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论自由与社会进步

一、言论自由与社会进步

前文已指出，作为人的自由而言，其思想和言论的自由是最为基本的内容，没有它，个人自由就无从谈起，甚至人也不能够成为“人”本身；更为重要的是，失去这一自由，人就会受到压抑和束缚，社会的进步也无从谈起。因此，在密尔看来，维护个人的自由，对社会的进步与发展而言也是最为重要的要素。由此，自由、个人的自由特别是思想和言论自由以及个性本身就与社会的进步紧密地联系在了一起。如果我们从密尔接受了以孔德为代表的进步法则思想，从密尔的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的功利主义思想等方面来考察的话，就会更容易理解密尔所要表达的自由与社会进步之间的内在联系，以及密尔要在这本薄薄的小册子中不惜笔墨将这两者之间的联系专门写成两章的原因了。另外，在当时的英国，看起来似乎早已实现了思想和言论自由，但处于这样一个新的时期，面临着新的问题，无论在理论上还是在实践上，人们都对此有新的困惑或不甚明白的地方，因此，在密尔看来，还是很有必要重提这一问题。对此，密尔解释道：“这些自由（指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写作自由——笔者注），虽然在一切宣称宗教宽容和自由制度的国度里已经在相当分量上形成了政治道德的一部分，可是它们所依靠的哲学上的和实践上的根据，在一般人心中恐怕还不大熟悉，甚至有些舆论领导者也未必认识透彻，像可以期待的那样。”^[1]这样，在论述社会权威和个人自由之前，先要阐释思想和言论自由这一问题也就显得异常重要，并可作为论述前者的“最好的导言”。当然，在此有必要加以说明的是，早在1820年，密尔的父亲詹姆斯·密尔就已出版了《论出版自由》一书，要求取消当时还存在的出版限制，他认为只有言论自由才能防止政府蜕变成为专制者。正是受父亲这一思想的影响，此时的密尔也力主思想和言论的自由。

在对这一问题的讨论中，从“政治自由”和“社会自由”两种不同的类型出发，密尔首先指出，在专制统治时代，对出版自由的压制来自专制的政府，而要求出版自由正是反对政府暴政的一项内容。正如密尔所说：“这样一个时代，说对于‘出版自由’，作为反对腐败政府或暴虐政府的保证之一，还必须有所保护，希望已经过去。现在，我们可以假定，为要反对允许一个在利害上不与人民合一的立法机关或行政机关硬把意见指示给人民并且规定何种教义或何种论证才许人民听到，已经无须再做什么论证了。”^[2]也就是说，现在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在一个大众民主的时代，大众的意见已经成为了对思想和言论自由进行压制的力量。换句话说，在专制统治的时代，人民用出版、思想和言论自由来抵抗专制的统治，而现在，这一任务已经完成，在一个人民的政府的名义下，政府不再成为这样的压制者，相反，大众或者由人民所组成的社会本身代替了政府的权力，成为思想、言论以及出版的压制者。因此，在大众民主的时代，我们不再是像以往那样要反抗专制的政府，而是要反抗人民或社会的权力。正像密尔所说：“但是我所拒绝承认的却正是人民运用这种压力的权利，不论是由他们自己来运用或者是由他们的政府来运用。这个权力本身就是不合法的。最好的政府并不比最坏的政府较有资格来运用它。迎合公众的意见来使用它比违反公众的意见来使用它，是同样有害，或者是更加有害。假定全体人类咸执有一种意见，而仅仅一人执有相反的意见，这时，人类要使那一人沉默并不比那一人（假如他有权力的话）要使人类沉默较可正当。”^[3]正是从这一意义上，再像在专制时代那样要求出版自由已无必要了，现在，在一个整体性意见占据主导的时代，能让每个人发表自己的个人意见，争取更为具体的思想和言论自由才是最为重要和紧迫的任务，也是每个人必须要争取的权利。由此，我们可以理解密尔要将原来受到重视的出版自由转向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原因。

