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节 先验哲学的反思特征
System中的工具命题,凝聚并凸显了艺术直观作为对整个先验哲学体系构成的一种建设性解决的意义。在此不可不辨的是,在谢林那里,艺术之作为哲学体系的“官能和工具”这个命题有其完全清楚的范围界定:这种情况仅指在先验哲学体系那里。所以,对艺术作为先验哲学的“官能和工具”的这种肯定性意义进行审查,首先就要求我们搞清楚先验哲学是怎样一种哲学。还在其体系尝试的起步阶段,谢林在1796年的Briefe中就已谈道,每种哲学体系都会在那里找到:
其真理最可靠的试金石:不仅此前不可解决的难题很容易解决,甚至于引发了本身全新、迄今并未想到的问题(SW.I,S.330)。
谢林的这句话正是着眼于先验哲学而言。他认为先验哲学有一种独特的有效性,这表现为,它主要不是借助于一些特定的解决,而是通过一种提出哲学问题的特定方法表明自身的特点。先验哲学之提出问题,来自于对哲学思考本质的这种洞察:哲学是与自我理解这一“有限知识活动”有关,并且仅当人们意识到这个事实之时,哲学的难题才可能在方法论上充分解决。而在哲学这一自我理解活动中,谢林视艺术为方法论上的“试金石”。
回溯到康德思想那里,可以发现,事实上我们是通过康德才意识到哲学思考的这种特征,因为是康德的KrV第一个把它树立为哲学思考的独特品质,并把这种独特品质称为“先验的”:
我称所有此种认识为先验的,其从根本上说,不是致力于诸对象,而是致力于我们对诸对象的认识方式,就此种认识方式应当是先验地可能的而言[1]。
康德已经洞察到,哲学或可能的形而上学并非要理论地去处理一种特殊的超验对象,而是,在哲学这里,事情根本上关系到对作为整体的知识活动提出自我辩护。就此来说,谢林的先验体系建构,他的赋予艺术以哲学体系之内的工具功能,本身是对康德批判的先验思考的一种连续的贯彻和发展。
不难看出,一种这样地把自身理解为对知识活动的自我反思的先验哲学,它的切入会直接引发知识活动与其自身关系的难题,因为知识活动在此既是理解的活动又是被理解的活动。这个难题是自我反思的难题,因为先验哲学理解活动在此的标志性特征是反思。这种哲学试图理解自身:它不但要反思自己那些必然和本质的要素,还要去确证自己的知识活动的论证原理。也就是说,先验反思一旦开始,就必然与自己或与要在反思中把握的那个知识活动处于对立之中。于是先验哲学的思考本身实现在一种双向运动中:它不仅向着诸原理这个方向运动,同时也从诸原理返回到自身。一方面是知识活动原理的在先行动,另一方面是原理在知识活动中的保存和实现;哲学思考的这两种运动彼此不可分割。
在1796年的Erl-utrung的第三节,谢林即给出了先验哲学体系的一个纲要。先验哲学以那种意识到自己的知识活动的生发亦即“自我意识的历史”作为内容(SW.I,S.382)。这一体系的出发点是直观其自身的那种活动,这一体系的内容就是那个过程,其中这种活动达到了它自己的概念。也就是说,先验哲学体系的目标就是,从作为一种直观自身的活动的知识活动的基本规定出发,去把握那种知识行动的可能性,体系即随着这种知识行动开始,而知识活动则在这种行动中把自己规定为那种直观自身的活动。
在这种直观自身的活动那里,必然能区分出诸趋势的一种双重性;它必须思考为一种返回到自身那里的活动。这种对自己进行反映的活动必然创造出一种产物,其中两种趋势相互贯穿。在创造产物内自我直观的这种反躬自身的活动变得可见,而创造产物由此变成了那种最初的形式,自我直观的活动正是于其中对自身变成客观的。然而,由于自我直观的这种趋势本身是无限的并把自己直观为无限的,于是它把自身也表述在创造产物的一个无限的序列中。迄今为止,自我直观的活动本身还仅仅客观化在其创造产物那里,迷失在其中。所以在对自我意识到的知识活动的先验发生这里,迄今为止,演绎的只是一个尚未把自己与对其对象的知识区分开,而是将自己完全外化于自己的对象中的知识活动。
