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

创造性作家与白日梦

1907年12月6日，在出版商、维也纳精神分析学会成员维也纳雨果·海勒的寓所中，弗洛伊德对着90多位听众第一次宣读了这篇讲稿。本文正式发表于1908年初。

作为外行，我们总是揣着一颗强烈的好奇心，并和那位向阿里奥斯托（Ariosto）提出类似问题的红衣主教一样，想知道创造性作家这样的怪物到底从哪里弄到自己的素材；又如何组织加工这些素材，竟使我们产生如此深刻的印象，并在我们心中激起连我们自己都不曾料到的情感。使我们更加兴趣盎然的是，就是问作家本人，也未必解释得了抑或解释得不尽人意。即使我们都彻底了解作家是怎样选取素材的，了解创造想象形式的艺术真谛，但这也不可能帮助我们把自己修炼成为作家。尽管这样，我们还是兴致不减。

要是能在我们自己或者在像我们的人们身上，至少发现一种与创造性写作有着某种关联的活动，该有多好啊！对这一问题的研究可使我们有望获得对作家的创作做出解释。说真的，这是完全可能的。毕竟创造性作家也乐意缩短自己与普通人之间的距离嘛；他们一再让我们相信，每个人在心灵深处都是一名诗人。一息尚存，总有诗人在。

我们是不是应该从童年时代那里去寻求想象活动的第一缕线索？孩子最喜欢、最投入的活动，要数玩耍和游戏了。我们可不可以说，每个孩子玩耍时和创造性作家一样，创造着一个属于自己的天地？或者确切地说，他在用自己喜爱的新方式重新组合自己天地中的一切？如果认为他并没有严肃对待那一天地，这就错了，恰恰相反，他在玩耍时非常认真，并倾注了极大情感。与玩耍相对的并非严肃之物，而是实在之物。不管在自己的游戏天地中倾注了多少情感，孩子还是能够将它很好地与现实区分开来；孩子喜欢把想象中的事物和情境，与现实世界中看得见摸得着的事物联系起来。这种联系是区别孩子的“玩耍”与“想入非非”的根本依据。

创造性作家与玩耍的孩子做着同样的事。他创造了一片想入非非的天地。他可是认真的。也就是说，这是他倾注了极大的情感创造的天地。同时他又严格地将它与现实世界区分开来。语言保留了孩子玩耍和诗歌创作间的关系。（在德语中）充满想象的写作形式，称为“Spied”（玩耍）。这类写作形式必须与有形事物相联系，并能表现它们。德语中有“Lustspiel”或“Trauerspied”词（“喜剧”或“悲剧”，字面意义是“快乐玩耍”或“悲伤玩耍”），还有将从事表演的人称作“Schauspiel”的词（“玩耍者”字面意义是“表演—玩耍者”）。然而作家的想象世界的非真实性，对其艺术技巧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因为许多事情如果是真的，便不好玩。幻想剧（play of phantasy）就是这样。许多令人兴奋的内容实际上是令人悲痛的，但在一个作家的作品上演中，却成了听众和观众的快乐源泉。

下面，我们从另一个角度，花更多些时间来看看现实与戏剧间的对照。孩子长大成人不再玩耍，并经过几十年的刻苦努力能严肃对待生活现实时，他某一天或许会感到自己处于又一次抹煞了戏剧与现实之间差别的心理情境（mental situation）之中。作为成人，他能够回想起小时候玩耍时的那股极其严肃的劲儿；如果在今天他那貌似严肃的投入和童年时代的玩耍之间划个等号，他就可以抛开生活强加的不堪重负的包袱，从而通过幽默得到无比的快乐。

所以，人长大了，不玩耍了，也就放弃了从玩耍中得到的快乐。但是了解人类心理的人都会知道，要想叫一个人放弃自己曾有过的快乐，真是难上加难。其实，我们什么都不会放弃；我们只是用一种快乐去换另外一种快乐。貌似弃绝的一切实际上成了替代物或曰代用品。同样，成长中的孩子不玩耍时，放弃的只是与真实事物的联系；他不玩耍，但却想入非非（phantasy）了。他创造空中楼阁，创造了那些所谓的白日梦。我相信，大多数人都在生活的某个时刻构造了幻想。这是一个被长期忽视的事实，其重要性也未被充分认识到。

