独白或给一位作家的建议

独白或给一位作家的建议

第一篇

第一节

我常想，下面这句箴言是何等的居心不良，可是，有很多次，我听到一些悟性极高的人也在说这话:“至于私下里的行为，没有谁更有资格给予别人指导。”可是，进一步审查之后，我自己有了一番领悟，觉得承认这句话并不会对人类构成严重偏见。按照指导这个词的一般意思，我觉得，人们错误地理解了这个词并不值得奇怪。有某种奇怪的东西使这件事本末倒置，反倒使给予者成为唯一的获得者。根据我在我们生活中的许多情况下观察到的情形，我们称为给予指导的东西，恰当地说，就是指乘机以牺牲他人为代价显摆自己的智慧。另外，接受指导，或者说按照通常为我们规定好的条件接受指导，简直就是温顺地为他人提供一个良机，使人利用我们自己的缺陷抬高身份。

在现实中，无论一个人的能力有多么大，或者多么愿意给予指导，要使指导成为免费礼物总还是一件难事。的确，要使一件礼物成为白白给予的东西，那里面就不能含有任何可以从别人那里取走而添加到自己身上的东西。在所有其他方面，给予，还有派发，就是慷慨大度，就是善意，但赠予智慧，就是获得一种不能轻易到手的掌控。人愿意学习任何教给我们的东西。他们愿意接受数学、音乐或其他科学方面的老师，却不愿接受领悟力和良好判断力方面的老师。

一位作家，要想在这方面显出并无傲慢不逊的一面，那是可以想象出来的最难的一件事情。广义上的所有作家，在某种程度上说都是一个时代默认的领悟力方面的老师。由于这个理由，在人类的早年，诗人们就已经被看做真正的圣贤，他们直言人生规条，传授仪表和良好判断力方面的知识。他们如何竟然失去了这个权力，这我说不好。他们有一份奇妙的幸福与益处，并不需要公开声张自己的这一份特权。假如他们伪称这只是为了逗乐，那他们也是在以隐蔽的方式给予指导，并下达指令，他们过去和现在也许都被尊称为作家中最优秀和最值得尊敬的人，而且不无理由。

这同时:“假如直言和说教从本质上说，对于其他作家而言是如此危险的一件事情，那么，一位对作家本身直言的人又会是怎样的呢?”

对此我这样回答。与其说我的本意是要给予指导，还不如说我要考虑给予指导的方式和方法。我的这一门学问，假如可以称得上是学问的话，只不过是一位语言教师的学问，或者可以称得上是一位逻辑学家。我有一个坚强的信念，认为论证中有某种诀窍或称戏法，我们要利用这东西才能有保障地进入给予指导这个危险角色，确保我们的指导为人所接受这样的好运，假如这指导确有某种价值的话。

我的建议是，把这件事情看做是一次外科手术。我们都承认，一把好手，往往是反复练习的结果。“但是，在这个例子中，谁是拿来练习的人呢?谁会心甘情愿地成为第一名让我们试手，并为我们提供这种必要经验的人呢?”困难就在这里。假定我们有医院专做这种手术，而且总会有某些温顺的患者乐意在自己身上开口子，供我们随意研究与探查，这样的益处对于这种做法无疑是相当大的。这样一定会获得某种洞察力，到一定时候，一双熟手很可能练成，可是，那极可能是一双粗暴的手，不一定能为后来的外科手术提供什么东西。因为在这里，手的温情从原则上讲是必不可少的。没有感觉和同情心的人不可能称为外科医生。到哪里去找这么一样东西，在其中，起作用的东西极可能保存最大的温情，同时又能以最强烈的刚毅和胆识采取行动，这显然不是一件可以小看的事情。

我明白，在所有大型项目中，初一看，都存在某种幻想和自负的成分在里面，它很容易使从事这个项目的人看上去觉得好笑。因此，我要让读者做好防备这种偏见的准备，我要让读者明白，在我们所说的这个行动中，没有任何可以恰当地引人发笑的东西，假如有，这嘲笑倒头来极可能在人自己同意的情况下转向他自身，这正好就是我们将要说明的这门艺术或科学的一个范本。

相应地，假如有人针对上述提及的做法和外科艺术提出反对意见，认为“我们在哪里也找不到这样一位温顺的患者使我们能在他那里一试身手，哪怕我们事实上要为他保留最大的温情和尊重，”那么，我要提出另外的看法，比如，我会说，我们每个人都可以把自己拿来练习啊。“这才是狡辩啊(你会说)!谁能把自己变成两份，自己成为自己的试验者呢?谁能恰当地嘲笑自己，并在这样的情形下或是开心或是焦心呢?”去看看诗人吧!他们会为我们提供许多例证。这一类的独白在他们那里是再平常不过了。一个城府较深的人，哪怕是一个能力一般的人，有时候碰巧也会犯下一个错误。他为此事忧心忡忡。他独自走上舞台，四周看看，想知道附近有没有人。之后就大肆责备自己，毫不留情。我们禁不住好奇，不知道他会把自己数落到什么程度，也不知道他会把这种自我解剖的活儿干到哪一步。通过这样的自白，他就成为两个完全不同的人。他是学生，也是教师。他教别人，他也从中学习。在为我们现代戏剧诗人的道德辩护时，假如我实在没有别的什么话好说，那我也要替他们说几句话来反驳因为这样的做法而非难他们的人，因为戏剧诗人特别费心将这种独白的效果发挥到了极致。无论这种做法是否自然，从常见的习俗和用法来说，我都觉得自己有责任强调:这是一种诚实和值得称赞的做法，假如这做法现在看起来不那么自然了，那我们也有责任通过学习和应用使其变得自然。

“那我们不是要走上舞台接受教诲吗?我们必须从诗人那里学习问答教学法吗?而且，就跟演员一样，我们也必须大声讲话，把自己跟自己独自辩论的内容和盘托出?”也许并非绝对如此吧。不过，对我们自己说几句话，把一丁点气息和清晰的声音完全对准我们自己，这样做到底有什么害处，我是看不出来的。假如我们在方便的时候宣泄一些清晰的声音，并在独处的时候真的对自己说几句话，那么，我们在人前或许就不那么啰唆，而且因此受益不少。因为人多往往令人走极端，禁不住产生妄想，就如同园艺中的温床，很容易让我们的想象力走偏。可是，经过这种独白的预先治疗，我们就有可能有效地克服这困难。

历史上记载着好些民族，他们看来对于言语中空洞的浮夸之风造成的后果一直忧心忡忡，并因此下决心严格戒备这种不良习气。他们把我们所说的这种对策推广甚远，使它不仅仅成为他们的习俗，而且还成为他们的宗教和法律，即无论是在众人前还是一人独处，他们都以同样方式讲话、发笑、采取行动、打手势。假如在他们独处和不防备时悄悄走近，你会发现他们正在高声辩论，自己跟自己争执，或责备自己，或为自己提供参考意见，或对自己慷慨陈词，并以声情并茂的动人方式跟自己搭讪，嘘寒问暖。他们极可能曾是一个极善表达的民族，举国上下尽皆演说家和传道高手，全体人民都染上了一种我们今天称为“雄辩麻风”的疾病，直到后来，有一位贤明的立法者振臂一呼，巧妙地脱开了这一股犬热之风。他虽没有任何立即可用的招式抵挡住言辞的激流和话语的巨潮，却想出宣泄的办法疏导了饶舌洪流。

我得承认，我们当前的仪态，并不十分适合于这种独白之法，因而不能任由它成为全国性的做法。我极想借鉴并供给私人之用的，只是这方法的极小一部分，尤其是在为那些作家提供指导的情形中。我明白，对于许多值得尊敬的人士来说，一旦养成这样一个习惯，或在有活人听到的情况下主动练习这样一门技艺，反倒可能造成致命后果。尽人皆知，我们当中并没有多少人跟罗马人一样，他们恨不得在自己胸口也开上窗户，希望房子里面的一切都尽量敞亮，正是出于这个理由，他们的建筑都尽可能造得开阔。因此，我倒想建议我们的见习生第一次练习就钻进密林，或去高山上觅一处宝地，到了那里，除开一览四周可得安全之便利，而且还会发现空气纯净，适于所要求的呼吸，尤其是在培养诗歌天才的情况下。

所有作家都热爱森林，躲避城市。

令人称奇的是，所有才智超人之士都承认自己也有我们在这里所说的那种做法，他们一般描述自己是一种极可能招人嘲笑的人，要么喜欢在独处时自言自语，要么是在人前沉默寡言。不仅诗人与哲学家，而且演说家本人也经常利用我们这个方法。后来这个部族的首领证明也是一个经常钻进林子或跑去河岸的人，他在那里尽情吐纳，任由其幻想随意蒸发，使精神与声音两者里的激情尽数耗尽。如果其他作家觉得没有什么东西吸引他们去往这些隐修之所，那是因为他们的爱好还没有发展到足够强烈的程度。或者说，即使发展到了这个程度，他们也许会想象，他们的性格也不容他们坚持到底。因为，被仅适合于苦行者的奇怪行为、动作或声音所惊吓，对于出入上流社会的人来说，我得承认那是病态的冒险。但对于诗人和哲学家来说，这样做却是家常便饭:

这人要么疯了，要么是在作曲。

我们看出，发疯和作曲一定有某种相似之处。对于按谱表作曲和从事幻想思辨的作曲家来说，他们应该是被庸人误看做是某种散文诗人。他们秘密的做法与习惯也经常这样被人注意:

他们咕咕噜噜、自言自语，一下子又一言不发。

这几类人都乐于这种闪避之法，人们认为他们的行为很是自然的，并假定这些奇怪的仪态符合他们的性格。但是，说到其他一些作家，人们就觉得他们应该更显教养。他们应当保留更健谈的习惯，不然对他们可不是小事。假如他们的沉思和浮想受到谈话中对一种不服从主流的思想的担忧而受阻，他们也许碰巧成了优雅的绅士，而作为作家可就差多了。他们热烈的想象可能跟诗人或哲学家是一样的，可是，由于被剥夺了同样的排遣方式，也得不到私下里减轻痛苦的适当机会，怪不得他们会在公共场所显出沉渣泛滥的样子。

可以观察到，回忆录和文论的作者主要受到这种空洞犬热病的侵袭。我们也无法怀疑，这就是这些先生们用与自己相关的东西过度娱乐世人的真实原因。由于没有机会私下里与自己对话，或操练自己的才智以熟悉或证明它的力量，他们立即在一个错误的地方着手下力，并在世界舞台上展示他们本该约束在私人范围内的做法，假如他们有心要看一看，这到底是他们自己还是这个世界更适合他们的道德。的确，谁真的能忍受他们就自己的体格、如何主宰和控制它、什么样的饮食最适合它和他的做法在自己身上有何效果等发表的一通江湖医生式的谈论呢?有句老话说得好，“好医生医不了自己的病”，但我认为，人若赶在进行这种肉体手术时到场，那一定是时机错得太远。一位读者，若是被迫协助正在练习中的作者进行实验讨论，那事实上一定也得不到更多乐趣，因为这作者在这期间实际上只不过是在当众服药而已。

出于这个理由，我觉得，任何人，发表沉思录、杂感、独白或其他归属于自言自语观念之下的其他任何作品都是不妥当的，这一类的作品，我能想得出来的最客气的一个名称，就是某一位作家所说的那个名称，这位作家称这类作品为“鸡肋集”。这些充满才智的人，往往并没有经过深思熟虑，而是在突然间想到，经过许多次的流产与堕胎之后，他们无法把任何外形漂亮或整体完美的东西带到这个世界上来，这可真是不幸啊。尽管如此，他们对自己的后代的喜好并不见减少，从某种意义上说，这后代是他们当众产下的。他们的脑子里充满公众意识，却从没有为自己找到一点时间好在私下里思考自己的特别利益与效用。由于这个理由，尽管他们离群索居，却从来都不是全靠自己的。世人总是他们生活的一部分。他们显出作家品性，而且总在思考这种或那种想法如何有助于完成某套沉思集，或充实某一本陈腐之作，指望从这些东西里面挖掘出来的宝藏会大量流入这个求知若渴的世界。

可是，假如我们这些即将成为原著者的候选人碰巧还是一些敬神的人，那么，他们的爱心会延伸至什么境界，那就不是一件可以想象得出来的事情了。他们对人类的痴心与温情如江河滔滔，竟至于根本不愿意让其虔诚练习中的哪怕一丁点有所损失。虽然这一类的独白已经有如此之多的定式与固定名称，可是，他们与自己的灵魂之间进行这种宗教交际和对话的方式，他们生怕其中的任何一个部分不为人知。

这类人也许可以归结为某种伪苦行僧，他们与自己，或与天堂都不可能展开真正的交谈，他们一边斜视这个世界，却又在沉思录里提及自己的书名与版次。尽管这一类的书根据惯用语都称为优秀著作，可是，这些作者却肯定是令人扼腕的一族，而宗教性的“鸡肋集”无疑是最糟糕的。有一位名留青史的圣贤作家，他最不以客套礼貌为然。他不屑于将他凭之写作的那种精神局限于批评的规则与世俗学问，他在任何一个方面也不愿对自己的作品展开批评，也不愿根据一群良友或更好一类人的标准规范自己的风格或语言。我们在比较狭窄的意义上所说的仪表方面的考虑，他更是不屑一顾。除开称之为罪过的那些东西之外，任何其他的错漏他也无心检查，尽管违背良好教养与体面法则的罪人，并不比一个违背语法、严密论证或缜密判断力的罪人更应该看做是好作家。假如言行克制和性情温和并不是一个作家应该遵守的金科玉律，那么，无论他的事业好到什么程度，我还是怀疑他是否能够把这项事业作为有益人类的东西推荐给世人。