从历史上来看，思想、言论自由与受到压制的力量之间一直处在激烈的斗争之中，同样，思想、言论自由也是人们捍卫自身自由的中心内容之一。例如近代初期，思想和言论自由受到了教会权威和世俗权威的双重压制。在教会迫害方面，最为典型的例子当是科学家布鲁诺和伽利略等。1600年2月17日的凌晨，布鲁诺被天主教会押往刑场，他的舌头被特制的钳子夹住，然后被火烧死。对此布鲁诺毫不畏惧，无比英勇地迎接死亡，因为他相信真理是不能被压制的。30年之后，当伽利略出版了《关于托勒密与哥白尼两种世界体系的对话》一书后，也因为反对教会坚持的“地心说”而遭到教会的迫害，并被处以无期监禁。当教会要求他签字放弃其科学见解时，他还坚定地说道“地球还在转动”，表达了他对科学真理的执著信念。而就世俗权威来说，近代欧洲很多国家都存在书报检查和出版许可制度，以封杀传播新思想和真理的出版物。在18世纪启蒙时代的法国，“百科全书派”的领袖狄德罗在编写《百科全书》时，就遭到了专制当局的迫害，狄德罗自己也险些被关进监狱。1721年，思想家孟德斯鸠出版了《波斯人信札》一书后，国王路易十五为此一度拒绝批准他为法兰西科学院院士。由于这一时期很多国家存在着出版审查和限制，很多人包括启蒙思想家的一些著作都选择在比较自由的荷兰出版。当然也应该看到，尽管思想和言论自由遭到了宗教和世俗双重权威的压制，人们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追求却一刻也没有停止。特别是进入近代以来，围绕思想和言论自由，要求捍卫自己权利的人们与代表专制的权威之间展开了激烈的斗争。如在英国革命中，思想家弥尔顿写下了《论出版自由》，强烈要求思想和言论自由。他说：“如果要知道现在这种写作自由和言论自由从哪里得到，那么除开诸位仁厚宽宏而富于人道精神的政府以外就找不出更确实的来源了。上议员和下议员们！你们自己英勇而又指挥如意的谋划给我们带来了这种自由，而这种自由则是一切伟大智慧的乳母。它像天国的嘉惠，使我们的精神开朗而又高贵。它解放了、扩大了并大大提高了我们的见识。”^[4]18世纪的法国思想家伏尔泰也坚决主张思想和言论自由，认为每一个人都有用笔向国家提意见的自由，有发表一切想法的自由^[5]_。19世纪时的马克思也强烈反对普鲁士维护专制统治的书报检查令，写下了《评普鲁士的书报检查令》一文，要求实现思想和言论的自由表达。所以，思想、言论自由与压制力量之间的斗争一直贯穿于历史进程之中，而这一斗争实际上也是“理性”与“权威”的斗争、“宽容”和“迫害”的斗争、“多元”和“一元”的斗争，以及“异端”和“正统”的斗争。而现在，当人们送走了专制政治体制对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压制后，又面临着一个大众民主社会对其的压制。因此，争取这一自由的斗争还没有终结，还要继续为获得思想和言论自由而斗争，这也就是密尔所处时代的基本任务。

那么，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意义到底在哪里？在密尔看来，只要理解了大众民主社会的知识和思想状况即可以明白这一点。在民主社会，人们阅读着相同的书，受着相同的媒体和教育的影响，去往相同的地方，形成了一致的观念。这就是由于物质条件的平等化之后所带来的公共知识和思想观念的齐一化，在这种情况下，人的独立思考和看起来“另类”的思想就会受到“大众意见”的控制。密尔说：“相对而言，人们现在所读的是同样的东西，所见所闻的是同样的东西，去的是同样的地点，希冀和恐惧的是同样的对象，具有同样的权利和自由，并以同样的方式来断言它们的含义。”^[6]显然，这种状况是对理性的束缚，是对人的禁锢和奴役。因此，当人类即将进入这样一个时代时，提出和呼吁思想与言论自由是非常急迫，也是非常重要的。

