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章 康德的先验思考:艺术作为问题进入哲学体系
我们说谢林的哲学美学动向不仅直接衔接于康德的哲学思想,并且切实地推进了康德关于艺术与哲学体系的建设性关系之思考,这并非只是泛泛而论;在这一章里,笔者要就哲学与艺术的关系在康德的批判哲学中的情况作出综述,以深化我们对构成为谢林整个“艺术—哲学”工程基础及出发点的康德思想的认识。
首先我们能够一般地确定以下几点:第一,康德已在先验立脚点上将对艺术的提问以及艺术与作为知识体系的哲学之关系的提问展开在他的批判哲学内。此“批判”哲学,康德又称为“先验哲学”,因为它应当为致力于事实的哲学思考提供奠基。第二,康德对艺术的研究实际仅在先验批判的这一框架内进行。因为对康德来说,一种“关于艺术的形而上学”并不存在。这就为我们清楚地提示了关于艺术的哲学在康德先验批判体系框架内的特别地位:尽管它并不直接为哲学学说提供奠基,但它本身仍然属于先验批判,并且它显然有确定的界限。哲学在此对艺术的考察仅对特别的提问方向才有意义。第三,进一步来看,艺术与哲学之关系的建设阐发,是在康德的“第三批判”即KdU当中。众所周知,康德的批判体系共分三部分:KrV规定所有先验认识的诸源泉,并从之出发,规定建设性的“自然法则”。KpV则研究服从于“自由的法则”的对象关系的各种准则及其伦理学处理。前两个批判都引向对认识及欲求活动的对象具有客观规定性的那些原理。“第三批判”与它们不同,它处理一种先验法则,这种法则并不规定任何对象,相反,主体只是把这个法则作为他独特的把握方式的基础。这种先验法则就是:“按照一种与艺术的类同”把自然看成“技术”[1]。这是一种独特的法则,认识主体以其规定自己,由此却并不能规定任何一个对象。
在我们确认康德的艺术提问和艺术考察是展开在“第三批判”的一般问题方向——提问“作为艺术的自然”的“使用范围和边界”[2]——内之后,我们要进入康德关于艺术与哲学体系关系的思考并追问:艺术为什么在康德那里成为批判体系中的一个问题?
对此,我们必须认识到:只是到了康德,艺术才进入哲学体系的问题关联。前已提示,艺术成为哲学体系中的问题这种情况并非自然而然的,它是哲学立场转变的革命性后果;因为,且不谈所有缺乏哲学维度和形而上学基础论证的经验的艺术理论根本无力研究和处理艺术之本质;从根本上说,即使在所有那类哲学那里,艺术也都既不会被作为哲学问题提出,也不会在其本质性的规定中被意识到:那类哲学的视野仅是存在的诸对象全体,其知识活动仅从作为基本给定的对象性世界出发。此种哲学的知识活动必然无法达到对艺术的适宜理解,因为它必然搁浅于美之二律背反。康德已然揭示,无论是艺术作品的本质还是其基本特征“美”,均非对象性的规定。只有在一种先验的知识活动那里,艺术才会成为问题亦即研究对象。此种知识活动“从根本上说,既非致力于诸对象,亦非致力于我们关于诸对象的认识方式,就后者应该先验地可能而言”[3]。艺术唯有在一种关于诸对象的知识活动的那些非对象性的条件的知识活动的框架中才会作为问题被提出。
艺术为什么在康德那里成为批判体系中的问题,此种提问涉及整个“第三批判”的复杂问题集合,属于重要的康德基础研究,笔者在此不可能全面展开它,更不可能展开与之相关的全面的文本诠释。笔者只能着眼于自己的课题,尝试从五个节点简要地展开这个问题的一些关键点,也即说明康德如何将艺术纳入批判体系的问题总体关联,如何将艺术哲学建设为先验哲学的环节,如何确定艺术哲学在先验哲学内的任务,如何承认艺术对先验哲学体系的意义并阐发艺术与作为科学体系的哲学的关系,以及两者彼此的划界与互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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