出于这方面的考虑，我将从原则上把我们这种自我谈话的练习推荐给所有那些执迷于以圣事劝勉者风格写作的所有那些人，尤其如果他们不可缺少地需要成为同一类谈话者或长篇大论者。因为，经常性和竭尽全力地当众排遣，对于私下里的练习方法来说是一个巨大的阻碍，因为这种练习主要在于自控。可是，假如主要的才智练习不在于控制、辩论或论证，而在于无法控制和既不能有人质疑又不能有人反驳的长篇大论和推理，那就存在很大危险了，以免参与者通过这个习惯受到生涩、消化不良、肝气失调、苦胆，尤其是某类肿瘤或气胀的极大损害，结果使他成为最缺乏应用这种有利健康的自我练习法的能力的人。假如这批离奇古怪的新手数量增长到了荒唐的程度，那就不是什么怪事了，因为他们继续反其道而行之，而这种自我练习之法正是我们借以匡正冗余幽默、惩戒过多自负与妄想的唯一法宝。

从常见的高谈阔论者那里，我们可以抽取需要这种特效药的那些人的惊人例证，他们占去了这个世界上最大部分的谈话机会，而且在公共集会上发言时奋勇当先，无所顾忌。这其中有许多人性情活泼、天资聪颖，热情大度、富于幻想，可是，根据我们这门科学中得出的观察结果，那些当众高谈阔论的人，在一人独处时往往一言不发，也不习惯于我们这种居家疗法中的私下讨论。正是这个原因，他们的言谈常常空洞无物。即使是在发泄情感时，也不免夹带这份空洞。可是，假如他们持之以恒，越过了普通言谈的阶段，竟然一举成为作家，那他们的事情可就不太妙了。他们的书页里根本就不会包含任何有利于他们自己的文字，平日演说时的神情，他们是无法形诸文字的。语音的抑扬顿挫、动作的宜人得体，本可以掩饰残缺的思想和不连贯的句子，轮到文字里面就得搁置一边了，在这里，演说内容会拆成小块，放在一起比较，从头到脚一一分析。因此，除非参与者已经习惯严于律己，他一定很难经受住别人的批评。他的思想可能总是难得有正确的时候，除非早已经习惯于接受他们自己确实的矫正，并在付梓前经过了深思熟虑和仔细检查。如果不是严格的自律者和在这种独处的方式中成为考虑周全的对话者，要成为优秀的思想者，那是世上最难的事情。

第二节

可是，让我们把这件事情往道德方面靠拢些。我兴许很有理由在这里抓住机会，进入一个开阔的学问领域，说明这个意见古已有之。“我们人人都有一个恶魔、精灵、天使或守护神，是我们须臾不离、从理性的第一缕黎明之光或出生的时刻便承诺和信守的。”假如这条意见从字面上看是真实的，那它的用处实在是太大了，对我们建立这个制度和说教来说，无疑十分耐用。不肯与如此神圣的一位贵客进行唯一能使他成为我们的顾问和向导的秘密交谈，轻慢它的到来，并以某种方式拒绝它进出我们的心胸，那是一种绝对无误的渎圣行为或不虔敬之举。可是，假如从这样一个假说着手，我觉得会是相当不公平的，有智慧的古人说以恶魔为伴，我向来认为最多不过是以神秘莫测的方式表述这一层意思:“我们每个人内心里都有一位患者，可以适当地说，我们都是自己的练习对象，我们因此也成为实习生，此时，我们在一个隐秘处所发现某种灵魂的二重性，并把我们自己分身为两个部分。”他们的意思是说，这其中的一个部分，立即会证明自己是一位可敬的圣贤，他的权威神情使他自立为我们的忠告者和家庭教师，而另外一部分却仅只有卑贱和奴性，它会满足于人云亦云，言听计从。

鉴于这隐秘处所幽深莫测、外人难入，加之我们内心里实际久已有之的二重性，我们就应该在道德和真实智慧上大有长进了。他们认为，这是我们在内心里掂量事物，并借以确立仅凭它，我们才能与自我相符并在内心里达成一致的从属关系。他们认为，这件事情比任何一种祷告或神殿里的其他礼拜仪式更具宗教意味。他们建议我们时时牢记这一点，把它当做能够做出来的最佳奉献物。

敬神事人全在心智，心地纯正系于情感圣坛。

在古代人看来，这就是那著名的特尔斐铭刻“认识你自己”的真谛所在，也就是说:分裂自己，一身为二。他们认为，假如这样的分身活动应用得法，内心里所有的东西当然会得到恰当理解和适宜的管束。独白这种居家用语，是他们最有信心的。哲学家与圣贤都善于自我交谈，这是人们觉得他们特别的地方，他们自己也以此为荣。“即在众人面前，他们也喜欢独处。”他们认为，一个恶棍从来都不可能只身独处。他们认为，并不是说，他的良心总会在独处时让他烦忧，而是说他对只身独处没有兴趣，并不想发挥这一份充裕才能，充当自己的陪伴。若是公平地接纳为友伴，这个自我很快就能修复其同伴，解决他的许多麻烦事。

人们以为，在生活林林总总的各类杂事中，没有比了解我们的思想，明白自己的长处何在，什么是我们坦诚地全力以赴的，什么是我们自以为正确的目标等更容易的。可是，我们的思想总有某种难解的隐晦用语，因此，要想明明白白地加以表述，往往会成为世上最难办的事情。由于这个原因，正确的方法应当是让它们有语音，有重音。我们所缺乏的这方面的能力，正是道德学家或哲学家努力想要传递到我们手中的。他们像平常一样举起一面声音之镜，把我们心胸里的声音抽取出来，教导我们以最平直简明的方式扮演自我。

人大声祷告以求表达可靠的思想与信用，内心里秘密发出的祷告却是希望有钱的叔父速死。

当前讲求时尚的这个世界，流行一种玩笑与幽默之风，儿子乘此歪风说父亲活得太长，丈夫在第一任妻子面前谈论第二任，谈起来皆信心十足，面无惧色。然而，对他人言语轻狂的这位先生，假如让他暂离众人，却不敢在私下里自言心中愿望。一旦哪怕只有一次彻底进入自我，并通过问讯形成所要求的如数家珍般的自我了解，那他就更无法忍受继续谈论自己的思想了。因为这样一来，经过一番斗争后，我们也许觉得他应该跟自己谈些什么话了。“我诚实的心啊，现在该对我说点什么了吧?我当真是诚实之人吗?我当真是有点什么价值的人吗?要么我只是做出了一个漂亮样子，从本质上来说我只不过是个流氓恶棍吗?我在世人面前只不过是一个朋友，一个同胞，或某种关系，或真是我自以为的某种人?假如阻挡我接纳财产的人被绞死了，或者摔断了脖子，我事实上当真会十分开心吗?为什么不开心呢?因为这样正对我的意思啊。假如这事完全在我的能力范围之内，那我为何又不乐于促成此事，扩大自己的利益呢?这是无疑的，除非我能确保干完此事后不受惩罚。自然界最大的恶棍有何理由不这么干呢?同一个原因，并无其他理由。说到底，我与他难道不是一样的吗?一样的，是一个声名狼藉的流氓，不过我也许还是一个懦夫，在我这个类别中还算不得顶尖人物。因此，假如利益为我指出这么一条道路，那人性和同情心会引导我去哪里呢?完全相反。因此，那我如何又如此珍视这些缺点呢?我为什么会同情他人呢?为什么要以价值和荣誉的幻想来娱乐自己呢?是一种品格，一个回忆，一件事情还是一个名称?这些东西如果不是良心的责备又是什么呢?我能把这种自利藏在哪里呢?让自己成为半条恶棍，我能证明自己不是彻头彻尾的傻子吗?”

这样一种语言，我们无论如何是无法忍受下去的，不论我们对别人使用哪一种善意的嘲笑。我们也许能在世人面前为流氓行为辩护，或者高喊愚蠢，但在自己面前却显出傻瓜、疯人或无赖的样子，并当着自己的面加以证实，说明我们的确如此，那可是无法忍受的。人人都对自己充满敬意，一脸清白地出现在密友面前时，他会说宁可当着众人承认自己最丑陋的事情，也不愿意听到自己的恶名在私下里从自己的嘴里说出来。因此，我们可以随时从这里得出一个结论:野心、贪婪、腐败与各种各样隐秘勾当的主要考虑，就是要防止面对和熟知自身的谈话方式，而这正好就是在隐退与内心探索时必然发生的事情。恶棍与下流者的诡异行径，以及迷信与顽固的欺骗行为，都是要使我们更加远离自己，自己跟自己俗套，从而躲避我们用以证实的独白方法。由于这个原因，形式主义者的指教与说教无论何其华而不实，他们使用的方法本身却是足够盲目的，从诚实与严密判断力的角度来说就是一个大障碍。

我能察觉到，假如我的读者碰巧是一位情人，在经历了爱的更深刻和更庄重的形式之后，他一定易于作出结论，认为他对我们提倡的独白方法并不陌生，因为他清醒地意识到，他曾热烈地探究过上面提及的荒芜之地，而在那里，独白派上了最大用场。他兴许会想起来，他有许多次以清晰可闻的嗓音对着林子和岩石喊话，似乎还以这种方式进行过一番推论，就好像他早已经真正掌握了那种必需的区分，并有能力以恰当的形式逗乐自己。可是，非常明显的是，虽然我们在这里所提倡的一切都是真实的，却并不能说明我们在这里讨论的问题。对于一位热烈的情人来说，他无论装出什么样的孤独模样，都不能真正独处。他的情况跟开始谋求公众青睐、着手安排一种足令他开心的私通，使自己超脱自身的作家有些类似。无论他一个人沉思默想的是什么，总还是会因为想象到自己追求的情妇在场而打断。不是一个念头，不是一种表达方式，不是一声叹息，那都只是为他自己的。所有一切都是专属的，所有一切都虔诚地为激情的目标所准备。由于这一类的事情无琐屑可言，亦非意外，他不希望这一切竟然会被他追求其美惠的那一方所见证。

使富于幻想的圣贤或神秘家不能够欣赏到这份娱乐的，正是这同一个原因。假如他仔细打探自己的本性与心智，他对自己可能就不再是一个神秘了，可是，他没有这么做，反倒着迷于思考其他一些他永远也不能够解释或明白的神秘本性。他在眼前就看到他这一股热忱的幽灵，熟悉他的方式、本质、身躯以及灵性的展示，就如同魔法师熟悉精灵或魔鬼的不同外表、种类和级别。因此我们毫不犹豫地宣称，跟退隐的宗教家不一样，一个崇拜者或隐士从来都不是真正的独处者。故此，由于情人、作家、神秘家或魔法师(这些人是唯一提出如此主张的人)都不能真正有权利正当地分享这样一份自娱自乐，真正有权利的人反倒是讲求判断力的人，是圣贤或哲学家。可是，由于在所有这一类人物中，我们一般最愿意偏向的是情人，我们希望，在这样的时候，叙述一段恋情故事并非不妥之举。

有一位美善的少年王子，气质勇猛，擅长于爱情与友谊，但他却发动了一场反抗暴君的战争，而这暴君在每一个方面都与这王子相反。我们这位王子向来都以充满仁爱与恩惠、同时也以武力和军事才能成为征服者而感到快乐。他已经赢得多位权势者和王子的支持，而现在已经加入他的阵营的这些人，以前都是从属于那个暴君的。在仍然依附于敌人的那些人当中，还有一位王子，这王子从长相到德行都占尽优势，近来因为赢得世上最漂亮的一位公主的芳心而十分快乐。事有凑巧，随着战事进展，刚刚婚配的这位王子也只得依依惜别新婚公主。他将她藏在一处隐蔽之所，是在乡下偏僻处的一个坚固堡垒，他觉得那应该十分安全。可是，在他不在她身边的这段日子，这地方竟遭突袭，公主也被那英勇王子俘获掠走。

营中有位青年贵族，是那王子最宠爱的，他们曾一同接受教育，到此时，这贵族与王子依然过从甚密，情同手足。王子立即派人请来这位青年贵族，把俘获的这位公主交由他看管，并交代了严格的规定。说这公主应该得到符合其高贵地位及价值的善待与尊重。当初，正是这位青年贵族在一群战俘中发现这位化妆成普通人的公主的，他也听说了她的故事，因此，这贵族也把听说的关于她的一些事情讲给王子听了。这一次，贵族在讲话时显得十分激动，对王子说她长得多么漂亮，哪怕当时她心急如焚。说虽然她尽力装出贫贱的样子，然而其气质与仪态还是使她与其他漂亮女性大为不同。可是，在我们这位青年贵族看来十分奇怪的是，在他讲述这段故事的期间，这位王子完全不为所动，没有显示出哪怕一丁点去看看这位公主，或者以别的方式满足这份好奇心的意思，而在这样的时候，产生一点好奇心是完全自然的。他提醒这位王子，但没有奏效。他深感惊奇，就说“都不见见她吗，阁下?她是那么可爱，超过您以前见过的任何一位美人啊!”

