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智慧及幽默之自由

论智慧及幽默之自由

第一篇

第一节

我一直在考虑，我的朋友，那天我碰巧在你面前称赞起善意嘲讽时，你出自何种想法竟然会表现出那样惊异的神情来。有没有可能你以为我向来是一个神情严肃的人，以至于不喜欢所有这类轻松的谈话?你是否担心，假如你愿意让我接受一项考验，怕我根本就经受不起考虑，无法拿自己做一个实验的例子?

我得承认，假如你想象我骨子里其实是不折不扣的狂热信徒，根本不容许别人对我自己的意见发表任何善意的嘲讽，那你这样小心行事是完全有道理的。我明白，这在许多人的情况下的确都是这么一种情形。他们认为相当严肃庄重的无论什么东西，他们都假定不能以任何不严肃庄重的方式对待。尽管别人也持同样的看法，他们却安心地另行对待，并随时准备好针对除开自己的意见之外的其他任何看法一展嘲讽机锋。

问题在于，这样是否公平呢?对我们自己的意见持一套看法，对他人的意见又持另一套看法，这样做是不是有失公正与合理呢?在这个问题上如果存而不论，则可以看成是自私的例子。人们也许可以批评我们存心装聋作哑和盲目崇拜，因为我们这是把意见建立在信任的基础上，在我们内心里把某些偶像观念视为神圣的东西，而揭开这些偶像观念，或者在光天化日之下打量这些观念，总是对我们有益无害的。我们以如此精挑细选的方式在自己意识的某个黑暗角落里隐藏起来的这些偶像，极可能是怪兽而不是什么神灵，更不是什么神圣不可动摇的真理。幽灵也许欺骗我们，而我们却不愿意从各个角度来看清这些东西的外形或表情。对于只能在某个角度加以打量的东西，那一定是存在问题的。人们假定，真理必须经受得住所有角度的检验，而检验事物以获得彻底认识的最主要或最自然的媒介，往往就是嘲讽本身，或可称为这样一种证明方式，即，人们借此可以辨别就任何话题所做的公平嘲讽。对于在任何时候都求助于这个标准的任何人来说，这是最基本的一个要求。最严肃庄重的绅士，哪怕是在谈论最严肃的话题时，也应该承认这个观点，人们一般也认为，任何人都无权剥夺其他人求助于这个标准的自由。而当他们可以像其他人一样自由而无拘束地批评他人时，他们难道从不费心问一问:这难道不是很让人发笑的事情?

因此，在这件事情上面，我觉得你应该充分明白我的想法。通过这个方法，你就能对我下一判定，看看我那天在为善意的嘲讽进行辩护时，到底有没有诚心，也可以继续为那些天资聪颖的朋友的观点进行辩护，而这些人常常因为他们这一类的气质而受人诟病，也因为他们在如此充满幻想性质的谈话与写作中随意发挥而受到批评。

第二节

从实而论，当人们思考这种特别才智时不时受到什么样的利用，以及它最近在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人物那里发展到了什么样的程度，不免略感惊异，心生疑惑，不知道应该如何看待这种做法，也不知道长此以往，这种挖苦之风会把我们带往何方。说话冷嘲热讽的风气，已经从娱乐界人士漫延至企业界人士，政客也脱不了时俗，人们竟然以戏谑和嘲讽口吻谈论国家大事。最有能耐的磋商能手，往往都以最知名的小丑为众人所知，要么是知名作家，要么是诙谐能手。

的确，有一种防御性的善意嘲讽(请允许我用这个字眼)是我愿意在无论哪一个场合广泛使用的，此时，人的好奇心会迫使大家去发现更多往往不方便说出来的真理。真话说得太直，往往是对真理的损害，而且，在某些情况下，没有比这更能损害真理的东西。人的悟性与人的眼睛往往也是同一个道理:对于某一种身材与某一种类型的人，仅仅只能容许那么多光线，再多一些，反倒会带来黑暗与混乱。

残酷的事实，往往要避免被人看见，这就是真正的人性与仁爱。要做到这一点，通过逗乐的方式往往容易一些，远胜于矢口否认或闭口不言。可是，以神秘的方式费尽力气让人摸不着东西而难堪，并以模棱两可的谈话方式从人的这种难堪里找乐子或加以利用，跟板起面孔来装正经或强装严肃进行欺骗一样是一种不雅的善意嘲讽。不论是当前还是在以后，聪明智慧的人以打比方的方式讲明事理也许是必要的，这样可以让自己的话里含有双层意思，对手可能觉得好笑，只要有耳朵可听的人就能听到。但是，把所有人当做同等对象加以嘲弄，并让思路清晰的人，甚至是一位朋友也同样处在疑惑之中，不知道一个人在谈论任何一个话题时到底心里在想什么，那肯定是一种可鄙、无力和枯燥无聊的智慧。

这是那种相当过分的善意嘲讽，在好友中很容易伤人。一种嘲讽与另一种嘲讽之间的确存在很大不同，在公平处置与伪善，在最文雅的机智与最粗鄙恶劣的滑稽表演之间，也都存在很大不同。可是，在会谈的自由中，这类不入流的机智会丧失其荣誉。机智是其自身的解药。自由与商业会使它归入自身真正的标准。唯一的危险是设立禁运令。这里发生的事情与在贸易中是一样的。强迫接受与横加限制会使其退潮，自由港才是对它最有利的。

在我们自己这个时代，已经见证了一种荒谬的机智如何衰败下去，那种机智曾使我们的祖辈得到那么大的快乐，他们的诗歌与戏剧以及布道辞里全是这些东西。所有的幽默，全都含有某种双关语在里面。就连法院的用语也一语双关。可是，在城镇与所有教养深厚的人群中，已经不再流行这种荒谬的机智了，仅只在部分乡村地区，还有部分遗迹留存下来，而且，现在看起来好像终于限制在青年教化场所中，主要供那里的书呆子及其带领的学生娱乐之用。因此，在其他一些方面，智慧能改进我们的手段，而幽默能自行修复，只需要我们格外小心，不要轻易扭曲它，通过严格的使用和具体的规定，便可以使它处于约束之下。所有礼貌之举，都因为自由而起。我们彼此增益，通过充满友好气氛的碰撞磨去我们的棱角和粗俗的地方。如果禁止人们这么做，一定会使人的悟性生锈。那将毁灭礼貌之举和良好的教养，甚至会是打着维持旗号破坏仁爱本身。

第三节

要说清楚到底什么是真正善意的嘲讽，就跟要说明什么是良好的教养一样是很不容易的一件事，而且并无用处。除了思辨者本人，别人弄不清楚这种思辨是什么。可是，人人都认为自己才是教养好的人，而最刻板的书呆子总想象自己能以雅致与幽默感嘲讽别人。我曾认识几位言行端庄的绅士，他们试图纠正为善意嘲讽进行辩护的一位作家，而在纠正的过程中，他们自己却每到关键处也利用这同一种武器，尽管他们并不擅长于此。我相信，这种情形在许多宗教狂热者那里也可以观察到，这些狂热信徒就是利用这个武器来反击我们的现代自由作家的。那些喜欢制造的先生们，他们板起宗教裁判所的判官一样的可怕面孔，在他们屈尊放下架子，做出一种诙谐可爱的样子对待他们故意以不同的态度对待敌手的时候，看上去也只是那种笨拙的雅姿。公平而论，假如他们能按照自己的心愿行事，我毫不怀疑他们的行为和举止一定大同小异。他们一定会很快就停止作弄，立马制造一起悲剧。可在当前，没有比像两面神杰纳斯一样的作家们更可笑的人了，他们一面强装笑脸，另一面又只看得见愤怒和咆哮。由于已经列在了名单里，而且已经同意按照机智与论证的公平争论法行事，他们刚刚证明自己的武器，我们就听到他们大喊救命，然后就向常规的武器举手投降。

没有比行刑者与小丑扮演的这位行刑者的角色同台演出更荒唐可笑的场景了，可我相信，任何人都会发现，这就是某些现代的狂热信徒在其引发争议的文章里表现出来的真实场景。与其说他们更能装出古板的模样，还不如说他们保持良好的幽默感的能力也差。前者总是失之过严，而后者却又流于笨拙的滑稽表演。因此，在愤怒与快乐、热忱与滑稽之间，他们的写作对雅致的把握程度，就跟闹笑的儿童剧差不多，这些孩子们能在同一时刻又撒娇又胡闹，可以同时大笑和大哭。

这些作品最后是否招人喜爱，在争取或说服那些所谓有错漏的人的时候能够起多大作用，我根本都不想费心去解释。我同样也不会奇怪，在这件事情上，我听到公众为那些宗教狂信者感到悲哀，虽然辩论对方的著作十分流行，他们自己的应对之作却根本无法问世，或即使出版也少有问津。卖弄学问与执迷顽固都像磨石，能把最好的著作沉入水底，而且这还只是它们能造成的最小危害。假装博学的人，他们的脾性并不会随着时代的变更而有所变化。但是，无论世人接受的是什么样的教育，他们都不肯改变。假如哲学家拿出说教，人们也愿意听他说，只要他保持自己的哲学就行。基督徒也是这样为人接受的，只要保持自己公开宣称的仁爱与温顺就行。要是一位绅士，我们可以容忍他的幽默与玩笑，我们认为那是本着良好教养产生的行为，从来都不会太过分，也不像滑稽的表演。可是，假如只是远离这些特征的普通学者，而且写作的风格从一种跳到另一种，总体上看起来不能够保持基督教的性情，更不能利用一位哲学家的理性，更不用说一位有着良好教养的人士的善意嘲讽能力，那么，假如这颗乱成一团的头脑里冒出来的野蛮结果在世人看来荒唐可笑，那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我的朋友，假如你认为我通过这样的描述错待了这些在宗教争议中成为宗教狂热信徒的作家，那就请你去看看其中任何一位的作品(哪怕这项竞赛并未超出国界，而只是在很小范围内展开)，然后再发议论。

第四节

关于作家与作品，我已经说了这么多，正如你所期望的，你应该已经明白了我在谈话这个话题上的想法，尤其是我们最近开展的一次自由性质的谈话，你记得我出席了这次会谈，因为有你的朋友在场，也因为你一定觉得我会在会上对你这些朋友口诛笔伐。

应该说，那是相当有趣的一次会谈，会谈戛然而止的方式也让人觉得十分有趣，现场一片混乱，会前确定的议程，竟然一项都没有完成。会议中间发生的某些特别事件，也许不适合在这里形诸笔端。我觉得，大致介绍一下会议的内容便足矣。的确，有许多相当不错的方案被迫搁置，许多严肃的推理过程也被中断，但这些事情并没有对任何与会者造成伤害，反倒是使在场的人的优良气质得到改进，使人们对类似会谈的兴趣反而大增。我相信，假如理性本身前来为自己的利益进行判断，她一定会认为，她从这种轻松和熟悉的方式中得到的利益，远远大于像平常一样坚守某种特别的意见。

然而，也许你还在并不拿我说的话当真的那同一种心绪中，你也许想继续对我说，我只是装出吊诡的样子，哪怕那次会谈最终以对理性看来已经如此牢靠地确立的东西如此不确定的方式结束，我还是赞扬那种会谈对理性的益处极多。

对此我作出这样的回答，根据我对理性抱有的观念，那些学富五车的人书面的文论和口若悬河者现场的雄辩，其本身都不足以教导人们如何利用理性。仅仅是推理的习惯本身才能造就一位推理者。要想养成推理的习惯，最好不过的办法莫过于从中得到快乐。善意嘲讽的自由、用优雅用语自由地发问、允许就任何一个论证进行阐述或反驳，同时也不冒犯提出论证者，这都是使这些思辨性的谈话受人欢迎的唯一条件。把话往实在里说，由于人类颁布的法律条款规定甚严，主管法律的那些人又喜欢卖弄学问或冥顽不化，并假定他们自己是所有这些领域里说了算的人，因而使所有这些条件反倒成为某种负担。