与观察儿童游戏相比，观察人们的幻想并非易事。说真的，一个孩子要么独自玩耍，要么为了做游戏和其他孩子一起形成了一个封闭的精神系统；但是，尽管在大人面前可能不玩耍了，孩子也从不在大人面前掩盖自己的游戏。与孩子相反，成人却因自己的想入非非而羞愧难当，因此总在他人面前遮遮掩掩。尽管对自己的幻想珍爱有加，但通常他宁愿承认自己的恶劣行径，也不愿向人透露自己的幻想。造成这种情况的原因可能是，他相信只有自己才创造这样的幻想，而根本不知在别人那里这类创造也相当普遍。玩耍的人和创造幻想的人在行为上的这种差异，源于两种活动的动机不同，然而它们却是互依互存的。

孩子的玩耍是由其愿望决定的：其实只有一个愿望——一个在成长过程中有很大的促进作用的愿望——希望长大成人。他总是做“长大成人”的游戏。游戏中，他模仿着自己所知道的年长者的生活方式。他没有理由掩饰这个愿望。至于成人，情况就不同了。一方面，他知道不该再玩耍了，不该再想入非非了，而是应该回到现实世界中去了；另一方面，他也知道应该将那些使自己想入非非的愿望收藏起来了。所以，他才会因那些幼稚且为人不齿的幻想而羞愧难当。

但是，你们一定会问，既然人们把自己的幻想搞得神神秘秘的，我们又是如何知道得那么多呢？哦，有这样一类人，神（确切说是位严厉的女神）——必然地——向他们分派了任务，要他们讲述痛苦经历和幸福之由。^[1]他们是神经病（nervous illness）患者，必须向医生坦白自己的一切（包括幻想），这样才有望让医生采用心理疗法来治愈疾病。这是我们最好的信息来源。现在，我们有充足理由认为，如果病人守口如瓶，我们从健康人那里无从知晓。

现在，让我们熟悉一下幻想的几个特征。我们可以说，一个幸福的人从来不抱什么幻想，只有那些愿望难以满足的人才会。幻想的动力是愿望的不满足。每一次幻想都是一次愿望的满足，是对令人不满足的现实的一次纠正。这些充当动力的愿望，因想入非非者的性别、性格和环境的不同而相异；但它们又自然地分成两大类别：要么是抱负性愿望（可提高想入非非者的人格），要么是情色愿望。在年轻女子身上，几乎清一色的是情色愿望，因为她们的抱负通常与情色愿望合流了。在年轻男子身上，私己的抱负性愿望和情色愿望相当明显地并驾齐驱。但是我们不准备强调两种倾向间的对立；我们更愿强调它们常常合流这样一个事实。正像捐献者的肖像可在许多教堂祭坛后壁画的某一角落里看到的那样，在大多数满怀抱负的幻想中，我们也会在这个或那个角落里发现一位女子。为了她，幻想的创造者作出了自己全部的英雄举止，并将胜利果实全都堆放在她的脚下。就像您一眼就明白那样，这里确实有着掩饰幻想的强烈动机；有着良好教养的女子只允许有最低的情色欲求，青年男子必须学会压制自己因童年时代的溺爱而养成的过分的自以为是，以便在自以为是的人们充斥其间的社会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我们认为，这类想象活动的产物（形形色色的幻想、空中楼阁和白日梦）并非刻板或不可更改的东西。恰恰相反，它们适应着想入非非者那变幻的生活印象，并随自己情境的改变而改变，从每一个鲜活的印象中获得或许可称为“日戳”（date-mark）的那一切。总的说来，幻想与时间之间的关系是至关重要的。我们可以说，幻想似乎徘徊于三段时间——我们的观念所经历的三段时刻——之间。心理活动与某些现时的印象相关联，与某些现时的诱发心理活动的事件有关。这些事件可以引起想入非非者的一个重大愿望。心理活动由此又唤起对早年（通常是童年时代）经历的记忆。因为正是在这一时期，该愿望曾得到过满足；于是又在幻想中创造了一个与未来相联系的场景，以表现愿望的满足。如此创造出来的，正是白日梦或者幻想，其根源在于刺激其产生的事件和某段经历的记忆。这样，过去、现在和未来就串联在了一起。愿望这根红线也贯穿其中了。

举一个非常普通的例子，就可以把我所说的这些问题解释得一清二楚。让我们以一个贫穷孤儿为例。您已经给了他某个雇主的地址，他在那儿或许能够找到一份工作。在去的路上，他可能沉湎于跟当时情景相应的白日梦中。他的幻想也许是这样的：有了份工作，得到新雇主的器重，自己成为企业中不可或缺的人物；又被雇主家相中，和这家迷人的小女儿结了婚，随后又成为企业的董事；开始是雇主的合股人，后来又成了他的继承人。在这种幻想中，白日梦者重新获得他在幸福的童年时代曾拥有的一切——家庭的庇护，父母的疼爱，以及最初他情有独钟的那一切。从这个例子中您可以看到，愿望利用一个现时的机遇，在过去经历的基础上描绘出一幅未来的画面。