同时，密尔也从人类进步的动力这一维度作出了阐释，由此也更能够理解思想和言论自由的伟大意义，以及密尔要高扬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原因。在密尔看来，在人类历史的进程中，理性和知识的进步成为推动社会进步的基本动力，是人类福祉的基本内容，而要保证理性的高扬和知识的进步，就需要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从欧洲近代历史来看，有这样三个文化、思想和知识快速进步的时期，一是宗教改革，二是启蒙运动，三是从歌德到费希特的德意志，这是一个知识精英辈出、思想文化繁荣的时期。探寻其原因，并不是经济的发展、教育的普及等因素使然，而在于实现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因此，密尔总结道，尽管这三个时期各自的原因有所不同，但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在那三个时期中权威的枷锁都被打碎了。那时，旧的精神专制已被推翻，而新的尚未建立。正是由那三个时期所给予的推动才把欧洲造成现在这样……可是若干时间以来，有些现象表明所有那三项推动力量已经差不多用光；我们若不再度力主精神自由，我们就不能期待什么新的进步了”^[7]。

需要指出的是，密尔在这里所列举的欧洲三个文化快速发展的时代中并没有文艺复兴，其原因可能在于，从近代历史的意义来讲，文艺复兴仅标志着从中世纪向近代的过渡，而随后的宗教改革才真正算作近代的历史。正如历史学家所说，“在文艺复兴的后期，同时发生了另一个运动，即宗教改革。它在某种程度上更确切地预告了现代。这个运动包括两个主要阶段：1517年发生的新教革命，其结果是北欧大多数国家脱离了罗马教会；和大约于1560年达到高峰的天主教改革。虽然后者并不叫革命，但是它几乎真正体现了革命这个字眼的完整的含义，因为它使某些中世纪后期的天主教的主要特征发生了深刻的变化”^[8]。在宗教改革时期，以马丁·路德和加尔文为代表的反对传统的天主教，提出了一系列新的理论。正是通过宗教改革，人们发现了自己，从神学的束缚下获得了解放，并由此带来了随后的一系列的社会成果，如世俗性的民族国家的成长、资本主义的发展等。另外，就密尔所提到的启蒙运动而言，启蒙运动发生在18世纪的法国，持续了将近一个世纪，在这一时期，涌现出了如伏尔泰、孟德斯鸠、狄德罗、霍尔巴赫、爱尔维修、卢梭和孔多塞等一大批启蒙思想家，他们高扬理性的旗帜，并用理性来批判一切、裁决一切、重构一切。在政治领域，他们要求变革旧的专制制度，消灭专制主义、封建特权和不平等，建立新的政治体制，实现人的权利、自由和平等；在宗教领域，他们反对教会权威，批判宗教迷信，要用人的理性取代神的意志，彻底打碎强加给人民的宗教枷锁；在知识领域，他们倡导科学知识，进行科学探索，推动科学试验和发现，把人民从蒙昧无知的状态下解放出来。启蒙运动不仅对法国，而且对人类历史的发展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现代的很多新思想和新概念都是由启蒙思想家所提出和确立起其基本的内涵的。就德意志而言，虽然此时还没有形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但却在哲学、神话学、文学、音乐等方面取得了杰出的成就，也为世界贡献了像歌德、赫尔德、康德、黑格尔、费希特、莱幸、莫泽尔等一批思想文化群星。马克思曾经在评价德意志古典哲学时说道：一个落后的国家居然在哲学上能充任第一把小提琴手。这样的评价不仅适合于哲学，也适合对这一时期整个德意志文化成就的评价。

以这三个文化大发展的历史为例，可以发现，它们都发生在社会急剧转型的时期。18世纪的法国正在向新的社会体制迈进，当时的国王路易十六力行改革，期望革除旧制度的弊端，随后爆发的革命则力除“旧制度”，建立新体制。而这一时期的德意志，也在法国革命的影响下，进行了一系列的改革，这样的社会环境给思想和言论自由创造了良好的契机。但社会发展到密尔所在的时代，开放和宽松的环境正在受到大众社会这种同一性的侵蚀和控制，因此，在这样的时刻，从社会进步的目的出发，重提思想和言论自由自然格外具有重要的意义。