王子答道:“正是这个原因，我才不想面见。假如我一听说她的美貌就入迷，在公务如此繁忙紧急的时候赶去看她，等看到她的时候，我兴许会更加着迷，更有理由在不那么繁忙的闲暇时候再来看她，如此下去，我断然不会再有时间处置公务了。”

青年贵族笑着说:“阁下，那您能否让我信服，娇好的面容竟然有如此魔力，能够驱使人的意志力本身，对人造成束缚，使他在许多方面产生与他认为适当的东西相反的行为?我们难道要倾听诗人的吟唱，相信他们所书的燃烧之爱与不可阻挡的火焰?我们明白，真正的火焰，烧起所有东西来都一个样。可是，美的想象之火却只能伤及心甘情愿的人。除非我们允许这样的事情发生，否则根本都不会有这样的后果。在许多情况下，我们绝对是令其发生的，比如当两性关系与血亲关系处在最接近的程度上的时候。我们明白，权威与法律可成为它的主人。可是，在案子纯属自愿，我们的意志也是完全自由的时候，假如还有任何法律来多管闲事或胡乱干涉，那不仅无济于事，而且还有失公允。”

王子答道:“假如我们是各项选择的主人，一开始可以自由地崇拜和爱慕我们赞同的东西，但后来又因为我们看到的某种原因而不再爱慕了，那该怎么办呢?这后一种自由，你决不会为之辩护。我并不怀疑，你听说过很多人的事情，这些人虽然在热爱自由之前习惯于先为自由设定最高的价值，后来却又因为迫不得已的原因而以卑屈的方式服务他人，他们发现自己受到更坚固的一道锁链的束缚与限制，这锁链比铁石所铸的东西更有约束力。”

青年贵族说:“如此可怜的人，我倒是经常听人说起，假如您愿意相信他们的话，那他们的确也就是一批可怜的人，他们没有自助的途径与权力。您甚至还会听到他们以同样方式痛苦地抱怨人生本身。虽然逃避人生的大门敞开着，他们还是觉得留在原处更加方便。他们是同一批伪装者，往往打着事出无奈的旗号图谋属于他人的东西，并觊觎他人妻女。可是，照我的看法，轮到法律的时候，它对这些人也不讲客气，正如法律对待其他侵占他人财产的人一样。而您，阁下，您照样也不习惯于原谅诸如此类的不法行为。因此，您得承认，美本身是无辜和无害的，它并不能迫使任何人去行无良之事。放荡者迫使自己，然后不正当地把自己的罪过归咎于爱本身。诚实与公允之人，可以崇拜和爱慕任何美的事物，同时并不需要拿出任何超过必要的东西。故此，阁下，您的美德之一如何可能因为这个理由而处在痛苦之中，又如何可能担心这样一种诱惑呢?您看，阁下，我本人已经见过这位公主，现在不是好好的吗?我还与她谈过话，我在最高程度上崇拜她，但是，我现在仍然是我自己，仍然在履行职责，并且还会照您的吩咐继续恪尽职守。”

“你能如此把持自己，从头到尾都保持为同一个人，并且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尽职尽责，那当然是好，”王子说。“依照目前战局，这位漂亮战俘兴许能为我们派上大用场的。”

听完此话，青年贵族便起身离开，前去执行王子交代的任务。他立即着手悉心照顾这位被俘的公主及其随从，她看来完全服从，也恢复了往日属于她的一切风采，此时如同当公主的时候，也如同她最得意的时期。他发现她在各个方面都应得尊敬，看出她心灵高贵，甚至超出她其他的迷人之处。他想尽办法施恩与她，以图缓解其悲伤，结果令她极希望有机会表达感激之情，这一点他也看出来了。她一有机会便显示出对他所关心之事的真正兴趣，碰到他生病的时候，她还会亲自前往照料，还派佣人服伺，因此，他觉得身体之恢复得益于她的友情。

事情就这样开始，不知不觉间，自然而然地(这也很容易想象得到)，这位青年就萌生痴情、落入情网。起初，他主动隐藏对这位公主的激情，从不提起，他甚至都不敢对自己讲这样的话。可后来，他的胆子大一些了。她听完他的表白，没有露出丝毫假装出来的烦忧与不安，仍然像一个朋友一样与他谈话，尽力劝勉，希望他能打消这过分的企图。可是，等他口气强硬起来以后，她便立即派心腹禀报王子，恳求王子保护。王子听闻此事，露出非同小可的表情，立即派人请来一位大臣，要他与这心腹一道去见那青年贵族，并让他明白:“对这位女士万不可动粗，假如他觉得合适，不妨试试劝告的方法。”

这位大臣与这青年贵族素不往来，因而并不曾用心避免夸大其事，他就此事当众责骂，并当着这青年的面痛斥他是王子与民族的叛徒和无耻之徒，其他能骂的话他都骂到了，认为这青年该当渎圣之罪、不忠之罪、背信弃义之罪。结果，这青年觉得事情无望，因此萎靡不振，并准备好接受他认为自己应该承受的宿命。

王子察觉此情，派人请他单独一谈。王子见他神魂颠倒，就对他说:“我的朋友啊，我现在发现自己成为你十分怕见的人了，因为你既不能见我而不害羞，也无法想象我竟然不生怨气。可是，从今往后，让我们把这堆烂事抛到一边去吧。我明白，这件事情让你受了多大的苦。我明白爱的力量，我自己也绝不能说能够时时脱险，因此只好远避美色。这事错在我，是我不小心让你去面对这美色大敌，让你去做这难行之事与艰难历险，迄今为止，还没有人坚强到能成就此事的程度。”

“阁下，”这青年答道。“在这件事情上，正如同在其他许多事情中，您表达了您的善意，这也是您本性所在。您有同情心，容得下人心之脆弱，可是，其他人却不会停止责骂我。就算我有权力自我处置，我也不该轻饶自己。连我的密友都在责备我。我一定在所有人面前臭名远扬，只要有人认识的都会这么看。我该当的罪，往最轻里说也得放逐他乡，永世不再与您谋面。”

“再不要提起此事了，”王子说，“你要相信我。假如你离开我哪怕一小会儿，我都会下达命令，让人欢迎你归来，哪怕是那些目前与你为敌的人，他们会发现，你为他们和我提供了多么有价值的服务。”

这样一番话足以让我们这位心灰意冷的青年恢复活力。他欣喜地发现，这一场不幸之事完全可以转化为这位王子的利益，他开心地着手思考王子安排给他的任务，看起来急于离身全力以赴。此时，王子问:“你能下定决心离开那个迷人的公主吗?”

“啊，阁下，”青年答道。“我现在满心欢喜，事实上我的内心里已经有两个不同的灵魂了。这个恶毒的爱情诡辩家，我从他那里吸取了哲学的教训。人们不可能相信，拥有同一个灵魂，实际上又能既是善也是恶，可以对美德和恶行同时充满热情，可以同时希望得到相反的两样东西。不可能。必须有两个灵魂才行，当善的东西充盈时，我们就会有适当的行为，当恶横行时，我们就会有卑贱和恶毒的行为。我遇到的正好就是这情形。最近以来，恶灵成为完全的主宰。但现在，由于您的襄助。善的东西正在充盈，我现在也变成一个全新的造物了，有完全不同的另一种理解力，另一种理性，另一种意愿。”

现在看来，一个情人，凭着他自己天生的力量，能够在哲学的首要原则上探究极深，他明白我们在这里所说的原理，即两个不同的人容于单独一个自我之内。并不是说，我们这位朝臣像我们假定的那样自己就有能力恰当地，或者依照某种艺术形成这一区分。假如他确能做到，那他可能早就医好了自己的病，根本就不需要这位王子前来搭救。可是，他又足够聪明，能从此事中看出，他的独立与自由都是些表面的光彩，而他的决断也只是任人随意摆弄的东西。让意志自由吧，我们明白，幽默和幻想最终会主宰它。而这些东西，尽管像我们想象的那样的确是自由的，常常是以我们完全不明白的方式发生变化，并不征求我们的同意，也不对我们进行任何解释。假如意见是能够主宰的东西，并且能够促成这变化，那它本身也易于为他者所主宰，轮到它的时候也会发生变化。根据我对世人的看法，幻想和意见都立于完全相同的一个基础上。因此，如果我们在自己内心里确立一位检察官或审计员，并以合适的形式考量这些意见与幻想，谨慎地关注它们的发展，监视其一举一动，我们就不大可能本着同一个意愿过上哪怕一天，就如同一棵树，假如没有园艺师的协助，没有刀剪时时的修整，它就不可能在整个夏季都保持同一个外形。

宗教裁判所看上去是极其残酷的一处法庭，似乎我们也应该在自己内心里建立起类似可怕的一个法庭，假如我们也想维持意见的统一，这样才能使我们坚守同一个意愿，使我们保持同样的思想，日日如此。照这么看，哲学就应当被认为比迫害强不到哪里。在倾向与欲望的事情上面，终极的判官需要坚决抵制情感的影响。种种美妙的幻想为它所扰，大大小小的乐事也为它所搅。良好的幽默感也容它不下，机智的玩笑几乎绝对会排斥它。另外，对我们自己如此严苛，对我们的想象力如此挑剔，装出一个古板教师的样子，打着爱护与教育的旗号阴沉地看待这么多孩子气的幻想、不走运的欲望与奢求，看起来像是一种迂腐行为，而这些东西永远都在逃避责任，总需要予以纠正。

但我们希望，通过这样一种练习方法，还有我们已经承认透露出来的大奥秘的帮助，这种幻想的训练方法或学问最终证明不会跟想象的那样严酷和让人后悔。我们还希望，我们的患者(我们很自然会把读者看成这样的人)会自己认真思考一番，他在这次手术中忍受下来的东西，并非没有一个重要的目标可以实现，因为这是要为他谋取一个意愿，确保他有某种决断力，有了它，他就能明白去哪里寻找自己，确信自己的意义与意向，而且正如对他所有的欲望一样，他的意见及倾向都能够得到同一个人的保证，今天如同昨天，明天如同今天。

一个认真思考过人类本性，以及欲望与幽默感的成长、变动和演化的人，一定会认为这就是一个奇迹了。欲望是理性的兄长，也是长得更壮实的少年，在无论何种竞赛中，它都会利用一切机会把什么东西都拉到自己一边。而一直为人大加吹捧的意志，至多也不过是这两个年轻人之间的一只陀螺或一个足球，这两个年轻人不幸根本就不成一对，那青年一开始时不时地踢一脚球，或是抽打一下陀螺，根本就没有什么意义，直到后来，他干脆就放弃了足球和陀螺本身，回到他兄长身边去。到了这个时候，场景就发生了变化。对于兄长来说，他在遭到这待遇时就像逃学的懦夫，此时又很通人情了，此后他就按照自己的欲望为兄弟提供公平游戏的机会。

正是在这里，我们的独白万灵丹和健身法才正式起作用，通过某种内在修辞的有效手段，思想对自己的幻想采用了呼语法，使它们具备了适当的外形与人格，以亲昵的口吻称呼它，根本不用任何仪式或礼敬。通过这个手段，事情很快就会发生，已经形成的两方会在内心里安置下来。以这种方式圆满处理的想象力或幻想被迫宣称自己的存在，并选择一方。站在兄长欲望一边的，都是极微妙和曲折的，它们总有能力通过点头和眨眼说话。通过这样的练习，他们就能将一半的意思隐藏起来，而且跟现代的政客一样装扮成极有城府的人，并用最好的借口和能够想象出来的最虚伪的粉饰之词自我夸耀，等遇到使用更简明语言和表态方式的同伴后，他们就被迫放弃神秘外表，发现他们自己只是一些诡辩者和骗子，从而与理性和严密判断力的一方没有任何关系。

相应地，我们现在不妨着手以恰当方式明确地展示这个见习或练习的形式或方法，因为它涉及普遍意义上的所有人。可是，它尤其适合那些作家，按照我们的理解，它们的事情最为紧急，我们应当首先就把这条规则应用到他们这些先生身上，这方法强烈暗示对这些人很是了解，也明白人的思想的弱点和人心自然的力量与长处。没有这样一层领悟，历史学家的判断就会存在极大缺陷，政客的观点就会十分狭窄，而且流于空想，而诗人的脑袋里无论装了多少虚构故事，都会显得装备不足，这一点在我们接下来的文章里会十分明显。谈论别人品质的人，必然对自己的品性十分清楚，否则他便什么都不知道。想给世人带来这类有益娱乐的人，他自己一定首先就知道其中的益处。在这重意义上说，仁爱以及智慧也许就可以诚实地说都是从家里开始的。假如不首先盘点自己家里同一类货品的存储情况，不掂量一下自家的实力，那就没有办法估计仪表，也不能告知别人的不同幽默、幻想、激情与忧惧。稍稍具备一点这类的家庭实习经验，都有助于人得到重大发现。