难道我永远只能当一个听众吗?这在神学、道德与哲学方面是一个极其自然的抱怨，就如同过去诗歌当中的讽刺诗作者经常抱怨的一样。时势变迁是强有力的谈话法则，也是人类长久的渴望。在理性事务上，更多事情往往是在一两分钟内完成的，更多是通过问答方式而较少通过长达数小时持续不断的长篇大论完成的。演讲仅只适合于煽动激情，难辩的强力在于恐吓人，激发人的情绪，使人出神或愉悦人，而不在于满足人或给予人以指导。自由的会谈属于近距离作战。与之比较而言的另一个办法，却仅仅是手舞足蹈，或者叫击打空气，与幻想之敌斗争。因此，如果在会谈中受到阻碍或威吓，或者仅只能听某些话题上的演讲，那一定会使人觉得甚是无聊，使讨论的话题控制太过，如同蓄意安排者本人一样让人讨厌。人宁肯在枝微末节的事情上动用理性，从而让自己自由地推理，不受权威的欺骗，也不愿意在受到约束和胆战心惊的情况下讨论世上哪怕最有用处和最好的话题。

我们也不应该奇怪，为什么人一般都是软弱无力的推理者，他们并不在乎与同伴一起严肃认真地谈论无关紧要的事情，而在更重大的事情上，他们却不敢真正调动自己的理性，因此被迫进行无力的推论，因为这种推论需要有最大量的活动能力与力量。在这里发生的，与在某些意志坚强和身体强壮者那里发生也是同样的事情，因为这使他们天生的锤炼派不上用场，并且也局限在一个狭小的空间内。他们被迫使用奇怪的手势与扭动的身体传达意思。因为如此健全和充满活力的肢体里面的活力无法静止不动，也不能闲置在一边。这样，如此机灵的人们，他们天生的自由精神如果受到局限和受人控制，就会找到其他的活动方式以舒缓局促的身体。无论是通过游戏诗文、模仿之作还是滑稽表演，他们都会因为多少舒缓了不自在的身体而大感开心，也是对造成局促环境的人的一种报复吧。

假如不允许人们就某些严肃话题一吐为快，他们就会以戏谑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假如完全不允许他们就这些话题发表任何意见，或者人们觉得这么做当真属于危险之举，那他们会加倍隐蔽自己，让自己去从事神秘事务，说起话来没有人听得懂，至少不会让促使他们这么做的那些人那么容易就听明白。因此，善意的嘲讽反倒更加时兴起来，并走向极端。压迫过甚，人就想起用诙谐方式达到同样的目的，没有了真正的自由，也就不会有真正的礼貌端庄，这可以解释为什么人们会以错误的方式利用或败坏玩笑和幽默。

在这个方面，假如我们在称为文雅的东西上面收紧公正的尺度，有时候乐于显出滑稽表演式的粗俗之气，那我们也许要感谢假博学者的那种嘲讽式的庄重和酸溜溜的幽默，或者不如说，假如他们遭受了如此待遇中最严厉的一种，那他们就应该感谢自己了。假如某个地方的局限向来都是最严格的，那么，它当然也会是最沉重的一种。重负越是大，人的嘲笑劲头就越是足。屈从的程度越是高，嘲讽之气便越是难以察觉。

在一些乡村里，精神专制往往是最强烈的，看看这些地方，我们就可能明白为什么事情极可能如此。论嘲讽式的表演，意大利人是最棒的，在他们的作品里，在他们更自由的谈话里，在他们的文章中，在他们的大街小巷里，滑稽表演和讽刺诗文都是最高的时尚。只有通过这样的方式，那些穷困潦倒者才能宣泄自己的情绪。在这一类机智的优越性上面，我们应该承让自己略逊一筹。我们这些人拥有更高程度的自由，假如我们不能够在出格的善意嘲讽和讥笑的本领上显得更机灵一些，那又有什么值得奇怪的呢?

第五节

正是这个原因，我才确实相信，古代的人根本就没有发现这样一种精神，在更文明礼貌的时代里写作的那些作家那里，就连讽刺诗文这样的东西都难以找到。他们处理严肃话题的那种庄重方式，跟我们这个时代确有不同。他们的文章一般来说属于自由和随便的风格，他们情愿把真实的辩论与会谈原样传达给我们，也就是通过对话与自由辩论的方式处理他们的话题。一般来说，大家围着一张桌子进行谈话，也可以在公共走道或聚会地点进行。他们在真实会谈中表现出来的机智与幽默往往就在自己的作品里传达出来。这也是相当公允的做法。假如没有机智和幽默，理性根本都难以找到证明，也显不出与其他方式的不同之处。威严的声音与假装博学者施加的高度限制，往往要求人们摆出敬意和畏惧的样子。这是极可憎的一个办法，往往使人的悟性遥不可及，或者令人敬而远之。但是，另一种相反的办法却让人甚觉公平，让对手利用全部力量在公平立场上全力反驳。

假如作者愿意与读者处在一个公平的舞台上，拿悲惨阴沉的东西去交换更轻松自然的方式与习惯，那么，读者在这样与作者交流时能够得到的益处有多大，可真是难以想象啊。痛苦的表情与说话的腔调很容易骗人。许多形式上的诡辩之作往往经受得住严厉目光的检验，而用轻松戏谑方式编织出来的，往往都过不了关。古代有一位圣贤说得在理:“幽默往往是庄重的唯一检验，反过来亦如此。经不起善意嘲讽的话题，一般都是可疑的，而经不起严肃认真检验的戏弄，往往就是一种不当的机智。”

可是，我们就有这样一些充满冥顽不化气息和怀着荒谬热忱的人士，每当听到一些原则受到检验，听到科学与艺术有人质疑，重要的事项竟然有人用坦率的幽默感对待，他们立即惶惶不安，以为所有职业都必然由此坠地，所有传统必然为之所毁，任何有秩序或体面的东西再无法留存于世了。他们担心，或者假装担心，认为宗教本身也会被这种随意的自由风气所威胁，这样，他们就对这种谨慎布置的私人谈话中表现出来的自由大感惶恐，好像它在公共场所或庄严的集会中也会受到不当利用似的。可是，如我所了解的，实际情形全然不是如此。你应当记得(我的朋友!)，我给你写这封信，是要为那个俱乐部的自由进行辩护，也是为绅士和友人中存在的那种自由进行辩护，这些人彼此可是十分熟知了解的。我为自由辩护是以这种限制为基础的，这也相当自然，这你可以从我给自由这个词下的定义中看得出来。

在公共集会中，假如一个人不是因众人召唤或邀请而占据主席位置，那肯定是对自由的一种冒犯。就普通公众听不顺耳的议题发问，或者安排辩论事宜，就缺乏因社会要求而必须有的适当。这样的议题要么不要当众处理，也不能以有可能引发丑闻或骚乱的方式进行。无论何种理由，都不能拿公众当面开涮，也不能指责公众愚蠢而使他们觉得自己受到轻慢。与良好教养相反的东西，在这种情况下也就是与自由相反的东西。装出对粗俗者的优越模样，厌恶普通民众，那都是自甘为奴者的行为。热爱人类的人尊重和服从人类传统与社会。假如成员混杂，男女不分，兴趣各异，那么，强迫众人倾听自己不喜欢听的话，并用很多现场听众极不习惯的方言说话，都属于强迫之举和故意为难。以超出众人能力的方式处理事务，让人无话可说，并剥夺别人闭耳不听的权利，都属于破坏公共谈话之和谐气氛的行为。可是，至于私人性质的社团，情形则不尽然，在这些地方，其成员经过挑选，彼此互相熟知，聚会的目的就是要锻炼自身机智，并就各种话题进行自由讨论。此时，我看不出任何人有任何一种因善意嘲讽和幽默玩笑而受到冒犯的理由，因为这正是此类谈话的要旨。要交结良师益友，要免除俗务之累，要抛弃学校里的那一套说教，这是唯一能够做的一件事情。

第六节

我们再回到所论证的话题上来。假如我们现代最优秀的谈话往往流于琐屑之事，假如理性辩论(尤其是要求更深思辨的那些辩论)失去了信誉，而且因为流于形式而蒙羞，那就有理由给幽默和欢乐留下更大空间。处理这些话题更轻松的一个办法，会使它们更受人喜爱，感觉更亲切。为此进行争论，就如同就其他事务进行争论一样。这些事情不会让好友心生芥蒂，更不会让一场礼貌谈话少有轻松与愉悦感。这些谈话更新得越是频繁，其效果就越是会彰显出来。我们会成为更有理性的人，因为我们总在轻松愉快的环境里从事这样的活动，也是以自己的轻松方式进行的，或拿起来研究，或放下休息，都按照我们自己的心思进行。我要对你说，这样一来，总体上说，就不会因为你所注意到的善意嘲笑或它在我们的好友当中产生的效果而落下骂名。幽默总是逗人喜爱的，会谈以混乱结束的方式，在这时总是让我回忆起来感到愉快，我会考虑到，与其打消重启这场辩论的念头，反倒不如在任何时候再次相会，就同样一些议题再次争论，甚至在比以前更轻松和更满足的气氛里进行争论，那样反倒更快乐一些。

如你所知，我们在道德与宗教这个主题上讨论了许久，与会的几位人士提出多个不同观点，并得到富于生气与独创性的讨论，其中几位时不时自由发挥，他们诉诸常识进行辩论。人人都容许他们这样做，而且愿意经受考验。没有人不确信常识能够为他的观点作辩护的。可是，在一些议题进入讨论阶段，并受到公开质询时，却无法作出判断。提出观点的几方在紧接着的发言中继续提出新的诉求。没有人主张诉诸所谓的法院权力来解决问题，直到后来，一位德高望重、其悟性从来没有人怀疑过的绅士很严肃地提出要求，要他们把常识的意思讲清楚。

他说:“假如理解力这个词指我们借以理解意见与判断的能力，而共有这个词指普遍性或人类中的很大一部分，那就很难发现常识这个主题应该位于什么地方，因为人类一个部分的理解力可能与另一个部分的理解力相反。假如由大多数人来确定什么常识，那么，常识就会随着人的变化而不断变化。今天按照常识所说是正确的东西，到明天或不久之后便成为相反的东西。”

“可是，尽管人类在绝大多数主题上有不同的判断，但毕竟有一些判断是共有的，人们对此会产生相同的想法。人们仍然会问这样一个问题:到底在哪些地方人们有共同的判断呢?因为任何一个时刻存在的东西，人们一般假定，放到宗教、政策或道德的条目下面，都可能会大打折扣。”

“没有必要谈起宗教中存在的差别，这件事情众所周知，基督徒对它的理解尤其深刻。他们彼此做过确实的实验，各个派别轮番进行。无论是哪一个宗派，无不尽其最大努力。无论哪一个派别碰巧成功，都想办法将所有的方法付诸实施，希望自己一方的理解会变成公众共同的理解。但一切都是白费力气。常识正如同天主教或东正教一样难以确定。在一方看来是无法想象的神秘事件的东西，在另一方看来却是太明白不过的事情。对一方来说是荒谬透顶的事情，在另一方看来是明白无误的演证。”

“至于说政策，什么样的理解或谁的理解可以称为共有的，这同样是一个问题。假如一种简明的英国或荷兰的理解是正确的，那么，土耳其和法国的理解就一定错得离谱了。由于被动的服从看来是纯粹的胡扯，我们却发现它是我们当中绝大多数人的常识，在欧洲如此，也许在全世界也是如此。”