不仅如此，从历史回到逻辑的推理时，密尔更为明确地指出，我们需要思想和言论自由，就因为，“我们永远不能确信我们所力图窒闭的意见是一个谬误的意见；假如我们确信，要窒闭它也仍然是一个罪恶”^[9]。换句话说，也许人们试图用权威加以压制的那个意见也有可能是正确的。

这自然涉及什么是正确或者真理的问题，尽管密尔认为世界上没有绝对的真理或者绝对确定性的东西，但人之所以为人，他们对人类生活的各种目的仍然有着一种共同的认识和理解，即密尔所说的理性的意见和理性的行为占优势。获得这种优势并不在于人有理性，实际上，人是在理性和经验的双重引导下，不断地纠正错误，从而达到正确的。这里的正确，实际上是指达到了一种共识，实现了对真理的认可。对此，密尔说道：人的错误是能够改正的，借着讨论和经验人能够纠正他的错误。不是单靠经验，还必须有讨论，以指明怎样解释经验^[10]。这样，讨论的重要性就不言而喻，其真理也就自然是在不断的相互冲突、论辩中才能获得。密尔反复地说：“真理却像是摆在一架天称上，要靠两组互相冲突的理由来较量”^[11]，“而要真正知道那部分真理，只有兼顾双方、无所偏重，并力图从最强的光亮下来观察双方的理由的人们才能做到”^[12]。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可以说，“真理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对立物的协调和结合问题”^[13]。因此，在真理获得的过程中，既要看到真理的大多数的共识问题，又要看到在这一过程中虽然少数人的意见没有被采纳，可能是错误的意见，但有时候也许是暂时还不能被大多数人选择与接受的正确意见。对此，密尔说：“如果两种意见中有一个比另一个较为得势，那么，不仅应予宽容而且应予鼓励和赞助的倒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适居于少数地位的那一个。因为那个意见当时代表着被忽视了的利益，代表着人类福祉中有得不到分所应得之虞的一面。”^[14]事实上，在密尔的时代，他所关心的正是如何保护这些少数人的意见，使他们不被强迫放弃自己的观点和意见。

这表明了在密尔的思想深处，一直坚持着认识论上的怀疑主义，或称悲观主义，即假定人类永远不会获得完整的知识，人类在认识过程中，必然会犯下错误，世界上没有任何唯一的普遍可见的真理^[15]。也就是说，一个人不可能一贯正确或永远正确（infalliblity）。密尔说：凡压默讨论，都是假定了不可能错误性（all silencing of discussion is an assumption of infallibility）^[16]。这里，大家一定要重视密尔的这一观点和所使用的这些词汇。“一贯正确”（infalliblity）这个词最早出现于欧洲的宗教改革时期，当时的罗马教皇认为自己是“一贯正确”，而新教徒则强烈地反对这一观点。密尔使用这个词和与之相反的另外一个词“错误”（fallibility）^[17]表明，无论是个人还是人类都会犯错误，人们不能太过自信和自负。如果人们认为自己“一贯正确”，那么无疑把自己当作了神。事实上，在现实社会中不可能存在这样的“一贯正确”。因此，这就需要容许人们发表各自的意见和言论，这样才能够在无数不同的意见中获得正确和真理。也就是说，在真理的形成过程中，如果没有了不同意见的相互辩论、讨论和砥砺，那么，不仅真理的形成会出现问题，而且也会使所谓的真理失去活力，变成僵化的“信条”。密尔说道：“他的意见不论怎样真确，若不时常经受充分的和无所畏惧的讨论，那么它虽得到主张也只是作为死的教条而不是作为活的真理。”^[18]一旦这样的话，人的思想的创造力和活力也将不复存在，同样，其不断获得真理的动力都将丧失殆尽。密尔说：信条的作用“只在把人心硬化和僵化起来以挡住投给人性更高部分的一切其他影响；其力量只表现在不容任何新的和活的信念进入人心，而其本身则作为一名哨兵监守心脑使其空虚以外也对它们别无任何作为”^[19]。因此，在他看来，人们不仅要在理论上清楚地认识到人不可能“一贯正确”，而且要在实践中实行，特别是对知识分子来说，做到这一点尤为重要。

