问题。巴尔塔萨的意旨在于，使莫扎特的艺术作品，如同创造性的自由的产物一样摆在人们面前。我们无须设想这些作品是否可能更完美，是否有改善的可能，因为这是毫无意义的，而且也不可能对此提出任何具体建议。我们可以借助莫扎特研究方面的伟大代表人物的理解来看待这一问题，他们从不避讳用宗教性词语来解释莫扎特这一独特现象。爱因斯坦认为莫扎特“只是走访地球的过客”，许多人讨论莫扎特时喜欢用“超凡”、“非此世之在”、“神性”之类的字眼。有人说，莫扎特是“降临人间的上帝”，而巴尔塔萨则热衷于讨论莫扎特的升天，莫扎特“作为升华的自我以其躯体和灵魂在魔笛乐音之中升腾而上”，在此意义上，莫扎特是可以与复活的基督相提并论的。⁽³⁾他创作了这个世界的歌剧，并把被钉十字架和复活的圣子放在它的中心。

巴尔塔萨在巴塞尔做学生校牧的时候，每当晚上下课之后，他就会随手弹起《唐·乔万尼》（Don Giovanni）等莫扎特的乐曲给学生听。1987年5月，就在他去世前不久，他还获得了享有极高声望的莫扎特音乐奖。他对莫扎特评价极高，将他看做是，环绕着号称“大熊星”与“小熊星”的巴赫与舒伯特的“不可移动的北极星”。不容置疑的是，莫扎特的音乐铸炼了巴尔塔萨对神学美学的敏感，莎士比亚和希腊悲剧作家们也对他的思想产生了影响。正是凭依着这些艺术作品从本质上显示出的对神学的开放，巴尔塔萨理解了“世俗”的来源；反过来，通过查究那些由世俗作品所展现的最深层的问题，也促进了巴尔塔萨对神学美学的理解。

然而，也有人提出：巴尔塔萨的人文主义思想太过于欧洲化、天主教化和太精英化。的确，如果一个人没有像巴尔塔萨那样在瑞士生活，那么这场文化危机的状况对他而言，自然就会与对巴尔塔萨的状况不同。这正是巴尔塔萨所特有的，代表着基督教神学对他的文化和当代文化危机的回应。我们没有办法、也不可能去追溯巴尔塔萨的足迹，而是要从他终止的地方继续探寻。基督教神学传统上一直是表现在希腊和罗马的各类概念中的，但它并不仅限于此。上帝不仅仅是致力于希伯来语，或希腊文，或拉丁语。上帝的语言首要的是他自己的：耶稣基督的道成肉身事件。因此，人文精神更应该是基督中心，而不是欧洲中心。当这一人文精神扩大到非欧洲知识分子之中的时候，对“道”的理解自然会被加深。由此可以说，巴尔塔萨的人文精神是对话性的，即以基督为中介，神学与文化彼此真正的对话和倾听。基督教与世界的相遇也是对话（dialog），按照其本意来理解就是：通过这个词。

这里值得提出的是，卡尔·巴特与巴尔塔萨一样，也对莫扎特情有独钟，其思想也在一定程度上受到莫扎特的影响。巴特说：“我最早接触伟大的音乐……便是莫扎特。”“每天早晨总是首先听莫扎特的音乐，然后（姑且不说读报）方才研究教义学。……当我有朝一日升上天堂，我将首先去见莫扎特。”⁽⁴⁾在巴特的办公室里，莫扎特的肖像与卡尔文的画像挂在同样高度上。在强调各种创造物，无论在光明中还是在阴影中的创造物的善时，巴特将自由的概念置于理解的中心，“莫扎特的音乐是无比自由的，它摆脱了一切夸张、一切原则上的突变和对立”⁽⁵⁾。莫扎特听到了创造物的和谐，阴影也同属于此，但阴影不是黑暗，悲伤不会成为绝望，无限的忧郁也不会成为不可置疑的摇摆。“他的音乐创作遵循神秘的中道。……没有无黑暗的光明，也没有不包含痛苦的欢乐；反之亦然：任何畏惧、任何愤怒、任何哀怨都有和平、宁静与之相伴，不论在近处或是远方。总之，没有不带哭泣的微笑，也没有不带微笑的哭泣！”⁽⁶⁾

巴尔塔萨认为，莫扎特的音乐不只是在训导巴特的神学，而且还塑造了巴特《教会教义学》（Church dogmatics）的整体风格。他主张，我们应该在阅读《教会教义学》的同时听着莫扎特的音乐，用这种方式我们可以阅读巴特关于拣选的教义的结尾，或是关于上帝的允诺的教义，或是得出神学教义的三重赋格曲，这些作品都如同交响乐最强有力的结尾。它们体现出了巴特与莫扎特的相似，而这种相似又绝非偶然或外在的，可以说，如果不能在莫扎特的音乐中听到巴特，我们根本就没有理解巴特，而巴特对巴尔塔萨思想的影响也是我们不可忽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