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多样性之中的同一性

在多样性之中的同一性

在考察对于立方体的知觉的时候，我们已经遇到过有关多样性中的同一性的主题:作为同一性的立方体被表明截然不同于它的侧面、视角面和外形，但是它却通过这些侧面、视角面和外形而被呈现。我们现在可以表明这种呈现形式的范围如何广泛，并且阐明它的一些哲学蕴含。我们已经看到，这种结构在对于所有物质对象的知觉中发挥着作用，不过，任何能够被呈现给我们的事物那里都有这种结构的作用。首先让我们考察一下它在意义通过语言而呈现的过程中怎样实现其功能。

当我们想要表达什么的时候，我们总是能够区别表达项和被表达的东西即被表达项。如果我说:“雪覆盖了街道”，“街道被雪覆盖了”，以及“Die Strasse ist verschneit”(德语“街道被雪覆盖”)，那么，我就是说出了三个不同的表达项，但是我可以认为它们都表达同一个意义或者被表达项，同一项事实或者同一条信息。这三个表达项就像同一个对象的三个视角面，只不过这里的对象是复杂的，它的存在状况不同于立方体的存在状况。如果用不同的方式说出我的语句，我还可以进一步增加多样性:大声喊一遍，再小声嘀咕一遍，然后高声说一遍，如此等等。这些都是呈现同一个语句的不同方式，然而所有这些言说方式和语句(还有很多可能的其他方式和语句)都呈现同一个意义，呈现同一个事实。

要点在于，同样的事实可以用多样的方式来表达，而且事实不同于它的任何表达。正如立方体所属的维度不同于侧面、视角面和外形的维度，意义或事实所属的维度也不同于多样的表达项和言说方式所属的维度，尽管意义或事实是通过后者而被给予的。因此，把意义或者事实当作某种心理语句，当作我们公开说出的各种表达的幽灵般的对应物，这将会是误导的;这样的做法属于常见的哲学错误，即误置具体性，其错误就在于把要素当成实体性部分。意义正是居于它的所有表达项之中但又在它们背后的同一性。我们还应该注意，同样的意义能够通过许多其他尚未说出而且多半也不会说出的语句和表达项(还可以用其他的语言，用手语、身体姿态和其他的象征)来呈现，如同立方体就是那个可以通过我们尚未激活的外形而被知觉到的同一性。潜在和缺席构成的视域环绕着事物的实际在场方面。事物总是能够以多于我们已知的方式来呈现;事物总是保留着更多的显象。

我们可以举出多样性中的同一性的另外一个例子，一个重要的历史事件，例如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诺曼底登陆。这个事件曾经被战役的参与者以某种方式所经历，这些参与者回忆战役的时候是以另外的方式经历它，在报纸上阅读这场战役报道的人们又是以另外的方式经历，再后来，描写这场战役的作家及其读者以另外的方式经历，在诺曼底海滩参加纪念仪式的人以另外的方式经历，观看根据实际事件拍摄的纪录片的观众以另外的方式经历，观看反映该战役的电影和电视剧的观众又是以另外的方式经历。同一个历史事件也被诺曼底登陆计划的制定者所参与，另一方面，计划抵抗诺曼底登陆的人也是该事件的参与者。毋庸置疑，还存在着其他方式可以使同一个事件被意向和呈现，而且该事件的同一性在所有这些方式之中都是持续不变的。

让我们转向审美对象。同样的一个戏剧，例如《玛尔菲公爵夫人》(The Duchess of Malfi)，以各种各样的诠释方式在舞台上和文本里同观众与读者见面，它以这些方式被呈现，并且，当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创作剧本的时候，该剧也向他呈现。同样的一首交响乐，例如莫扎特的“哈夫纳尔”交响曲，就是在其所有的演奏中被呈现给听众的。布鲁诺·瓦尔特(Bruno Walter)对这部作品的诠释不同于克劳斯·藤斯特德(Klaus Tennstedt)的诠释，该作品在20世纪早期的一般诠释方式也的确不同于20世纪晚期的一般诠释，但所有这些诠释都是对同一首交响乐的诠释。有趣的是，一段音乐的录音不同于一场现场演出，因为录音只是录下了一场演出，而每一次现场演出都不同于所有其他的现场演出。如果我把同一段录音听两次，那么这两次我听到的不只是同一首交响乐，而且还都是同一场演出，可是我的每一次聆听都会不同:乐曲的某些维度而非其他维度会引起注意，我的心境可能有所不同，天气状况可能晴朗也可能阴郁。录音录制的只是一场演出，就好像电影拍摄到的只是立方体的一个视角面，只让我看到立方体本身的那个特殊表现。

