推崇科学知识，批判经院哲学和诸“假相”

第一节　推崇科学知识，批判经院哲学和诸“假相”

培根有漫长的政治生涯，阅历甚深，处理过不少重大的现实问题，有明确的社会政治观点。如主张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实行均衡贸易，开展对外扩张，在政治上反对“君权神授”、“君权无限”；又极力维护王室关于专利的特权，强调对女王的忠诚和“消除叛乱的萌芽”等。但是，培根作为英国资产阶级和新贵族的思想代表，在历史上占有重要地位，主要在于他在哲学上主张复兴科学知识，反映了在封建社会面临崩溃、资本主义因素迅速增长的时代新兴资产阶级要求技术发明和革新，提高劳动生产率和增加物质财富的愿望。可以说，培根感受到了新时代的脉搏跳动，比较理解新时代的时代精神；他的哲学是“时代勇敢的产儿”。

培根十分推崇科学知识。他的哲学认识论也是从论述作为对自然的认识结果的科学知识本身的价值开始的。这集中地体现在他的“知识就是力量”⁽⁵⁾的判断和口号上。他认为，在彻底摆脱中世纪专制主义和宗教神学统治的斗争中，最重要的就是要获得科学知识。科学知识是“照亮隐藏在世界深处的一切秘密的灯火”，没有关于自然的科学知识，人类就会永远愚昧、落后；有了关于自然的科学知识，人类就能控制和驾驭自然，增加财富，实现尘世生活的幸福。他以此判断和口号激励人们高度重视科学技术事业的发展，提高征服自然的能力，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并强调这是人类的普遍利益，说：“在所能给予人类的一切利益之中，我认为最伟大的莫过于发现新的技术，新的才能和以改善人类生活为目的的物品。”⁽⁶⁾按照法灵顿的观点，“知识就是力量”乃是培根哲学中的“日月之食”。

从理论上说，培根关于“知识就是力量”的判断和口号蕴涵着服从自然和征服自然相互关系的合理思想。在培根看来，人类应当尊重自然，服从自然，去获得关于自然的知识。其《新工具》的第一句话就是“人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⁷⁾。他以此箴言肯定人类对自然的服从和认识的必要。但同时他认为，科学知识本身不是目的，只是驾驭自然的工具。人类不能仅仅停留在观察和认识自然上，消极地受自然的摆布，还应当积极地运用关于自然的知识去征服自然，创造生活的幸福。另一方面，他又认为，人类支配自然的范围和程度以及人类活动的方式都将受到所获知识的范围和程度的制约。或者说，要支配自然就必须要有关于自然的知识，“要命令自然就必须服从自然”⁽⁸⁾；并且人类有多少知识，就有多少支配自然的力量。因为，真正的知识乃根据原因得到，是以掌握自然规律为内容的；因此，知道了事物的原因，掌握了自然规律，借助于自然的统一性，人们就能发现从未发现过的东西，实现从未实现过的东西。“在思考中作为原因的，就是在行动中当作规则的”，“由于形式的发现，我们就可以在思想上得到真理而在行动上得到自由”。正是基于这样的思想，培根坚信人类知识本身就是一种巨大的力量，断言：“人的知识和人的力量合而为一”，“达到人的力量的道路和达到人的知识的道路是紧挨着的，而且几乎是一样的”⁽⁹⁾。他在这里把认识自然和征服自然统一起来了；正确地认为两者乃手段和目的、必然和自由的关系。