由此出发，密尔提出了真理的获得不仅有赖于思想和言论自由，而且还必须要在社会中保持多样性。只有在多方得到表达，甚至在相互斗争、博弈中才能达到社会的和谐、合理与健康。密尔说：

在政治方面，这已经几乎成为老生常谈：一个党要求秩序和稳定，另一个党要求进步或改革，二者同为政治生活中健康状态的必要因素，直到这一党都能扩大其理解力，知道并善于辨别什么宜于保存和什么应当扫除，而成为一个既重秩序也重进步的政党。这两种思想方式各借对方的缺陷现出己方的功用，也在很大程度上各靠对方的反对才把己方保持在理性和健康的限度之内。关于民主政体和贵族政体，关于财产和平等，关于合作和竞争，关于奢侈和节约，关于社会性和个人性，关于自由和纪律等等这些问题，两方都各有其利于己方的意见，在实际生活的一切其他问题上也都有着互相反对的主张；除非所有这些意见都以同等的自由发表出来，并且都借同样的才能和精力得到主张和受到辩护，那么两方因素就都没有机会各得其当，在权衡之下就必定此升彼降。在生活中一些重大实践问题上，真理在很大程度上乃是对立物的协调和结合问题，而人们却很少具有足够恢宏公正的心胸能调整到近于正确，因此，便只有通过交战双方在敌对旗帜下展开斗争的粗暴过程中才能做到。在上面所举的任何一个重大公开的问题上，如果两种意见中有一个比另一个较为得势，那么，不仅应予宽容而且应予鼓励和赞助的倒是在特定时间和地点适居于少数地位的那一个。因为那个意见当时代表着被忽略了的利益，代表着人类福祉中有得不到分所应得之虞的一面。……在人类智力的现有状态下，只有通过意见分歧才能使真理的各个方面得到公平比赛的机会。如果发现有些人在什么问题上成为举世显明一致的例外，即使举世是居于正确方面，那些少数异议者也总是可能有其值得一听的为自己辩说的东西，而假如他缄口不言，真理就会有所损失的。^[20]

而在这一论证过程中，密尔还坚持着另外一个基本点，即人类是会犯错误的，但人类也是有理性的。因此，尽管人们会犯下错误，但却可以凭借其理性来纠正这些错误，同样，建立在这一基础之上的人类也就能够允许人们发表各种言论，哪怕是错误的言论。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么人类社会也就不会形成共同的认同，包括伦理道德上、观念上等的一致性。密尔说：“可是在人类当中整个说来究竟是理性的意见和理性的行为占优势，那么这又是什么缘故呢？假如果真有这种优势的话——这必定是有的，否则人类事务就会是并且曾经一直是处于几近绝望的状态——其缘故就在于人类心灵具有一种品质，既作为有智慧的或有道德的存在的人类中一切可贵事物的根源，那就是，人的错误是能够改正的。”^[21]

尽管密尔在谈到人类的理性时充满着自信和乐观，可当他在为我们展现历史上思想言论自由受到压制的无数个案时，这种自信和乐观又变得异常沉重甚至是悲观起来了。例如，古代希腊的苏格拉底之死，以及曾经发生的种种宗教迫害，这些不仅发生在历史上，就在密尔的那个时代也出现过这样的事例。因此，密尔说：“至于说真理永远战胜迫害，这其实是一个乐观的错误，人们相继加以复述，甚至成为滥调，实则一切经验都反证其不然。历史上富有迫害行为压灭真理的事例。即使不是永远压灭，也使真理倒退若干世纪。”^[22]当然，密尔的悲观并不表明他丧失了捍卫真理的力量，恰恰相反，这样的悲观可以使人们更加意识到捍卫真理的重要性，同样，更增添了对真理获得最终胜利的信心。因为只要是真理，就只能会被遮蔽一时，而不会永远，人的理性终究会发现什么是真理或者正确。密尔说：“真理所享有的真正优越之处乃在这里：一个意见只要是真确的，尽管可以在一次再次或甚至多次被压熄下去，但在悠悠岁月的进程中一般总会不断有人把它重新发现出来，直到某一次的重现恰值情况有利，幸得逃过迫害，直至它头角崭露，能够抵挡住随后再试图压制它的一切努力。”^[23]