居家过日子，人会明白自家家底到底有多厚。

第三节

观察过人体动作和气派的人，必然发现人跟人之间在这方面的巨大差异，有些人只接受过自然的教诲，而另外一些人则习惯于反省，而且还接受过艺术的熏陶，这些人学会了做出特别的动作，根据经验，我们发现那是最简便和最自然的动作。在前者，要么是那些心地善良的庄稼汉，他们生活长大的地方远离人类后天结成的社会，要么是那些朴素的工匠，还有下层社会的那些人，他们生活在城市和休闲疗养地，迫于无奈而必须从事低贱的职业，但他们一直希望有机会和手段按照更好的模范打扮自己。还有一些人的确非常走运，自然给予他们漂亮的外表，所谓天姿国色，哪怕头脑极其简单，也只接受过极少教育，他们的动作却有着天生的优美与合宜。另外有一些人接受过更好的教育，可惜美惠女神弄错了对象，加之不谨慎的喜好，使这些人的动作离优雅最远。但不可否认的是，动作与行为的气派及合宜到达完美之境的，往往只是在接受过自由教育的那些人当中发现。哪怕在这群优雅之士中，最优雅的还是早年接受过训练，并在最优秀的导师指导下养成其动作的那些人。

这些大师与他们的训练课程对于一位文雅绅士的作用，正如同哲学家与哲学对一位作家的作用。在时尚与文化世界里，情形也是一样的。在前者，有人认为，由于有良友的帮助，以及仅仅凭借榜样的作用，人们就能养成体面的步态，动作灵便如同四肢的自由挥动，而在普通的情况下，这样的人却可能贬低自己作为一位绅士的模样。可是，再进一步的话，人们就要进行异乎寻常的尝试了，此时，更文雅的一类人的训练就要在公开场所进行了，事情很容易就看得出来，哪些人是靠基础知识形成的，他们私下里请了一些教师。另外，又可以看出，哪些人满足于自身局限，并且仅仅靠死记硬背偶然掌握了自己的角色。在作家里面也很容易找到这样一种比方。这些人跟学习躯干与四肢的运动、平衡及协调的学生一样，都必须掌握思想与激情的运动、平衡及协调。

优秀写作的首要条件是确切的知识，认真阅读苏格拉底学派的书籍就能让人得到这些确切知识。

行为雅致的人，无疑可能会给情妇写一封信，正如那位朝臣可能写一封恭维信给那位大臣，这位大臣也可能给地位比他高的权臣写一封信，信的内容无须涉及学问或哲学的深层。但是，对于这些有特权的先生来说，他们虽然兴起时尚并在其他情况下确定规则，在书信王国里却不是他们说了算的。人们一般也不假定他们是为自己的时代或后人写作的。他们作品的性质，不可能使他们得到作家这个称号，也不能因为在书信类作品出类拔萃而被称为有写作风格的作家。假如他们的雄心引导他们进入这样一个领域，那他们就必须具备其他的一些条件了。那些进入了公众人物名单表的人，都必须接受适当的训练和练习，比如装备齐全的武士、兵器行家，而且还必须熟悉其武器的用法以及战马的管束。光是装备齐全、配置优良还不行。只有战马永远都不能成就一名骑手，光有四肢并不能成就摔跤手或舞者。才气本身也不能造就诗人，或优秀的散篇也不能造就无论哪一种作家。如一位诗人所说的，写作技巧与华美文风基于知识和严密的判断力，而且还不光是那种可以从普通作家那里学来的知识，也不是世人普通的谈话，而是来自只有哲学才能展示的具体的艺术法则。

我们的这位诗人在他的《诗艺》中所说的哲理写作，其本身便已经是一类诗歌，就像哑剧或早期拟人化的作品，那个时候，哲学还没有流行起来，戏剧模仿也没有最后成型，至少从很多方面来看尚没有发展到完美之境。这些作品除了风格之俏美和隐含的韵律之外，还带有一种动作和模仿在内，这与史诗和戏剧诗是一样的。它们要么是真实的对话，要么是背诵出来的拟人化的谈话，在这样的作品里，人物自身的品格从头保持到尾，他们的仪表、幽默以及脾性及领悟力的不同变化都保持下来，符合最严格的诗化真理。这些作品处理根本意义上的道德问题，结果还指出了真实的品格与仪表，但这还不够。他们还以活灵活现的方式展示这些问题，让人的面容和脸色简明易见。通过这个手段，他们不仅仅教会我们如何了解他人，而且还教我们如何了解我们自己，这一点是他们身上有原则性和最高价值的东西。

这些诗歌里面有哲学思想的英雄，本身都是一个完美的人物，他的名字在诗歌里面和卷首都写明，他的才气与仪表正是这些诗歌想要再现的，可是，在某些方面已披上了厚纱，如隐雾中，对于不仔细阅读的人来说，他似乎与自己实际所是的人相差甚远，这里面的主要原因，就在于属于他的仪表的某种精巧和细腻的嘲讽，通过这一手段，他就能够处理最高级的主题，同时又能让能力一般的人知道的话题得到一并处理，相互之间还能彼此阐释。因此，在这样一种写作技巧中，既可以出现宏大的，也可以出现简朴的，既可以有悲剧的特色，也可以有喜剧的特色。但是，一切都安排得井井有条，因而，尽管主要人物言行奇特，充满神秘感，但是，配角或次等人物会更明确地显示出人情味，而且贴近现实生活。因此，我们也许会在这里发现自己，就如同在镜子里看见自己一样，我们看到自己最细微的面部特征得到适当描绘，适合于自己去理解和识别。但凡做过哪怕短暂时期视察员的人，都不可能不很快熟悉自己的内心。而且，这些魔镜最值得称道的一点是，不间断和长时间的视察后，习惯于这么做的人还会获得一种奇特的思辨习惯，这就如同随身携带了一面袖珍镜子，随时可以取出来使用。在这面镜子里，有两张脸面可以自然地呈现在我们面前:其中一张，就像发号施令的才气，也像上述提及的领袖与首长，另外一张就像那粗鲁、没有受过教育、刚愎自用的造物，这样的人，就是与我们自己在天然状态下呈现出来的一模一样的人。无论我们从事什么工作，无论我们准备干什么，一旦染上这面镜子的习气，我们就应当通过这样的双重反省的途径将自我分裂成两份。在这样的戏剧化方法中，自我检查的工作就得以进行，而且会相当成功。

毫不奇怪，早期诗人在他们那个时代都尊为圣贤，因为看起来，远在哲学采纳问答体之前，那些诗人就已经成为驾轻就熟的问答体作者了。他们的哑剧或人格化谈话，跟他们最平常的诗歌一样受人珍视，而且也是一个机缘，使得后世的许多诗歌借以发展到如此完美的程度。诗歌本身被定义为主要是对人及其风度的模仿，而且是在崇高与贵族气层面加以模仿的，而其较低俗的表现方式，我们称之为模仿之作。正是在这一点，伟大的哑剧作家，也就是诗人之父和诗人王子创下杰出成就的地方，他塑造出来的人物是前辈大师的描述所不能企及的。他的作品富于情节，全都是构思精巧的情节系列，或是对话之链，它们讲述的是惊人的悲剧结局或事件。他并不描绘品质或德行，也不责备仪态，不赞颂，也不亲手塑造人物，他只是将表演者带到前台来，让这些表演者表现自身。这些表演者以他们独特的方式在台上说话，这些说话的方式使他们不同于另外一些人，使他们自己成为自身。他们不同的气质与性格如此正当地造就，而且通过动作的每一个细节同等地表现出来，这样的自我说明胜过世人所有的评说与溢美之词。诗人并不让自己显出发号施令、精巧娴熟的智慧神情，根本都不会显露头角，在诗中根本都看不出诗人自己的模样来。这才是真正的大师。他的描绘手段使他根本都不需要在人物的身上刻画任何字样，不需要向读者说明谁是谁，也不需要说明诗人需要这些人物表明什么意图。通过他引进来的随便哪个人物不经意的时候透露出来的几句话，都足以指明各自的风度与不同的品格。一抬手，一举足，他都可以在我们的想象中表现出整个身体的轮廓与姿态。他并不需要其他艺术手段就能够使他的英雄人格化，使它们栩栩如生。在他之后，悲剧再没有剩下什么事情需要做的了，需要的只是搭起舞台，把他的对话与人物引入情景，按照同样的方式讲述一个主要情节或事件，配以适合实际情形的时间与地点就行。哪怕喜剧本身也要根据这位超凡大师加以评判，因为喜剧源自戏拟或嘲讽之作，而关于这一类作品，他曾拿出一个标本，隐蔽的嘲讽中混杂有崇高的主题。这是危险的艺术大手笔!它要求有一只大师级的妙手，就像有哲学思想的英雄的那只手，他的品格在上述对话写作中再现出来。

或许我们可以在这里就这样的相似性形成一个观念，在那么多场合，我们都曾谈论过诗人王子与天才哲学家之间的这种相似性，据说只有天才哲学家堪与诗人王子匹敌，他与同一个派别的同时代人一起，完全以上述对话体方式写作。从这里，我们兴许也可以理解，为什么对话体的学习对作家有这么大的益处，为什么这种写作方式被认为那么艰难，但必须承认，这种体裁初看起来却是最容易的一种。

以前我曾百思不得其解，为什么论述大多数话题的文论中熟练使用，且在古代作家那里大获成功的一种写作风格，到了我们现代人这里就如此枯燥乏味，因此得不到人们的尊重。但后来我明白，除了这种写作风格本身困难，还有我们已经分析过的相对于我们自身的镜子功能之外，它对那个时代必然也证明有一种镜像或镜子功能。假如是这样，它当然(你会说)就是更受人欢迎和更令人愉快的。

的确如此，假如我们对自己真实的看法在我们看起来也许不是那么难看的话。可是，为什么在我们看起来比在古人看起来更难看些呢?也许因为古人更能容忍看到自己的面容再现出来，而且有很好的理由。那我们为何不能同样容忍呢?是什么东西阻碍我们这样的呢?难道在我们自己的眼睛里看起来，我们不是同样悦目?也许不是吧，当我们进一步思考这种镜像写作的力量，看看它与更婉转的流行写作方式有什么不同的时候，我们会明白其中的道理，因为在流行的写作方式中，一位作家不会把其他自然的人物摆到我们眼前，而是以极高的艺术手段把他自己塑造的人物摆在我们面前，借所有可想象出来的顺从与俯就态度赢得读者喜好。

以第一人称写作的作者，他有按照自己的喜好选择自己是谁，是什么人的便利。他并不是某一个具体的人，也没有任何确定或真实的性格，他只是依照不同情形让自己满足读者的想象，而按照时下的风气，作者往往想尽一切办法去取悦读者，哄骗他们的感情。一切都以他们的两个人格为准。就如同在恋情故事或情书交换里看到的一样，作者有特权可以喋喋不休地谈论自己，可以乔装打扮自己，同时又尽力讨得心目中的对象的喜欢，调起他们的幽默感。这就是现代作家的媚态，他的题献诗文、前言和给读者的致词，都是假装出来的点缀之词，目的是要吸引题献对象，让他注意自己，并让时髦世界的普通人明白，重要的不是他在说什么，而是他看起来是个什么样子的，或者他是什么样的人，他已经或希望塑造出哪些人物。

我们邻近的一个民族极好此风，尤其是他们称为回忆录的那种玩意儿。他们论述政治、哲学的文章与批评之作、他们对古今作家的评述、他们所有的文论，全都用回忆录的形式。可以说，这个时代全部的写作，全都是回忆录式的写作。然而，在古代人真正的回忆录里，哪怕是在涉及自身的任何一个时候写作，全部文章里也既不提“我”，也没有一个“你”。这样，作者与读者之间这种勾勾搭搭的火热关系全都拿掉了。

这一类的例子，更常见于对话体。在对话体中，作者完全隐退，读者也找不到一个用途，干脆就代表虚无。服务于自我的各方立即消失。情景会自我展开，好像是一种巧合，没有故意为之的痕迹。人们只需要作出冷静的判断，不带一丝热情，不仅判断作者想要表达的意思，而且还要判断说话者的性格、才干、辩论术和风貌。这两个人都是全然陌生者，我们并不需要偏向哪一边。作品里面介绍的人物光在每个转折处说得体和有严密判断力的话还不行，还得看出来他们是在什么基础上讲话的，他们依据的是什么原则，他们吸取的知识库或学术基础是什么，他们具备哪一个种类或品性的领悟力。在这里，领悟力必须带有自己的标记、特征性的提示，据此与其他种类区分开来。它必须是如此这般的一种领悟力，就如同我们说那是如此这般的一张脸，因为自然使每个人的脸面不一样，也使每个人的脾性和思想也各个不同。对一位以自然手法绘画的艺术家而言，把可以称为人脸的东西呈现给我们还不够，每一张脸还都必须是某个人的脸。

描绘基督徒、土耳其人、印度人或其他独特与奇异民族的战争或其他行动的一位画家，必然按照适当与现实的比例、手势、习惯、武器或以尽可能贴近的相似来描绘作品中的多个人物，因此，同样，无论是什么样的作家，在我们现代人当中，他应该着力将同时代的人带入对话，必须按照其适当的风貌、才智、行为与幽默感引入人物。这就是我们上述说明的镜像或镜子。

例如，我们一般认为，对话体应该按照我们古代作家的方式搭建框架。在这个框架内，一个蹩脚和外表委琐的哲学家，他悠游自在地朝神殿走去的路上，能够与同时代势力最强大、最机智、形象最好和最富有的贵族搭讪。人们称呼他的本名对他说:“你这是往神殿里去，做你的礼拜去吗?”“可不是嘛。”“我怎么觉得，看你脸上的表情，像是心事重重啊?”“怎么可能有让我心烦的事情呢?”“可能是你的祈求，也可能不知道应该对神发出哪一种誓言啊。”“这有何难?一个人难道能蠢到需要问天才明白什么东西不符合自己的利益?”“只有明白什么是他的利益，他才不会问。”“一个有常识的人，明白顺境和逆境的人，怎么可能弄错呢?”“那你一定是要祈求顺境了。”“那可不是。”“例如，那个绝对主宰者，他凭着数不完的财富号令万事万物，并且仅仅根据他一己的意旨和快乐管辖万物的神，你认为他很顺利，也很幸福吗?”