培根在推崇科学知识，强调知识是一种“力量”时，还认为知识不仅是驾驭自然的雄伟力量，还对变革社会有巨大的作用。我们看到，在《新工具》里，培根曾指出野蛮人、文明人的分野是以对知识掌握、利用的程度为标志的，把知识看作人类文明的基本要素和社会发展的基本标志。他还论及中国的指南针、印刷术和火药等三大发明的“力量，效能和后果”⁽¹⁰⁾，指出它们在航行、学术和战事方面改变了整个世界的面貌和状况。他甚至这样说过，这是任何政权、任何学派、任何杰出人物对人类事业的影响都不能与之相比拟的。“因为发现之利可被及整个人类，而民事之功则仅及于个别地方；后者持续不过几代，而前者则永垂千秋。”⁽¹¹⁾应当说，强调知识是“力量”，这是培根对知识看法的核心和特点。对他来说，人既是自然的仆役和解释者，又是自然的主人和统治者。这是他感受到资本主义需要发展生产的结果，也是他对文艺复兴时期注重人的价值和理性，强调科学反叛教会的精神的继续和发挥。这在中世纪宗教神学和经院哲学蔑视自然贬损科学知识、视科学为神学的侍婢和知识为罪恶的文化背景下是很可贵的。可以说在人类历史上，若第一个认识知识的巨大价值的阶级是资产阶级的话，那第一个真正揭示了知识的意义的学者便是培根⁽¹²⁾。

当然，培根关于“知识就是力量”判断的理解和运用并非没有局限。第一，带有抽象地看待知识的作用，把它夸大为一切社会生活的决定力量的片面性。如他在《新大西岛》中所描绘和向往的理想社会，就是一个通过科学技术促使生产发展和生活富裕的资本主义社会；在这个社会中支配一切的是高度发展的科学技术和集中了一切科学家的“所罗门之宫”。其实，在当时欧洲和英国封建社会大变革的序幕时代，提倡科学知识能发展资本主义生产力，为社会由封建主义到资本主义的变革开辟道路，但这并不等于它就能取代社会的政治革命，直接地促使这一变革的来到。科学知识的存在和发展及其作用的发挥，归根结底要受社会一定的生产方式所制约。第二，具有神学的不彻底性。培根一生有很长时间热衷于功名利禄，这使他在实际上对科学的任何一个部门都没有作过深入的探讨。他合理地认为他将要建造的科学大厦不是一个人或一代人所能完成的，打算把这一建造工作留给别人去作；但他本人大大落后于当时科学发展的实际水平，这也是事实。如他对同时代的同胞耐普尔的对数表的发明毫不留意；他对开普勒1609年发表的发展哥白尼学说的《新天文学》并不信服；他根本不了解近代解剖学的先驱维萨留斯的成果；甚至他对他的私人医生、著名医学家哈维关于血液循环的研究和发现似乎也茫然无知。这种对当时自然科学新成就的漠视，显然影响了他的哲学水准。如他认为，肤浅的科学认识停留在事物的表层，使我们与上帝疏远；深刻的科学认识追求事物的最高因，使我们体会到上帝的奇妙创造和全智全能。由此他提出了“知识是滋养信仰最完善的养料”的命题。在他看来，上帝创造人就是要人认识万物，征服自然；所以科学愈发展，人们征服自然的能力愈增强，就愈能表现上帝的意志和力量。但是，整个说来，培根关于“知识就是力量”的判断是洋溢着生气勃勃的新的唯物主义精神的。它激励人们解放思想，奋发有为地去探求自然的奥秘，对近代欧洲科学和生产的发展是巨大的推动；同时也表明，新兴资产阶级在为自己利益而斗争的过程中规定了哲学的目的在于复兴科学，开始把认识论问题提到了哲学的首位。

培根在宣传“知识就是力量”，提倡科学知识的同时，开展了对经院哲学和诸“假相”的批判。在他看来，经院哲学和人心中的诸“假相”仍是人们获得和发展科学知识的真正障碍。因而这实是同一问题的两个方面，即科学的伟大复兴的建设方面和“破坏”方面。