“谈到道德，假如能够加以分辨的话，其中的差别就更大了。我们先不考虑许多野蛮无知民族的意见与习俗，哪怕是少数几个已经达到较为成熟的阶段，已经熟知哲学的民族，也不能就同一个道德体系达成一致意见，更不能确认同样的道德原则。甚至是我们最敬仰的一些现代哲学家也曾公平地对我们说过，所谓美德和恶，跟纯粹的时尚和时髦一样，并无特别的法则或尺度可言。”

在我们的朋友当中，假如他们按照这个方式探讨过更严肃的话题，或者忍受不住更轻松的话题而逃走，那么，这在他们看来也许显得很不公平。因为在人生更欢乐的一个部分，我们的愚蠢跟在最严肃的那个部分是一样严重的。错误在于，我们只是把笑声带到了半途。不实的诚挚受人嘲笑，而不实的说笑却安全通过，跟彼此一样成为不实的欺骗。我们的娱乐，我们的戏剧，我们的开心活动都成为庄严肃穆的东西。我们梦想幸福，还有财产和娱乐，而对这些东西，我们并没有领悟力，没有确切感，可是，我们却追求它们，就好像它们是世界上最熟知和最确切的东西。没有比偏执的怀疑主义更愚蠢，更迷惑人的东西了。虽然怀疑投向了事物的一面，确切性却在另一面旺盛生长。虽然只有愚行的一面看上去极其可笑，另一面却看起来甚是庄严，极具欺骗性。

可是，在我们的朋友当中，事情却不是这个样子的。他们似乎是更优秀的批评家，更具创意，在质疑所听到的意见时显出相当的公平来，在揭露可笑事物的荒谬时亦是如此。假如你允许我承续他们的那份幽默，我敢斗胆将这个实验贯彻到底，尝试一下哪些确切知识或对事物的牢靠把握可以找回，我所借用的这个方法，你认为，就是使所有确切知识尽失，而无休止的怀疑主义借机潜入的方法。

第二篇

第一节

一个埃塞俄比亚的本地人，如果突然之间送往欧洲，在狂欢节期间将他安置在巴黎或威尼斯，由于这时候人人都化了妆，差不多所有人脸上都戴有面具，他极可能在一个时期内不知所措，之后才会发现其中的真相。他无法想象，竟然有整整一个民族根据一个约定而在同一个指定的时刻，按照其五花八门的习惯使自己变形，让彼此的性格与身份造成一致的混乱，并使人们之间的彼此欺骗成为一件庄严肃穆的事情。他最开始极可能带着严肃神情看待此事，看到眼前发生的一切，他肯定无法保持正常的面容。另外，欧洲人看到如此单纯木讷之人，一定会大笑起来。可是，我们这位埃塞俄比亚人一定也会发出大笑，而且他的大笑会有更充足的理由。很容易看出这两种人当中哪一种更可笑。为此发笑的人，本身就值得嘲笑，而在这样的情形下就更让人觉得可笑了。但是，假如我们这位埃塞俄比亚人因为并不知道欧洲人真正的可爱面容和常见的服饰，一直还在尽情嘲笑，但在他发现欧洲人天生的面孔和明白当地习惯之后，仍然像以前一样发出开心大笑，如果确曾发生这样的事情，那么，由于他的嘲笑走过了头，现在不就轮到他自己值得人嘲笑了吧?由于愚昧的假定，他把仅仅是艺术的东西当成了天然的东西，也许还错把清醒的人看做逗笑的哑剧表演者。

曾几何时，人只需要对自己的行动和行为负责。他们的意见只是他们自己的事情。他们可以自由地在意见上保持不同，正如每个人的面孔可以各不相同。每个人脸上都是天生的表情和面容。可是，随着时间推移，人们觉得掩饰一下面容是比较文雅的举动，人人脸上都挂着某种学究气。因此，地方治安官就成为一位化妆师，轮到他本人的时候，他也恰如其分地被别人化上妆，此时他已经放弃了化妆师的权力，交给了新的化妆师。可是，虽然在这种超常的危机中大家都同意只能有一位确切和真实的化妆师，只能有一种特别的神情，所有人都同意这个新规则，可是，悲哀的事情在于，治安官和化妆师本身都不能够解决，到底哪一种才是真正准确和真实的模式。现在来想象一下，这样会产生什么样的结果。假如人因为他们的神情和面部特征的各个方面而受到迫害，因此而被迫根据正确的模式而加以调整，但此时，有上千种不同模式和上千种不同的服饰正在流行，而且每隔一段时间就会根据当时的时尚和幽默发生变化。我们此时来看看，人的面容会不会看起来大受拘束，人类天生的面容根据这个习惯是否会发生扭曲、变形，甚至到一种难以辨认的程度。

可是，这种令人不快的装饰之爱，以及为了面容之可靠而显示出的过分柔情，可能会让事物普遍的外貌变得极不自然和矫揉造作，因此我们不能想象所有的脸面都应该如此涂抹得一塌糊涂。并非一切都是颜料或粉饰物。真理的面孔尽管堆上了许多的赝品或套上了面具，也不会因此而少一些娇艳或漂亮。我们必须记住那场狂欢会，还有参与其中的狂乱人群，就是这些五色人等订立这个狂欢制度的，还得记住人们设立这种习俗想要达到的娱乐和忙碌目的。我们可对最初的欺骗报以足够嘲笑，而且，假如怜惜会使我们遭受痛苦的话，我们极可能使自己因为卷入其中的那些人的愚蠢和疯狂而成为嘲笑的对象，并成为那些欺骗活动的目标。但我们同样应该记住这位埃塞俄比亚人，谨防自己拿天然的东西当成面具，不要让自己成为比我们所嘲笑的那些人更可笑的人。如果一种受到如此约束的玩笑或嘲讽竟然能使人的判断力离题万里，那么，过度的恐惧或担忧也能达到同样的效果。

我的朋友，假如你有幸生活在那个时候的亚洲，其时，那几位法师利用一场臭名昭著的欺骗活动迷惑了整个帝国，你一定对那种行为产生了极大的厌恶。那几个人本身都有可能让你觉得臭不可闻，尽管他们犯下了欺瞒和胡作非为的大过，你也许会看到他们遭到无情遣送，正如后世的欧洲祖先以同样无情的冷眼看待一个类似的政治魔术师团体的毁灭，那就是圣殿骑士团，几乎超越了民事主权的一个政治组织。听闻这样的事情，你的愤怒也许会促使你提出要求，要把所有这些魔法师的纪念碑和纪念馆全都拆毁。你可能下定决心要把他们的房子尽数踏平。可是，假如事情是这个样子的，即这些魔法师在他们当红的日子里曾经编辑过许多作品，甚至由他们自己编过一些书，他们还在那些书中谈论过哲学或道德或其他学科，或部分学问，那么，你会允许自己的怨恨发展到这样一个极端，竟然连这些作品也连根拔除，并反对他们支持过的任何一种意见或教义，理由不在于别的，仅仅因为他们曾经支持过这些观点吗?斯基台人、鞑靼人或哥特人也不会有如此荒唐的举动或推理。更不用说你绝不会怀着野蛮情绪进行迫害祭司或杀僧侣的行为。说实在话，出于对人的仇恨而毁灭一种哲学，意味着一种野蛮人的观念，以为毁灭或谋杀一个人就可以夺走他的智慧，并收取他的领悟力。

我的确应该承认，假如这种古代等级制度中的所有制度、法令和规定属于基本法，出自秩序本身的要求，那么，它们早可能被压制下去，而且不无理由，因为当人们看到他们确立的那些法律时，无不感到极大的嫌恶。

因为术士也是人生父母养的。

我们情愿做这样的一个假定，即那些魔术师也曾考虑过，按照他们的原则，也应该在世人面前尽量显出公平的样子来，最好能够隐藏自己的行为，他们发现，支持某些优良的道德规则，确立最好的一类格言是最符合他们的利益的。也许他们觉得，着手行动的时候，赞扬宗教最大的纯洁性，讲求人生及态度上的诚实，都符合他们自己的利益。总体来说，他们兴许还就仁爱与善意进行过说教。他们也许决心要看到人性最美好的一面，它与人类的基本章程以及政治制度一起编织起最诚实的道德规条和世界上最好的教义。

在这件事情上，我们本应该有什么样的行为呢?当我们发现他们的欺骗行为，看到他们那个帝国毁灭时，应该如何对待这种人为的秩序呢?我们是否应该立即参与他们这个制度，不加分别地驳斥他们的意见和教义，顶着他们的反对意见再创一种相反的哲学呢?我们是否应该抨击每一种宗教和道德原则，拒绝任何一种天生和社会的情感，尽可能把人看做彼此为狼的动物呢?当我们这样描述他们，并努力迫使他们以比这更野蛮和更腐败的方式看待自身时，是不是要以他们当中最恶劣的一部分尽可能有的不良意图来看待自身?你会说，这一定会成为最荒谬的一部分，就连其他最卑鄙的人也不屑一顾，而这正是使那些魔法师敬畏有加，过度惊吓的东西。

可是，我们知道，在我们这个时代，最近几年就有一位能干和机智的哲学家为这种恐惧心理所折磨，出于对政治与道德的尊敬，他直接表现出这种屠杀精神。看到当时处在统治地位的强权人物他就感到害怕，因这些强权人物不公平地假定自己拥有人民交托的权利，这种担忧让他对所有受人欢迎的政府以及自由这个观念本身都心生畏惧，为了一举永久性地加以扑灭，他建议毁掉所有文字，并劝告世上君王不要留下哪怕一位古代罗马或希腊史学家。这在本质上难道不是哥特人的做法吗?我们的哲学家从外表上看，难道不是拥有某种生番的东西才利用哲学和学问，正如斯基台人据说曾利用阿纳卡西斯和其他人，谴责他们曾去拜访希腊的智者，并学会了一个礼貌民族的风范?