我在这里抄录(这一切不过是从上述原本之一中借来的一个草案)时，可以看到上千个可笑之处从其风貌、环境和动作本身中涌现出来，可以拿来与我们现代的教养和礼数相比较。因此，假如可能的话，让我们对此事进行一番修补，还是请来这位哲学家，以更顺从的态度来称呼他，称他大人、阁下等不失最低礼数的称呼。我们或者还可以把这件事情弄得更有利于这位文人。我们可以假定他是一位隐姓埋名的人，没有任何一种人物外表，这在我们这个时代是极少有人推荐的。让他的装束和动作更时髦一些，为的是更好地引他进来，让他有一个听众。有了这些有利条件和预先的处理，我们还可以再想象一下，假如他确有一段闲暇时间可以不坐马车而独自一人在田地里行走，看看他应当以哪种态度在这场盛会里与他人搭话。考虑一下，有多少人向他点头致意，有多少人面朝他傻笑，有多少序诗、托词和贺词。然而，将这些贺词和礼节都放进一个对话体里，看看会有什么效果吧!

这可真是一件进退两难的事情啊!古代的写作风格，我们既不能模仿好，又不能移植好，无论我们在阅读这些古代原本时能够获得多大的快乐，或者得到多大收益。面对这样一个形势，我们能够做什么呢?万一这想象让我们着魔，结果使我们下定决心拿它来试一试现代的话题，那会怎么样呢?看一看后果吧。假如我们免掉礼仪，那我们会失去自然的模样，假如我们使用它，按照本来的样式出现，比如当我们互致问候，相会和彼此款待的时候，我们会非常讨厌那样的场景。除了不喜欢我们自己的脸面之外，这里面难道还有别的什么意思?难道这是画家的错?是他画错了，或者画得不自然，把古代与现代的混到一起了，不协调的形状荒谬地混在了一起，背叛了他的艺术?假如不是这样，那用的是什么媒介呢?除了扔掉铅笔外，难道他还有别的什么办法?再不能有生活之后的筹划，再不能有镜像式的写作，也没有任何一类人性化的写作。

因此，对话体是有一个目的的。古代作家能够看到他们自己的脸面，可是，我们却看不到。为什么会是这样的呢?为什么啊，不就是因为我们现在的美没有以前多了，我们的镜子也是这样对我们说的。可恶的东西!正因为这一点，它才特别招人忌恨。我们在对话中的交流，我们的对话方式，我们本以为是能够想象出来的最礼貌的，但其实是这个样子的，我们自己竟然无法容忍看到它如实地再现出来。在这里，正如在我们真实的肖像画中，尤其是全身肖像中，那可怜的画家想出千百种办法表现我们平日并没有但此时强装出来的举止仪态，因为他描绘出我们本来的样子，那一定会使他的画作比照我们的自然模样和更相像的模样描述出来的更加可笑。

古代的事情，那些艺术规则，那个时代敢于冒险的天才借来掌握方向和管治轻率缪斯的那些哲学罗盘，我们全都就此打住。这些都是我们罗马的诗圣使用的药纸，是他吩咐我们摆在眼前的艺术作品，镜像和范例。

日夜赞颂我们的希腊典范。

故此，这就是诗歌及作家的艺术，就如同在许多方面它也类同于雕塑和画家的艺术，尤其是在这一方面，它原本的草稿和模板是用来学习和练习的，而不是拿来卖弄的，不是要拿到海外去显摆，也不是用来复制后供公众观看的。这些都是古代人的半身像，是雕塑的躯干，是解剖学的构件，是私下里保存下来的精巧的初稿，是秘密的学问，是神秘，也是艺术的基本知识。可是，在各类艺术的艺术家之间，的确还是存在很大差异的，仅仅依照身体模仿并构成外在美的人，永远都不能以他们的精确性或计划的精准来改造自身，也不能在人物刻画上增多什么。可是，对于从另一种生活中进行复制，对于研究思想的雅致与完美的人，对于是构成后一种科学的这些规则的真正大师的人来说，他们不可能不有所长进，不可能不会有更好的转变。

我得承认，不可能在别的任何地方找到比我们现代人满足于称为诗人的那些人更枯燥乏味的一族活人，他们本来已经掌握了一门精巧的语言，却在那里滥用机智与想象力。可是，对于真正配得上诗人这个称号的那些人，那些真正的大师或同类的建筑师来说，他可以描述人，也可以描述风度，可以给一个情节以适当的肉体和比例，假如我没有弄错，人们会发现一种非常不同的造物。这样的诗人的确也就是第二创造者，一个恰如其分的普罗米修斯，仅仅处在主神朱庇特的统治之下。就像那至高的艺术家或万有的可塑自然一样，他构成一个整体，自身能前后呼应，自成比例，有构成部分该有的从属与服从心态。他注意到激情的边界，也知道其准确的音调与尺度，他正是借用这些东西来适当地再现它们，标记出情操与行为的崇高，使美妙的与有缺陷的区分开来，使可爱的与臭名远扬的分开。道德艺术家借此模仿造物主，因此也了解同属造物的同胞的内在形式与结构，我假定，人们绝不会发现他缺乏自知之明，也不会对构成思想和谐的数目不知所措，因为恶棍行为只不过是杂音和比例失调。虽然恶棍也可能有很高的声调，也许天生有很强的行动能力，可是，真正的判断和智巧却不可能在不存在和谐与诚实的地方存在。

我们已经就作家关注的事情进行了如此严肃的讨论，也显明他们最主要的基础与长处、他们的预备学问和自我检查的胜任方法，在我们进一步展开这个神秘之前，我们应当考虑我们的作家兴许会遇到的源自海外的有利和不利之处、他们的才智根据源自世人的幽默或判断力的外部原因是应当有所压抑还是大加张扬。

在这个方面能够产生影响力的无论什么东西，都必然要么来自显贵和权势之人、批评家和美术家，要么是普通人自己、普通的听众以及凡夫俗子。因此，我们应当从显贵以及所谓的世界主人开始，我们可以自由不拘地站在作家一边，为这些权重位高之人提供某些建议，假如他们亦有可能按照如此随意的方式予以采纳的话。

第二篇

第一节

世人的行为，绝对是凭意志或随快乐行事的，他们不考虑别人的建议，也不采纳规则或规定的严格方法，但必须承认，求贤问士的良好习惯和值得称赞的行为，同样还是有人坚持的，甚至是颇为流行的，人们为此赢得美名，还有可敬的外表。我们看得出来，就连国君和独裁的君主也不以承认这种做法为丑事。

在这件事情上，我假定皇亲国戚都乐于在公开场所利用众所周知的讲话风格，即严格区分主词的“我们”和宾词的“我们”。并不是说他们应当与他们自己有什么性质的谈话，这样便如同我们在上面所说的有了成为多数和扩大其能力的天赋特权。我看得出来，政府里单一和专权的人，在道德上必然也是特立独行的专横之人。没有同居同起的人为他们挑毛病，或争辩他们行乐的事情。他们在外面的行为，也没有能够在任何时候学习居家成为自由人和熟悉自我的人的方法。这一类的倾向与意愿，根本都不接受像在公开场所一样，在私下里的思考中也有所限制或约束。世人就如同给次一等的人提供的辅导老师，他们对这些来自皇亲国戚的学生总表现出屈服的一面，这样的学生，打小就习惯于看到老师对自己卑躬屈膝，无论做什么事情都有人大声喝彩。

因此，由于担心对他们的纵容或某些受宠者的任性到必须有治国辨别力的成年期依然一发不可收拾，继续影响他们，并把这股风气带到国家的治理活动中去，人们认为召唤某些职业顾问前来协助这些人是适当之举，帮助他进行文牍、布告、专函和其他国书的写作。枢密院顾问官为此设立，这些人都是体态威严、外表睿智之士，他们不可能在国家治理中仅仅是充充样子的无足轻重之人，更不可能让皇家法规以复数形式错漏百出地呈现在我们面前，而实际上，一个独一的意旨或幻想才是真正的动力与动机。

外族的君主，其中大多数的确都有那种不幸的特权，他们能在不接受顾问的情况下对国家事务独断专行，可是，对于我们这个岛国合法和正当的君主而言，向来都以另外一种完全不同的情形而著称。他们身边围满了最好的顾问官，那就是法律。司法官员主掌民间事务，这些官员接受公众意愿与良知的指导，他们每年都要接受民众的效率极高的顾问与协助。我们之所以拥有最智慧和最优秀的君主，公正地说，应当归功于我们这种体制中极聪明的才智之士。这些君主有高贵的出身或接受过皇家教育，但仅凭这一点还不足以给予他们如此的美名，因为根据经验我们得知，其行为使海内外人士受益无穷的一些君主，往往有使人诟病的声名，他们在青年时期根本看不出任何帝王之相，反倒是离普通人的生活最近。

我们也有另外一类君主，他们也许不爱接受顾问，却以为他人提供顾问而知名。他们称呼自己为顾问，通过发布其警告性的作品而使他们自己列入我们在本文论中已经开始批评的人士。虽然我们的批评主要是为作家所做的辩护，也是为做学问的人进行的辩护，可是，在这一共同事业中，我们把皇族与平民文人混在一起来谈，却不能认为是我们这一方多大的过错。

假如我国君主竟然不肯容忍作家这个勤奋劳作的人群，那将是相当难办的一件事情，因为他们皇族的祖先以及先辈都从这个职业里获得巨大声名。他们光辉灿烂的皇冠之珠，也要归功于这一点，它是一位好战的君主换来的，由于他曾担起作家的身份，在学院派的论争之作中展示过自己的强项，因此认为，在这件事情上，保留信仰辩护者的声名是一件荣耀之事。

另一位君主，其生性更平和，思想更流畅，他把武器与军事学科交给学校，专事治国之术和深奥学问，结果使他的风格和言论成为其治理的神经与肌腱。他把自己的作品留给我们，里面全是写给其皇族儿孙和治下臣民的智慧训词与劝告之语，对于这样一位为臣民呕心沥血、殚精竭虑的作家国王，人们怎么能不充满崇拜与敬意呢?就在这样的时候，人们可能见证了这个民族朝气勃发、温顺好学、心地纯朴的时代，这使人民有资格像学者臣民一样受惠于皇室教师。他在议会里发表滔滔不绝的演讲，宽厚地给予人民以教训，为他的大臣进行指导，熏陶了最伟大的教牧与神职人员。经过这些人的选举，他获得了至高的称号，是与最惊人的机智与最真实的领悟力相称的最高荣耀。从那以后，不列颠各民族得知要共同拥有一个所罗门王共同管理自己，他是最近刚刚完成的民族统一的缔造者。人们同样不能怀疑，归因于后续国王论述自我演讲的虔敬文论，也在很大程度上助益于他作为一位圣贤和殉道者无限荣光和永不褪色的声望。

无论会是什么结果，我都不愿意把向未来君主推荐这种作家兼人物的方法的任务揽到自己身上来。无论其著名的前辈在这个名利场里收获了什么样的皇冠或桂冠，我都会觉得，出于对未来的考虑，思辨领域最好还是专留给民众个人来做为好。假如我们民族的统治者满足于为才智人士提供赞助，允诺对有创意的艺术人士提供仁慈的照顾，对于学术界将是莫大的鼓励，也是民族文化水平增长和发达的确切保障。假如其首相也习惯于诸如此类的想法，那它本身也将足以改变事物的面貌。小小的惠顾都可以确保一个不幸和处在毁灭边缘的部族时运大转，因为其悲惨的状况易于使人们令艺术和科学蒙羞，也使他们远离礼教与美，而假如我们民族有抱负的天才略施恩惠或稍加培养，他们便会立即恢复礼教原貌。

人们会觉得，应该没有任何必要去恳求或劝说我们的显贵赞助艺术或文学，因为在我们这个国度，根据目前的实情和将来的发展，并不难看出，每一种艺术和科学都会得到改善。缪斯会有她们出手的时机，有没有各自的保护者都会获得信誉和尊重，因为它们迟早都会发展到更完善和卓越的境界。总会有这样一些人杰应时而出，只需要发现任何一位聪明的赞助者适时相助，他们就会把名声归功于他们的朝廷赞助者，从而使他们的英名远近皆知。

才不过四分之一世纪，我们的君王与臣民之间便达至人皆欢喜的权力平衡，这样，我们一直以来得不到保障的自由便有了着落，让我们再不用担心或因为宗教和崇拜、臣民的财产权，或因为皇室的名分之争而导致的内乱、战争和暴力。可是，正如人世最大的益处往往不能廉价购得，我们此时仍然在倾注心血，花费钱财，以确保自由政府和国家宪法这两样无价之宝可以圆满采购到手。我们国内如今有了这样一个制度，当然让我们欢喜，可是，海外的事情看起来却让人怎么也放心不下，我们永远都对那样一股强权忧心忡忡，当日罗马人的统治之后，紧接着就出现了无数野蛮的世代，人们饱受其苦，还没有从那个状态里恢复过来，这股强权便再次威胁世人，不免又要面对一个普世的君主统治，又要面临无知与迷信的深渊。