而借助于对自我直观的原初行动的一个自由的重复,也即,那种将自己表述在诸创造产物中的活动现在直观自己,它于是将自己从其诸创造产物中扯出,把自己区别为不同于其“对象”的那种“直观”(Ibid.,S.394)。而由于这种活动将自己直观为不同于其对象的,在判断中产生了直观和概念的统一性设定。但是,精神使自己脱离客体所凭借的那种行动,本身只能从精神的一种自我规定去解释。“精神的那种自我规定叫做意志活动”(Ibid.,S.395),也就是说,精神无非是作为那种意志活动、自由的自我规定而存在,它恰恰在其中将自己规定为精神。但是,就对意志活动的这个行动来说,精神为成为精神而规定自己而言,精神在它的这个行动中就是它自己的行动的对象客体。成为自己的对象意味着意识到自己。所以在意志活动的这个行动中,必然有“自我意识的最高条件”被发现(Ibid.),如果自我直观的这种活动在这个行动那里意识到了它自己。以此达到了这样的一个点,那里知识活动认识到其本质,意识已经变成自我意识。那种其中描述自我意识之历史的哲学体系,于是随着对这个行动的可能性的洞察而闭合:它本身是始于这个行动的。
如果说用上述方式先行勾勒了先验哲学体系的进路,那么在System中已能找到对这个体系的一个完整实施。先验唯理念论以此“不仅一般地,而且通过这个行动本身”证明了自己(SW.III,S.330)。不过在这里,让我们暂时搁置考察的主要关怀也即在“体系”那里先验哲学完成为关于艺术的哲学这一事实;首先来看一个对先验哲学的理念具有决定性的思想,它就是先验哲学的“任务的限制”,这是谢林在System的导论部分和以“关于先验唯理念论的原理”为题的第一章中极为清晰地说出的思想,它鲜明地突出了先验哲学的反思性。
初看起来,由于先验哲学接受的任务是,在其真理中去理解现实性或知识活动,于是先验哲学在知识活动方面并没有什么限度。对知识活动本身的反思就发生在先验哲学的体系之内。按谢林的看法,规定了整个体系的这个先验哲学的切入,知识活动对自身的反思,甚至于唯有在这种哲学里才可能作出。果真如此,先验哲学的限度就不过是像费希特理解的那样,自由地限于这种反思。但实际上按照谢林的洞察,先验哲学的限度在于,它从一开始就已经把知识活动的一个必然的,根本的因素排除在考察之外,那就是它“从开端起就同所有的客体性东西决裂,仅考察主体性的东西”(SW.III,S.354)。
在所有知识活动那里,都有一种内容被意识到和这一被意识到本身的被意识。被意识到的东西,谢林称之为与知识活动中的主体性东西(亦即知识活动的那种自我知识的活动)相对立的知识活动中的客体性东西或对象。尽管在先验哲学中是作为自我意识历史的必然因素得到演绎,然而在这里得到推导的只是知识活动根本上的内容,而不是在其可能的内容多样性中的内容。先验哲学致力于这个问题,这种内容——如其在它本身那里可能生就的那样——是以何种方式被意识到:是以直观的方式、以概念的方式抑或以自由行动的方式,如此等等。先验哲学推演这些不同的必然形式,其中存在着知识活动中的内容,而这种内容的多样性则不在考察之列。
先验哲学在任务方面的这个局限本身无可指责,首先就“因为自我可以完全任意地限制自我的任务,但却不可以[将它]任意地扩展到某种我们事先即必然已看出,永远不在自我的知识活动范围内的那种东西那里”(SW.III,S.358)。也就是说,先验哲学的“任务的限制”表达的只是先验哲学对自身限度的意识。到此为止谢林是同意费希特的。但谢林并未止步于此,而是进一步提出,如果有一种哲学的科学以充分的理由处理先验哲学所搁置的难题的话,那么先验哲学必将承认它是对自己的补充。