他与宗教的争论，和他与自由的争论是一样的。同样的时代给予他同样的恐惧，虽然这次的种类不一样。除了宗教狂热造成的破坏作用，除了培育和引导这种精神的那些人的诡计之外，他的眼里看不到别的任何东西。尽管他在自己的哲学里让他自己和所有人类看起来都像是生番和无法交往的人，但这位极善交际的人却在他自己的一生里透露出自己的本质，他费尽心血要做到在他过世以后，我们能够有机会免除这一类的恐怖。他尽其所能让我们明白:“无论在宗教还是在道德事务上，我们都受了治理者的哄骗，我们的本性并没有任何东西使我们倾向于任何一个方向，没有任何东西天生就能吸引我们去爱根本都不存在的东西，或者超出我们自身的东西。”我们热爱伟大的真理，我们热爱至高的格言，他自己也希望这些都是真理和格言，这种爱却使他成为所有人类中最勤劳的一位，他一定要为我们创造出这样一种制度供我们利用。尽管他有天生的担忧，这种爱还是迫使他冒了最大的风险而成为一名殉道者，旨在谋求我们的解脱。

我的朋友，请容我暂停一下子，以防止你太过严肃，并让我向你保证，这些执迷于迷信的人并不会构成我们易于想象的那么巨大的危险，哪怕他们对每一种宗教和道德的原则充满嫉妒。无论他们在哲学里显出何等的野蛮形象，他们仍然具备作为普通公民的如我们所希望的平常能力。他们自由地交流他们的原则，这也许能够为他们作证人。能够如此友好和保持交流能力，这已经是最高的社交水平了。

的确，假如这些原则隐藏起来，使我们根本都看不见，并成为一个秘密，那可能值得认真考虑。事情往往是人为如此的，假如它们为一个宗派或一个政党保守为秘密的话，而一个相反政党的憎恶与羞怯，往往最有利于这种情形。假如我们听到被认为是有毒害作用的格言而立即显得惶惶不可终日并惊惶失措，那我们的性情就很不利于利用理性最为我们熟悉和轻松的一部分，而这一部分正好就是最好的解药。理性唯一的毒药是激情。激情消退的地方，正好就是不当推理得到匡正的地方。可是，假如仅仅听到某些哲学命题就足以消除我们的激情，那么，相当明显的事情是，这毒药就逼近了我们，我们最终就无法恰当地行使理性能力了。

假如没有这种偏见，那么，有什么东西能够妨碍我们从一直在谈论的这些现代改革者的奇妙想象中得到欢乐呢?这些反宗教狂信者怀着对一种冷静哲学的热忱，真诚地向我们保证:“我们是这世上犯错最严重的一群人，竟然想象有什么自然信念或公义的人，因为只有强力和势力才构成权利。现实中并不存在什么美德，无论各处都不存在什么秩序原则，也不存在秘密的魔力或自然力量，不存在每个人都借以情愿或不情愿地趋向公共利益、若非如此便会遭受惩罚与折磨的秩序原则。”对这些人，我们应该说什么呢?这话本身难道不是一种魔力?我们这位先生此时此刻不正处在这股魔力的控制之下吗?“先生!您屈尊透露给我们的这种哲学极不平常，能够聆听您的教诲使我们感激不尽。可是，请问，我们身上的这份热忱究竟从何而来呢?我们在您看来是什么呢?您是我们的父亲吗?或者说，若您是，为何如此担心我们?这么说，是不是有一样称为天生情感的东西?假如没有，为何要费如此力气，为何觉得我们面临如此危险?为何不把所有这些秘密保守在您自己心里?或者说，把我们从欺骗当中解脱出来，对您个人有何益处呢?为欺骗所惑的人，本应该是越多越好啊。使我们醒悟过来，让我们明白只有私人的利益主宰着您，并没有任何更高尚的东西，或更宏大的一种性质来主宰您与之对话的我们这批人，这可是与您的利益直接相背离啊。让我们自行其是，让我们接受我们向来很开心地接受其训导，并成为如此软弱者的那种知名艺术吧。让我们明白我们天性都是狼，这并不合适。一个真正发现自己如此的人，有可能费尽力气把这一发现告诉他人吗?”

第二节

我的朋友，在现实中，一个神情严肃的人在这样的场合完全应该予以体谅，促使我们如此为普通的诚实进行辩护的，就是这些公正诚实的绅士，他们的实践与他们的思辨极其不同。我知道，有些人在观念、原则和实践中都是恶棍，他们认为所有诚实以及宗教都只是一种欺骗，他们的推论向来前后一致，无论什么事情都有意极尽所能地施展强权与手腕，一切都以私利为指归。可是，这些人在对他人的友谊中从来不会向他人开放内心。他们并无针对真理的激情，也缺乏对人类的爱。他们与宗教或道德都不存争议，但他们明白如何一有机会便两者都加以利用。假如他们从未发现自己的原则，那只是事发突然。他们当然会大谈诚实，也会继续上教堂。

另外，我一直为之辩白的那些绅士，却不能称之为伪君子。他们对自己也是毫不留情的。假如他们对人性怀有冷酷的想法，那仍然是他们人性的一个证明，因为他们还在向世上发出这样的警告。假如他们说人心险恶，生性粗野，那也是出于对人类的关爱，他们担心，假如人太温驯和轻信，极可能轻易受骗。

欺骗者往往大谈人性美好，这样往往会使滥用人性更加容易。反过来，这些先生总谈人性之恶，哪怕因此受到他人的抨击，也不愿让少数人借机欺骗利用多数人。人前说尽好话，往往最容易骗取信任。我们被信任背叛，从而落入手腕的掌握，我们的理性因此而被这样一些人所俘虏，我们不知不觉间就对他们产生了隐蔽的信任。可是，人们若彼此假定生性都是野蛮人，我们就会多加小心，较少落入他人的掌控中，由于我们明白所有人都对权力有贪婪欲望，我们会更谨慎地防范邪恶，我们不会把所有鸡蛋都放进一只篮子(而拥护这一做法的人正希望我们如此)，反过来，我们会对权力进行适当的划分，保持一定的平衡，同时通过良好的法律和限制措施加以约束，这样才能保障公共自由。

假如因此而发问，说我是否当真认为这些绅士完全被他们在友人经常倡导的那些原则所说服?我应当告诉你，虽然我不会绝对怀疑这些绅士的真诚，可是，在这种情形下，总有一些神秘因素是超出人的想象力的。为什么这些充满机智的人热衷于支持如此吊诡的制度，其理由并不在于事实上他们对这些原则完全满意，而在于一种观念，即它更利于反对别种制度，他们觉得，根据它们公平的外表，这些制度有助于使人类处在奴役状态下。他们想象，有了这种他们愿意引入的普遍怀疑，他们就能更好地处理笼罩在某些特别主题上的教条主义。当他们使人习惯于主体部分的矛盾，并听到事物的本性总体上说有人争论，那么，他们的结论是，就他们并非完全满意的某些优点进行分别辩论也许更安全。这样，从这里开始，你也许能更好地理解，为什么在会谈中，善意嘲讽的精神如此流行，而一些观念之所以能被人理解，不是因为别的原因，而仅仅因为它们的新奇，因为它们不同凡响。

第三节

如此描述的一种幽默，谁愿意谴责就去谴责吧，在我这方面，这种怀疑主义式的机智，我并不存忧惧。的确，人在很大程度上很容易因为不同意见，由强权强加的不同制度和不同体系而困惑，而惊慌失措，极容易完全丧失所有真理观念或对于真理的理解。我很容易就能明白敬畏对人的领悟力会造成什么样的影响。我还可以相当有把握地说，人很容易因为害怕而失去其机智，但是，我并不认为一些人因为有这样的行为就该遭到嘲笑。我无法想象，人们如何听到顺耳的话之后，竟然会放弃他们对社会的爱，或听别人说理后反倒失去人性和常识。客客气气的机智之语不可能损害任何一种事业，也不会损害我最少担心的任何一种利益。哲学思辨如果进行得当，永远也不会必然使人变得更不具有社会性或较少有教养。我不可能预计会有野蛮与残忍的攻击从这个领域产生。根据我最好的观察结果，我得知，德行并不会因为有人争论就发生损毁，反倒是容易遭人利用。我的担忧并非来自于它机智的敌手，因为敌手使美德得以操练，并使其防范自身，我的担心倒是来自美德温柔的守护者，这些守护者使美德包裹太严实，会因为过度的关照和抚育而闷死它。

我知道有一栋楼，由于施工人员多管闲事，认为该楼朝一侧倾斜了，就在那一侧加支撑，上螺钉，结果使楼房朝相反的方向倾斜过去，最后竟然倒塌了。在道德事务中，时常也会发生这样的事情。人们并不满足于显示诚实与美德自然的益处。他们认为，这方面的东西越少越好，便于倡导另外的一个基础。人们把德行变成一件唯利是图的东西，总在谈论它的回报，人们竟然无法分辨，德行里面到底有什么东西真正值得有所回报。无论是因为贿赂还是因为恐吓而发生的诚实行为，根本都谈不上真正的诚实或价值。的确，我们不妨讨到任何我们认为合适的便宜，也可以把我们多余的东西赠送给特别的人。可是，主动地奖励某种既不是值得尊敬，也不是真有所值的东西，这里面并没有什么卓越之处，更没有智慧可言。假如美德本身的确并无可称道之处，为了讨到一个便宜而追求美德，那我看不出这里面有什么可称道的。

假如热爱行善本身并不是一种良好和正当的性情，那我看不出如何可能有称为善或美德的这么一种东西。假如这性情是正当的，那么，把它应用于仅仅为了谋取回报，并让我们想象陪伴着美德的恩惠和好感的种种奇迹，这同时又没有显示这个东西自身的内在价值，那就是对这种性情的败坏了。

我禁不住要产生这样的想法了:在我们神圣的宗教里，为什么那么多惊人的德行竟然少有人注意，其中真正的原因是，假如这些德行使人有权享用无限的回报，那就没有任何余地留下来给大公无私了，而这回报，神意本来是通过启示要分配给其他职能的。私人友谊以及对于公众和我们这个国家的热忱这样的美德，在一个基督徒身上纯然自愿，它们并不是他的爱心的必要部分。他与此生俗务的联系并非那么紧密，他也并非非得参与这个低俗世界的诸多活动才行，因为这样并无益于他进入更好的一个世界。他的谈话在天堂发生。他也没有必要卷入俗世如此冗繁的琐事与难缠之事，否则便会阻挡他通往彼岸的道路，要不然也会减缓他实施自我拯救的要务。不过，假如回报的任何一个部分为一位爱国者或一位真心朋友高贵的一面保存下来，那么，等时机到来时，我们是否更值得拥有它，这个问题仍然悬在窗帘之后，目前幸好还不为我们所知。

看起来，所有这些德行只有在犹太人的制度中才涌现出杰出典范，在某种方式上说还作为值得尊敬的东西推荐给我们，很值得我们加以模仿。扫罗本人虽然被描绘成一位昏聩国王，生前死后都因为爱国热忱而备受赞扬。他的儿子和继任者之间非凡的爱给予我们一个高尚的观念，看出什么才是无私的友谊，至少在一方是如此。可是，这些人物惊人的德行仅只得到平常赞扬的回报，并没有在一个并不谈论未来国度，除开现世回报之外也不展示任何奖赏或惩罚却又遵守文字法的宗教里得到未来奖赏的许诺。

因此，犹太人和异教徒只好听任他们的哲学来指导他们，告诉他们什么是最崇高的德行，从来都不是通过诫命吩咐给他们的东西，他们只能在理性的感召下慢慢明白。在这些情形当中，并不是通过奖金或罚金强迫完成的，无私的部分留存下来，德行全然是一种自由选择，而行为的高贵一直是全心全意的。高贵的人，总会找到高贵的办法。愿意真诚地为朋友或国家服务的人，哪怕以自己的生命为代价，极可能找到公平的办法完成心愿。“甜蜜和荣光”就是他唯一的理由。那是诱人的，也是合适的，是善的，也是诚实的。而且这仍然是很好的一个理由，也符合常识，我会尽力满足你的要求。假如我不能解释自己的诚实，也不能显示自己跟一个恶棍的差别基于什么样的原则，此时如果有人认为我不诚实而我又对他生气，那我会觉得自己十分可笑。

第三篇

第一节

罗马的讽刺文作家谈论贵族与宫廷时，也许可以看做是有超凡讽刺天才的作家，他不仅仅不会让这些人成为礼貌与缜密判断力的标准，而且反倒使他们成为完全相反的人。

在这个等级的人当中，常识是极少见的一种能力。

然而，一些极具创意的评论家，却以与普通人的理解完全不一样的方式加以解释。他们通过一个希腊派生词让诗人所说的常识指公共福利，也指共同利益，或者指对社团或社会的爱护，指自然的情感，指人性、责任或从人的共同权利的恰当意义里产生出来的那种礼貌之举，还指同一种类里存在的天生的平等权。

的确，假如我们恰当地思考这件事情，那么，在诗人一方，他们要想否认像罗马宫廷这样的地方存在机智与能耐是非常不太容易的，哪怕当时的罗马宫廷处在提比略或尼禄的统治之下。可是，说到人性或公共利益感，还有人类的共同利益，质疑这一点到底是不是那种宫廷精神的话，那就谈不上什么高深的讽刺了。很难理解朝臣中存在什么样的一个团体，也不容易理解专横的君主与他的属民之间存在的公众。对于真实的社会来说，这两极之间什么都不存在，除开个人私利以外，并没有其他意义。

