艺术在先验哲学体系内的关键地位

第二节　艺术在先验哲学体系内的关键地位

对谢林来说，作为体系即知识活动整体的哲学，必须将环节化的实在整体建构为一个本身构型在知识活动中的可企及的东西。而按照他的观点，一个“体系”之可能存在，并不是通过去发现各种客观存在的事物，也不是通过集合各种个别事实。唯有以理智直观去内在地“直观产生”，哲学地重构诸基本关系，展开基本规定活动和总体关联的那种能动的活动，才能真正引向一个知识体系的构成。所以他的先验体系是一种通过本身的知识生发过程标志出来的哲学。而构成这个体系所要求的理解方式是理智的直观：它具有那种将在理解自身中产生的知识整体进行现场化的能力。

如果说“自然”对谢林还是一种非明确方式的理智直观，一种在直观的和形象的作品内部的自我理解活动的话，那么对他来说，自我意识已是这同一种自我理解活动的一种明确的实现。也就是说，谢林在其自然哲学中达到的洞见，那个作为永恒创生活动的“主体的自然”，已经是一个客观地进行着自我规定的创造性原理的概念。谢林凭借这个概念达到一种先验存在论，对他来说，自然所代表的那个“实在的体系”于是与先验体系得以统一。现在“主体”不再有优先地位，因为谢林体系的先验原理是前意识和明确的自我实现之间的“同一”。于是对自然的理解活动也无需借助于将“主体的”诸形式套用到一个“客体”上；不如说，对自然的理解活动已经可以是一种“回忆的”自我理解活动。

使得自然与自我如此贯穿的，乃是“绝对者”。“绝对者”也正是联结主体与客体的先验纽带。在谢林先验哲学这里，绝对者已经是先验的基本原理本身。谢林克服了康德的概念，取消了先验性与一个“主体”的必然联系，现在先验性仅仅是那种面对“主体还是客体”的抉择必然呈现为那种“既非—又非”的东西或“居间”本身。从这种切入这里，谢林坚持一种实在论方向的自然哲学的建设，以其补充被自我意识的前在秩序所规定的“唯理念主义”哲学。谢林交互地从自然和自我意识这两个方面出发，对理智的活动提出了双向的整理重构，使哲学的两个基本方向——实在论和观念论——从中呈现。这是一种思辨的努力，在哲学的两种基本论证立场上把主体和客体的那种“既非—又非”或“居间”，证明为本来意义上的先验原理。

这种作为知识体系原理的“绝对者”，作为知识体系的目标从来无法客观化，相反它处于知识活动彼岸，因为它是主体与客体、自然与自由、理论理性与实践理性的“绝对同一性”。然而按照谢林的看法，理性一直都有两条“出路”能够超出日常意义上的现实去贴近这一“绝对者”，它们正是“诗和哲学”这两种理智的官能，因为如System导论所说，

诗使我们跻身于一个理想世界中，哲学则使现实世界完全从我们面前消失（SW．III，S．351）。

也就是说，在理智直观那里，理性能够存在于这种绝对同一性之内，正如这一绝对同一性也在通过“天才”为艺术作品的起源提供证据。理智直观及其客观化形态艺术直观就是指向知识与实践、观念世界与实在世界中的这一绝对同一性的内在官能，它们是每一理性生物都具备的能力。按照康德的谨慎看法，发生在艺术作品中的自然与自由间的这种交换和融汇确乎指向一种超感性的统一性基础，但哲学无法为主体解说它。谢林却相信，借助于理智直观可以将这一“整体”现场化。因为在主体和客体彼岸的这个整体既不可能是一个在主体内的理念，也不可能是一个外在于主体的事物。并且，由于艺术作品在现实中以象征表现了这个整体，这种“存在自身”，它就为理智直观提供了见证。艺术将先验直观带入一个有限的形态，使之在“生命”中表达出来。在其体系努力中，谢林在理智直观与美感直观之间实现的这个变换，十分关键：正是借助于对理智直观与审美感直观作出的这个贯通，后者能够成为前者的媒介和见证。

