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国自然神论的衰落

五、英国自然神论的衰落

自然神论作为经验论哲学、机械论世界观以及君主立宪制在神学上的反映形态，最初产生于英国，然后从英国传播到在资本主义经济和政治发展过程中相继崛起的荷兰、法国、德国等国家，成为17～18世纪西欧各国具有自由思想和启蒙意识的知识精英们的一种时髦的神学理论和信仰形式。然而，这种对于近代科学理性的崛起产生了巨大作用的神学思想，在18世纪中叶以后却迅速地衰落了，一些新兴的思想潮流——泛神论、无神论、道德神学等——则取而代之。克劳治对于自然神论的演变情况描写道:

18世纪中叶自然神论衰退了。政治家兼作家的伯克在他1790年的作品:《法国革命及其与伦敦的某些团体组织事件的关联之省思》中写下这样的话:“凡于近四十年内出生的人，有谁读过那些自称为自由的思想者，诸如:柯林斯、托兰德、廷得尔、彻伯、摩根等人所写的一句话呢?”自然神论完成对英国基督教瓦解的工作后，移至欧洲大陆。藉着霍布斯、赫伯特、沙夫茨伯里、波令若布克和休谟的作品潮流，自然神论进入法国百科全书派、卢梭和伏尔泰的作品中，并藉着这些著作，自然神论进入了德国。在法国、英国自然神论让位于怀疑主义和无神论，然而在德国却成为理性主义。^[33]

正如其崛起一样，自然神论的衰落也是首先从英国开始的。从逻辑上来说，自然神论的衰落是经验论哲学走向极端的必然结果。早在培根和洛克的哲学中，就已经埋下了导致经验论危机的理论隐患。众所周知，近代西方哲学的核心问题是认识论(或知识论)问题，而认识论的基本宗旨就是要寻求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因此，无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都把追求普遍必然性的知识当作其最高的目标。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正是要通过对自然界的一般规律的认识而达到征服自然的目的。在《新工具》中，培根用归纳法来反对亚里士多德的演绎法，他确信，通过“三表法”的循序渐进，可以从经验材料出发，经过一系列“中间公理”而最终上升到具有普遍必然性的“最高公理”。然而，从感性的经验材料上升到普遍必然性的最高公理的逻辑根据是什么?换言之，如何在逻辑上来保证从特殊性向普遍性、从偶然性向必然性的过渡?这个关键性的问题却被培根忽略了。

经验论哲学发展到洛克那里，自身所隐含的逻辑矛盾就更加明显地暴露出来了。洛克一方面提出了著名的“白板说”，认为我们的一切知识都来自于经验(感觉和反省);然而另一方面，洛克又把“复杂观念”和“第二性质”的原因归结于心灵(这实际上承认了心灵具有一种先天的知识能力或知识形式，这种逻辑上的矛盾后来被莱布尼茨敏锐地觉察到并用来攻击洛克的“白板说”)。此外，洛克还独断地设定了两个无法用经验来说明的形而上学“实体”——“物质实体”和“精神实体”，将其作为整个知识论得以可能的客观基石和主观基石。正是这种哲学上的矛盾，使得洛克在神学上承认“超乎理性的命题”(基于启示)对于“合乎理性的命题”(基于经验)的独立性，从而在经验知识与先验启示的关系问题上陷入了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

自然神论关于上帝存在的设计论证明同样表现出了经验论的内在矛盾。设计论证明是从毋庸置疑的经验事实出发，循着一条似乎是经验论的推理原则——由果推因——来进行的。然而，如果我们像休谟那样从一种彻底的经验论(即怀疑论)的角度来加以审视，我们就会发现，设计论证明得以成立的逻辑前提恰恰是对经验论原则的背离。设计论证明的关键就在于，运用类比原理从“相似的结果推出相似的原因”，这种类比推理的有效性是建立在因果关系的必然性(从一个结果可以必然地推出一个原因)和普遍性(从相似的结果可以推出相似的原因)之上的。然而，这种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又是以什么作为根据的呢?是从先验的原则而来吗?然而经验论拒绝先验的原则;是从经验的事实归纳而来吗?但是从特殊性和偶然性的经验事实中如何能够得出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和普遍性呢?如果因果关系的必然性和普遍性本身就是一个有待证明的问题，那么以它作为根据的类比推理又如何能够保证其结论的有效性呢?