这么说来，我们的诗人提出那样的责难看来并无不当之处，我们要考虑到，他责备的是人心，而非头脑。反思宫廷教育时，他认为提出针对国家的情感是不适当的，他认为年幼的君主、贵族都是世界年幼的主人。这些人如果耽于激情之误，并在各种放浪形骸的活动中长大成人，就是对人类完全的蔑视和轻慢，而那也是人类在某个方面所应得的，假如他们纵容这种蛮横的专权，假如一个暴君受人崇拜的话。

对于这样一个因为狂傲和野心膨胀以及与尼禄的种种关系而累于声名的年轻人，我们就说这么多吧。

公共精神只能够来自社交感觉或与人类的一种伙伴感。离这重意义上的伙伴或这种共同情感的分享者更远的，莫过于根本都不知道同类，也不认为自己从属于任何友伴关系或任何共同体法则的那些人。因此，道德与良好的治理总是并行不悖的。如果不知道公共利益，根本就谈不上真正对于美德的爱。哪里有绝对权威，哪里就没有公众可言。

生活在暴政之下，并学会崇拜其权威，认为这种权威是神圣不可侵犯的那些人，他们的道德和宗教同样堕落。根据他们的理解，公共利益既不是国家的治理尺度，也不是宇宙的治理法则。他们对于什么是善，什么是公正并没有形成任何一种观念，仅只知道意志与强权所决定的一切。他们觉得，无所不能根本都无法自圆其说，假如它无法随意处置平等法则，假如它不能随意变更道德正直的标准的话。

但是，除开这种偏见与堕落之外，很明显可以看出，仍然存在一种公共的原则，哪怕在这个原则受到践踏和压制最甚的地方。哪怕最恶劣的治安官，就是最专横的那种，也会显示出对它的足够的热忱与情感。在不知道别种治理的地方，人们也从不忽视践行这样的忠诚与职责，那是因为还有更好的一种治理形式。东方的国家，还有许多野蛮国度，一直都是，并保持为这种治理的范例。但是，他们对自己的君主怀有个人的敬爱，无论这君王如何对待他们自己，这说明，人类心里对治理与秩序有一种多么天然的情感。就算真没有共同之父，没有维护共同利益的治安官来保护他们，人们仍然会想象自己拥有这样一位，而且，就像刚刚出生，而且从来没有见过母兽的小动物一样，他们也会为自己想象一位，并靠近类似外形的母兽，以期获得关照与保护。如果是在继父和酋长家里，他们会模仿错误的对象，如果是在一个合法政府和公正的君主那里，他们甚至会顺从一个暴君，并忍受这个暴君世世代代的统治。

至于我们不列颠人，谢天谢地，我们有祖先传给我们的更好的治理感。我们有公众观念，还有一部宪法，知道立法机构和执法机构以什么为依据。我们明白这方面的分量与尺度感，可以就权力与财产平衡进行公正的推断。我们从中得出的金科玉律，就跟数学里面的公式一样清楚明白。我们不断增多的知识每天都告诉我们，并且越来越多地告诉我们，让我们明白政治中的常识指的是什么。这一定能引导我们去理解道德中的类似意义，这也就是它的基础了。

如果说，人类有责任在一个后天形成的政府而非一般称为自然状态的政府下采取彼此友善和诚实的行动，那是相当可笑的，因为，按照我们现代哲学最时髦的话来说，“社会基于契约，人人都放弃私人的无限权利，好交托给绝大多数人或这绝大多数人指定的某些人手中，这种交托是自由选择的结果，并通过一种允诺完成”。现在，在自然状态下，这种允诺是自行完成的:能够使一个允诺在自然状态下具备约束力的东西，必须使人类所有其他的行为成为我们真正的职责和天然的部分。因此，信任、公义与诚实以及德行等，都一定早在自然状态时期就已经存在的，否则它们根本都不可能存在。民事团体或称为联邦假如以前不存在，那它们永远都不能决定谁对谁错。订立契约之前曾作奸犯科的人，将会，也应该在订立契约之后并在其认为合适的时候保持同等自由。天生的恶棍有同样的理由当一个良民，也可以择机随意处置自己的政治能力，只有他自己的话能够阻止他。是人都有责任说话算数。为什么呢?因为他已经说过要说话算数。关于道德公义的起源，关于民权政府及其忠诚的兴起，这难道不是相当值得注意的一种解释吗?

第二节

要避开这种奢谈自然却绝少意义的哲学在这里吹毛求疵，我们不妨相当肯定而且不无理由地确立这样一个原则:“假如有任何东西是自然的，无论对哪一个动物种类来说，它都必然是那种能够保存自身，并有益自身福利和自我持存的东西。”假如在起初与纯粹的自然里，违背一个允诺或成为不忠者是错误行为，那么，在任何一层意义上无人性，或缺乏对于人类自然部分的尊重，都同样是真正错误的。假如饮食是自然的，那么，群居也是如此。假如任何一种胃口或感觉是自然的，那么，友情的感觉也是一样。假如两性之间的爱纯属天然，那么，这种爱朝向作为两性之爱结果的后代也是相当自然的，后代之间的爱亦是如此，他们是亲戚和同伴，在同一种训练与家教中长成。氏族或部落因此缓慢结成，一个公共体得到确认，除开在社会性的娱乐、语言和谈话中能够找到的快乐之外，明显还有必要继续这种良好的往来与联合，没有这种感觉或感情，没有对国家、社团或任何共同性质的东西的热爱，那就跟对自存的简明手段和自娱自乐的最起码条件毫无知觉一样。

人的机智如何让这个事业困惑不已，竟然使公民政府以及公民社会看起来如同某种发明和艺术创造物，对此我一无所知。在我这方面，我觉得，这个群居原则，以及相关联的性情，被认为是大多数人的天生品质和强烈感觉，人们不妨随时宣称:普遍的人类社会中产生的很多失序，甚至都源自这种激情的爆发。

普遍的善或世界的整体利益，是一种遥不可及的哲学对象。这个更大的整体往往不易为人看到。国家利益，或整个民族的利益，或一个政体的利益，也不是那么容易被人理解的。在较小的团体中，人们彼此熟知，无话不谈，他们能在这样的地方更好地品味社会之乐，他们喜欢一个更简约的公众团体中的共同之善与共同利益。他们能看到那个社团的全部和整体，他们尤其明白到底为谁服务，出自什么目的才相互联系与谋划。所有人天生都分有这种合并原则，心情最快乐、精神最活跃的那些人，他们分有了这个原则极大的一部分，除非有幸受到正当理性的引导，否则的话，哪怕在像总体意义上的政体这样相隔甚远的领域里，这样的原则也找不到自行运用的机会。因为在这里，利害相关的人当中，也许少到只有千分之一的人彼此认识。并没有形成可见的团队，也没有严格的结盟，这样的联合是由不同的人，不同阶级和不同等极的人构成的，不是通过感性方式，而是通过思想联合起来的，他们依据的是对国家或共同体的普遍看法或观念。

这样一来，由于缺乏某种范围，社会的目标就被打乱了，由于在如此宽泛的一个地方失去了方向，那种密切的同情与合谋的德行也容易失去自身。无论在哪里，那种激情再不如在实际的密谋或战争中那样强烈地感受到，或精神饱满地施展开来，因为在实际的密谋或战争中，最高的天才经常是以善于利用自身而闻名的。最高贵者也就是最有合并能力者。他们最喜欢的是整体行动，我还不妨说，他们也喜欢以最强烈的方式感受结党密谋的魅力。

战争是所有事务中看起来最残忍的，但它竟然成为最勇敢无畏的一些人的激情所在，想象起来的确有些奇怪。可是，正是在战争中，友情的纽结扎得最紧，正是在战争中，相互的救助最及时、相互的危急得以解救，共同的情感得以发挥和表达。英雄主义与慈善精神差不多是同样的东西。可是，仅仅由于情感小小的错误引导，一个热爱人类的人就可能变成一个劫掠者，一个解救者也成为一个压迫者和毁灭者。

就这样，人跟人还有其他方向的区别。因此，在和平与公民政府的方式上，在对党派之爱上，在根据政治集团进行的细分上，都存在这样的分别。骚乱是早已经在一个国家内开始的某种分区。当一个社会发展到很大规模时，就必然会出现这种分区，一些强大的国家发现，在海外拓展殖民地还有其他益处，而不仅仅像在国内一样找一些伸展手臂的空间，也不仅仅只是为了把自己的统治延伸至遥远的异国他乡。庞大的帝国在很多方面不符合自然，但尤其在这方面不自然。虽然它们都有很好的建制，但许多地方的事务，按照这样的治理方法，一定会落在极少数人手里，这种治安官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会变得不那么明智，甚至从某个角度来说消失殆尽，躯干与四肢的关系不再那么适应彼此，肢体相互之间也遥不可及，全都远离首脑。

正是在这一类的政体里面，最容易结成紧密的派系。彼此沟通串联的那些人，由于找不到施展机会，就发动新的运动，在他们谋取更大范围内的行动时，会找到较小的一个活动范围。这样，我们就有了轮中之轮。而在某些国家组织中，尽管从政治上看是荒唐的，我们还是有了帝国中的帝国。没有什么比吞并更让人快乐的了。人们就此发明各式各样的区分。宗教社团由此形成。修会得以建立，它们的利益也得到扶持，激情所至，空前绝后。人们从来都不愁找不到这一类的创始者和赞助人。在这种错误的社会风气中，不同团体的成员全都出来行奇迹。人类善于串通的天才，在这些社团里得到了最好的证明，此类社团的建立，是与人类总体的建构相反的，也与国家的真正利益相矛盾。

简言之，派系风气本身最主要的看来还不是别的，正是对人类与生俱来的社会之爱与共同情感的一种滥用或失常现象。社会性的反面正是自私，而在所有人中，彻底的自私者往往是最不愿意结成团体的。这一类的人，从这个方面看，才是真正讲求中庸的人。他们的脾性把持得很好，很会照顾自己，从不热心投靠任何一个事业，也不当真站到哪个派别一边，从而总能化解危险。

第三节

我的朋友，你一定听说过这么一句常言，利益主宰世界。可是，我相信，无论是谁，只要认真仔细地看看这个世界，就一定会发现，与自我利益相反的许多东西，往往像弹簧一样构成这台世界机器相当大一部分运转内容，比如激情、幽默、任性、热忱、派系及其他上千种情绪。这台引擎所含轮子及支撑之物的数量之多，往往超出我们的意料。这事太复杂，不可能一览无余，也不能用一两句话简单打发。研究这机制的人一定有褊狭眼光，因此只知道最底层和最狭小部分的运动而忽视其他运动。这的确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在设计或描述这种钟表结构时，不能在较好和增大更多的情感一方加装轮子或配重物，任何东西都不能理解为是在仁爱或高贵中进行的，不是出自纯粹的好心或友情，也不是通过任何一个种类的社会或自然的情感进行的，此时，这台机器的主弹簧也许既不是这些天然情感本身，亦不是从中导出的、保留了一半以上本性的某种合并物。

可是，我的朋友，你不能指望我会在这里为你画一幅正式的各类激情图，也不能假装有能力为你提供其家系和相互关系，不能为你解答它们如何彼此纠缠在一起，如何干扰我们的幸福和利益。要搭建一个合适的框架或建立一个合适的模型，借以用准确的眼光观察友情和天生情感在这种建筑级别中占到了多大比例，那可不是本人可以凭借这封信就能完成的任务。

