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谢林自然哲学的发生学线索
从System中的先验哲学立场回过头去审视谢林的早期文献,大部分研究者的鲜明印象之一,就是谢林在批判和发展康德时,对哲学体系的思考发展出多重的解决切入,并且不断修订自己的表述立场。对这个情况,谢林本人也并不讳言。晚期的他承认自己的早期思考从一开始即不断地偏离其早期先验哲学文献的提问。尤其是谢林的先验思考在走向System之前曾高调地转向致力于自然哲学这个情况,在不少研究者那里,都被看作谢林思考从先验哲学思路的一种“偏离”:表面上看起来,谢林的自然哲学切入明显发生在酝酿建设先验哲学的体系过程中,其轨迹在自1797年起的一系列课题不同的自然哲学建构那里一一可以追溯,最终以1799年问世的《对一种自然哲学体系的最初构想》[2](Erster Entwurf eines Systems der Naturphi‐losophie)为标志走上前台。
由此来看的谢林思想的自然哲学转向自然而然地招致了研究者对谢林思想连续性的质疑,尤其是在费希特立场上的研究者那里。质疑者在这个转向那里看到的是,谢林已经将其早期那些先验哲学提问全部抛弃,并把兴趣从知识体系论证的问题集合转到了对自然的提问和自然理念、自然哲学的构想上。即使在为这个自然哲学作出积极辩护的学者们那里,谢林思考的这个主题转移的事实也基本被认作其思考的一种新导向,相关研究由此看到对谢林思想做出适宜的阶段性分划的必要。所以相关研究对其作出的辨析,多以肯定谢林思考切入的多维度而非肯定其思想的连续性为立脚点。再者,由于谢林最早的著作那里,其思考的确与辩证地突出存在论的实体哲学与认识批判的先验哲学之间的差别有关,所以研究界不仅对谢林的自然哲学及其理论切入重视不足,更因谢林思想多切入这一事实,反而忽视了对这一自然哲学作为谢林思想真正发端的追究。
因此我们在这里,首先要根据德语学界近二十年来谢林自然哲学研究的重要成果及其结论[3],对这个误解做一个校正:在先验哲学体系建构的语境中,应当把谢林的自然哲学本身直接解读为他的一种先验举措。这首先是因为,整个谢林哲学的发端可以说是自然哲学思考或对自然统一性的思考,如研究结果现已证明的那样,他的自然哲学并不仅仅作为其早期哲学思考的一种重音存在;其次,抛开1801年起整个同一性哲学时期的自然哲学工程不谈,从其哲学起步经自然哲学建构直至1800年的System完成,谢林思想中的这个自然哲学维度一直同步存在,因此我们没有理由认为自然哲学的理论切入是另起炉灶。而在我们的课题语境中,我们更不能忽视自然哲学问题在谢林思想中具有的重要分量;而实际上,情况也如M.鲁道菲等人近来的研究所证实的那样,谢林本人在18世纪90年代后半叶几乎完全投入到自然哲学各种构想的思考中。[4]由此笔者认为,相关研究在谢林思想那里找到的所谓“自然哲学转向”,只是其自然哲学思考走上前台的表现。
在此,笔者对谢林的自然哲学的发展进程给出一个简短回顾,使我们能够对其自然哲学的发生和相关文献的处理主题有个初步印象。首先我们必须强调,如H.巴克纳(H.Buchner)1994年提供的研究成果充分证明的那样,谢林现存的哲学文字中,最早的是他的柏拉图《第迈欧篇》研究手稿,这部总数为166页的遗稿出于谢林的图宾根就学后期,即1793—1794年间,是青年谢林所做的柏拉图文本释义笔记,是由专家们从原存于民主德国的“谢林柏林遗稿”中甄别出来的,现已收入由拜恩科学院编辑的谢林著作历史批判版的遗稿系列。最可注意的是,谢林这个柏拉图研究的指向是自然哲学,他当时在柏拉图思想那里追问,一个可感知世界的产生之被思考的可能性条件是什么。可以肯定,柏拉图的《第迈欧篇》乃是谢林全部自然哲学思考的重要灵感来源之一:借助于这项柏拉图研究,谢林得以从一个新的元物质的维度向自然提问。[5]