关于幻想还有许多方面值得一谈；但是我将尽可能扼要地说明其中的几点。如果幻想过多、过强的话，神经症和精神病就处于待发作状态。此外，幻想是我们的患者经常抱怨的苦恼病状的直接心理预兆。它像一条宽阔的岔道，伸向病理学范畴。

我不能对幻想与梦之间的关系避而不谈。我们的夜梦就属于此类幻想。这一点，我们可以通过释梦来证实。语言很久以前就以其无与伦比的智慧对梦的本质下了定论，把幻想的虚幻创造命名为“白日梦”。如果我们对自己的梦的意义总觉得含糊不清的话，那是因为夜间的环境使我们产生了一些令自己羞惭的愿望；这些都是我们必须对自己隐瞒的愿望，所以它们受到压制，并被推入潜意识中。这种受压制的愿望及其派生物只能以一种极端歪曲了的形式表现出来。当科学工作已能成功地解释梦变形这一因素时，就不难识别夜梦与我们非常了解的白日梦（即幻想）一样，是愿望的满足。

关于幻想，就谈这些。现在，来谈谈创造性作家。我们可不可以将充满想象的作家与“光天化日下的做梦人”做一比较？可以把他的创作与白日梦做一比较吗？首先，我们必须做一件工作，将那些（像古代史诗作家和悲剧作家那样）接过现成素材的作家，与似乎是自己原创素材的作家区分开来。为了比较，我们着重于后一类作家。我们不去选择那些批评家极其推崇的作家，而是选择那些不太自命不凡，但却拥有非常大、非常热忱的男女读者群的长篇小说、爱情文学和短篇小说的作家。在所有这些小说作家的作品中，有一个特点我们肯定能看得出：每部作品都有一位主人公。这个主人公是读者的兴趣所在。作家用尽一切可能的表现手法来使该主人公赢得我们的同情，似乎要将这一主人公置于什么特殊神的庇护之下。假如我在小说某章结尾处把主人公遗弃，让他受伤流血，神志昏迷，那么在下一章的开头我肯定会让他得到精心的治疗护理，逐渐恢复健康；如果第一卷以他乘的船在海上遇到暴风雨而下沉为结尾，那么，可以肯定我会在第二卷的开头让他奇迹般地获救——没有获救这一情节，小说会没法写下去。我带着安全感跟随主人公走过他那危险的历程，这正是在现实生活中英雄跳入水中拯救落水者时的感觉，或者是为了对一群敌兵猛烈攻击而将自己暴露在敌人炮火之下时的感觉。这种感觉是真正的英雄感。我们最优秀的作家曾用一句盖世无双的话表达过：“我不会出事!”然而通过这种刀枪不入的特性，我们可以立即认出“本我陛下”，因为每场白日梦及每篇小说里的主人公都如出一辙，都是一个“唯我独尊的自我”。

这些自我中心的小说在其他方面也表现出类似的特性。小说中所有的女人无不爱上男主人公。这很难说是现实的写照，但作为白日梦必要的构成因素，是很容易理解的。还有一点也一样，那就是小说中的其他人物都截然分成好人或坏人，根本无视现实生活中所见到的人类性格的多样性。“好人”都是本我的助手，而“坏人”则是本我的敌人和对手，而这个本我就是故事的主人公。

我们完全明白，许多充满想象的作品与天真烂漫的白日梦模式相去甚远；但我忍不住要怀疑，即使偏离白日梦模式最遥远的作品，也可以通过一系列不间断的过渡与白日梦联系起来。我注意到，许多所谓的心理小说作品只有一个充满内心描写的人物——当然又是主人公啦。作者好像缩在自己的心里，看到的好像都是其他人物的外表。总的说来，心理小说之所以特殊，无疑是因为现代作家往往凭借自我观察，将其主人公分裂成许多部分的本我（part-egos）。结果，作家把自己精神生活中相冲突的几种倾向，在几个主人公身上体现了出来。有些小说或可称为“怪诞”（eccentric）小说，似乎与白日梦的类型形成非常特殊的反差。在这些小说中，主人公介绍给读者的人物仅仅扮演一个很小但积极的角色；他像旁观者一样，静观他人的活动和遭受的痛苦。左拉的许多后期作品都属于这一类。但是我必须指出，对并不是创造性作家的人们以及在某些方面背离所谓常规的作家所做的精神分析，向我们表明了白日梦的这些类似变体的存在。在这些变体形式中，本我都甘于充当旁观者的角色。

