时代的“新”问题

二、时代的“新”问题

为什么密尔认为这样的问题既不是，又是一个“新”的问题呢？对此，我们要联系英国甚至西欧的历史和密尔所处的时代现状来加以说明。

从19世纪开始，随着工业革命的进行，社会发生了巨大的变化，这种变化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而且也体现在“民主化”的进程上，也就是说，人民提出了对自己政治权利的要求。正如托克维尔所说，民主是天意所向，不可阻挡。但是，在民主化的潮流中，正如托克维尔所担心的那样，它也会导致“多数人的暴政”，即不再像以往那样是一个人对全体人民的专制，而是多数人对少数人的专制。他还将此称之为“民主专制制度”。民主专制制度与封建专制制度的不同在于：它不是出自上帝，它同传统丝毫无关；它是非个人的；它不叫国王，而叫国家；它不是家族遗产，而是一切人的产物和代表。这种民主看起来是人民在掌权，实际上，它是在全体人民的名义下，剥夺了人民的权利，侵犯着人民的自由。托克维尔所说的这样一种专制政权实际上是暗指他所生活于其中的第二帝国。1851年12月2日，路易·波拿巴正是利用“普选”将法兰西共和国变成了第二帝国，同时自己摇身变成了“专制的皇帝”。这一历史事件就是对即将到来的“民主社会”的最好注释。1851年12月27日，在政变后很短的时间里，英国的《经济学家》杂志就将其形容为“无知的、没有教养的、愚蠢的无产阶级群众”背叛了“社会中等和上等阶层的才能、知识、纪律、精神影响、智力源泉和道德威望”。《泰晤士报》与《每周快讯》指出：路易·波拿巴通过此次政变变成了军事独裁者、毁灭法国自由的叛徒^[9]。波拿巴自己在12月2日的《告人民书》中也指出，自己的“伟大任务”在于“结束革命时期”，建立“强力政权”^[10]。

与托克维尔同时代的密尔在读到他关于“民主”的考察后，满心认同托克维尔的观点，也钦佩他对这个时代的特征的洞察。他认为，托克维尔对“新政治哲学”作了“最好的表达”，并称托克维尔是“他这个时代最伟大的政治领导者”，是“我们时代的孟德斯鸠”。密尔认为，托克维尔的成就如同“把培根和牛顿的方法运用于社会和政府”，“在更广泛的意义上说，这么多年来，对政治哲学最伟大的贡献当属托克维尔最近的著作《论美国的民主》，这部著作的出版是属于划时代的”^[11]。正因如此，有学者认为，托克维尔对密尔的影响是巨大的。她说：“托克维尔对密尔的影响，特别是对其自由观点的影响是巨大的，远比其在自传中承认的要大。”^[12]密尔与托克维尔两人曾经多次通信，互相称许对方的才华，并且探讨很多问题。密尔完全同意托克维尔的观点，认为民主是大势所趋，天之所向，没有人能够阻挡^[13]，事实上在他看来，也无须阻挡^[14]。他还说道：不管有没有大众政治机制相伴随，很明显的是，现代世界存在着一种奔向民主社会的强大潮流^[15]。问题在于，我们在迎接它的到来的同时，要在理论上判明民主的特性和影响，并在民主的时代保持着自由，每一个人的自由。

通过与托克维尔的通信和阅读他的名著《论美国的民主》，并在对英国现实的思考中，密尔的民主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即从民主党人普遍理解的那种纯粹的民主政治转向修改的民主政治^[16]。这种改变表明密尔接受和赞同托克维尔关于民主时代“多数人暴政”的观点，并与他有着共同的担忧^[17]。具体而言，除了担心民主导致“阶级立法”与“平等”之外，从英国的现实来考虑，密尔还担忧在民主的时代会对这个正在形成的工业社会的发展造成损坏，造成对人的自由的侵犯，从而带来对人的完全奴役。密尔写道：“多数人的暴政”将导致的“不仅是没有自由，而是更多的依从；不仅是无政府主义，而且是奴役；不仅没有快速的变化，而是像中国一样的停滞”^[18]。他还说：“这并不是因为包容在大众里面的个人是完全平等的，而是因为大众本身已经成长到如此大的规模，以致个人完全没有力量去面对它；因为大众随着技术的进步能够一致行动，能够强迫不仅仅是个人，而是所有的个人在他面前的屈服”^[19]，“如果美国式的民主首先控制了我们，多数人的专制将不亚于一个人的专制”^[20]。他在自传里还写道：“我们在书中担忧，社会平等和代表公众舆论的政府将不可避免的出现，这会把划一的言论和行动的枷锁加在人类的头上。”^[21]与过去相比，这样的一种专制与奴役更为严酷，英国学者艾伦·赖安（Alan Ryan）曾经指出，它并不是一种看得见的政治专制，而是一种软性的、经常性的要求整体性的社会压迫^[22]。密尔将此概括为：你的身体可能会是自由的，但你的灵魂本身受到了奴役。