我知道，现代的设计师都愿意甩开所有这些天然的材料，他们愿意按照更一致的方式进行建造。他们愿意重塑人心，他们有很大的一个幻想，希望将所有这些运动、平衡与重物缩减为一条原则或一个基础，就是冷酷无情和有意为之的自私。看起来，人都不愿意认为自然比自己更有智慧，不愿意认为自己能够为自然所骗，以至于去为自然而不是为达到自己的目的而努力。因此，人耻于远离自身，耻于被迫放弃自视的真正利益。

各个时代以来，一直都有这样一类思想褊狭的哲学家，他们想着如何克服自身的本性以纠正这样的差别。在这些哲学家当中，有一位原初的父亲和创始人，他看到了这股自然之力，也非常清楚它的作用，因此真诚地劝导自己的跟随者既不要生孩子，也不要为国家效力。看起来，有这么多诱人的目标挡在路上，那就无法跟自然做任何一种交易了。关系、友人、同胞、法律、政治制度、秩序与治理之美，社会与人类的利益等，都是这一类的目标，他非常清楚，这些目标能够唤起的情感，远较仅仅依靠自我这个狭窄观念唤起的情感强烈得多。因此，他的忠告是，不要结婚，也不要参与任何公共事务，这是聪明的劝告，也符合他本人的设计。要成为这门哲学真正的门徒，人们只有离开家庭、友人、国家和社会才能坚守，除此别无他法。说实话，假如这样做给人带来幸福，谁又不会这样做呢?可是，这位哲学家心地善良，把他的话都告诉我们了。这是一个象征，说明他对人类的父爱。

您，父啊，是万物的发现者。您给予我们为人的规矩。

可是，到了后世，这一哲学的复兴者看上去才气不够。他们看来较少明白自然的伟力，竟然想到通过更改名称以改变事物本身。他们对所有这些社会激情与自然情感的解释方法是，全部称之为“自私”。因此，礼貌之举、好客以及对陌生人或处在困境中的人们怀有一份人性，只不过是更明显的自私罢了。一颗诚实的心，只不过是一颗更狡猾的心罢了。诚实与良好的性情，也只不过是更有目的性，或受到更好调节的自我。对同类、儿童与后代的爱，都是纯粹的自爱，也是对直系亲属的爱。似乎通过这样的确认之后，并非所有人类都包括在内，所有存在者都出自一个血源，通过内部通婚和联盟而结成一个整体，就如同他们曾以殖民地形式转移至别处，然后彼此混合。这种对国家的爱和对人类的爱，必然也是自爱。高尚与勇敢，无疑是这种无处不在的自爱的修正!我们现代的哲学家说，勇敢就是持续不断的愤怒。而另一位机智的诗人说，所有人只要胆敢尝试一下，都可以成为懦夫。

我们也许无须争论就能得出一个结论，即这位诗人和哲学家两者都是懦夫。他们也许把自己理解得最好的那部分知识讲出来了。但是，真正的勇气与人的愤怒并没有任何关系，勇气最甚的地方，人们向来持有强烈怀疑。真正的勇气是冷静与镇定。最勇敢的人很少专横无礼的傲慢，在遇到危险时，他们往往是最沉着、最可爱、最自由的人。而我们知道，愤怒往往使一个懦夫忘记本性而挺身作战，可是，在愤怒或狂怒中成就的事情，从来都不能与勇敢相提并论。假如事情是另外的样子，女性兴许会成为更强壮的性别，因为她们的仇恨与愤怒从来都是最强烈，而且持久不忘的。

还有另一类次等的作家，他们是这种机智的分销商和零售商，他们就这个自爱条款做过一些无目的的变更与划分。同一个想法用上百种方式表述出来，编织在箴言里，用尽计谋来解释这个谜团。“人尽可以无私或高贵地行为，但自我仍然在其行为底部，并没有别的任何东西。”这些先生如此着迷于玩弄字眼，又在定义上面紧抓不放，十分小心，要是他们告诉我们什么是自利，并确定幸福和善，这种不可思议的机智就能马上结束。我们所有人都应该就此达成一致，即幸福就是人要追求的东西，事实上它向来都是人们在追求的东西，但是，到底顺着天性并依从共有的情感找到幸福，还是靠压抑人的天性，并把每一种激情都朝向私利，朝向一个狭隘的自我目的或仅只是生命的保存来找到幸福，这是我们两个要认真争论一下的事情。问题不在于，“谁爱自己，或谁不爱自己”，而是说“谁以最正当和最真实的方式爱自己并为自己服务”。

实现正当的自私，那无疑是智慧的高点，就人生是美好的这一面来说，评价生命的价值，既属于勇气之举，亦属于慎重之举。但凡聪明人都不会希望自己的一生过得一团糟。人缺乏诚实，事实上就是缺乏自然情感或任何一层意义上的社会性。没有自然情感、友情或社会性的生活，只能在一团糟的生活中找到，假如人们果真去找这样的生活的话。这些感觉和情感都有内在的价值，因此，自利才被人珍视。一个人，通过他的脾性和他的激情与情感的特征最容易确定自身。假如他失去了这些品质里面具有男性品质或价值的东西，那他就失去了自己，就如同他失去了记忆或领悟力一样。朝恶棍或卑贱的方向迈出一小步，就会改变一个人和人生的价值。以无论何种代价保存生命的人，他虐待自己一定使任何人虐待他还要多。假如生命的确是一件珍贵的东西，一个不愿意为恶，宁肯死也不愿意作恶的人，他在这场交易中已经成为一个赢家。

第四节

我的朋友，在你的教育中，没有与当今哲学或哲学家有任何关系，这可真是一桩幸事啊!一个好诗人，还有一位诚实的史学家，有可能为了当一位绅士而孜孜以求。这样一种人，他把看这些作家的作品当做一种消遣，因此对他们的判断力有更真实的体味，比一个空谈家更能理解这些作品，一方面因为他勤奋，另一方面也因为他有大量评注家的作品可以参考。我察觉到，从古代以来，人们一直都有一个习俗，总是把最有天资的青年送往哲学家那里塑造成人。在这些哲学家的学校里，有了这些哲学家为伴，有了那么多规定和榜样，那些出色的学生就习惯了艰苦生活，学会了最严酷的节制和自我否认。由于早年便接受这样的训练，他们就很适合于接受他人的指令，要么是在战争中捍卫国家的尊严，要么是在国内进行智慧的统治，要么是在繁荣昌盛与和平的时代遏制奢侈与腐败之风。假如所有这些艺术都在大学学习期间就掌握了，那是再好不过。可是，世上有些大学现在都是按一定模式开办的，对于上述目的似乎不是太有效，在世人正当行为的训导和对人对事的知识方面也不是很走运。假如你在那样的学校里塞满了一肚子的伦理学和政治学，那我根本就不可能想到给你写这么一封讲常识的信。我不可能引述那位诗人的“甜蜜和荣光”，假如像他对他高贵的友人所做的那样为一位友人竖一块纪念碑，我也不会拿他那样的碑铭放在你的头上。

他不惧为亲爱的朋友和祖国而死。

我们当今的哲学，附随的是那位十分能干的诡辩家的理论，他说:“皮对皮，肉对肉，一个人拥有的一节，他愿意全都拿出去换取自己的性命。”在某些人看来，根据令人愉悦的感觉的次数与强烈程度确定生命的代价，不仅仅是牢靠的哲学说教，也是正统的神学。他们就是以这个论点来对抗并考验美德与诚实的。从这个立场上看，他们觉得把所有人称为傻子是适当的，因为这些人愿意让生命受到威胁，甚至要远离这种愉悦的感官刺激，当然条件是，他们要得到同等的回报，使他们这次交易能够得到很大利益。因此看起来，我们必须通过放高利贷学习美德，要强化生命和感官快乐的价值，目的是要做聪明人，要过上好日子。

可是，我的朋友啊，你在这一点上观点十分固执，你不愿意跟随众人的想法把死亡看做是值得伤悼的东西，也不愿意就你有时候因为诚实而大受威胁的那些东西的损失而懊悔，你尽可以对这一类的箴言大加嘲笑，并以经过改进的自私自利和这些时髦的道德学家们的哲学怯懦来转移自己的注意力。你不会跟他们一样按照他们的价码确定生命的价值，也不会像他们一样让诚实一钱不值，因为那些人只是给予它一个名称而已。你被说服，这件事情当中还有比时尚和众人欢呼更重要的某种东西，你知道价值与功绩都是实在的，根本不可能通过幻想或意愿加以变通。你还知道，荣耀在付诸实施的时候跟它自身一样，看得见看不见，世人是不是欢迎都是如此。

有没有哪位有绅士派头的人这样问我:“假如没有人在场，我为什么还要干干净净的呢?”首先我就可以十分肯定地说，这位绅士如果发出这样的问题，本身就说明他是个可恶的人，我可以说，让他思考什么是真正的清洁，对我来说是相当不容易的一件事情。可是，尽管有这样的事情发生，我也许满足于给他一个简单的答案，说:“那是因为我有一个鼻子。”

假如他再找麻烦，又问我一个问题说:“要我感冒了呢?假如我天生就没有一身好体味呢?”我也许会这样回答:“我不在乎别人是不是觉得我很脏，我自己更不会这样看待自己。”“可要是在黑暗中呢?”哪怕在那个时候，哪怕我没有了鼻子，也没有眼睛，我对事物的感觉仍然会是一样的，我的天性会在想到某种肮脏的东西时自然唤醒，要不然，那我的本性一定相当可怕，我一定会恨自然形同野兽。我永远都不敢自吹自擂，虽然对别的事物不一定有良好感觉，但现实中，我对自己还是有把握的，对什么构成我，构成一个人类有把握。

同样，我也听到有人问过这样的问题:“人在暗处为什么也要诚实呢?”什么样的人会提出这样的问题，我都不想说了。可是，有很多人，他们之所以诚实，其理由仅仅是害怕上绞架或坐牢，并没有更好的理由，对于这样一些人，我得承认，自己并不急于跟他们为伍，更不渴望结交他们。如果我的监护人向来保守着他的信任，在我成年时将财产交还我了，结果被发现一直都有这样的行为，就是说，他这样做仅仅是害怕不这样做带来的后果，在我自己这方面来说，我无疑会继续对他保持民事关系，对他表示应有的尊敬，但至于我对他的价值的看法，那就如同皮提亚的阿波罗神与其崇拜者之间的关系，人们怀着虔诚敬畏他，因此就把交由他管理的东西交还给了一位友人。

因此说，他之所以交还，是出自敬畏而非出自原则。可他仍然证明那神谕是真实的，也适合神的声音，因为他和他的庙宇连根带枝尽数毁灭。

我非常清楚，为公众提供的许多服务，仅仅是出自奖赏的缘故，告发者尤其是值得特别照顾，有时候应该列为领取政府养老金的人。可是，对于这些先生的功劳产生的一些特别想法，我必须请求大家原谅，我永远也不会让自己去尊敬除开主动发现恶行的人之外的别人，还有那些真诚服务于国家利益的检察官。在这个方面，我知道最伟大和最高尚的事情，就是从事与管理某些重要的起诉工作，有了这样的起诉，一个国家的江洋大盗和一些损害公众利益的阴谋集团才能受到控告和处罚，这一切都通过一个私下里的人最诚实的热忱和对公众的热爱而完成。

我还知道，人类当中的一些粗野者经常需要在他们眼前摆上一个纠偏用的物体，如绞架，可是，我并不相信，一个接受过普通教育或具备普通诚实心的人，竟然需要在自己头脑里诉诸如此的念头，这样才能更好地约束他自己，从而避免扮演恶棍的角色。假如一位圣贤并无其他德行，仅只有在一个遥远国度通过同样的赏罚目标培养起来的东西，我就不知道他还会获得谁的爱或尊敬，可是，在我这方面，我永远也不会认为他是一个值得我爱或尊敬的人。

