早期文献的连续体系建立尝试

第一节　早期文献的连续体系建立尝试

早期谢林对体系思想的坚定追求及其推至极致的一系列实施尝试，已经典型地勾勒在其早期文献如1794年的（《论哲学一般的一种形式之可能性》）、1795年的Vom Ich和Briefe以及1796年的那里。这几部早期文献仿佛是标志谢林“超出康德走向体系”的理论致力的一系列路标，据之能相当清楚地跟踪青年谢林的重要思想步骤：作为第一篇正式哲学论文，其思考已集中于“作为体系的哲学”这个难题并展示了他的思考的前提条件；次年Vom Ich和Briefe这两部重要哲学文献的发表，足以使20岁的谢林跻身时代的主要哲学家之列，因为Vom Ich不仅抓住了体系原理的非客体化特征，还把思考推进到把握这个原理的“理智直观”那里，而Briefe在理性的“自我还是神”的这个困境中打开了体系思考的先验自由和绝对自由之问题集合；则洞察到，康德的分析性批判工程留下的其实是一个需要“一下子”去把握整体而非步步为营地去贴近整体的任务^[2]，也就是说，对于哲学理性，整体不仅必须在绝对同一性的一个瞬间在场那里去把握，必须在一种永恒生成及其创造性产物中去把握，整体还必须先于部分得到表达。

可以判定，谢林的早期理论建设虽然各有重心，但都指向对一种关于“绝对者”（das Absolute）的哲学的基本条件的思考和探索。而谢林在这个整体关联中对体系诸条件与艺术的关系提出的建设性观点是我们的关注所在：绝对者如何成为先验体系的原理和哲学知识体系的对象，艺术又如何与理智直观一道被呼唤来在这个先验哲学体系中充当“官能”（Organ）和“工具”（Organon），这都是我们反思和探讨的重点。所以笔者在本小节中将主要围绕Vom Ich，Briefe与这几个文本，结合问题史的梳理，考察谢林对绝对者和理智直观的思考以及他以悲剧的艺术直观论证为理智直观悖论给出的解决方案。

按照谢林研究的一般结论，谢林的形而上学努力，自始即要求将哲学的知识活动证明为体系；他的这种立场毫无疑问直接得自康德哲学。同时，谢林在呼应康德并接续其体系思考的同时又已经认定，康德的“批判”并未充分地处理哲学的这个体系诉求。所以一文已指出康德理性批判工程的一个重大“缺陷”：这个批判要求为所有哲学的一种形式提供论证，“但它本身并没有提出一个原理，借助于这个原理，不仅所有个别形式作为基础的原始形式本身，而且它与依赖于它的诸个别形式的必然的总体关联亦将得到论证”（SW．I，87）。为了克服康德在体系奠基上的这个根本缺陷，青年谢林走出康德，将一个推到极致的“体系”概念确立为哲学体系的前提条件。对此，1796年的阐发说：“体系”必须是个“整体”也即由第一原理承载的、能够提供证据的自身封闭的总体关联：

只有这样一种整体才叫做体系，它的运动和它的总体关联的任何根据都不能外在于它本身被设定为前提（SW．I，S．400）。

从哲学史反思的角度和从谢林本人所认同的角度看，都可说早期谢林是以一种“跟随康德并超出康德”的方式去发展康德哲学本身的思考成果。谢林坚信他这种超越康德的自觉完全符合康德的精神，因为康德本人举例来说已在KpV中表达了一种期待，按照谢林在中的转述就是：

有朝一日，体系或许被带至对（理论的和实践的）全部理性能力的统一性的洞察，并能从一个原理出发推演所有的事物；此乃人类理性不可避免的需求，它只有在其诸认识的一个完整的体系化的统一那里，才能找全然的满足（Ibid．，S．375）。

可以证实，正是康德批判哲学中对体系所表达的期待以及与此同时体系在他那里的继续缺失，直接给了谢林以思想契机，作为康德的后继者去深入研究哲学体系的诸条件。所以，早期谢林即以此为己任：按照康德精神为这样的一种体系哲学去提供论证。

另一方面，莱因霍特（Karl Leonhard Reinhold，1757—1823）及费希特与康德批判哲学的理论商榷，也构成早期谢林发展康德思想的推动力。莱因霍特在1790年已谈到建设一种“第一原理”的任务，因为“迄今为止的每种哲学，即使是康德哲学，如果人们将它们作为科学去考察，无一例外地存在不小的缺陷，也就是缺少一种基本东西”；而只有借助于“第一基本原理”才能扩展出一种体系哲学。^[3]费希特则在其知识学思考那里抓住对先验哲学“第一定理”的提问，给予哲学以一种朝向体系难题的更具决定性的方向，并针对着莱因霍特揭示出：并非“事实”（Tatsache）而只是一种“事实行动”（Tathandlung）才能作为哲学体系的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