密尔在这里提到了“美国式的民主”。对美国的民主，欧洲人一直给予了积极的关注。当美利坚民族刚刚独立成为一个新的国家的时候，当时的欧洲人都把美国看成为民主、自由、人权和机会的象征，将美国看成是一个新大陆。例如，德国的舒伯特曾经说过，美国的十三扇金色的大门向不容异说和专制统治的受害者敞开着。歌德也说，美利坚，你的那个大陆胜过我们的这个旧大陆。因此，相对于欧洲人来说，民主和自由在美国得到了实现。就美国民主的特性而言，它实现了民主和自由的结合，走出了一条自己的道路。但是，值得注意的是，密尔用“美国式的民主”这样的概念并不是指美国实现了民主与自由的结合，而只是指人民获得了政治权利，因为在当时的世界上只有美国实现了民主。因此，要在这一意义上来理解密尔所说的“美国式民主”。更重要的是，我们要思考，为什么像密尔这样的思想家总是担心“民主”会带来暴政，或者说，面对着民主的时代，我们该怎么办。在密尔看来，这就要像托克维尔所说的那样，创立起一种“新的民主的政治科学”。

在此，还需要进一步地思考，民主对于密尔以及那个时代意味着什么，也就是说，他们是怎样理解民主的，在其头脑中形成了什么样的想象。与这个时代的很多人一样，密尔也将“民主”等同于“平等”，一个大众化平等社会的来临。不仅如此，他对民主的分析重点也不再像托克维尔那样仅只放在“多数人的暴政”（despotism of majority）层面上，的确，民主时代会造成“多数人的暴政”这样一种政治性压迫，但更为严重的是，民主社会的到来还将会带来社会“习俗的专制”（the despotism of custom），从而导致人类的“集体的平庸”（collective mediocrity）。因此，民主的时代不仅将是一个“多数人暴政”的时代，其后果也将是一个“集体平庸”的时代^[23]。早在1836年，密尔在《论文明》一文中就曾经这样写道：随着现代文明的发展，人们比以前更为舒适、安全和富足，但其缺点就是权力愈来愈从个人转向大众，相对于大众，个人的地位和重要性也愈来愈变得无足轻重^[24]。因此，如果在一个民主的时代里，既没有了个人的独立、自主与自由，又没有了人的首创和特异性，那么人的发展不仅仅将会受到阻碍，更为严重的是社会的进步也将无从谈起。由此，我们就可以理解为什么在民主化时代到来之际，密尔能够无比犀利地看到民主的弊端，努力要提防民主的危害，切实保障人的自由。也正是通过这样的思考，密尔将民主、自由和社会进步有机地联系在了一起，而这一理解也就超越了前一代的思想家们。

在密尔看来，在现时代不是要不要民主的问题，而是如何防范民主带来的危害的问题。对此，密尔在其自传里讲得非常清楚：

我阅读（应该说研究）托克维尔先生的《论美国的民主》的时候（此书刚问世我立即得到一本），在那本享有盛名的著作里，把民主政治的优点说得这样确切这样具体，其程度为我一向所未知，甚至也没有听到最热情的民主主义者说起过；同时书中对多数人统治的民主政治周围的具体危险也同样阐发无遗、分析透彻；作者提出这些危险并非否认民主政治是人类进步中不可避免的后果，而是指出民主政治的弱点，同时指明保卫民主政治的各种方法和必须增添的纠正措施，借以充分发挥民主政治的有利条件，抵消或减轻不利于民主政治的种种因素。于是我准备仔细地研究这个政治理论，从此时起我的思想越来越与书中的理论相接近，虽然我后来实际政治信念的修正要经过许多年头。^[25]

而要做到这一点，就不能把民主看成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在价值取向上完全看作是“好”的发展取向，而要根据各个国家的具体情况来对待。他说：

不再把代议民主制看作千古不易的原则，而是把它看作是一种由时间、地点和环境决定的问题……把政治制度的选择看作是道德和教育问题，而不是一种物质利益问题，我认为选择应主要决定于哪种生活和文化的巨大改良最接近人民的愿望，并且是进一步改良的条件，什么制度最有可能促进此种改良。^[26]

因此，对于民主到底会带来何种结果，是“多数人的暴政”，还是自由的实现，在密尔看来，如果想让民主不伤害自由，就需要控制民主“狂野的本能”，让人民学会现代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行动。对此，密尔说道：人民为了取得文明上的进步，有些事情须要学会，有些习惯尚未养成。人民还须要学会文明的第一课，即服从的一课^[27]。这样，密尔对民主的态度已十分清晰明了：他既考虑到民主的优点和不可阻挡，又考虑到民主可能带来的弊端，提出必须要采取一定的防范措施。