艺术哲学由此必然成为先验哲学的一种自我知觉。谢林要在整体上规定先验哲学的理解方式和运作。在这种体系的总体关联中，谢林发现了艺术作为先验直观的一种试金石的重要意义。对他来说，正是在艺术直观这里，那个理解着自身的创造活动的整体借助于艺术的创造活动变得可以直观。这个举措无疑是对康德第三批判的一个重要发展，因为按照谢林现在的阐发，正是艺术的创造活动而非“鉴赏判断”能够为确证其自身开端的哲学体系提供服务。所以他通过自己在System中的“工具构想”赋予艺术一个举足轻重的地位：艺术作品是对体系的必然补充，是先验原理的一个见证。艺术的概念就在于，它是哲学的“官能”（Organ）和“工具”（Organon）。

对这一服务于哲学的艺术概念，谢林并没有依赖于概念定义的阐释方法，而是借助于展开整个先验哲学体系的进程，也即通过直接展开理智直观去提供证明，正如他1800年的System中的整个先验推演所证实的那样。在先验哲学思考这里，把理智直观作为体系哲学原理推演的出发点是必然的，正是理智直观根本上给出了体系建构的任务，因为它要求：必须在体系中推理地，通过一系列的中间步骤一步步地把体系即“知识的整体”产生出来。整体在此借助于一种方法变成客观的和可想象的：演绎要从一系列的现象的分裂走向综合。但也正是在先验哲学这里，体系思考遭遇了自己的悖论。依靠通过一系列的中间步骤一步步地将整体产生出来的做法，恰恰无法企及整体本身，因为绝对同一性最终只有借助于一个完全完成的体系才能变得客观化；而这样的一种体系对有限理性来说必然是个“无限的任务”。谢林在此看到，如果体系要完成其任务，即在体系的完成部分最终总结地确证其理智直观的开端，就必须求助于作为一种“官能和工具”的艺术。借助于这个工具，整体本身能够成为客观的，而不致因方法论的分裂而沉没。只有体系向艺术求助，方法论向“天才的作品”求助（SW．III，S．616），哲学才能完成它的任务并把知识活动的最后根据凸显出来。

在这个艺术作为哲学体系之工具的命题中，也包含了谢林对认识活动的局限性的洞察。即使在谢林以其理智直观的构想努力克服康德宣称的人的主体性与“直觉的知性”完全的分离，以便为先验哲学的一个体系提供证据的体系建设那里，完整实现这样一个体系，也再次表现为对立于思维活动的推理难题。因此谢林的体系要在人的“生命”那里保持住作为前提条件设定的理智直观的话，它就亟需一个结束。而此时，正是艺术，作为一种非推理和非思维的理解方式，闭合了体系的圆圈；因为，正如谢林以一个先验体系推演及其最后的环节，一种“艺术—哲学”的推演所证明的那样，艺术恰恰能够在人的主体性那里证实康德曾断定人的理性不得拥有的那种“直觉的知性”。

按照谢林在System中的建构，体系的结束将会在那个瞬间企及：此时自我将它对自然的理解活动洞察为一种自我理解；然而与这样的一个点相应的、无所不包的体系，由于人类认识的有限性和推理性，是不可企及的。因为无论是理性的知识活动和还是理性的实践行动，本身都一无例外地与主体和客体的分裂紧密结合在一起。只有艺术能够完成一个“奇迹”，即把绝对同一性设定在作品中，并补足自由的理智直观所建构的体系这种“不完整的作品”（SW．III，S．618，616）。而只有借助于这种补足，体系才能成为理智直观肯定性地构成的东西。于是在哲学史上破天荒第一次，艺术凭借其真理功能，作为先验哲学的“官能和工具”被设立在哲学体系之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