当然，不论是从历史上来看，还是在理论的逻辑推演上，密尔始终都坚信，任何真理都只有在思想和言论自由中才能获得，一个民族的知识和文化的发展也离不开这样的条件和氛围，“为着使一般人都能获致他们所能达到的精神体量，思想自由是同样甚至更加必不可少”^[24]。相反，一个民族或者一个社会若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其知识与文化的发展与社会的进步也就根本无从谈起。这正像密尔所说：“在精神奴役的一般气氛之中，曾经有过而且也会再有伟大的个人思想家。可是在那种气氛之中，从来没有而且也永不会有一种智力活跃的人民。若见哪一国人民一时曾经接近于那种性格，那是因为对于异端思想的恐惧曾经暂告停止。只要哪里存在着凡原则概不得争论的暗契，只要哪里认为凡有关能够占据人心的最大问题的讨论已告截止，我们就不能希望看到那种曾使某些历史时期特别突出的一般精神活跃的高度水平。并且，只要所谓争论是避开了那些大而重要足以燃起热情的题目，人民的心灵就永不会从基础上被搅动起来，而给予的推动也永不会把即使具有最普通智力的人们提高到思想动物的尊严。”^[25]

这里，密尔提出了一个重要的问题：人是有思想的动物，人的存在和全部尊严也就在于其有思考的能力。其实，在这种存在和尊严之中，包括并且体现着人的独立与自主。如果没有了思想和言论自由，不仅不能推动知识和文化的进步发展，而且其在本质上就是对人的一种奴役。在这里，思想着的人，或者说可以自由地运用自己理性的人实际上就是自由的重要内容，这也便是密尔要强调思想和言论自由的另一意义。强调思想与言论自由不仅是为了实现知识、文化和社会的进步，实际上，这本身就是人的自由的体现和保证。对此，前一代的思想家们早已作过论证。所以，密尔反复地说，没有了思想和言论自由，看起来社会和知识界非常平静，但在这种平静之中却牺牲掉了人类心灵中的全部道德勇敢性，人们的精神发展都受到了限制，其理性被弄得“痉挛了”。这哪里还是人应该过的一种生活或应该存在的一种生活状态！请看密尔对此的论述：在这样没有思想和言论自由的情况下，“有一大部分最积极、最好钻研的知识分子都觉得最好把真正的原则以及信念的根据保藏在自己心里，而在公开讲演中则把自己的结论尽量配合于他们内心所弃绝的前提——这是决不能产生出那种一度装饰过知识界的开朗无畏的人物以及合乎逻辑而自始至终的知识分子的。在这种事态之下，只能找到这样一类的人，不是滥调的应声虫，就是真理的应时货，他们在一切重大题目上的论证都是为着听众，而不是自己真正信服的东西。还有些人出于这两途之外，则把其思想和兴趣局限在一些说来不致犯到原则以内的事物上，即局限在一些细小的实际问题上——这些事物，只要人类心灵得到加强和扩大，是自己就会弄对，也是非到那时不能实际弄对的；在那时，那些足以加强和扩大人们的心灵以及人们对于最高问题的自由而勇敢的思想的事物被放弃了”^[26]_。当“世界上有一大群大有前途的知识分子和秉性怯弱的人物，弄得不敢追随勇敢、有生气的和独立的思想”时，其后果是可想而知的。

可以看到，隐含在密尔的这些思想之中的另外一个重要的问题，是知识分子的使命。犹如19世纪德意志思想家费希特所说，知识分子的使命，作为思想和知识的承载者与创造者的知识分子究竟应该如何行动，在一个还没有完全实现思想和言论自由的社会中，特别是社会权力在趋于增长的情况下，就像密尔所说，他们是能够勇敢地站出来为此而斗争，还是丧失了理性的勇敢，变成了唯唯诺诺的依附者或者退隐在“内心的碉堡”。可以想象，一旦每个人都不敢进行反抗的话，这样的社会将是一个“万马齐喑究可哀”的社会，是一个人们受到全面奴役、丧失独立和自主的社会。所以，密尔才真切地呼唤道：