很显然,以指出我们知识活动的真理并以确保关于其自身的知识活动为己任的那种哲学,其本身必须具有科学性和体系性的特征,这才能为它自己的陈述要求确定性。但这样的一种哲学只能实现在一个体系中,此体系从一个绝对确定的原理出发作出一些陈述,它们都借助于这个原理得到其本身的确定性。所以一个在其本身那里是绝对确定的原理,必定能使这整个的哲学知识活动成为确定的。然而,由于确定性的原理和知识活动的真理反过来又只能在知识活动本身中被发现,所以哲学的知识活动就在于,在知识活动当中为自己提出辩护。而且它的知识活动的特别之处就在于,它是一种自己确证自己的确定性的知识活动。哲学的体系就是知识活动的自我确证化活动的整体。知识活动的这种自我确证化必须这样发生:在所有的陈述那里,对知识活动的那种实现于其中的行动进行反思并揭示,根本上如何从这个知识活动的现实性中产生这样一种可能性——把自己实现在诸陈述中的知识活动中。
显然,在这样一种哲学那里,那种绝对确定的东西亦即原理只可能是这个理性反思行动本身。在这个反思行动中被意识到的不是别的,正是知识活动指向它自己,意识到它自己就是知识活动,在那里,知识者即主体与被意识到的东西即客体或对象是同一的,它是主—客体,在它那里思考活动和所思考者是一体的,它是自我;在那里并非是某物被直观,相反:在那里直观活动在直观自己(理智直观)。所以说这一原理的确定性并不是由其自足的形式,其自我论证的形式所引起,它的确定性不如说是因哲学持续地运动于其中的反思行动而来。而这意味着:这反思的行动并非无条件确定的,它是在自己现实地得到反思的那个瞬间才变成了无条件的确定性。所以既不能将反思的这个原理客观化在一种最高级的基本定理中,也不能将这种最高定理理解为某种确定的或理论上可知的东西。此种反思活动的原理就是这种反思本身,这种哲学的原理就是哲学思考本身。
那么,如此被规定的原理怎么能够是原理?怎么能从它展开一个体系、怎么能从它得出结论?为了实现这个诉求,那种无条件非客观的,不可固定的东西必须被客观化被固定,但又不能失去其原初的特性。这只有通过此种情况才可能:哲学思考本身作为活生生的反思,运动在从它自身中客观化出来的两极之间。反思在体系中显现为一种生成活动,从一个非现实的开端向一个不可实现的结束的一个“成为现实的”生成活动。开端即是自我直观的无限活动,一种涌出自身的趋势和一种返回自身的趋势的二元性,这种自我直观本身体现在必然的创造产物的一个特定序列中,直至它最终在自我意识那里对自己完全成为客观的。然而,自我意识的这部历史决不能理解为一个客观地运行着的,可从外部观察和描述的过程;在这里进行的知识活动建构只是反思的运动,它只是对那种进行哲学反思的人才是可实现的。也就是说,知识活动的这个先验发生学,描述的只是对反思的知识活动的那种知识活动的产生,而不是客观的产生例如历史式的产生。
从对作为一种反思的哲学知识活动的规定也可推知,这种知识活动总是仅仅关系到其所反思的那种知识活动,反思作为对一种未被确证的知识活动的证实,作为对全部经验的解说总是仅仅关系到这种未被确证的,事实上的知识活动。也就是说,反思从根本上说不可终止,必须把它思考为持续的任务;它的结束只会是它的自我扬弃。
因此,作为整体的知识活动中本身的这种规定性的反思因素,就在要求那种向这知识活动完全把自己揭露出来的东西。必须在纯粹的反思、在意识那里,将这一哲学的公设——创造自然的无意识活动与体现在意志的有意识活动中的同一性指证出来,以“返回到其原理”那里(SW.III,S.349),完成先验哲学体系的知识活动整体。正是在此时,艺术直观的体系意义凸显出来,因为在意识那里,唯有美感活动“同时是有意识的和无意识的活动”,并且意识自己已经发现,“任何艺术作品都必须理解为这样一种[美感]活动的创造产物”(Ibid.)。在这个思考路径中,谢林在System的导论中指出:
也就是说,艺术的观念世界与诸客体对象的实在世界乃是同一个活动的创造产物;(有意识活动和无意识活动)这两者无意识的同时发生造成了现实的世界,它们的有意识的同时发生则造成了美感的世界(Ibi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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