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然神论关于上帝存在的设计论证明

四、自然神论关于上帝存在的设计论证明

在17～18世纪，科学理性尚未壮大得足以与宗教信仰正面抗衡，因此它不得不采取自然神论这种“犹抱琵琶半遮面”的形式，借助上帝的权威来为理性开道。在自然神论中，上帝虽然在名义上仍然保持着世界的创造者和主宰者的至高地位，但是他实际上已经被理性本身所取代，他不过是一个被理性的线索牵动着的傀儡。自然神论将上帝置于自然之外，然后通过把上帝的无限性赋予自然界本身而使上帝陷入一种没有立锥之地的尴尬状态中。它用自然来蚕食上帝，用理性来限制信仰，通过剥夺上帝的具体内容而使其成为一个抽象的符号、成为虚无。于是我们在自然神论那里就看到了这样一种对立:一方面是丰富具体的自然界;另一方面则是空洞无物的上帝。自然界越是丰盈完善，上帝就越是贫乏干瘪;理性越是气宇轩昂，信仰就越是形态猥琐。上帝的内容既然已经被自然所蚕食殆尽，他就不得不最终化解于自然之中。因此在稍后的斯宾诺莎的泛神论中，上帝就被完全等同于自然本身了;而到了18世纪法国无神论者那里，这个无处栖身的上帝终于被羽毛丰满的理性送上了断头台。再往后，就是康德、施莱尔马赫等人如何在道德和情感等内心世界中来为已经在外部自然界中被剥夺了立锥之地的上帝重新寻求安身立命之地的故事了。

在方法论上，英国自然神论所运用的基本方法是以经验为基础的归纳法和类比法。从经验的立场出发，我们在自然界中并不能发现上帝的身影，但是运用自然理性的因果分析方法，我们却可以从充满秩序与和谐的大自然中推出一个无限智慧的创造者。这种因果性的推理，由于是建立在以经验证据为出发点的归纳和类比之上的，因此一直到休谟对因果联系的必然性提出根本怀疑之前，一直被自然神论者们看作毋庸置疑的有效方法。自然神论用以证明上帝存在的方法通常被称为“设计论证明”(the design or teleological argument，或称“目的论证明”)，这个证明是从一只钟表或一部机器出发，由其齿轮、弹簧、轴轮等内在结构的和谐性和功能上的目的性(计时等)推出一位手艺精湛的工匠;然后运用类比推理的原理，从更加精致的、充满了秩序性和目的性的大自然推出一位智慧的造物主(上帝)的存在。这种设计论证明或者目的论证明并非由自然神论者首创，它早在托马斯·阿奎那的第五个证明中就已经出现过，我们甚至还可以将其思想渊源进一步追溯到苏格拉底关于神的目的论证明中。在近代，关于设计论证明的表述较早和较清晰地出现在曾经到英国避难、并且深受洛克和牛顿思想影响的法国自然神论者伏尔泰的著作中。伏尔泰在1734年左右写成的《形而上学论》一书中，从一只钟表的机械结构出发，推出了上帝存在的可能性:

当我看见其指针标明了时刻的钟表的时候，我的结论是，有一个理智的存在物安排了这个机械的发条，于是它的指针可以标明时刻。因此，当我看见人体的发条时，我的结论是，有一个理智的存在物安排了这些器官，使之在母腹中得到九个月的孕育和滋养;于是为了看而赋予眼，为了抓而赋予手，如此等等，但是仅仅根据这一个论据，我只能限于得出这样的结论:可能有一个理智的、更高的存在物，非常巧妙地准备并造成了这样的事情。^[27]

伏尔泰在钟表匠与上帝之间进行类比的方法成为自然神论的设计论证明的经典模式，这种证明方法后来被典型地表述在英国神学家威廉·佩利(William Paley，1743～1805年)1802年出版的《自然神学，或自然现象中神之存在与属性的证据》一书中。在这本书里，佩利认为，如果我们在荒野中发现了一只钟表，即使我们从来没有见过制造钟表的过程，也不认识制表的工匠，甚至根本不知道如何制造钟表，我们仍然不会对某时某地曾经有一位钟表匠的存在及其工作表示怀疑。以此类推，“设计物的每一标志、设计的每一体现，都存在于钟表之中，也同样存在于自然的作品之中，所不同的是，自然的作品形巨量大，以至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无法计数的。……但在大多数情况下，与人类才智的最完善的产品一样，它们显然是适应于自身目的并从属于自身功能的设计物”。^[28]很明显，设计论证明是建立在一个类比推理的基础上，这个类比推理可以简单地表述为:

前提一:钟表具有明显的设计特点，它是为了一个目的(计时)而被制造出来。

前提二:世界相比起钟表来，具有更明显的设计特点，它的每部分都表现出目的性。

结论:如果有钟表必有钟表匠，那么有世界必有世界的智慧设计者(即上帝)。

从思想根源上来说，自然神论关于上帝存在的设计论证明既是对托马斯·阿奎那第五个证明(目的论证明)的进一步阐发，同时也是牛顿机械论在神学上的必然结果。众所周知，牛顿在实验科学的基础上提出了万有引力定律，但是由于牛顿的机械论世界观把自然界看作一个没有发展过程的既成事实，^[29]因此他无法用科学的观点来解释自然界的起源问题，从而必然导致用上帝的一次性创造来解决这个理论难题。牛顿之所以在宇宙中为上帝保留了“第一因”或“第一推动者”的位置，只是为了给他的整个井然有序的机械世界寻找一个具有权威性说服力的开端或起点。牛顿说道:“这个由太阳、行星和彗星构成的最美满的体系，只能来自一个全智全能的主宰者的督促和统治。”^[30]更为重要的是，这样一位具有无限智慧的上帝一旦创造出世界以后，就依据理性法则来管理世界，即让世界遵循万有引力和其他自然规律而运行。这样一来，科学家们就无须直接面对上帝，只要面对上帝的作品——自然界本身就足够了，从而为自然理性和科学知识的独立权利提供了神学上的依据。希尔认为，牛顿的这种世界观与1688年英国光荣革命和政治妥协的社会现实也有着密切的联系:

从某种角度看，牛顿关于宇宙的理论，把宇宙看作是各种力量之间的平衡，也可认为是把1688年的政治理论搬进了宇宙空间。举例来说，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说明了天体运行轨道的由来，正如洛克所提出的宽容思想，说明了当时英国宗教和政治的局势。万有引力定律使自古以来认为宇宙被一种法术控制的说法更加不足凭信，而天体力学中的数学计算进一步确立了。这种观念的确立与相信地上的国家社会能在政治上平衡是不可分的;后者是前者的前提，有了对地上的平衡的信心，才推动人去研究全宇宙中的平衡系统。最后一点，正如世上的平衡需要一位全智的、谨守宪法的君主，宇宙的平衡也需要这样一位君主。牛顿的神不时干预宇宙的事务，规定天体运行的轨道，但这只是为了防止混乱。神就体现了绝对时间和绝对运动。宇宙就是神的大厦。^[31]

从经验的论据来看，自然界及其各个部分确实处处显示出一种和谐的秩序性，这是毋庸置疑的事实。这些和谐的秩序似乎暗示着某种奇妙的目的性——昼夜的交替使得万物可以劳逸结合，生物链保证了物种的平衡，臭氧层使生命既可以得到适度的阳光又不至于被过强的紫外线辐射所伤害，至于人身体的各种器官，更是体现了某种内在的目的性:臼齿适宜于咀嚼，而门齿则适宜于撕咬(如果缺少了一种，我们在进食时就会感到非常不方便);眼睛是身体中最柔嫩的部分，因此就有了睫毛和眉骨来保护它;鼻孔容易进杂物，所以就向下而不是朝天……诸如此类具有和谐秩序性的自然现象，从苏格拉底一直到今天的创造论者已经列举了不计其数。在这里，关键性的问题是:如何解释自然界的这种和谐的秩序性?

对于这个关键性问题有两种针锋相对的回答:或者某个超越的造物主为了万物的生存而有目的地设计了和谐的秩序;或者世界的和谐秩序性本身就是进化的结果，只有那些能够适应这种秩序性的物种才生存了下来。前一种答案导致了设计论或目的论，后一种答案则导致了进化论。二者之间的分歧可以简化为:到底秩序是为了万物而设定，还是万物是适应秩序的结果?自然神论和中世纪的理性神学(托马斯主义)一样，赞同前者;唯物主义和无神论则赞同后者。至于怀疑主义，则对二者的理论前提都进行了置疑，拒绝对超出经验范围之外的形而上学问题作出判断。怀疑主义者(如休谟等人)虽然没有在关于宇宙的根本原因问题(先验宇宙论)上提出自己的正面观点，但是他们却非常敏锐而致命地击中了设计论证明在逻辑上和方法论上的“阿喀琉斯脚踵”^[3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