当我们从需要表演的艺术转到不需要表演的艺术，就可以进一步发现在同一性和多样性之结构上的差异。一幅油画不是由任何类似于乐队演奏的事情来制成的;它是在观看而不是在演出的时候直接呈现的。在观看者和油画作品之间不需要有任何表演者，相反，音乐作品和听众之间必须有音乐家来演奏作品。但是，同样的一幅油画可以在某个时刻被观看，在另一个时刻被回忆，可以写下对这幅油画的分析，也可以临摹它，制作它的“复制品”。油画如何对艺术家显现同它如何对观众显现之间是有差别的，同样，艺术鉴赏家的观看也不同于纯粹猎奇者的观看。油画有待于欣赏，以便作为一件艺术品而得以完成，但是这与一首交响乐有待于被演奏而进入实际存在的方式有所区别。在这两种情形之中的同一性与多样性都是不同的。

我们可以转向宗教事件来寻求更深层次的例子。出埃及的事件曾经呈现给当时经历该事件的犹太人，但是同一个事件现在也呈现给那些在《圣经》中读到这个事件的人们，还呈现给庆祝逾越节的人们。对于基督徒来说，基督的门徒曾经经历过基督死亡和复活的事件，并且它现在以不同的方式进一步呈现:通过阅读《圣经》，通过殉教的和没有殉教的信徒的见证，通过圣礼尤其是圣餐。的确，对于基督教徒来说，圣餐仪式不仅是对于基督的死亡和复活的呈现，而且还是对逾越节和出埃及事件的间接呈现。因此，甚至神圣性(the sacred)也是在多样的呈现之内的同一性。

通过其多样的显象而被给予的同一性，它所属的维度不同于多样性的维度。同一性不是多样性的一个成员:立方体不是其中的一个视角面或外形，命题不是其中的一个被言说的语句，戏剧不仅仅是其中的一场演出。同一性超越其多样的呈现，它超出这些的呈现。同一性也不仅仅是它的显象的总和;如果把同一性仅仅视为显象的总和，就会把必须在此加以区别的两重维度都抹平了。这种做法将会把一切都变成仅仅是显象的系列，把所有东西都放在一重维度之中，而不是承认同一性超出了显象之维，是某种通过所有这些显象并且也通过其他可能的显象而呈现出来的东西。

这种同一性的存在是相当难以捉摸的。我们认为我们非常清楚地知道某个显象是什么——我们看到的一个视角面，说出的一个语句，听到的一场演奏——然而同一性似乎不是某种我们能够触摸到或者看到的东西。它似乎躲避我们的把握。可是我们知道同一性决不能被还原成它的一个显象;我们知道必须把同一性和它的种种显象区别开。如果同一性此时以一种方式呈现，它也保留着其他的被给予方式以及作为同一事物而重新显现的方式，无论是对我们自己还是对其他人;同一性总是既揭示自己而又隐蔽自己。事物总是能够再次被给予，或许还是以我们无法预料的方式而被再次给予。在我们的哲学分析中要努力做到的，就是赢得这些同一性所具有的实在性，展现它们与其呈现的多样性有所不同的事实，而且还要表明，尽管它们是难以把握的，但却实实在在地是我们所经验的事物的一个成分。