研究资料也提示我们,尽管谢林在1795年完全专注于Vom Ich中的先验思考,他同时还投入到了自然研究的学习中。而在产生于1795年底至1796年初的Systemporgramm当中,随着“作为一种绝对自由的生物”的自我同时出现的,是一个“从无中出现的整个的世界”;这个规划的开首即回响着自然哲学从背景中走上前台的一个宣告,“我要给我们长期以来疲惫不堪地跋涉在各种试验中的物理学再次插上翅膀”[6]。毫无疑问,这是指为先验哲学提供自然哲学的新论证。
随着谢林的第一部公开发表的自然哲学著作,1797年的《对一种自然哲学的思考》[7](Ideen zu einer Philosophie der Natur)可说已显露出某种混合倾向:这些思考具有十分独特的自然哲学精神,但其理论奠基依然是先验哲学的。不过Ideen对有机体的思考已经在实现着向一个自我规定的自然的概念的转变。接下来1798年的《论世界灵魂:更高的物理学的一个假说》[8](Von der Weltseele,eine Hypothese der Physik),主导思想是一个“自组织的”自然,尽管谢林还没有将中介的总体关联完备地全部建构出来。1799年的《对一种自然哲学体系的最初构想》(1.Entwurf)成功地做到了这一点,而紧随其后,同年发表的《对一种自然哲学体系的构想:导论》[9](Einleiting zu dem Entwurf eines System der Naturphilosophie)中,谢林已经能够探讨自然哲学独立于先验唯理念主义哲学的那种独特的实在论方向的方法论。
直到此时,如果说谢林即使不是将先验唯理念论和自然哲学这两个哲学分支思考为对哲学体系具有完全同等重要性的,但依然在重点论证两者的交互指向及互相补充,如他在1800年的System中完成的那样,那么他在同一年紧接着发表的《对动态过程的一般推演》[10](Allgemeine Deduktion des dynamischen Prozesses)已是其工作主题转向的标志。这篇以物质建构为核心任务的专文,正式宣布了自然哲学在体系哲学内的优先地位,几个月后谢林就在《论自然哲学的真正概念》[11]( den wahren Begriff der Natur‐philosophie,1801)一文中,把先验唯理念主义降级为通向绝对的“哲学体系”的通道。按照他此时的阐述,哲学体系应当起于自然哲学,经一种精神哲学或历史哲学,继续推进到两者在艺术、宗教和哲学中的中介那里。
根据以上梳理,我们的确可以如W.施米德科瓦齐克(W.Schmied‐Kowarzik)、M.鲁道菲和T.巴赫(T.Bach)等人主张的那样,把谢林1799年体系化地展开的那种自然哲学,看成促使谢林走向哲学的一种绝对体系的思想的真正驱动力。而且我们也可以看到,作为体系第一部分的自然哲学的基本思想,在之后的同一性哲学时期即1801年至1806年间,仍然得到不断的阐发,尽管其在表述形式上有多次修正,内容本身并没有原则性的改动。谢林的关怀始终都是,将自然把握为绝对者的永恒生成过程,并始终通过自然从自身中产生出的诸种形态去理解自然。最后,在转向对人类自由的重要研究之前,谢林1806年的《自然哲学箴言》[12](Aphorismenü die Naturphilosophie)是他当时自然哲学研究的收官之作。谢林在其中再次强调了支撑着他整个自然哲学的基本思想亦即:无限创造性、作用在现实的自然所有形态内的生存本身:
在所有个别现实那里,正是生存本身是无根据者和无限者,即那种唯有从其自身去理解的东西(SW.VII,S.19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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