在这一片战争喧嚣中，不列颠的缪斯女神极可能处境堪忧、藏头露尾，尤其是因为她们尚且处在婴儿状态。到目前为止，她们都还没有幻化出一个人样来。她们口齿不清，就如同摇篮中的婴儿伊哑学语。她们结结巴巴的舌头到现在只能搬弄几句极差的双关语和俏皮话，除了因为她们年轻和没有经验之外，实在也找不出别的什么原谅的借口。弄戏剧的莎士比亚，我们的弗莱切尔、约翰逊和善吟史诗的弥尔顿都保持这一风格。哪怕是后来的一代人，终究也没有脱出这一股羸弱之气，他们企望达至一种虚假的崇高之境，明喻连连，暗讽不断，想要愉悦我们生涩的想象力与经验欠缺的听力，而这些东西自身都还没有成形，根本算不得是什么悦耳之音。

可是，那些可敬的吟游诗人，尽管像他们自己的时代与世风一样言行粗俗，却为我们提供了最丰富的矿藏。他们是哥特诗歌典范以来欧洲第一批尽力抛弃叮当作响的韵律发出的可怕的不和谐音的诗人，为此他们值得永久披戴一份殊荣。他们声张古时的诗歌自由，兴高采烈地为后人打破了坚冰，紧随他们的后来者就可以毫不费力地打磨我们的语言，引导我们的耳朵去体味更精微的愉悦，找出真正的神韵与和谐的音数，仅凭这一点就能满足一种公正的判断力和缪斯一样的领悟之乐。

很明显，我们天生的才气明星一样照耀在耽于幻想的邻国之上，可是，必须要承认的是，由于这个民族付出了更真实的努力与勤勉，因此一直在寻找端庄礼貌之举止，除了端庄雅致、贞洁与风格之雅这样的自然装饰之外，还想出各种办法给缪斯以适当的躯体与比例。他们按照古人的朴素样式，培养出一位高贵的讽刺文作家。他们在史诗类作品的创作中成就不如在讽刺文创作中成功。在戏剧创作中，他们一直十分满意，竟然举全国之力而把舞台艺术推向了能够达到的完美之境。可是，缺乏自由精神的地方，悲剧的高尚情操就难以持存。这类诗集的才情在于活泼再现伟大人物的失序与悲情，其目的在于，人民和那些处于较差条件下的人可以得到更好的教育，满足于各自私人的生活，热爱较为安全的国家，并赞美其守护者与法律的平等与公正。假如我们发现这对于古人留给我们的正当悲剧模式是适宜的，那就不难想象，这样一个模式与这样一批人的能力或品位是何等的不相符，这些人差别悬殊，从最底层的农夫到皇亲国戚的仆从，都学会了把顶头上司偶像化，认为再没有比那无所限制的伟大崇高者与暴政力量更值得人尊敬，而暴政的形成则是以这些人自己为代价，并对他们行使。

第二节

由此一来，对于我们的高官显贵在艺术与文学事业上的影响，我们所能够形成的判断，很容易从已经形成的意见中收集而来。我们能够责难这些身居权力高位者，这自由本身似乎就可以说明，一些作家在艺术与天赋的增进上收效甚微而又拿这些高官显贵作为借口，那是多么不合理的一件事情啊。因为，在像我们这样的一个自由国家，还没有哪一个级别的人比作家更自由的，假如真有能耐和功劳，他们完全有机会在受到伤害时为自己正名，他们总是有各式各样的机会与手段让身居高位的人看重他们的意见。

我们往往可以根据一位作家写序言、题献辞和前言的模式来真实地判断一位现代作家的生活情境，这样做的时候，人们一般认为，当一位作家的作品杀青之时，会有某些不利于他的妖术汇集起来，一些残忍的不轨力量会联合起来摧毁他的大作，想把他宏大的计划一笔勾销。这作家便义愤填膺，怒不可遏，反倒硬起头皮来投入他的写作，根本不顾以批评形式对他提出的反对意见，而且对所谓的风范与艺术本身充满绝对的鄙视。

看到人类的虚荣心在不同的时代与不同的季节以何等不同的形式表现出来，那可真是一件奇怪的事情。出于上述种种考虑，我觉得自己绝对有责任谴责目前拿责备批评家当时尚的流俗，因为这些批评家并非公敌，并非害虫，亦不是创造力与文学这个共同体的纵火犯。反过来我倒是要说，他们是这个大厦的支柱，没有批评一族的鼓励与宣传，我们就会像以前一样保持为哥特建筑师。

在更脆弱和较为不完善的人类社会里，比如，由联邦制部落或混杂的殖民地组成、根基尚不牢靠的那些社会里，假如人民到目前为止证明全都是语言的大师，他们完全能够彼此理解，以便于表达自己的需求和共同需要，那可能被认为是足够的好运。一般认为，他们那个风雨飘摇、贫穷无着的国家既没有完全的闲适，也不具备轻松的气质，因而无法使其人民达到勤于思考的高度。不免暴力袭击，亦有衣食之虞的人民，就不太可能投身并不能满足生存之需的艺术活动。

自由社会是通过同意与自愿结社构成的，假如在这样的社会里，经过一段时期以后，一个人或少数人的权力膨胀起来而盖过其他人的权力，假如暴力占据了生活中心，假如社会事务的施行可以不由其他人的同意而发生，假如利用人的畏惧和担忧进行强暴统治，我们就会发现，这里处于病态的语言科学与艺术就得不到发展，因为这些东西已经失去其用处了。可是，假如劝诫是引导社会的主要手段，使其人民在行动之前先得到说服，那么，这里就会出现惊人的雄辩术，人们就会听到演说者和诗人的声音，那个国家最伟大的天才与圣贤之辈便会投身这些技艺的研究，人民也会更易于进行理性思考，也更容易受到博学与专精者的引导。艺术人才越是取悦于公众，就越是能对公众产生影响。在这样的社会体制里，让公众成为能力与智慧的判官，是符合智者与大能者的利益的。

我们也许能看到，事实上，在我们自己的国家，最成功的批评或反驳方法，就是那种接近最早的希腊喜剧的那一种。借古观今，我们都可以看出，批评家的动因与利益，与才智、学问，与良好的判断力的动因与利益是一样的。

第三节

很多人并不曾花时间增长学问，因此看不到人类更广泛的历史时期或世事的更迭，亦不曾看到风范的不断变化，以及端庄言行、才智与艺术的潮涨潮落，这些人无论看待什么事物，很容易就把当前的时代当做一个标准，除开与自己时代的风尚相反的东西之外，就想象不出还有别样的野蛮或残忍行为。同一批假正经的法官，假如他们在恺撒第一次侵袭我国时遍布不列颠，则一定会判定那一位先生是怪异的批评家，因为他竟敢责备我们的先人衣着不足，嘲笑当时十分流行的蓝脸颊和杂色皮肤。仅仅是时尚评论家的人，也一定会作出同样的判断。可是，公正的博物学家或人文主义者知晓作为造物的人，他们会根据人在社会中的成长和改善而评判人，对这样一批有学问的人来说，看起来十分明显的是，我们不列颠人在恺撒统治下的罗马人看起来是野蛮与残忍，正如罗马人在穆米乌斯统帅下攻打希腊时，在希腊人眼里看起来也是同样的野蛮与残忍。

可是，就让我们的作家或诗人去责备我们的人民缺乏才气吧，明摆着的事情是，我们并非是他们所描述的那样野蛮或哥特式的古怪。我们生长的这一片土地天生就不产怪物，假如这些艺术大师肯在他们的作品中展示他们的才华，我们这个民族的音乐天赋还能培植起来发挥很大用场。他们有能力对我们更好的倾向产生正面影响，也许还能根据某些标志了解到，他们的听众是愿意接受更高尚的主题的，他们愿意鉴赏更高雅的风尚，而远不止是他们因为更多沉湎于自我而不是世人，因而一般更愿意选择的那些低俗旨趣。

整体而论，在史诗与戏剧作品这两大诗歌发展阶段里，我们都可以观察到如此自然地弥漫着各处的道德才智，由于我们最喜欢的英雄史诗里既没有语言的软弱，也没有才智中的时尚之羁，而只有纯粹切实的思想、严密的逻辑、高尚的情操与持续不断的道德教义、虔敬以及劝诫它的德行的脉络，我们就可以切实可靠地推断说，真正需要匡扶矫正的，与其说是公众的耳朵，倒不如说是我们这些诗人的臭手与低俗风范。

在我们把这个时代的作家最后的避难所给预先排除以后，我们仍然需要对这些作家作出裁定。我们也不会责怪他们缺乏才智或幻想，而是说他们缺少判断力或精准性，这些东西只有通过勤奋学习和对自身进行不偏私的责备与审查才能得到。他们缺少的正是风范。这是道德必备的一种情操，仅只这情操本身就能使我们明白次序及比例的道理，并给予我们关于人类激情的适当品质与尺度。

诗人必然可以从哲学家那里借来许多东西，因为他们是道德共同话题上的大师。诗人至少必须是特别诚实的人，在他诗歌的各个地方，都必须在所有的外表上装扮成德行的朋友。善良与智慧的人都不会因此而责备他。人民尽管会败坏，总体来说还是会最满足于这样的行为。

有时候，一曲戏如果富于情操并在角色中得到很好体现，尽管并无语言的雅致与分量，也没有技艺可言，却能够让人们更加喜悦，注意力更加集中，远胜于空洞无物、琐碎无聊的诗歌。

第三篇

第一节

一个作家出了一本书，若有人对他说，“他无疑已经超越了他自己”，则这话一般会被认为是对一位作家最高的赞扬。假如我们观察这话多么受用，当真就会想象，这话里面包含着某些溢美之词。根据现代的礼貌风尚，若是普普通通地扭曲一下事实，则就达不到赞扬某种超出寻常的举措的目的。我们现在都明白，如果一些人的功绩在于他们的著作能力，他们一般不愿意因为这样的礼数而作出一丁点的牺牲。人们因此不免奇怪，看到他们那么醉心于这样一种形式的赞扬，而这话如果用普通的意思来理解的话，莫过于就是一个简单的肯定命题:“他们在某个方面与自己有所不同了，因此比他们平常的情况或好或差。”假如最差的作家比平常更差，或者在无论哪一边都超出了正常的范围，那么，说他超过或超越了自己也属于正当。

同样，对于伟人与君王的一种方式的赞美，在很多情况下莫过于下面这样一句简单的话用得普遍，而且这话经常得到印证，甚至可以有保证地宣布为真理:“他们的行为就如同他们自己，非常适合他们的爱好与品格。”必须承认，这句赞美的话听起来不错。没有人会怀疑它。没有人会想象自己竟然会不喜欢某种符合自己真实和原本的自我的东西，就像别人平时看待他的那个样子，他自己也乐于这样思考:“此人是谁?”所有人在道德美与完善方面都有这样的天然情感，他们也从来不会不这样代表自己来作出这样的假定:“他们天生便有某种值得尊敬的东西，跟其他同类比较起来更有价值，他们真实和自然的本我，是，也应该是，符合社会的真实价值的，因而应当因为这样一种价值和良好的品质而得到适当尊敬。”因此，他们得出结论，假如有人对他们说，他们的所作所为一点也没有违背他们的本性，或者在某一次特别的行动中他们超越了其品格的普通体现，那他们就是得到了人们的最高赞美。

可是，无论宗教的合适效果或效力如何，教导我们如何看待自己，使我们保持为同一个自我，并借以调节我们主要的幻想、激情和幽默感，从而使我们为自己所理解，并根据除面容以外的其他特征为人所知的，却是哲学的研究领域，这是人皆知晓的。我们之所以是我们自己，并不肯定地只是依据我们的脸来决定的。当我们的面容或外形发生变化时，发生变化的并不是我们。只有当那种全然变形并发生转化的东西出现时，我们才能说是真实地发生了转变或者失去了自我。

假设我们有一位亲密友人，他生过许多大病，去东方的穷乡僻壤或南方最热的一些国度旅行期间，进行过许多次不甚稳妥的冒险，回到我们身边时身形大变、面目全非，除非我们在一段时期里跟他交谈，否则我们就无法知道这个人就是我们以前认识的那同一个人。这事不会那么奇怪，我们对此事的忧虑也不会十分严重。可是，假如一位朋友带着原来的面相和身材回到我们身边，但他的想法和气质却透出奇怪的、异国的色彩，他喜好的东西、他的情感以及意见与我们以前知道的任何一个东西都完全不同，那我们一定会严肃、惊奇和忧心忡忡地说，这完全是另一个人，并非我们以前熟知的那位友人。我们事实上也不会再尽力去更新跟这样一个人的友好往来或联络，不过，他自己也可能在记忆中保存着以前在我们之间发生的相互交往的模糊印迹或标志。

