信仰与碎片

一、信仰与碎片

按照巴尔塔萨的主张，当代所面临的危机，本质上是一个神学的问题。对于“危机”与“神学”的意义，我们可以作此解释：“危机”是一个需要判断的时刻，因此也是一个决定的时刻，一个转折点；“神学”就是对上帝的研究、说明或解释。

关于文化危机的神学本质问题，尼采的观点是值得关注的。他认为，“上帝死了之后，我们好像在无限的无有之中迷失了”⁽⁷⁾，因而，“整个世界对我们成为‘无限’，因为我们无法拒绝它包含着无限的解释这种可能。我们再次感受到这种巨大的震颤；但是谁还会去神化这个未知世界的古老方式呢”⁽⁸⁾？显然，尼采对上帝的解释是一种否定的形式。然而，问题的关键在于，即使上帝不在场，或者“死了”，他仍然对人类文化有着根本性的意义，尼采也承认：“事情和思想的实现，也需要时间才能看到和听到。”⁽⁹⁾

巴尔塔萨也赞同神学对文化的影响，但与尼采不同的是，他是用肯定的形式来阐释的。他的神学思想包括对上帝以及笼罩在上帝之光中的整个宇宙的阐释，这与阿奎那的神圣教义观是相一致的，而这些阐释是建基于上帝的自我启示之上的。从这个意义来看，神学是实证的。这种观念的基础可以在《歌罗西书》中找到，基督“是首生的，在一切被造之先。因为万有都是靠他造的……一概都是藉着他造的，又是为他造的”（《歌罗西书》1：15－16）。这段经文强调的是，只有在基督的奥秘中，人的奥秘才会明晰，耶稣基督在圣父和他的爱中显现，由此也使人向他显现。教皇约翰·保罗二世特别指出其中的普世意义，在将个人与作为三位一体中的第二个位格的基督的人性相连时，某种程度上也是将个人与全部现实的人、全部的被造物相连。

我们的文化危机显露出了我们生命中的真实的上帝。尼采、德里达，或者我们通常所说的“后现代主义者们”，对此作了解释，虽然是用“否定的”词语：上帝的真实就是，他的在场和不在场改变了一切事情。巴尔塔萨也赞同这一判断，但他用了肯定的词语。基督教的无限的上帝，就是爱的上帝。这个爱的上帝显现为基督这个人，因此就有了可以被称为“美”的形式或“逻各斯”。这个爱的上帝显现在基督中创造出的整个宇宙中：所有的被造物都按照在基督中的上帝的形象来制造，因此，通过一种用类比解释的内在关系，他们也都具有爱和美的形象。⁽¹⁰⁾

按照巴尔塔萨的分析，从逻辑上和时间上来看，上帝在宇宙中的死亡导致了宇宙中爱与美的死亡。因此，当代文化的危机就涉及在我们文化和思想中的上帝的不在场。巴尔塔萨认为，在上帝不在场和爱与美不在场之间，有一种相互的因果关系，在这种关系中，上帝不在场有着本体论的优先性。

不过，这些思考似乎显得过于神学化了。我们所面对的文化与神学的问题看起来并不是关于终极思考的问题，对此，我们可以从两个角度来进行分析。首先，从当代人的信仰来看。通过大量对当代社会现实的调查，结果充分显示出人们对上帝信仰的游移甚或怀疑。很多社会现实问题并不会被认为是关于上帝的问题，如政治、社会、经济问题，贫富差距与财富分配的问题，堕胎、毒品、离婚等道德问题，关于职业选择以及对未来的焦虑等个人问题。对于诸如此类的问题，我们可以有学院派的、科学的、技术的等等不同维度的解释，上帝的问题没有唯一的解释。其次，当转向对爱与美的思考时，这些概括会显得有些矛盾。例如，美国在它所说的“志愿者服务主义”的历史中，以及对外国的援助中，显示出道德慷慨的内涵。为此，我们无法说当代文化中少了爱与美。即使我们承认有文化的危机、神学的危机，或曰爱与美的危机，但我们依据什么来坚持这种危机是具有神学起源的呢？对于人类学与宇宙的完整，需要首先根据其内在的本质特征，然后在现实中证明爱与美的不在场。

这样解释的目的并非是要减少所有关于上帝的问题，或者说，关于爱与美的问题，因为在神学范畴中，上帝的意义就是爱与美的逻各斯。对此理解的关键在于，上帝的无限必然影响每一事物。奥古斯丁说，上帝“远比我自己更内在于我内心”。巴尔塔萨也提出，基督是神圣的人，在其独特而具体的历史存在中担负了世界的意义。这一观点支持了上帝的无限超验，以及文化的完整性。

对上帝的概括和理解总是包含了对其存在和意义的尊重。正是因为被造物与上帝在结构上的关系，被造物在其存在的“逻辑”或者它的任何思想和行动中，必然会与上帝联合。这也意味着，被造物与上帝在存在、行动和思想中的联合，体现的是作为两个实体的上帝与被造物之间的关系，他们彼此都在对方的范围或局限中实现了自己的意义，这里包含了一种可能的外部附加关系。所谓“附加”是指，两个实体最初是外在于彼此的，而二者联合之后，他们的主动关系就等于他们的总和。但是，如果上帝与被造物之间的关系是一种外部附加关系，那么，上帝就会成为有限的。这也就是说，被造物在其存在、行动和思想中与上帝的联合所显现出的是一个有限的上帝，显然，有限的上帝并非真正的上帝。换言之，这种联合从原则上表示了上帝的不在场，或从逻辑和本体论上表明上帝死了。为此，我们要特别明白的是：被造物与上帝的不平衡，并非意味着二者关系是外在的，而仅仅意味着被造物在与上帝的关系中表示了自身的存在和意义。