既然世界上发生着的一切变化是趋向于加强社会的权力而减弱个人的权力，可见这个侵蚀就不是那种趋于自动消失的灾祸，相反是会增长得愈来愈可怕的。无论作为统治者或者作为公民同胞，人类之倾向于把自己的意见和意向当作行为准则来强加于他人，是有着人类本性中难免带有的某些最好和某些最坏的情绪的如此有力的支持，以致从来几乎无法加以约束，除非缺乏权力；而权力却又不是在降减，而是在增长，除非能筑起一条道德信念的坚强堤障以反对这种祸害：这样，在世界现势之下，我们就只能看到它在增长了。^[27]

在密尔看来，思想和言论的自由将会带来两方面的好处：一是“智性”的进步，二是“德性”的进步。前者指通过思想和言论自由，我们可以获得知识和真理；后者则意味着人的独立、正直、坦陈、正义等，具有着良好的美德。没有了思想和言论的自由，人们“将会是滥调的应声虫，就是真理的应时货，他们在一切重大题目上的论证都是为着听众，而不是自己真正信服的东西”，而这样的人还是一个有“德性”的人吗？这正如以前法国启蒙思想家曾经表达过的，专制统治将使人和社会的道德败坏。而回到上面所提到的人的使命，和知识分子使命这一命题，更加可以理解，在一个还不自由的社会里，是趋炎附势，甘愿做一个唯唯诺诺、逢迎做戏的人，还是要有密尔在早年学习中就曾经提到过的那些优秀美德。在此，只要回想一下密尔对“美德”的重视也足以使世人警醒。实际上，密尔在本书的“引论”中就已经说到，他所主张的自由其内容就包括着“良心的自由”（liberty of conscience）。这就表明，善、美德成为密尔关注的核心问题，并且只有在言论自由和思想自由中，以及自由的选择和比较中，才能够凸显出真善美、假丑恶，获得良知和道德的完善。在此，密尔提出了人类美德与自由的关系问题，他认为，实现自由并不是人类的最后归宿，道德和良知的提升才是人类的目的。

无论怎样，在密尔看来，必须要实行思想和言论自由，对此，他作了言简意赅的四点概括：

第一点，若有什么意见被迫缄默下去，据我们所能确知，那个意见却可能是真确的。否认了这一点，就是假定了我们自己的不可能错误性。

第二点，纵使被迫缄默的意见是一个错误，它也可能，而且通常总是，含有部分真理；而另一方面，任何题目上的普遍意见亦即得势意见也难得是或者从不是全部真理：既然如此，所以只有借敌对意见的冲突才能使所遗真理有机会得到补足。

第三点，即使公认的意见不仅是真理而且是全部真理，若不容它去遭受而且实际遭受到猛烈而认真的争议，那么接受者多数之抱持这个意见就像抱持一个偏见那样，对于它的理性根据就很少领会或感认。不仅如此，而且，第四点，教义的意义本身也会有丧失或减弱并且失去其对品性行为的重大作用的危险，因为教条已变成仅仅在形式上宣称的东西，对于致善是无效力的，它妨碍着去寻求根据，并且还阻挡着任何真实的、有感于衷的信念从理性或亲身经验中生长出来。^[28]

在提倡思想和言论自由，并进行反复论证的过程中，密尔还提到一点，即由于真理是要在相互的讨论，甚至对立的辩论中形成的，因此，讨论就变得非常重要。但是一定要切记，需要的是一种“公平的讨论”，而不是谩骂、讽刺以及人身攻击等。对此，密尔划分了两种讨论的类型，一是“有节制的讨论”，二是“无节制的讨论”。前者指能够进行“公平的讨论”。密尔说：“一切意见是应当许其自由发表的，但条件是方式上须有节制，不要越出公平讨论的界限”。而“无节制的讨论”，是指“谩骂、讽刺、人身攻击以及诸如此类之事。除此之外，还有似是而非地进行论证、对事实或论据予以压制、把案情的各项因素举陈错误，或者把反对方面的意见表述错误等”。在密尔看来，在追求真理的道路上，应该反对那种“无节制的讨论”，并且要将此视为一个人应该具有的“良知”和“道德”。他说：