培根在审察和估量当时欧洲科学知识状况时曾指出，作为人类关于自然的知识的科学自在中世纪被贬低为神学的侍婢以来，“既不景气，也没有很大的进展”；仔细地“巡视”那浩如烟海的各种科学书籍，就会看到它们从形式到内容“都在不断重复同样的东西”，“说古话，引古事”，照搬照传，根本没有给人类知识宝库增添新的方面。因此，“现有科学不能帮助我们创造新的工作，现有的逻辑不能帮助我们建立新科学”。他认为，造成欧洲学术界这种状况和弊端的根源乃在于指导人们从事科学知识的理论和方法——经院哲学那里。“就现在的情形而论，对于自然的研究也被经院哲学家的总纲和体系弄得更加困难，更加危殆了。”⁽¹³⁾这样，培根就把斗争的锋芒直接指向了经院哲学本身。

首先，培根揭露了经院哲学体系脱离自然、脱离生活的抽象思辨的性质。他指出，经院哲学家们不但身子被关闭在僧院和学院中，而且智慧也闭锁在狭隘的阴洞里；他们所谓的理论，只不过是凭着自己头脑的极度的智慧巧思编织出来的“繁重的学问之网”。他认为，这种“学问之网”，从概念到概念，从命题到命题，一连串的三段论式，看似“精良宏博”，精细严密，实是玩弄概念的文字游戏；它能谈说，不能生产，富于争辩，无实际效果，空空洞洞，是完全无益于人们对自然的认识和对世界的改造的“堕落的学问”。其次，培根揭露了经院哲学体系的宗教神学的神秘性质。他指出，经院哲学是不以自然界和现实生活为研究对象，而以神学和教义为注释对象的，实为“神学和哲学的混合物”。如他写道，“经院哲学家尽量把神学归结为严整的条理秩序，把它弄成一种艺术，最后把亚里士多德的富于争辩性而荆棘丛生的哲学勉强和宗教的体系结合起来”；经院哲学家“力图从哲学家的原理中把基督教的真理推演出来，并且借他们的权威来证实这种宗教真理”⁽¹⁴⁾。他还斥责经院哲学要求人们严格尊奉神学教条的观念行事，围绕着“圣经”打转转，绝不许逾越神学的禁区；说它“深怕在对于自然的研究中会找到某种东西来推翻或者至少动摇宗教的权威”⁽¹⁵⁾，其结果就斩断了勤劳的精力和刺激，抛弃了经验本身的机会，压抑了科学，使科学如神灵一样受到崇拜和赞礼，却“不会移动或前进”。

培根对经院哲学的批判是尖锐的和切中要害的。就在这种批判的基础上，培根明确地宣布，经院哲学是科学发展的主要障碍和敌人，并把受经院哲学支配的现有科学比作古希腊神话里的女神斯居拉，说它有个“处女的头脸”，而腰间却布满着“狂吠的妖怪”，实是一个不会生育的修女；同时强调哲学的目的在于认识和解释自然，哲学和科学应真正建立“合法的婚姻”，生育儿女，以减轻人类的贫困和灾难。

培根还着重批判了人心在从感觉和物体行进到公理和结论的过程中具有的幻相和偏见，这些幻相和偏见也影响和妨碍着人们对自然事物的正确认识，是人们陷于错误认识的思想根源，他称之为“假相”。培根在《新工具》中根据这些“扰乱人心的假相”的起源和性质，把它们归结为四种，即种族假相、洞穴假相、市场假相和剧场假相；并对它们一一加以评说。这就是其著名的假相学说。