这里我们不妨引入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文化。自由主义文化体现的是一种后现代的价值观，其特征是要在整个文化行为中，对上帝作出一种方法论或实践的抽象，而并非对上帝存在理论的外在否定。后现代所看到的这种对上帝的抽象，其实早已显示了上帝之死，而且这种死亡的结果是一切的基础。然而，这恐怕是很多当代自由主义者所没有看到的。后现代揭开了自由主义文化的存在和意义中的空虚和虚无所指向的根本内涵，这也体现了一种虚无主义。然而，从对后现代的洞察中推出的命题却是：上面的论述都是文化无神论的。文化的多元性排除了一个根本的原初的实体，而它本身也表现出了碎片化，即将存在和意义分散为源于不在场的上帝的碎片。

提到碎片和无神论，自然可以转向尼采来寻求一些援助和说明。为此，我们首先来看启蒙运动以来以及尼采生活的时代状况，这样可以帮助我们理解尼采的分析对我们时代的价值。

启蒙运动以来，科学理性与工业社会急速发展。随着科学与进化论的发展，人们对各方面有了崭新的认识与发现，因此，人类建立了新的宇宙观、世界观、价值观。于是人们形成了这样的认识：再也不必像从前那样靠天吃饭、祈祷度日了，只要依靠人类社会的运作，就可以过上幸福生活。因此，人们更加有信心，因为未来掌握在人类自己手中。然而，这样的乐观并未持续很久，理性科学与工业革命的弊病渐渐出现在社会各阶层，其中最严重的问题就是虚无主义与享乐主义风行。在理性主导的文化思想下，传统的上帝、信仰以及绝对价值都被颠覆和解构。人们认为：只有眼前的物质世界才是真正有价值的，一切价值都是相对的、是由人决定的，人死去后一切都归于无。可以说，正是由于这种思想的风行导致了“虚无主义”的产生。因此，从神学角度来看，唯物的最终结果就是虚无的产生。因为，人既然是在偶然间出现的，那么就意味人的存在是无意义的，人的存在就是要在此生尽情享乐，至于其他对灵魂所作的努力都是无意义的，没有上帝，没有绝对真理、绝对价值的存在。这样导致的结果就是，人们或者虚度时光、消磨时日，或者狂热地追求物质生活享受。于是，虚无主义及享乐主义极为盛行。

可以说，科技的发展对个人的消解是体现在两个层面的：生命的和意识的。对个人生命的消解就是惨烈的战争。尼采生活的19世纪充满了战争的硝烟，当时的普鲁士，即后来的德国，就先后经历了普奥战争、普法战争，战争造成的是生命在瞬间的消逝，让人觉得生命卑贱、渺小。就另一个层面而言，科学及机械文明所造就的工业社会，使人像机器一样在工厂的流水线上重复单一的动作，每天的生活也是程式化的，人类原本应有的生命力荡然无存。现代社会的生活方式造成了个人意识的消解。应该承认，尼采预知了现代性的危机，因此对世人发出警示。他不断地反复地告诉人们，应该从社会的禁锢中解脱出来，找出自己存在的意义与价值。尼采希望带领人们走出现代性及虚无主义的危机，因此，他提出要重视人存在的意义，要制造差别，把生命力表现出来，以建立一个新的价值观体系。

“超人”（bermensch，Overman）是尼采针对文化危机而提出的一个概念。在尼采生活的时代，经历了战争失败的普鲁士民众非常自卑，他们极需可以奋兴德国的思想出现。尼采所关注的基本问题是：现代人如何重建适合现在世界的新观念？如何替现代人找到存在的意义？因此他提出了“超人”的概念，即超越当下现代的人，也提出要实现“自我超越”。尼采认为：要使国家强大，除了进行强化之外，也需要除去柔弱的部分，所谓柔弱的部分就是指基督教使得人民变得柔弱。因此，他极力批判基督教，提出“上帝死了”的观念。尼采提出的“超人”显然是受到了达尔文进化论思想的影响。超人是人存在的目的与意义，也是大地与存在的意义，地球的意义就是要等待超人出现。人是动物与超人之间的过渡性物种，超人是物种进化的最终目的。

因此，尼采思想的价值在于，暴露了现代文化的破碎性，并揭示出其真正所是：无神论。所谓无神论是一种甚至可以在真正的有神论者的精神中存在的主张。然而，问题并不在于一个人是否相信上帝的存在，而在于一个人是否把上帝看做是无限的，是否理解对于人和宇宙的所有存在而言的上帝的无限的“整体”含义。德里达在《论文字学》（Grammatology）中说：“符号时代本质上也是神学的。”⁽¹¹⁾这说明，神学或上帝，在任何符号的意义所需的“单一”或“完整”中，都起到了根本性作用。当然，德里达是在对意义或符号，或者也是对上帝的解构中如是说的。巴尔塔萨指出，人与上帝之间的本质关系“带他面向了无限，领他走向一个完成的实体”⁽¹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