自然神论在逻辑上的内在矛盾，首先被一位传统宗教信仰的卫道士所识破，这个人就是英国国教会主教巴特勒(Joseph Butler，1692～1752年)。巴特勒是一位信仰纯正、思维严谨的正统神学家，他主动向自然神论者发起了攻击，试图通过对自然神论的批判来重新树立传统宗教的权威。在巴特勒的时代，自然神论在英国已经达到了鼎盛状态，这位英国国教会主教敏锐地意识到，与其像那些保守的正统神学家那样徒劳地用经院哲学的方法来论证启示宗教，不如借鉴自然神论的类比方法，从经验中来寻找支持基督教信仰的证据，从而证明启示宗教在理据方面丝毫也不逊色于自然宗教。1736年，巴特勒发表了《自然宗教与启示宗教之类比》。在这本书中，巴特勒像自然神论者一样运用类比方法，但是他所要证明的却是传统的基督教信仰。巴特勒认为，那些由于圣经中存在着不可理解的因素(奇迹)而否认圣经的真理性的人们，同样可以通过类比的方法在自然界中发现更多的困难因素。实际上，圣经和自然均出自于同一个创造者，因此二者在许多方面都具有相似性。在该书的绪论中，巴特勒从古代教父俄利根的一段话出发，以说明圣经与自然之间的同构性:

俄利根(Origen)就从这种类推法很明智地观察到:“凡相信圣经是出自那创造自然界的造物主的人，必在圣经中找到他在自然界组织中所发见的同样困难。”我们反省一下，不妨为之补充说:凡因这些困难而否认圣经是出自上帝的人，他应该因同样理由否认上帝创造世界。从另一方面看来，假如我们在那由启示而知道的神造万物体系和那由经验及推理而知道的神造万物体系(即指自然界的明白程序)之间，有一种类比或相似之处，就足以推测这二者均有同一的创造者与出自同一的原因;最低限度足以应答那些虽可承认后者是出自上帝，却想用类推法来反对前者是出自上帝的人……

本书的目的就在表明这种道德的和基督教的规划体系——包括它的组织，它的文字，和它秉自上帝所给我们关于它真理底证据——中那特别受人攻击的几部分，是恰和我们在大自然或天工的组织与程序中所体验到的事物互相类似;那些攻击之可对于前者，亦可以一样公平地加诸后者身上，但事实上，我们发见这种对后者的攻击都是证据绝不充分。我们并要指出这种由类推法所引出的论证是无可答驳的，因而无疑地在宗教方面占着重要的位置……^[34]

巴特勒与自然神论者一样，试图从经验事实出发，运用类比推理来证明启示真理。例如，他从人生不同阶段的差异性以及感受能力的连续性，推出灵魂不朽的可能性;他从现世的道德控制及其后果——德行导致欢乐，恶行导致痛苦——推出末日审判的可能性。巴特勒承认，从经验理性的角度来看，基督教的这些教义具有缺陷性和神秘性，但是在自然界中同样充满了缺陷性和不规则性:

上帝神奇的干预也可能一直是同样地出于智慧的普遍法则……这些法则的确不为我们所知;但其未知的程度，绝不会超过那样一些法则，根据那些法则，一些人刚生下来就死掉了，而另一些人却活到惊人的高龄……^[35]

巴特勒通过对经验事实的归纳指出，在自然界中存在着与圣经中同样多(甚至更多)的疑难之处和缺陷之处，自然宗教的证据和启示宗教的证据一样都只能导致或然性的结论。但是这种理据方面的或然性并不会妨碍启示宗教对于指导人生的实践作用，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或然性就是人生的向导”^[36]。冈察雷斯对巴特勒的基本思想总结道:

巴特勒试图表明，自然神论者们在拒绝启示的资料方面犯了错误。在这里他并没有证明启示的内容基本上是合理的。更确切地说，他承认，在有关特殊的启示的这个概念里有疑难之处;但是他又补充说，在宇宙是一个协调的和有序的体系的观点里也有疑难之处。在这两种情况中，人们必须凭或然性来指导。整个生命都是由这种或然性指导的，而且与此相似，我们对启示的信赖也必须遵循同一道路。^[37]

巴特勒并不否认圣经启示的证据具有模糊性，但是他一方面坚持认为，在证据方面，自然法则并不比圣经启示更明晰;另一方面则强调，启示因人因地而变化的灵活性恰恰说明启示具有超越理性能力的神秘性，这种通过神秘的方式来传达的信息恰恰说明了我们之所以需要启示的理由。因此，启示的基督教与理性的自然宗教并不矛盾，二者只是从不同的角度出发来探索真理罢了。巴特勒把基督教说成是对自然宗教的重新公布和制度化体现，它的重要性表现在如下两点:“第一，作为一种自然宗教或基本宗教的再公布与有制度的表现，以求适应目前的人类环境，而目的在推进自然敬虔与自然美德;第二，它是包含着一种非理性所能揭发的天理，而结果是我们得以领受几种特殊的教令。因为自然宗教虽然是基督教的基础与主要部分，但它绝不是它的全部。”^[38]

巴特勒揭露自然神论在理据上的缺陷性和或然性的目的在于维护传统的基督教信仰，但是由于他和他的对手们一样基于经验的起点和原则，一样运用归纳和类比的方法，因此他深知通过揭露自然神论理据的或然性并不能证明启示宗教理据的必然性，倒不如承认二者的理论根据同样都是或然性的(至少对于我们这些只具有有限理性的人来说是如此)。巴特勒比自然神论者更高明的地方在于，他意识到了一个基本的经验论原理，这就是从经验的事实出发，通过归纳和类比的方法并不能达到具有普遍必然性的结论。在这一点上，巴特勒无疑成为休谟哲学的思想先驱，正如休谟成为康德哲学的思想先驱一样。

然而，巴特勒的上述结论却造成了他本人始料未及的后果——既然启示宗教和自然宗教都缺乏可靠的理据，那么二者的合理性就同样都值得怀疑，而后人们对于自然神论的批判也可以同等地适用到传统基督教上。这一后果必然导致对宗教信仰与理性知识之关系的重新思考，从而使人们确信，宗教信仰是与理性知识无关的事情，它根本不可能通过理性来论证，而只能诉诸个人内在的道德良知和情感体验。这种观点成为休谟、卢梭、康德、施莱尔马赫等人的一种共识，虽然他们在具体细节上存在着明显的分歧。利文斯顿在谈到巴特勒思想的这种讽刺性后果时这样写道:

正是巴特勒的《宗教之类比》，而不是其他任何著作，结束了自然神论与传统基督教之间的这场争论。可是这位好主教的《宗教之类比》却产生了一种出人意料的讽刺性的影响。书中提醒人们注意自然之缺陷的那些沉重而正视现实的地方，本意是要恢复对于基督教启示的真理性的信心，到头来却为怀疑主义之火提供了更多的燃料。在大卫·休谟一类的人看来，自然宗教信仰的难处，也很容易转变成对于基督教神学主张的抨击……巴特勒通过强调自然宗教的困难，力图确立启示的或然性，他这种反证式的辩论方法在不大虔诚的头脑看来，似乎更导致了对于一切有神论的理性论证的普遍怀疑……

因此，与巴特勒的本意相反，他为基督教所作的精心辩护，竟成了怀疑主义、宗教非理性主义和信仰主义的导因。^[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