总之，对于每一个人，不论他自居于辩论的哪一方面，只要在其声辩方式中或是缺乏公正或是表现出情绪上的恶意，执迷和不宽容，那就要予以谴责，但是却不可由其在问题上所选定的方面，纵使是与我们自己相反的方面，来推断出那些败德；而另一方面，对于每一个人，也不论他抱持什么意见，只要他能够冷静地去看也能够诚实地来说他的反对者以及他们的意见真正是什么，既不夸大足以损害他们信用的东西，也不隐藏足以为他们辩护或者想来足以为他们辩护的东西，那就要给以应得的尊敬。这就是公众讨论的真正的道德；假如说还常常有人违反它的话，那么我却乐于想到，也已经有很多争辩家在很大程度上注意遵守它，而且还有更多的人从良心上朝着这方面努力。^[29]

在密尔看来，思想与言论自由并不局限于公开地发表、出版甚至讨论的自由，其实还包括着那些始终坚持着不同意见不肯让步的态度与品质，对这些人，应该宽容，应该允许他们的存在。也就是说，人们，即使是握有真理和正确意见的人们也不应该强迫其他人信服自己，要允许另一些人保留自己的意见，哪怕是“错误”的意见。对此，他这样说道：“如果两种意见中有一个比另一个较为得势，那么，不仅应予宽容而且应予鼓励和赞助的倒是在特定时间和特定地点适居于少数地位的那一个。因为那个意见当时代表着被忽略了的利益，代表着人类福祉中有得不到分所应得之虞的一面。我知道在我国，在上述那些题目的多数上，对于不同的意见并没有什么不宽容之处。我之所以要举出它们，意思乃在借加多的可用的例子来表明这样一个事实的普遍性，就是说，在人类智力的现存状态下，只有通过意见分歧才能使真理的各个方面得到公平比赛的机会。”^[30]

还应该提到一点，密尔不仅力主思想和言论自由，还提到要实现宗教宽容、宗教信仰自由。回顾历史可以发现，自近代以来，一批思想家都在争取实现宗教信仰自由。英国思想家洛克除写下《政府论》这样的政治理论著作外，还出版了《论宽容》，强烈反对宗教迫害，呼吁宗教宽容。在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启蒙泰斗伏尔泰针对当时天主教的宗教迫害，也写出《论宽容》一书，并喊出要“踩死败类”这样的口号，即将教会看成人类的“败类”，要消灭宗教狂热、宗教迷信和宗教迫害。因此，在一个具有宗教信仰的国家，能否实现信仰自由和宗教宽容也就成为判定一个社会是否已经成为自由社会的一项标志。对于要求实现自由的密尔来说，在逻辑上也就自然将宗教宽容列为人的自由的重要内容，并且与他所坚持的思想和言论自由相提并论。他说：

我深信必定另有一种不是单从基督教源泉引发出来的伦理与基督教伦理并存，才能产生人类道德的中兴；我深信基督教体系也不能独外于这样一条规律，就是说：在人类心灵未臻完善的状态下，真理的利益需要有意见的分歧。当然在不复抹杀基督教所不包含的真理时并不必然要抹杀它所包含的真理。若竟发生这样的偏见或忽视，那就完全是一种祸患；但这确是我们不能希望永远免除的祸患，我们应该把它看作为着一种无可估计的好处而支付的代价。部分真理而排他性地冒称为全部真理，这是必须也应当予以抗议的；但假如这反击的动力又使得抗议者也失其公正，那么，对于这个片面性和对于那个片面性一样，是可悲叹的，但必须予以宽容。如果基督徒要教导非教徒对于基督教应当公正，他们自己对于不信教这件事就应当公正。凡是对于以文字记载的历史有最普通的认识的人都知道，在最高尚最宝贵的道德教训中，有很大一部分不仅是不知道基督教信条的人的作品，而且是知道它排斥了它的人的作品；我们若闭眼不看这个事实，那是不能对真理有什么帮助的^[3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