假如我的奴隶对我说:“我没有偷东西，也没有逃跑。”我会回答说:“你得了你的奖赏，没有人拿鞭子来抽你。”“我没有杀一个人!”“乌鸦不会在十字架上吞食你。”“我是个好人和诚实的人!”我的塞宾管家就摇头否认。

第四篇

第一节

到这个时候，我的朋友，我希望你可能已经看出来，由于我真心为善意嘲讽辩解，因此在使用善意嘲讽时也会有分寸，不会乱来。学会把握和调节自然给予我们的这份幽默感，把它当做对付恶行的较缓和的疗方，当做解决迷信和抑郁型妄想的特效药，事实上是一门严肃的学问。想办法从普通事物中引发出一阵大笑，与在普通事物中找出正好值得一笑的东西，这两者之间存在很大差别。除开残缺变形的东西之外，没有什么东西是值得嘲笑的，也没有任何东西抵挡得住善意的嘲讽，除非这东西适当和恰到好处。因此，剥夺公平诚实者使用这个武器的权利，当真是世上最困难的一件事情，因为这东西从来都不会伤害到自身，而对于任何相反的东西倒是一针见血。

在这样的情况下，假如那些意大利的滑稽表演者可以给我们提供一条规则的话，那我们就可以从中了解到，在他们最低俗和最粗劣的机智中，表演得最成功的还是人的怯懦和贪婪这两种情绪。把真正的勇敢或高贵变成值得嘲笑的东西，那是在藐视整个世界。一个贪食者或仅仅是一个好色者，可能也跟另外两者一样好笑。除开人类中极粗野和最可鄙的人之外，不做作的节制也不能成为蔑视的话题。现在，这三种成分构成了一种德行特征，就如同那相反的三个成分正是恶行的特征。因此，我们如何能够把诚实变成一场玩笑呢?两种情况下都笑，那是没有意义的。假如嘲笑针对的是粗鲁、贪婪和怯懦，那么，只要有可以想象的机智的人，谁又会去讥讽智慧，或嘲笑诚实和良好风范呢?

一个真正有良好教育的人，无论他是干什么的，都无法做一件粗鲁或残忍的事情。在这种情况下，他永远都不会本着自利或优势的谨慎规则来处心积虑地思考此事。他依据本性，按照必要的方式，不带任何思考地行事的，假如他不是这样，那他就不可能符合自己的性格，亦不可能被发现是一个在任何情况下都保持是真正有良好教养的人。在诚实的人那里也是一样。在明白无误的恶棍行为中，他不可能认真思考。意外之财并不构成对他的诱惑。他太爱护自己，不可能跟那些腐败的恶棍同流合污，他们竟然把抢劫和掠夺国家得来的一大笔钱称为意外之财。一个喜欢思想自由，并是自己的真正主人的人，一定想都不会想到为龌龊和卑贱的东西低头。另外，一个有心去低头的人，一定会放弃对人对己时的刚毅、决心、友情、价值以及身份。可是，为了追求这些好东西和利益，还有一种放纵原则的种种益处，为了假装热爱社会和自由思想，又带有一颗恶棍的心，那就是相当可笑的事情了，正像一些小孩子把饼吃下肚子之后又哭闹着要那张饼。当人一旦开始为不诚实的事情动心思，并且发觉这样做并不让自己的胃口有什么难受时，就会提出这样愚蠢的问题:“那么大一笔钱，怎么还会有人对一件小小的恶行犹豫不决呢?”应该有人告诉他们，就像对孩子一样，他们不能把饼吃了然后又要它。

的确，当人成为小有成就的恶棍后，他们就过了哭闹着要那张饼的阶段。他们明白自己是什么人，人类也是这样看待他们的。这可不是指那些受人羡慕或崇拜的人。有节制的那一种较容易为我们所接受。可假如我们有判断力，我们就会考虑，事实上这正是彻头彻尾的恶棍，就是非常熟练和违反自然的恶棍，他无论如何总可以跟诚实的人一样追求幸福。真正的利益总是完全在这一边或那一边的。所有中间的东西全都是前后矛盾、优柔寡断、懊悔、恼怒和寒战发作，或从热到冷，或从一种激情转向完全相反的另一种激情，是人生永久性的不和谐，是焦躁不安和自我厌恶的反复。唯一让人安定下来的，就只有通过一个确定和考虑周到的决心，一旦下定决心，就必须勇敢地坚守，那些激情和情感就必须归顺至其控制之下，人的脾性就必须接受思想的锻造和锤炼，人的性情也要服从判断力的指挥。两者必须要相符合，否则，一切就会变成一场混乱和失序。因此，人们若真诚地为自己思考，“为什么哪怕是一件小小的坏事也不能干，为什么哪怕一次背信弃义也不行”，这个问题就是世上最可笑的想象了，而且与人的常识相反。对于一位普通的诚实者来说，假如他是一个人独处，也没有哲学或其他就其利益进行的微妙的推理活动来打扰他，那么，想到一件坏事的时候他不会有别的答案，他会觉得内心里不可能有着手做这件事情的任何东西，或无法克服他本人针对此事的天生的厌恶。这就是自然和正当的。

真相是，正如道德方面的许多观念在世上的情形一样，诚实不太可能通过哲学或任何一种深刻的思辨赢得什么。大致说来，还是靠常识比较好，再不往前迈一步。在这件事情上，人的第一想法往往比第二想法强:他们天生的观念总是比由学问熏陶过或请教过决疑论者的观念好。根据普通的言论，也根据常识，诚实总是最好的办法，可是，根据经过熏陶的判断力，在我们这个世界上，唯一广纳众议的聪明人，就是那些游移不定的恶棍，只要他们才被认为是为自己效力的人，他们才会满足自己的激情所需，会满足他们最放荡的胃口与欲望。因此，看起来，这才是最聪明的做法，这才是这个世界的智慧所在啊!

一个普通人，以常识的方式谈起一桩恶劣行径来，说得非常自然，而且是心里话:“他在整个世界面前也不会因这样一桩事情而内疚。”可是，善于思辨的人，对于这样一桩事情却有非常委婉的说法，他们会谈到种种借口、许多疗救的办法，还有缓解之法。适当发挥的天资、请求赦免的恰当方法、适时的济贫行动以及为合适的崇拜者建造的慈善机构，还有为正当信仰显示出来的极高的热忱，这些都足以弥补我们的一次错误行为，尤其是当这一行为使一个人升至权力高位(如他们所说的那样)，借此可以行善并为真正的事业贡献力量的时候。

许多巨资与高位，都是在如此这般的一个基础上获取的。有些王冠也有可能以这种方式攫取，古代也有某些威披四海的皇帝(假如我没有弄错的话)，也曾得到过这种想法或类似道理的助益，作为回报，他们往往对当日鼎力相助的那帮人和事充满感激。铸就这些道德说教的人因此获利丰厚，这个世界也就为自己的哲学付出高昂代价，因为人类最初的简明原则，以及和平与互爱的最诚实的规条，通过某种精神的化学作用而达至崇高地位，从而成为最大的腐蚀品，经过他们的蒸馏器以后，结成了相互仇恨和恶毒迫害的极高度数的酒精。

第二节

可是，我的朋友啊，我们的幽默感却不会使我们偏向阴郁的反省。让严厉谴责罪恶的人按照最适合他们的天才与性格的方式去从事他们的谴责吧!我乐于同他们一道庆贺他们辛苦劳动带来的成果，那是他们以人们允许的权威方式获得的成果。这同时，我就奇怪了，为什么别人就不能嘲笑愚行，并以开玩笑和嘲讽的方式劝荐智慧与美德(假如他们有能力这样做的话)呢?我不知道，诗人，或其他为娱乐自己和他人而写作的人，为什么就不能得到这个特权呢?假如我们坚定不移的改革家们总在抱怨自己的声音得不到时尚人士的注意，假如他们强烈反对耽于幻想的智者动不动就诉诸嘲笑作为保护，并在那个阵地上成功突围，为什么要剥夺这个人以同样方式面对劲敌，并自愿迎击如此攻击，而且他唯一的要求就是得允进行同一种公平游戏的权利呢?他毕竟只是这个事业中的志愿者啊。

我所说的时尚人士，指的是一种天生才气或良好教养的强势使其得到一种可以称为天资聪颖、优雅得体之感的人。有些人如此确属自然天成，另外一些人通过计谋与练习养成，他们是大师，或有音乐之耳，或有绘画之眼，或有奇妙想象力，把凡俗不堪的东西变成金碧辉煌和雅致入眼的东西，或者有对各种比例的判断力，还有一种总体的高雅品位，能鉴赏世上有创意的人能够得娱乐和喜悦的大部分东西。让我所说的这些先生在他们的品行上尽其所能地恣意发挥，或任其言行不一吧!他们一定会同时发觉自己前后不一贯，过着自相矛盾的生活，而且有悖于他们最大的快乐与享受基于其上的那条原则。

艺术能手所追求，诗人所吟诵，音乐家所歌唱，无论何种建筑师或画家所描述或塑造的其他美;最令人快乐，最让人迷恋和入神的，都是从现实生活中抽取出来的，也是从人的激情中提炼的。只有纯粹源出自身的东西，只有从心的本质中产生的，才能使人心受到最大激励，比如情操之美、行为的优雅、性格的转变和人类心智的比例与特征。哲学，甚至是一部浪漫故事，一首诗或一曲戏都能让我们明白这个道理，而富于幻想的作家却引导我们带着欢乐穿过情感的迷宫，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都能让我们通过其男女英雄的激情而产生兴趣:

跟魔法师一样，他折磨我们，使我们愤怒，让我们宽心，在我们心里填塞虚假的恐惧。

这一股自然的力量，就让诗人或其他讲求和谐的人去否认吧!假如他们能够做到的话，或任他们去抵挡这种道德的魔法吧!在这些人那里，这东西有一种双重的魔力笼罩着他们。首先，给予他们以灵感的那种激情，其本身就是对于数、得体与比例的爱，而这种爱的激情并不是从狭窄的意义上说的，也不是从自私的角度讲的(他们当中到底有谁真正是为自己而创作的呢?)，而是从一种友好的社会视角上来说的，为的是他人的快乐与利益，甚至是为子孙后代的利益。其次，在这些表演者身上十分明显的是，他们首要的主题及话题，就是使他们的天才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也借此有效感动他人的，完全是礼貌之举，以及其道德角色。因为这就是最终效果，这也就是其艺术之美。“通过音节的音步，还有声响，来表达一种内在的和谐与数，再现人类灵魂的美，辅以适当的烘托，还有矛盾物，这些东西都能达到绘画中美惠三女神的作用，使激情的音乐听起来更澎湃，更引人入胜。”