如果我们在充满想象的作家和白日梦者、诗歌创作和白日梦之间的比较还有点价值的话，那么，这种比较就一定会以这种或那种方式来表现其成果。让我们试着将我们确定的有关幻想与三段时间和贯穿三段时间的愿望间的关系命题，应用到这些作家的作品之中；借助于此，我们还可以试着研究一下作者的生活与其作品间的联系。一般说来，天知道研究这个问题会得到什么结果；而且对两者间关系的认识也常常过于简单。根据我们对幻想研究的认识，我们应该料想到下面的情况。现时的一个强烈经验，唤起创造性作家对早年经历（通常是童年时代）的记忆。在此记忆中又产生一个在其创造性作品中可以得到满足的愿望。其作品本身能够显示出近期的诱发事件和旧时的记忆这些因素。

不要因这个程式的复杂性吓了一跳。我想它其实是一个小得不能再小的模式了。然而它或许包含着弄清事实真相的第一步；根据我所做的一些实验，我倾向于认为，对创造性作品的这种研究并不会劳而无功。您一定没有忘记，对作家生活中童年记忆的强调——这种强调也许有点莫名其妙——归根到底来自这样一种假设：创造性作品和白日梦一样，都是童年时代曾做过的游戏的继续和替代。

然而我们不能忘记回到我们必须加以认识的那类充满想象的作品。我们必须承认作品并非原创之作，而是对现成和熟悉素材的加工改造。即使在这里——在素材的选择以及素材的千变万化上，作家也有着很大的独立性。不过就现成素材来说，它来自流行的神话、传说及童话故事的宝库。虽然对此类民间心理（folk-psychology）构造的研究还远远不够彻底，但极有可能的是，神话（举个例而已）是一切民族充满愿望的幻想被歪曲后留下的残迹，是人类早期世俗的梦想。

您会说，我在论文题目中把作家放在了首位，但却大谈幻想而非作家。我意识到了这一点，也应该说明理由了。我应该说明一下我们目前的认识状况，以此给自己找个理由。从关于幻想的研究着手到作家选择文学素材的问题，我所能够做的也就是提出一些鼓励和建议罢了。至于另外一个问题，即作家采用什么手段来激发我们内心的情感效应，到目前我们还根本没有涉及。但我至少想向您指出一条从我们对幻想的讨论一直通向诗的效应问题的道路。

您一定记得我曾说过，白日梦者之所以小心翼翼地向别人隐瞒着自己的幻想，是因为他感到有理由因自己创造的幻想而感到羞愧难当。我现在应该做个补充，即使他打算把这些幻想告诉我们，这种推心置腹也不会给我们带来任何快乐。我们听说这些幻想时，会产生反感或者至少是毫无感觉的。但是当一位作家给我们献上他的戏剧或者把我们习惯于当做他个人的白日梦故事时，我们就会体验到极大的快乐。这种快乐极有可能是众源汇聚而成。作家如何做到这一点，那是他内心深处的秘密；诗歌艺术的精华，在于克服我们心中厌恶感的技巧。这种厌恶感无疑与各个本我间产生的隔阂有关。我们可以猜到这种技巧的两大方法：作家通过改变和掩饰利己主义的白日梦以削弱它们的利己性；他在给我们呈现的幻想中，以纯形式（即美学）的快感来贿赂我们。我们可以称之为“额外刺激”（incentive bonus）或“前期快乐”（fore-pleasure）。作者向我们提供这种快乐，是为了有可能从更深层的精神源泉中释放出更大的快乐来。我的观点是，创造性作家提供给我们的所有美感之乐，都具有这种前期快乐的性质。我们对一件充满想象的作品的真正欣赏，都来自于我们精神紧张状态的摆脱。甚至有可能是，这种效果有相当一部分应归之于作家能够使我们享受到自己的白日梦而又不必去自责或感到羞愧。这一点又把我们带到新的、有意义的、复杂难懂的研究面前；但同时（至少目前是）也把我们带到这次讨论的终点。

【注释】

[1]这一典故取自歌特的诗歌剧《塔索》（Torquato Tasso）最后一幕中诗人主人公的几句著名念词：“当人类在其痛苦中麻木时，神让我知道自己为何受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