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有限与无限
下面，我们来比较尼采和巴尔塔萨对当代文化不同方面的思考，期望由此能体察出巴尔塔萨对我们所处时代的根本问题的忧思。
尼采与巴尔塔萨二人虽然生活于不同时代，但是他们都认为：时代的根本问题就是上帝死了。他们认为，现代自由主义凭借其懦弱的独特本性杀死了上帝。上帝的现代之死只能通过方法论或实践的抽象而暗中发生。“困难在于，大众现实生活中的无神论与同样多数的迷信或有神论的信仰这二者的联合。英国人的信条是，没有了上帝，我们明智的做法就是随时向他祷告”(13)。
首先我们要明白尼采所揭示的文化的核心“单元”。概括而言，我们所面对的问题并不能简单地放入多元文化范畴之中来讨论，因为这并非政治的、道德的、程序的或制度的。在尼采看来，政治、道德、程序、制度的更新，需要依照它们的来源和类型而重新改革。我们所面对的问题根本上是神学的：这些问题滋生于上帝缓慢的死亡之中，上帝之死影响了所有事物。在尼采看来，问题的关键在于，神圣在随着上帝之死的同时也变成了无（无—有），因此要全部被人性再创造。
在尼采看来，现代人否认上帝的存在并不是为了表示其特性，而是体现了一种信仰与现实割裂的状态。因为在他们的生活中上帝好像并不存在，这其实也就如同他们对上帝存在的虔诚信仰一样。现代自由主义者会在他们有限的关系上来建构世界。对于多数自由主义者而言，上帝可能依然存在，但他已经和我们有了距离。对此我们可以有两种解释，一种是说这样保护了上帝的超验性，另一种解释可以说是将上帝排除于世界事物之外。然而，要明确的一个事实是：超验的上帝从来都不是世俗的存在、思想和行动的内在塑造者。自由主义对上帝的方法论——实践的概括这一特征，必然带来一种表面化的或肤浅的理解。这就是说，出于实践的考虑，自由主义者陷入了有限之中，这典型地表现出了那种经验性的或由感知可接近的有限。这种有限的陷入并不排除永久或暂时的增加上帝，然而关键是，这种增加使上帝变得有限，这种意义的上帝并不是真正的上帝。
尼采对此回应说，我们需要在自由主义凭借其内在动力而早已开始运动那个方向上再来一个有力的推动。为此，我们要感谢上帝对我们生活的无效用或者所谓效果的不存在。尼采对现代自由主义文化的解读是蕴涵着深意的。他对这种占统治地位的文化的批判、甚至蔑视主要源于四个方面。首先是它的消费主义特征；其次，它想用经验性的民意调查来混淆视听，而且用形式上合法的程序来取代客观的判断；第三，在学术上，它想用分析、历史和考古来取代哲学的反思；第四，它使自由的意义几乎沦为选择的自由。因此，无力的自由主义的创造性需要改变为可信的后自由主义的绝对的创造性。在这里，自由主义的肤浅体现为，它不允许表现出有限中的无限。相对于此，超验性没有内在的或世俗的家园，它只是表现了有限中的无限，以及有限的内在超越的结果，这就使得世俗获得了真正深刻的含义，即真正超越了有限现实的表面化的限制。
简言之，在尼采看来，自由主义者所做的，是用无尽的有限，或曰“劣质的无限”，来取代真正的无限。上面所说的自由主义文化的倾向，如消费主义、学术“分析”、选择的自由等等，最终表现出的都不过是“劣质的无限”的不同类型罢了，其共同点就在于它们肤浅。尼采的回应把他带入了有限中的无限，因此内在地表现出了超验。他改变了所有有限的有限性，正如他内在化了所有的超验一样。这其实就是所他坚持的，自由主义的虚无主义要提升自己成为有力的后自由主义的虚无主义。
再来转向巴尔塔萨。巴尔塔萨赞同尼采的判断，他也认同我们的文化问题首先是上帝的本质与显现的问题。但是，也正是在这一点上，巴尔塔萨与尼采存在着根本的分歧。按照尼采所说，自由主义的问题并不是用人的创造和构造来取代上帝，而是它是在无意识地做这些；自由主义的问题不是与人的创造相一致的首要性，而是与这种首要性相一致的怯懦。上帝之死这一现代自由主义文化的根本问题，正是在于这种怯懦。尼采将自由主义的问题构想为这种怯懦，而不是与人的创造相一致的首要性，这将人的创造性绝对化而使问题变得更糟了。因此，他的结论就是，上帝之死会被更新的上帝显现，那就是我们自己成为上帝。
在巴尔塔萨看来，尼采对自由主义文化的回应最终反倒扩大了自由主义。为此，巴尔塔萨坚持，要恢复上帝这一真正有无限创造性的创造者的首要地位，就要与人或世俗的创造性相对而论。这里要明确的是，巴尔塔萨并未否认人的创造性，而是要恢复其正确的本质，即被真正的创造，首先作为一种相应的创造性，而这种创造又始于马利亚的接受。
巴尔塔萨进而提出冥想的重要性。他认为：“天堂真正的恢复，与真正的上帝的关系，真正的无限和超验，都需要将冥想作为世间第一个行为。”(14)只有坚持这种冥想的首要地位才可以达到尼采所寻求的真正深度；只有使真正的无限进入有限并被接受，有限才能够达到超验自己的无限。通过对真正的无限和超验的上帝这种对真正深度的恢复，同时带来了上帝将所有事物赠予人这一最深刻的现实，也带来了爱与美作为所有事物最深刻的意义这一现实。只有首先通过人接受上帝的慷慨，现实作为上帝的赠予的意义才能够实现。在巴尔塔萨看来，有限企图攫取无限的任何一种行为，最终都只能导致尼采所描述的自由主义的“劣质的无限”的扩大，尽管这种无限依然是空的，但它还是可能会战胜自由主义的有限。
尼采与巴尔塔萨之间的分歧直指自由主义的现代性。尼采对特征鲜明的现代表示了强烈的拒绝，他蔑视其脆弱的自由和创造。然而，在对创造性的怯懦这一问题上，巴尔塔萨认为，尼采是以扩大了现代性、绝对化了人的创造性的优先地位而告终的。然而，尼采最终对后现代主义的强调也依然是现代的，他留下的是一种人类中心或自我中心的文化，其中缺少的是真正意义上的他者中心。这一理论应该是来自于将现实作为赠予这一概念的，而这一概念最终又预设了一个超验的赠予者，一个真正的他者。
巴尔塔萨与尼采相反，因为他理解了上帝的慷慨以及所有现实作为赠予的最终意义，因为他使我们回到了与处于自身核心的他者之间的关系中，所以，他能够结合现代性的种种成就，同时使我们真正超越了现代性。“正是巴尔塔萨对‘前现代’的理解，才使得他真正的后现代成为可能”(15)。因而，在巴尔塔萨看来，只有通过接受并顺从于无限的上帝，也是使上帝真正成为上帝，才能克服自由主义所缺少的真正深度。
通过从形式和内容上与表示基督特征的赠予和接受的深层语境的联系，我们可以为上面所说的现代性特征找到真正的家园。例如，不拒绝权力，而是将之改变成有限所理解的慷慨；在学界盛行的对知识的外在“分析”，也不会被轻易拒绝，而是将其置于更先进和深刻的知识中；也不拒绝选择的自由，但从一开始就使之处于来自并走向上帝这一简单的次序中。(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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