赞扬女性之美的人，在听说女性恋情中的道德角色时一定会捧腹大笑，但是，这在人心里会引起多大震憾!这是何等奇特的情操探究，是何等温情的思考!这些爱好艺术的人乐于称道的，不正是这种对幽默感，对一种判断力，对一种微妙机智，以及对人的心智里所有这些魅力的称赞吗?让他们自行解决这件事情吧!让他们按照自以为适当的方式调节这些不同的美彼此所持的比例吧!但他们仍然必须承认，还有心智之美存在着，这在我们所说的这件事情中是必不可少的。一脸蠢相一开始就让一个情人厌烦，这难道还有什么别的原因?白痴一样的表情和仪态为什么会毁坏所有那些外在魅力，使她的魅力中可爱的一面荡然无存，哪怕她平常看起来总有那匀称的五官和娇好的面容相帮衬?我们不妨想象我们在美的切实部分到底喜欢什么，可是，假如对这话题进行认真评论，我们也许会发生，我们最称赞的东西，哪怕在外部表情的转变中，也只是一种神秘的表现，也是内在于脾性的某种东西的某种影子，当我们为一种高贵神情、活泼外表和剽悍或相反的轻柔及温情的美所感动时，让我们热情高涨的就要还是这些人物或品行的幻想，我们的想象力忙于构成美丽的外表和这种理性种类的形象，这是让思想得到愉悦的东西，并让人的思想一直处于赞美的过程中，而其他较低等的激情就以别的方式宣泄出去了。最初的致词、宣言、解释、信心、清场子的话;对某种相互之间的东西的依靠，就是通过报答感觉到的东西，这些都是一场风流韵事里必不可少的佐料，是那些举止高雅和讲求艺术的人士以这种激情方式踏踏实实地建立起来的。

讲求更冷调的激情与深思熟虑的追求的人士，也不能抵挡别的主题中展现出来的这股美的力量。每个人都是一位鉴赏家，只不过程度有高低之别而已，人人都追求一种典雅，都喜好这种那种维纳斯。事物的美、善与端庄都会找到表现的途径。不肯在更高尚的理性与道德种类的主题上给予它一个范围的人，会在别处看到它的流行，在更次一等的事物秩序中表现出来。忽视行动的主旨，总体上讨厌人生中数字与比例的想法的人，在比较低俗的具体情形中也同样会被吸引并参与其中，要么是琢磨普通的艺术，要么仅仅研究机械美的呵护与培育。房屋、建筑的模式以及配套的装饰、园林的布局以及其中的隔断布置、人行走道的顺序、植物栽培、行车道以及其他数千种对称布局，都会在心智更快乐或更高层的对称与秩序空间里完满实现。各种美好、高贵、俊俏的东西，都会有上千的机会展现自我，也会找到上千的表现话题。幽灵仍然会以这种那种外形缠绕我们，就算我们头脑冷静，将它拒之门外，它们也会在院子里会见我们，在我们的头脑里填塞进显赫、声名、荣耀以及虚幻的庄严与美感的梦想，而我们总是乐于为它牺牲我们最大的快乐与安逸，为了它的缘故，我们成为纯粹的苦工和最卑屈的奴隶。

看来最轻视这种哲学之美的快乐人士，时常也被迫承认其魅力。他们可以像其他人一样真心诚意地评论诚实，但同样也会被高贵角色的美所感动。他们崇拜那东西本身，而不是再现的途径。假如有可能，他们也会提出这样的要求，以便使廉洁与奢华相符合。但是，和谐的规则并不允许这样做，因为不谐调的声音太刺耳。可是，有人尝试这么做，看上去也不是什么太难受的事情。虽然某些沉溺酒色者为低贱和各式各样的腐败行为进行可耻的辩护，但是，另外一些人，一些更高贵的人，总会努力保持与诚实相宜的尺度，他们对快乐的理解更适当，他们总会让快乐处在某种尺度之内。他们谴责这样一种行为，而赞美另外一种仪态。“这样最好，再过一步就错了。这样不错，再过就不能容了。”他们在自己的快乐观念中引入一种公正和秩序。他们愿意把理性拉到自己一边，为自己的生活进行某种形式的解释，使自己处于某种协调和一致的状态;或者，假如他们发现这样做在某些方面不切实际，他们会选择牺牲自己的快乐，让与从一种更高贵的行为中产生出来的快乐，让与一种行为的规则，还有生活与仪态的前后一贯:

要了解真正生活的尺度与规则。

另外一些时候，我们又会想到:带有高贵特征的强烈价值观，总是与某种可恶的卑鄙观相对啊。因此才会有这样的情形出现:在诗人当中，讽刺文作家很少有不对美德有失偏颇的时候。而更高贵的诗人在这件事情上却少有虚假的。哪怕天资总是趋向勇猛与快乐的现代智者，在面临恶行当道并使人们只看到相反的东西时，总能高歌吟诵，赞扬简朴的诚实之美。

当我们与世人结成友情，与美好的事物相得益彰，因拥有其他的美而繁荣发达，我们恐怕会像平常一样轻视这朴素的情妇。可当我们在这件事情上明白，沉溺与过度在这个世界上会自然而然地产生什么东西，当我们发现，通过奢侈的手段并为了达到邪恶目的，一些恶人总赶在我们前面，而世上最邪恶的人总是比最诚实的人更逗人喜欢，我们就会以新眼光看待美德，在这种美饰的协助下，能够分辨诚实之美和这些魅力的现实，这些东西，我们以前以为既不是自然的，也不是那么不可抗拒。

第三节

话讲了这么多，说到底，世上最天然的美还是诚实和道德真理。所有的美也都是真，真实的五官构成面容的美，真实的比例也是建筑的美，正如真正的尺度也是和谐与音乐的美。在诗歌中，由于一切都是寓言，真理仍然就是完美。无论是谁，只要他是真正的学者，看过古代哲学家或其现代衣钵论述戏剧诗与史诗本质的书，都一定会轻松地明白这种对真理的论述。

一位画家，假如真有才干，就会明白真理与设计的统一，他会明白，假如离自然太近，并且严格的抄袭生活，那也是不自然的。他的艺术不允许他把所有的自然都带入作品，而只能加入其中的一部分。但是，他的作品如果是漂亮的，并带有真实的成分，其自身就一定是完整的，技法熟练，独立不依，同时照样尽可能地伟大和全面。因此，在这种情况下，局部必须服从整体的设计，所有事物都必须从属于原则性的东西，目的是要形成某种景致的宜人，一种简朴、清晰和统一的视界，任何奇特或相异的东西要在这里表现出来，就会打断或扰乱这个统一画面。

五色自然本来是这样的，它的各个部分互有区别，是由于其初始的特别品性原本不同，如果仔细观察，就会使它跟世上现存的任何东西都不一样。可是，勤勉的诗人与画家千方百计要避免的正是这种效果。他们不喜欢微细的部分，也担心奇异失常，因为这样会使其形象或人物看上去反复无常或离奇失真。的确，纯粹的肖像画画家与诗人少有共同之处，但是，跟纯粹的史学家一样，这样的画家原样照搬他看到的东西，细致入微地捕捉每一个特征和奇特的痕迹。这与发明创造和设计的人大不相同。这些天才构成其作品思想的手段，是从众多自然的物体而不是从某个单一物品中提炼出来的。因此，据说最好的艺术家总是不遗余力地研究最好的雕塑，认为那是最完美的人体也不能提供的更好的规则。因此，某些才气超人的智者推荐最好的诗歌往往比最好的历史更好，它们能更好地讲述人物的真实和人类的本性。

这样的批评还不能说期望过高。虽然很少有人真正局限于这些规则，可是，也很少有人从来都不考虑这些规则的。无论我们把居心不良的诗人或其作品失常有如昙花一现的作曲家摆放到哪个角落里去，我们都相当清楚，优秀艺术家历久不衰的作品一定是按照某种齐整统一的方式形成的。他们的每一份恰到好处的作品，都按照比例和真实的自然规则创作出来。他们大脑的产物一定如自然之天成。他们的躯干与肢体一定存在一定的比例关系，否则，连庸俗者也能对其作品指手画脚，就算这样的作品既没有头也没有尾。正是这个原因，根据恰当的哲学，常识会判断那些尽管细部特别新奇准确但缺乏整体恰当的作品，并说明其作者主要还是拙劣的艺术家。

对其作品的整体仍然不满意，因为他将无法解释这个整体。

这就是诗化的真理，(假如我能够这么说的话)这也就是图解的或塑像的真理。叙事或历史的真理，一定是值得高度敬重的，尤其是当我们考虑对真理的兴趣如此高昂的人类，曾因为缺乏真理的清晰性而深受其害。这本身都是一种道德真理。要在一者中充当判官，就必须在另一者中有一个判断。作者的道德、品性以及才气必须细加考虑，史学家或讲述人类重要事件的人，无论他是谁，都一定会在许多方面证明他自身，如他的判断力、坦诚和无私，因为我们向来只能依重他的权威来判断很多事物。至于批评的真理，还有一些评说者、译者、阐述者、语法家和其他一些人面对如此之多的风格，如此不同的解读法，对原件如此之多的窜改和错讹，对抄写者、转录者、编辑造成的那么多错误，以及古书总会有的无数类似缺陷就此传达给我们的判断与结论，总体来看，就只能是聪明的猜测了。另外还必须考虑到，读者虽然也可以称为能干的语言学家，一定也会从编年史、自然哲学、地理和其他科学中得到其他的许多帮助。

因此，要恰当地判断历史真理，以及判断来自不同民族、年代与时代，其性格与兴趣也各个不同的古代作家遗留给我们的关于人类过往行为与环境的描述，还需要对先前的真理进行检验和理解。根据其自身尽管如此明显的某些道德和哲学真理，人们往往很容易就想象半数的人类向来如此疯癫，正好符合这一模一样的愚行特征，以至于无法承认任何类似真理的东西，而这一定与自然知识、基本理性和常识背道而驰。

我尤其提醒过这一点，因为现代某些狂热者对真理的认识看来并没有长进，判断知识的方式也没有进步，就好像只会点人头似的。根据这一条规则，假如他们能在一群人中点出一个无足轻重的数字来，假如他们能列出一组兰开夏的人头数、偏远乡下的头罩数或幻想中的集会者数目来，用以证实骑在扫把上的女巫在空中飞行的故事，那他们就拿出了他们这一新本领的铁证，并且会喊叫:真理伟大，而真理也会历此不胫而走。

无疑，宗教在很大程度上归功于这些充满奇才的人，在如此讲求辨别是非的一个时代，他们会将它置于流行传统的脚下，并且拿它放在与教区故事以及用来吓唬孩子和供赶鬼者及狡猾之人练习法术的鬼怪、妖精和疯人恶作剧等供闲聊的故事相同的一个基础上。你也知道，乡下的人习惯用这个名称称呼破解神秘的人，人们认为这些人能以诚实的方式念咒唤鬼，并借恶魔自己的法力挫败它们。

我的朋友，我觉得现在是时候结束这段长篇大论的反省了，假如再费心去进一步解释许多事物，我一定会有失幽默之道，就这些话题没完没了地深说下去。可是，假如你发现我在这里按照常识而且并没有装模作样的说教方式还能容忍下去，那我应该对自己的表现满意了，从而不用担心可能打扰了我们这个时代的某些苛责者，因为这些吹毛求疵者的言论与作品全然属于另一个类型。你也看得出来，某些时候我尽情大笑，假如我或者是笑错了地方，或者是过分严肃，我也乐于因此承受别人的嘲笑。反过来，假如别人对我大加指责，我也只能像以前那样大笑，当然对我想做的事情会有新的益处。尽管事实上没有任何东西比逗引某些狂热分子的怒气、恶意和愤恨更为可笑，而这些人近来正是以有了如此装备而为人熟知的，可是，由于治安官近来已经采取特别措施修剪了他们的魔爪，这事现在就变成了某种喜剧了。它使人想起那些奇异人物的幻想，还有龙脸，这些东西往往出现在山墙上，或者在老房子的柱石上。那些东西刻在上面，看来是想当做建筑物的防护者和支撑物，可是，尽管那些东西一脸鬼相，对于房子内外的人却既无害也无用。发一通烈怒却无济于事，那就会成为玩笑和滑稽的对象。过度的凶残配上无能和无力，就会成为最大的笑料。

此致，

敬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