那么，面对民主化的趋势，要采取什么样的举措来防止民主的弊端呢？对此，密尔非常肯定地回答道：这样的措施只能是教育。只有教育，只有让人民受到教化才是避免民主弊端的最好方式。他这样说道：

我以为，当上流富有阶级掌握政权时，教育群众和改善群众生活与那些阶级的自身利益背道而驰，因为教育群众和改善群众生活将增加群众挣脱枷锁的力量。但是如果在统治权力中民主政治能占大部和主要比重，推动民众教育将符合富裕阶级的利益，因为提高教育水平可以防止有害的谬误思想，尤其是防止由此引起侵犯财产的不义行为。根据上述理由，我不但要尽最大力量拥护民主制度，还诚恳希望欧文主义、圣西门主义和所有其它反私有财产的理论能广泛地普及于贫苦阶级；并不是我认为这些理论正确，或希望人们照它办理，而是为了使上流阶级懂得，对他们来说无教育的穷人比有教育的穷人更为可怕。^[28]

他在自己的自传里更是高度概括道：“因为只要教育长期如此不完善，民众的无知，尤其是民众的自私与野蛮，是令人害怕的。”^[29]在这一问题上，密尔对民主的理解与态度可以说是一种“教化式”的。

其实，在密尔之前，人民特别是工人阶级的教育问题就已经成为英国统治阶级思考的重点。早在1832年议会改革之前，一批人就针对工人阶级的选举权问题提出了这样的观点，或者说达成了共识：在无产阶级没有获得教育之前，不能够给他们以选举权。而这种教育说到底，就是要让工人阶级接受统治阶级的主导性价值观念，放弃自己的思想观念，从而能够控制工人阶级的思想和行动。在实践中，他们也是这样开始行动的。例如资产阶级创办了很多新型学校，如星期日的“主日学校”、夜校等，据统计到1864年，仅私立学校就有一千多所。这些学校在办学宗旨上，着重于资产阶级的自立、自助、竞争和纪律教育；在教学内容上，剔除传统的陈旧知识，教授有用的新知识。一时间，“有用知识”成为流行的口号。这些“有用知识”包括算术、地理、历史和道德等。为了广泛传播新知识，后来又成立了“传播知识协会”、“有用知识图书馆”等组织，创办知识报刊，举办知识讲座，向工人阶级教授实用科学、马尔萨斯人口理论、政治学、成功的发明家和实业家的传记等。他们还特意编印了美国发明家富兰克林的传记，让工人阅读。为此，伯鲁赫姆写道：“我非常相信他决意花费他的空余时间和钱去得到这些知识，这些知识使他从一个印刷工人成为一个伟大的人，第一流哲学家和他那个时代第一流的政治家之一。从自然天性来说，极少有人能达到他这样的程度……但努力和知识对要成为他这样的人也许大有帮助，没有人在他努力之前能够预知他也许能够达到富兰克林的什么程度。”他们还编印了六个通过自我奋斗而获成功的人物传记，他们是詹姆士·瓦特、乔治·斯蒂芬、皮尔家族、汉弗莱·达瑞爵士、威廉·赫顿、约瑟夫·布拉泽顿。1850年，《家庭朋友》杂志又排列了一百名这样的人物，包括奴隶出身的伊索、屠夫之子莎士比亚等。这种教育的意旨很清楚，就是要让工人阶级放弃民主、劳动权等观念，不是用民主的手段去剥夺资产阶级的财产，摧毁现存的社会结构，而是在现有的社会体制内通过个人竞争、个人奋斗而获得财富，提高社会地位。

但密尔对教育的内容和意旨却有着自己独到的理解。与上述提到的那些教育内容不同，在他看来，向民众进行教育，不仅仅是要传授那些“有用知识”，那种“传播肤浅的知识”的做法与其说是理智的进军，“不如说是无理智的进军，这种共同的努力没有给我们培养出巨人，而是在不断增加侏儒的数目”，“如果几乎所有具有拼读能力的人都能读会写，还要我们干什么呢？”在密尔看来，教育的真正目的是使人们能够独立思考，而不是向他们灌输一些苍白的结论和粗俗的口号。他认为，为了明天的发现而培育天才远比普及已有的知识更为重要^[30]。