我以前曾认识一位知名的狂热者，属于巡回布道师那一类人，他去某个国家进行大胆的灵修历险，而那个国家可不拿预言性的传教当笑话看。这人告诉我说，他被单独关押在一处看不到任何光线的地方，一连关了好几个月。由于既看不到文字也听不到人声，这人就非常聪明地发明了一种娱乐办法，完全符合他的意图，对健康和幽默感的保持也起了很大作用。人们也许会想，在所有季节或环境之下，这个环境和时机也许最适合我们经常提及的那种独白做法，特别是因为这位囚犯是我们这个时代里经常被称为哲学家的那一种人，他是帕拉塞尔苏斯的传人，也是奥秘科学方面的大师。可是，至于说道德科学，或者与自我对话相关的任何东西，他却是个新手。因此，他就这样着手开始了一项新的工作，而且用了完全不同的一个方法。他不是按照音乐家的方法对他天然的管乐进行调配，也不是按照那种方法练习和弦与悦耳之声，而是尽可能发出各种各样清晰可闻的人声。他用力扯开嗓门，按照喉头与嘴的多种不同搭配与组合发声，因而就弄出了怒吼、咆哮、嚎叫，或者其他尽可能以不同方式展示不同发声器官能力的声音，这样，他便尽力想发现字母表里面的哪些字母最适合哪一个种类，或哪些新的字母应当予以发明，这样可以标出尚没有发现的一些修正点。例如，他发现字母A是最纯粹的一个字符，是最原始和最纯粹的一个元音，因而值当放在字母顺序的首位。由于尽最大力量把下颌拉到了最上颌最远的地方，又把手指伸进嘴里防止两边的嘴角收缩，他就通过这种实验发现，人类的舌头在这样的情况下就不可能发出其他任何一种修正音，而只能发出由这个原始字母所描述的那个声音。元音O是由嘴的正圆形摆放而发出的，因而也被这个字符本身的形状描述得十分精当。元音U是嘴唇的平行突出形成的。其他元音和辅音也都是通过各自不同的口腔碰撞以及主动的舌头在被动的牙床或上腭上的活动形成的。我们这位囚犯所进行的这种深刻反省和长时期锻炼导致的结果，就是一篇《哲学文论》，是他被释放后写成的一部著作。由于他进行过的这种极端科学实验，以及他在声音方面的基本知识，他自视为人声和语言的唯一大师。可是，假如有人听信他的话去进行声音的改进，或指望他能够教自己如何发出好听或适当的口音或演讲技巧，那我相信，这些人一定会觉得自己上了大当。

我的意思并不是要对此大加谴责，以为这种反省式的发声科学就是无用之物。它无疑在别的学科里有它自己的地位，甚至有可能对语法有用，因为语法是要为修辞学和其他有关言语和写作的艺术提供帮助的。数学的可靠性，以及它对人类的巨大用处，在许多取决于它的有益的艺术及科学门类里的许多效果中得到印证，当然，占星家、看相的和其他这类人都乐于用数学家这个称谓来鼓吹自己。至于说形而上学，以及在学校里当做逻辑或伦理学进行讲授的那种学问，我很愿意让它充当哲学，假如无论在何种真实的效果中，它能证明是改善我们的精神能力，提升我们的领悟水平，或修补我们风尚的不足的话。可是，假如决定性的有形或无形的实体以及区分其性质与模式的方法推荐给了我们，作为发现我们自身天性的正当手段，那我一定会马上就产生怀疑，觉得这样的研究更有欺骗性，更让人糊涂，因为这里面包含着极大的夸张不实之词。

三角形和圆形的研究并不妨碍思想的研究，学生在学习过程中也不会假定自己在智慧或关于自我及人类的知识上会有多大进步。他所希望的一切，只不过是保持自己头脑的切实可靠，就跟以前一样好用。假如运气好，他发现这脑袋里面并没有裂缝，那他着实会觉得三生有幸。至于其他能力或关于人性或世界的知识上的进步，他会让自己去进行其他研究或练习。这就是数学家的谦虚和良好判断力。至于说哲学家，他总是假装自己完全醉心于思考其更高级的才能，并检查其领悟力的能力与原则，假如在现实中，他的哲学对于所说的事物来说隔山隔水，假如完全不着边际，并且离我们真正称为是自己的兴趣或关心之事的东西很远，那它一定会比纯粹的无知或白痴行为更糟糕。人要想当傻瓜，最聪明的办法是通过一个系统方法来实现。而阻碍良好判断力形成的最确切方法，就是用别的东西来占据它原本应该有的位置。什么东西与智慧越是想象，假如它不是这东西自身，那它就越是直接变成其反面。

一位学者，尤其是研究过思想问题，并以自然哲学的方法严肃认真地处理过激情问题的作家，几乎就不可能不想象他自己在这方面更聪明，对自己的性格和人类的才智更了解。可是，他时常在算计中出错，经验一般也会说服我们:还没有发现比这一类聪明人更不善于理解自身的人，他们控制自我激情的能力更弱，更容易受到迷信和无理由担忧的困扰，更容易受到常见的欺骗与错觉的影响。这也不是什么稀奇之事。一个人思考问题的方式，往往说明他行事的方法。要明白这一点，并不需要进行形式推导。只需要利用我们熟悉的独白方法就能解决这件事情，我们兴许还能以更有趣的方法决定这件事情。我们可以用更实用的方法来面对这一类超级反省哲学，这方法主要涉及我们的私交、友情与跟自己的良好对话。

假如一位路人碰巧进入一位制表匠的作坊，想着正好了解一些钟表方面的知识，因此就会问，每个部件都是由哪种金属、哪种材料制成的，如何给钟表着色，声音是怎么发出来的，但他并不想知道这样一种仪器到底要做什么实际用途，也不问钟表到底怎么运行以最佳实现其目标，以及如何完美地达到目的。那么，非常明显的一件事情是，这样一位观察者对这仪器真实的本性并不会产生真正的领悟。假如一位哲学家以同样方式研究人的本性，他只会发现每一种激情对身体会产生什么样的效果，如此会产生哪些面色或面部表情的变化，以哪些方式影响肢体与肌肉，这些，当然足以使他能够为一位解剖学家或画匠提供建议，但却不足以使他有资格向人类或他自己提供什么好主意。因为在这样的研究过程中，他关心的不是这个主题真实的运作或能量，也没有认真思考真实的人，而是把人当做一块钟表或普通的机器来研究的。

打个比方说。假如迷信是极压抑人的那种担忧的一部分原因，那么，在这样的时候，问血液或人的精神从哪些部位或哪些区域脱离开来，或者准备在哪些地方重新汇合，就不是一个现实的问题。因为这样并没有使我更加明白事情的原委，到最后还得由我自己去调节或改变。但是，假如这种迷信式的担忧的基础被认为是来自我们的看法，而它的主题都得到了彻底的研究与审查，这份激情自身就一定会消退，因为我越来越多地发现了从属于它的欺骗行为。

再说，我关于世界、快乐、财富、名声、生命的观念是什么样的呢?我对人类以及人类事务将作出何种判断呢?我该形成何种情操?保持哪些看法?都有哪些格言警句?假如一样都没有，那我何苦要花精力来思考有关自己的观念的问题呢?比如，如果我知道自己能够对空间形成什么样的观念，那么这对我意味着什么呢?一位知名的现代哲学家曾说:“无论以什么尺度分解一个固体，分解的各个部分都不可能在其外表的范围之内活动，假如里面没有一个与该固体最小的部分同样大小的虚空的话。”

原子论者，或伊壁鸠鲁主义者就是这样为虚空进行辩护的。另外，充盈论者却会利用流体理论来说明问题，并喜欢用实体与广延的观念。“人们说，我有一个清晰判然的观念。”“另一位说，对此，我可以确定。”“我说，假如这整个事情完全不存在确切性，那会是个什么东西?”数学家们在此问题上意见不一，而机械师却着手一个假设一个假设地尝试。我乐于让自己的思想朝两个方向活动，因为我的思想并不真正关心任何一个方向。“哲学家!让我听听到底哪些东西对我是重要的。让我听听什么是生命，什么是恰当的观念，哪些是我在一定时候应当坚守的。这样的话，当生活看起来百无聊赖，或者生命快要走到无用的尽头，我们就喊:空虚啊!我们要谴责这世界，同时又会抱怨人生苦短!”是啊，假如人生不是那么甜蜜美好，又有什么长短可言呢?我为何两头都要抱怨?空虚到底就是空虚，抑或是一种幸福?或者说，灾难消失的速度还能太快不成?

这就是需要我认真考虑的重要问题，也是值得花时间去研究的问题。另外，假如我并不能在这里找到关于我的观念的一致或不一致意见，假如我在这里无法形成任何确切的想法，那其他的一切对我又有何关系呢?什么东西标志着我得到了某些观念，如何形成复合观念，哪些是简单观念，哪些又是复合观念呢?假如我对人生形成了正当的观念，或许此刻我又稍稍思考了一下这个观念，并对自己说:“可以找到任何一个体面机会把这个想法告诉我的朋友或国家，”那就请告诉我，应当如何保存这观念，或至少告诉我，我又如何可靠地摆脱这观念，从而使它不再惹我烦恼，也不再引我走入歧途。请告诉我，我到底是如何得到这种关于价值与德行的看法的，它到底是什么，有时它被拔高到天上，一会儿它又被人说得一钱不值。这些烦恼与情绪的涨落到底是如何发生的。“是别的观念的发明、构成与干预造成的。”假如这就是哲学艺术的研究课题，我乐于运用它，乐于投身其研究中。假如这里面并没有所说的这些东西，我就不想花时间去了解这一类的学问了。我并不想知道我的舌头或上颚通过怎样一种运动形成了这些清晰的声音，我完全能够很好地发出这些声音，根本就不用知道这一类的科学或反思;我更不想知道我是如何形成或者合成这些由文字来标志的观念的。

第二节

因此，假如我可以全无顾虑地放胆沉湎其中的唯一快乐，就是那种诚实和合乎道德的一种快乐，假如理性与社会性的欢乐在其自身之中持续不变，而且还是幸福之不可或缺的一部分，那我为何不使我其他的快乐与之匹配，使其成为朋友，反倒在自己心里培植破坏这一基础，并与这一快乐格格不入的其他快乐呢?

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让我来说明如何能够忍受幻想的折磨，并使自我保持在道德堡垒之内，防范在败坏的兴趣与不实自我那边培植起来的那些东西的攻击吧!每逢享乐的念头袭来，我就开始自问:“在被这个念头俘获之前，有没有什么事情出了错?”“没有。”“那就打消这个念头，之后我就没事了。”“但是，既然已经有了这个念头，想要的东西没有得到一定会有遗憾。”“那就要看看，哪一种最有利于自己;要么被这需求所折磨，直到这念头被打消;要么满足这需求，不仅仅确认这念头，而且还要确认所有这一类的念头!”

在现实中，任何一种幻想，假如是凭借它自身的威力而为人所接受，不都有得以通过的类似特权吗?可是，假如有一大堆幻想念头结队而来，而大门又来之不拒，那该如何处理这样的事情呢?那就只有一个办法，这办法引导我们走入最狂放不羁和不检点的品格歧路，难道不是如此?反过来，除了直接相反的一种实践与行为之外，那种使我们产生任何一种价值与言行稳重感的东西又是什么呢?假如享乐的念头、幻想的暗示和欲望及奢求的强烈恳求并不是经常受到抑制，而人的想象力又受到切实的责备，并处在控制之下，那还会不会有一种思想的力量，有没有对于自我的控制力呢?

只要没有完全失控，一个人必然总还是会以某种规条和管理方法控制住自己的幻想的。纪律越是严明，人就越是理性，越是显出智慧。纪律越是松懈，人就越是空想连篇，也离疯子的状态不远了。这样的事情永远都不可能处在停顿状态下。在这场游戏里，我要么成为赢家，要么就当输家。要么我控制幻想，要么我为它们所掌握。我可以让步，它们却决不会。我们之间不可能有休战的时候，没有刀枪入阁的时候。这个或那个必须是上司，必须掌控。假如任意幻想随意行事，治理权就必然在它们那一边。此时，这样一种状态与疯狂之间难道还有什么差别可言?

因此，这个问题跟人们在家里问的问题是一样的:“到底谁说了算，谁来统治这里?”

第三节

让人们喜欢土耳其史书而不喜欢希腊或罗马史书的，让人们喜欢阿里奥斯多而不喜欢维吉尔，让人们喜欢传奇文学或小说而不喜欢《伊利亚特》的，也是这同一种品位。我们并不看重作者的性格或才情，也无意好奇他对事实的判断，也不关心他的谎言质地显出何等的才智。哪怕是事实，讲得不出神的话，哪怕讲述者怀有最大的诚意及坚定不移的信心，也可以证明是最糟糕的一类欺骗。而纯粹的谎言，假如构思精巧，也能教我们一些事实的真理，效果好过其他许多种方法。既然有些作家不知道如何撒谎，又不明白如何讲实话，为了拿这些作家逗我们开心，不妨在里面找出这样一种我认为人们并不需要大加嫉妒的品位。可是，我们如此热衷于任何一位无心的冒险者所写的旅行回忆录，是他的性格也好，或是他的才情也好，反正我们才刚翻了几页就对他所说的事情爱不释手了。

这样一种幽默，看来是我们古老的悲剧诗人发现的。他给我们讲一个充满神奇色彩的摩尔英雄的故事，以此唤起我们的品位，他可真是一位绝妙的说书人啊!