当然，对于“什么是现象学分析?”这个问题可能给出的最简单答案也许将会是，它描述特定种类的对象所固有的多样性。意义现象学澄清意义由以显现的多样性;艺术现象学则描述艺术作品由以呈现自己并得到认定的种种多样性;想象的现象学描述想象的对象由以显现的显象的多样性;宗教现象学则探讨宗教事物所固有的显象的多样性。每种多样性都是不同的，都是其同一性所固有的多样性，而各种同一性在种类上也是不同的。“显象的多样性”和“同一性”都是类似语(analogous terms);一个艺术对象的同一性不同于一个政治事件的同一性，但它们都是同一性，并且都拥有其固有的被给予方式。通过仔细地澄清形形色色的多样性和同一性，现象学帮助我们保留每种多样性和同一性所具有的实在性和独特性。通过展现每一种存在者在其独立的实存上而且在其呈现能力上所固有的东西，现象学帮助我们避免还原论。比如说，如果能够系统地阐述道德行为和受强迫的举动各自固有的呈现的多样性，那么我们就会把这两者更加鲜明地区别开来。

我们在思考多样性之中的同一性的时候所列举的大部分例子，都是与单独的感知者或认知者相关联的情况。一旦我们把其他人的在场引入进来，把主体间性的维度包括进来，那么就会有更加丰富广阔的多样性开始发生作用。例如，侧面、视角面和外形的多样性把一个有形体的对象呈现给我，并且这种多样性随着我自己的空间移动而发生相应的变化。但是当其他的感知者进入这幅画面的时候，上述同一性就呈现出更加深刻的客观性，呈现出更为丰富的超越性;现在我不仅把它看作是随着我的移动就会从不同角度看到的那个东西，而且还把它看作是此刻正在由他人从另外的视角来观看的同一个东西。对象通过与我面对的多样性不同的多样性而被给予其他的观察者，我观看的对象正在被他人从其他的视点观看着。我意识到，对象向他人呈现的侧面不是正在向我呈现的侧面，因此这些其他的侧面作为不是我自己看见的侧面而被我共同意向。事物的同一性不仅仅对我来说存在于那里，同时也对他人来说存在于那里，因而它是对我来说的更为深刻和丰富的同一性。在那里还有更多的“在那里”;由于引入了主体间性的视角，事物的存在和同一性都被提升到新的高度。于是，事物的存在和同一性又加上了相对于他人也相对于我而在那里存在的维度。

其他的同一性，诸如文本意义的同一性、艺术对象和文化对象的同一性、人类事件的同一性、道德境遇和宗教的同一性等等，也会发生这样的丰富性的增加。比如说，领悟力就是被开启的可能性之一:我有能力领悟到我对某个对象例如某个文本的理解可能远远不如另外一个人的理解。我可能意识到，与同事相比，我所把握的同一性和多样性非常暗昧不清，而我的同事对于该文本的阐发是我似乎永远都不能独自发现的。还有，我可能对某个特殊的人际交往懵懂不察，而其他人却可以立即把握和表达正在发生的事情;当我后来知觉到这个事件，我感到其他人对这个事件的知觉和理解比我更清楚，但我的确还是把握了它。甚至在其暗昧不明的状态，也正是作为不甚分明的事情，该事件还是向我呈现了。

作为多样性之中的同一性结构的最后一个例子，我们来看看对我们自己的自我的觉察。我们的自我同一性是某种通过一套特别的显象而呈现自身的东西。在我们认定立方体、命题、事实、交响乐、油画、道德交往和宗教事物的时候，我们也始终是在把我们自己的同一性确立成所有这些事物都向其呈现的同一性。我们是在把自己确立为表现的接受者。我们的人格同一性的一个重要成分，就存在于记忆、想象和知觉的相互影响之中，而且存在于我们的内在时间意识之流中。我们以后将会详尽地考察这些结构。我们自己的同一性显然有别于任何被给予我们的对象的同一性，但是它与其他自我、其他人的同一性属于同样的种类。然而甚至在这种语境下，甚至在主体间性的经验之中，我们依然作为我们自己的意识的中心而突出出来。即使在我们的同类中间，我们也拥有一种特别的无法回避的突出状态;我们以一种无法逃避的方式而居于我们的中心之处。我们永远成为不了任何他人或者任何他物;我们无法抛弃我们自己。

在考察现象学的其他主题的时候，我们还有机会运用多样性中的同一性结构。目前我们先离开这个话题，转向我们提出来要探究的第三个结构，也就是在场和缺席的结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