除了上面提到的民主与平等之外，还会出现更为重要的另外一个方面，那就是，密尔所说的另外一种情况，即“代表公众舆论的政府将不可避免的出现”。这里有两层含义，一是在民主和平等的情况下，社会不仅形成了在经济和社会上的平等，而且也在社会观念、思想乃至风俗习惯等方面一起构成了“公众舆论”，同样，政府就会借用这一公众舆论，或者把政府的意见转变为公共舆论从而形成了专制的政府，这就是“把政府的意见转化成为公众舆论，从公众舆论中引申出政治权力的合法性”^[31]。在这一方面，法国的第二帝国是为典型，“它采用了人民表决的方式，采用了向国家发布文告的技巧，它向人民直接发出请求，并利用报刊读物促使公众确信中央政府采取的决定的适宜性”^[32]。另外一种含义则是，政府控制着舆论，不容许存在不同的声音。例如在密尔的那个时代，1858年英国政府就通过了《政府检举出版条例》。在这样的情况下，思想、言论和出版自由等就无从谈起，从而形成了绝对性的一种声音、一种观念和思想。

正是因为在这样的时代，出现了很多新的问题，人们将面临很多与过去不同的情形。为了避免人们思想上的混乱，就要求对“自由”要有和以往不同的理解。因此，“自由”、人民的自由与权利这个在近代以来一直成为中心话题的内容自然也就成为了密尔这个时代的一个“新”的问题。

【注释】

[1]〔法〕孟德斯鸠著，张雁深译：《论法的精神》上册，商务印书馆1987年版，第188页。

[2]关于“进步”这一词语的出2现00和5含义的变化，详见〔英〕雷蒙·威廉斯著，刘建基译：《关键词：文化与社会的词汇》，三联书店年版。

[3]详见〔法〕孔多塞著，何兆武等译：《人类精神进步史表纲要》，三联书店1998年版。

[4]〔法〕奥古斯特·孔德著，黄建华译：《论实证精神》，商务印书馆1996年版，第42页。

[5]〔英〕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第99页。

[6]John C．Rees，John Stuart Mill's On Liberty，Oxford，1985，p．53．

[7]密尔与孔德之间的关系，详见其《约翰·穆勒自传》，第124～126页。

[8]John Gibbins,“J.S.Mill,Liberalism and Progress”,in Richard Bellamy,Ed.,Victorian Liberalism:Nineteenth-century Political Thought and Practice,Routledge,1990,p.93.

[9]郭华榕：《法兰西第二帝国史》，北京大学出版社1991年版，第33页。

[10]同上书，第35页。

[11]H.O.Poppe,“Mill and Toequeville”,in G.W.Smith,ed.,John Stuart Mill'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Vol.Ⅲ,London,1998,p.134.

[12]Ibid．，p．120．

[13]详见〔法〕托克维尔著，董果良译：《论美国的民主》上卷，商务印书馆1988年版，第7页。

[14]密尔在自传中就写道：我依然是一个主张欧洲尤其是英国实行改革的激进主义者和民主主义者。见《约翰·穆勒自传》，第103页，另外他对民主的态度也见其自传第115页。

[15]〔英〕约翰·邓恩编，林猛等译：《民主的历程》，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版，第150页。

[16]〔英〕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第114页。

[17]密尔在《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一书中表达了他的这种担忧，他写道：“所有的人都有选举权，以便做到除很少例外以外选举权是普遍的。选举权像这样的广泛普及，如我们所了解的，对一个扩大和提高了的好政府的概念是绝对必要的。但是在这一事态下，在多数国家，特别是在我国，大多数的选民将是体力劳动者；而双重的危险，即政治知识水平太低的危险和阶级立法的危险，都将在很可怕的程度上仍然存在。”详见该书第132页。

[18]J.H.Bum,“J.S.Mill and Democracy,1829-61”,in G.W.Smith,ed.,John Stuart Mill'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Vol.Ⅲ,p.50.

[19]J.H.Bum,“J.S.Mill and Democracy,1829-61”,in G.W.Smith,ed.,John Stuart Mill's Social and Political Thought,Vol.Ⅲ,p.50.

[20]Ibid，p．64．

[21]见〔英〕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第147～148页。

[22]Geoffrey Scarre,Mill's On Liberty:A Reader's Guide,Continuum International Group,2007,p.20.

[23]Maurice Cowling，Mill and Liberalism，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90，p．11．

[24]Geoffrey Scarre，Mill's On LibertyA Reader's Guide，p．62．

[25]〔英〕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第115页。

[26]103同上书，第页。

[27]〔英〕约翰·密尔著，汪瑄译：《代议制政府》，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59页。

[28]〔英〕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第103～104页。

[29]〔英〕约翰·穆勒：《约翰·穆勒自传》，第136页。

[30]〔英〕威廉·托马斯：《穆勒》，第62～63页。

[31]〔意〕马斯泰罗内著，黄华光译：《欧洲政治思想史——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页。

[32]〔意〕马斯泰罗内著，黄华光译：《欧洲政治思想史——从十五世纪到二十世纪》，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年版，第33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