可以肯定的是，对迷信的激情与对故事的偏爱存在着相当紧密的联系。对奇特故事的喜好，对非自然事物的特别胃口，与对超自然事物的类似胃口也有相近的关系，比如称之为神奇，或凶兆的那一类事物。这样的话，每当看到、听到异常的事物，人的思想便会产生预感。命运、机缘或天堂的愤怒，经人描述的时候，都似乎有奇异降生、惊人事实或可怕事件的预兆。由于这个原因，那些说书人或讲故事的人本身，只需要阴沉的举止、适当的表情与声调的一丁点帮助，便能在凡人眼里成为神圣与异能的人，而凡人从青年时代起便习惯于这样看待他们。那些少嫩的处女，在失去了天生的柔和以后，也染上了这种悲剧性的炽情，因为她们极容易受到这种情绪的影响，尤其是当一种合适的口才与行为正好与讲故事者的性格相符的时候。有上千的苔丝狄蒙娜就乐于奉献自己，不加掩饰地丢弃父亲、亲朋好友、同胞和国家本身，而去追随那些黑色部落的英雄。

人们会想象，我们的一些假装处理道德话题的哲思类作家，在推荐德行和表述公平与友好的人类行为时，应该比纯粹的诗人能干得多。人们会想象，假如他们把眼睛转向遥远的国度(他们倒是经常就此夸夸其谈)，那他们就会寻找风范的朴素与行为的天真，这在纯粹的圣贤那里是经常为人所知的，远在他们被我们的商业败坏之前，也远在他们接受各种各样的背叛与不人道行为的说教之前。听听我们自身里面发生的这种奇特的败坏的原因，认真思考一下我们偏离自然，也远离了可以预料的风范的正当纯洁性，尤其是远离了一个被宗教所提携和启蒙的民族的情形，应当对我们有很大益处。谁又不会很自然地期望从基督徒这里，而不是从伊斯兰教徒那里，也不是从纯粹的异教徒那里预期更多的公正、忠诚、节制与诚实呢?可是，我们的一些道德学家远不是去谴责无论是我们自己这个地方还是异国他乡的不合自然的邪恶之举或败坏风尚，反倒是让恶本身看上去好像是德行一样极其自然的东西。他们利用最恶劣的例子向我们说明:“所有行为从其本性来说都是无关紧要的，它们自身都没有所谓好坏之分，只是因为纯粹的风尚、法律或任意的程度划分而有所不同。”这可真是奇妙的哲学啊!

假如论述音乐的作家对学习和爱好音乐艺术的人说，“和音的尺度或规则都是任意之举或人的意愿、幽默或时尚所致，”那么，人们拿他的话当真，或者严肃看待他所说的这番话的可能性就很小了。因为，和音就是和音，本质如此。只有人才会对音乐作出如此荒唐的判断。对称与比例也能在自然之中找到，只有人的幻想才会证明是如此野蛮的，或他们的风尚在建筑、雕塑和其他设计艺术中如此怪异。当人生与生活方式涉及其中时，情形也是一样。德行有同样固定的标准。同样的数字、和谐与比例也在道德中占有一席之地，并且能够在人类的性格与情感中发现。在这里面，有艺术与科学的基础，它高出人类其他任何一种行为或理解力。

我觉得，一位作家必须要明白这个道理，而且非常有必要。事物是顽固倔犟的，并不是我们所想象的那个样子，也不像时尚那样随时变化，它们就是自己在自然之中本来的样子。无论写作的人是一位诗人、哲学家还是别的什么人，他其实只不过是一位模仿者，是对大自然的模仿。他的风格也许因为所生活的不同时代而有所不同，或因为要满足那个时代或国家的不同幽默感而有所调整，如其风范、服饰以及着色风尚也许会变化。可是，假如他的描绘不是精准的，或假如他的设计有违自然，他的作品仔细检查起来一定会被人看成是荒谬可笑的。自然是不能被嘲笑的。违背自然的偏爱总是无法长久的。大自然的法令与本能是强而有力的，而她的情操也是天生的。

无论是什么样的哲学家、评论家还是作家，只有听信大自然的这一特权，都很容易就明白改造自身品位这一伟大任务，而假如不是根据大自然的正当标准来有意调整自我的人，则这一点有理由对此产生怀疑。这样的人，他只需要求助于自己的记忆便足以发现自己到底是不是这么一回事。习俗与风尚都是强有力的骗子，他必然要花大力气应对这些习俗与风尚，才能获得那种品位的正当感，而这是一个声称顺应自然的人必须要做的事情。可是，假如想不起来有任何这一类的冲突存在，那就是一个明显的标志，表明此人的品位与低俗者并无二致。从这一点上说，他应当立即着手进行本文论推荐的那种健康练习。

在这里，不妨有人会想，尽管我们在这里已经提供了特别的劝告，但这些都是相对符合自然的品格与风尚的塑造而言的，我们在行为当中仍然是有缺陷的，因为我们并没有谈及超自然的情形，也没有考虑到圣书中提及的那些风尚与品格。可是，这条反对意见很快就会消失，假如我们这样考虑一下:人类的智慧不可能订下这样的规则，即人从来都没有从人道的方式思考这些规则，反倒是由神授意给我们，并通过神加以启示。

由于这个原因，任何一位诗人或聪明的作家，假如他按照我们的圣书作者的模式去塑造人物，那一定是白费力气。在这一类的英雄史诗的结构上，无论哪一些批评家走到了何等先进的程度，我都可以斗胆放言，其成功与其预期一定是不合拍的。

必须承认，在我们的神圣历史上，我们有众多的领袖、征服者、民族创立者、拯救者与爱国者，哪怕在凡人的意义上，他们也从不会跟在古人高度赞扬的那些酋长身后。埃涅阿斯的故事中，没有任何东西是人们无法在约书亚或摩西的故事里找到对等物或被超越的。可是，尽管这些神圣的首领的行为堪称典范，却很难按照同样的英雄行为去照搬他们的行为。为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描绘出一种感恩戴德的神情会是相当困难的，而这又是使他们在人类看来天生逗人喜欢所必需的，根据这样的想法，人类在哪里都有这样一种英雄主义精神，以及慷慨之举。

作为基督徒，我们本着极大的虔敬之心努力使自己区别于异教徒或异端的兴趣;我们或许已经用尽心思武装作为选民的心，以防范邻近信奉虚假宗教和进行不当崇拜的民族，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发现自己内心里存有针对与我们一样有同样品性与外形的其他造物的偏见，这就使我们无法满意于看到人类之手针对教外人和偶像崇拜者施加的惩罚。

在纯粹的诗歌，以及智慧之作与文学作品里，有一种思想的自由和幽默之轻便惯坏我们，我们或许就因此而不能那么虔诚地思考神圣事务的判断，也不能清晰地看出这些方法之中的公正性，据说，这样的方法与我们的方法相去甚远，也高于我们最崇高的思想或领悟力。在这样的思想状态下，我们根本无法忍受拿异教徒当异教徒看，拿信仰者当做神怒的行刑者。我们内心里有某种倒错的人性，它在我们内心里抵制着神的命令，尽管这命令如此明白地显示在我们面前。哪怕最优秀的诗人，他的智慧也不足以让我们明白约书亚式的攻伐，或一种摩西式的撤退，那是在埃及的借贷帮助下完成的。凭借这一门缪斯艺术，我们也不可能让哪一位皇室的英雄在普通人眼里看起来十分可爱，而他在天堂之眼那里却格外受到青睐。这就是纯粹的人心，他们很难对那唯一的一位产生一丁点同情，而他只不过具备了与那大能者有相同模式的品格。

因此十分明显的是，圣书里描述的风尚、行为与品格，除非是供神职人员自身使用，绝对不可能成为其他作家的合适主题。它们是一些哲学里无法理解的事物，它们高于纯粹的人类历史学家、政治家或道德学家的极点，因而也太神圣，无法为诗人的幻想所把握，哪怕这诗人受到他那些世俗情妇即缪斯的激励。

我们有一位诗人，他高唱着人类堕落的虔敬之歌，但我却不愿意仔细审查他的表演。天堂的战争，以及最初的那一对生育了万世人类的夫妇造成的灾难，都是以深奥方式显明的事物，而且跟神话极其相像，诗人极容易觉得自己可以放手处置这些象征性的结构或幻想型的转折。可是，假如他再进一步，进入那些长老、圣徒和选种一族的男女英雄的生活与品格，假如他利用神圣机器、神性的展示与干预，就像圣书里所载的一样，用以支持其作品中的行为，那他很快便会发现他所假装的正统缪斯的弱点，并证明这些神圣模式根本无法为人类所仿效，并不像原版那样很容易拔高至崇高与神圣之境。

异教徒的神学或神谱可以容纳这一类不同的改写和象征性表达，因此适合每一位哲学家或诗人的幻想与判断力。可是，我们这一门信仰的纯洁性决不允许进行这样的变更。基督教的神学、神性的降临、过程、生发与人格化特征，全都是只能由那些创始者或担任圣职的人才能确定的奥秘事件，国家把监护与分布神谕的权力，专门交托给这样一批人了。那些没有接受上苍启示，也没有得到人间委任的人，不适合怀着好奇心去探究这些神圣礼仪与记录的原本，因为这一切都是根据法律确定的。假如我们斗胆一试，我们极可能会发现，越是深究就越是不那么令人满意。一旦放弃权威与法律的指引，我们很容易就会处于异端邪说和谬误影响之下，此时，我们就得不到我们神圣象征的权威保障，仅只有其编译者及登录者的诚心、坦率与公正无私作为保证。这种坦率与公正无私到了什么程度，我们并没有哪一段历史可以告知我们任何信息，而只能依靠这些人自己的授权或编造了。可是，以正式身份研究这些资料的那些忙人，甚至乐于从这里开始吸取证据，这些证据对于人类传承的名声与性质是极其不利的。而仔细阅读这些历史记载的人，很容易按照与古代教会态度不同的其他方式去作出判断，而不是后世的宗教大会以及现代的宗教会议赞同的方式。

假如我们想到一个阴沉的事实，即由于这一类的争端曾引发过何等样的骚乱，流出了多少鲜血，各地造成了多大的摧毁，由于种种基于跟这些奥秘中的条款极细微的差别而引发的争议，曾造成各个帝国的震撼与毁灭，则任何一位诗人或考虑周到的作家，都一定会认为，拿这些话题作为自己的创作材料，一定是徒劳之举，更不会让自己因此成为逗人喜爱或能够为人提供娱乐的作者。

可是，虽然这些深奥难解的奥秘以及宗教职责的解释权，已经划给了圣职人员的专门领域，可是，人们还是假定，其他的作家保留他们教化人类的古老特权应当是合法的想法，并且是以开心娱乐的方式进行教化。诗人们可以进行虚构，哲学家们得以利用他们自己的教化方法。假如听任握有宗教特权的人垄断跟人的风尚或谈话交流相关的所有说教及劝告事务，那会让人的生活百般艰难。也许应该允许舞台跟宗教道坛一样进行说教。严肃庄重有益，但智慧与幽默之道亦是如此。平直简明的理性方法以及崇高的启示之法各有裨益。最主要的是要使各自的领域相互分离，为彼此划定严格的界限。正是在这一点上，我们也费力向现代的作家们阐明以正确方式适当地加以划分的必要性。

假如法律确定的宗教得不到与掌管宗谱纹章的官员的职位那样的特权，我认为那也一定是比较难办的事情。所有人都同意，必须有特定的人在他们的能力范围内根据他们自己觉得合适的方式进行设计或涂漆，可是，他们的装饰只能按照公众的规定进行。他们的狮子或熊必须符合科学说明的形状，其基座和顶冠的制作必须显出祖先为他们规定好的智慧与华丽色彩。无论这些动物的外形是否与自然保持了适当的比例。无论是否有不同或相反的外形混在了一起。画家或诗人所否认的，在徽章里面却是可以接纳的。博物学家各有自己的专长和本领，他们也许会觉得，探寻事物的真实存在和自然的真理也许是合适的。可是，他们无论如何也不能与权威确定的外形发生争端。美人女和狮鹫是我们的祖先难以置信的，尽管如此，这些东西还是通过真正的传统和以上所述的描绘而传承到我们这一代。撒拉逊人的脸，其面部特征和尺度是我们征战南北的祖先在圣战中为我们留下来的，对此，我们不应提出任何一种批评，我们也不能就一条龙的形状或大小提出质疑，因为我们的国家捍卫者的历史，以及一个高层秩序的确立与王国的尊严都系于其上。

像卓越的克拉伦西奥和嘉德院长等英国荣誉及古老传统著名的维护者这样一些人，尽管他们值得人崇拜，人们还是希望，在像我们有运气生活其中的当前这样一个更文明的时代，他们不会像以前那样把自己的特权提升到同样的高度。由于法律或已经确定的做法使他们以前的权利有所降低，人们假定，他们不会违抗治安官或民众的权利而重新搭起舞台与竞技场，引入国内争斗的风尚，让我们重归血路。

结论:让我们有资格享受劝诫世人这一份崇高特权的唯一方法是，首先，在公众根据权威而准许我们享受它的时候，我们自己要以应有的服从心态接受它。如果依照我们个人的能力而有足够决心自我批评，并根据上述所说的独白方式质疑我们无端的想象力、俗丽的欲望以及徒有其表的情操，那么我们必定在事物自然的进程中越来越聪明，越来越少傲慢，并把那种谦逊、屈尊以及对于所有友好建议与劝诫的成功来说必不可少的适当的人性精神变成我们性格的一部分。一种诚实的自我哲学，必然教导我们完整的内在实践。认真阅读，与更优秀的人进行谈话，一定会使我们有资格从事正在进行的事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