第一，关于种族假相(Idolatribus)。培根认为，人们在认识自然事物时不是从事物本身出发去认识事物的本来面目；而总是习惯于把自己的天性掺杂到事物中，当作事物的本性，从而歪曲了事物的真相，陷入谬误之中。例如，人类在从事活动时总是抱有目的的，因而在进行认识时也就习惯于持目的论观点，把事物看作有目的性的。人们的理智还习惯于设想自然现象中存在着本来并不都存在的条理、秩序等。他对此还作过这样的解释，说“人的理智就好像一面不平的镜子，由于不规则地接受光线，因而把事物的性质和自己的性质搅混在一起，使事物的性质受到了歪曲，改变了颜色”⁽¹⁶⁾。培根认为，这种心理习惯即幻相和偏见乃由人的认识能力本身的缺陷所引起，为人类固有的天性所致，叫做“种族假相”。“种族假相”的基础就在于人的天性之中，就在于人类的种族之中。这种假相因而具有普遍性，即是人人都具有的；也具有必然性，即是人们在认识事物中不可避免和不可克服的。培根对“种族假相”的揭露和否定显然表明，他坚持从自然事物出发去认识自然事物的唯物主义观点。但是他把产生这种假相的基础归之于人类的天性，认为人在认识自然事物中普遍地必然地会产生这种假相，这则是一种先验论的错误观点。

第二，关于洞穴假相(Idolaspecus)。培根认为，人们在认识自然事物时，由于“每个人都有他自己所特有的天性”，在性格爱好、与人交际、所受教育或所处环境等方面各异，而形成不同的幻相和偏见；这些幻相和偏见使人们看事物往往从自己特有的条件和角度出发，从而歪曲事物的真相，陷入谬误之中。培根借用柏拉图关于洞穴的比喻把它们叫做“洞穴假相”，即犹如“坐井观天”，人们栖身于自己的洞穴中来观察自然事物，受狭窄天地的限制，致“使自然之光发生曲折和改变颜色”。例如，在科学的认识中一些人看重事物的区别，另一些人看重事物的相似；一些人“极端崇拜古代”，拘泥于以往的认识，另一些人“极端爱好新奇”，热衷于时髦的观点；一些人只注意事物的个别方面，另一些人只注意事物的整体结构，等等。这种假相和种族假相不同，其基础是个别人的肉体、灵魂和素养而不在于人类的天性，因而具有后天的性质，而不是人们先天固有的；它含有特殊性和差异性，不同的人有不同的假相，而不是人人所共有的；并且它也是易避免和克服的，而不是相反。培根对洞穴假相的揭露和否定显然表明，他反对人们在认识中只见树木不见森林的片面性；强调人们的理智应注意“保持平衡和清醒”⁽¹⁷⁾。

第三，关于市场假相(Idolafori)。培根认为，社会上的人们是通过语言来表达认识、交流思想的；但是“语词的意义是根据俗人的了解来确定的”，如果语词选择和确定得不当，就会限制人的思维，使之“陷于无数空洞的争辩和无聊的幻相”。这种在人们交际中因误用流行的不确定、不严格的语词而形成的幻相和偏见，叫做“市场假相”。它之扭曲和影响人们的认识和交际，犹如在市场的买卖中以劣货充优货、以假货充真货而影响人们的交易一样。例如，命运、火元素等是不存在的，人们却偏偏制造和使用一些语词来虚构它们的存在；有些语词其意义含混不清，使用它们必陷入无休止的争论中。培根宣称，“市场假相”是一切假相中最麻烦的一种假相。如他指出，那些试图超出对事物通常解释的科学家，常常受到语言中所包含的对事物的错误划分线的阻碍；因为语词既然具有约定俗成的性质，因此“当一个更敏锐或更勤于观察的理智要改变这些线来适合自然的真正划分时，语词从中作梗，并且反抗这种改变”⁽¹⁸⁾。培根对市场假相的批判揭示了语言对思维可能发生的限制或影响和哲学、科学中乱用概念、流于诡辩的思想根源，强调了语言概念的确定性和真实性。但他要求人们在形成事物的概念时不允许有异议的概念发生和存在，这就把人的认识过程简单化了。

最后，关于剧场假相(Idolatheatri)。培根认为，人们在认识自然事物中又往往像“着了魔”似的崇拜传统、权威，从而使人们的思想受到束缚，陷入谬误之中。这种由于对传统权威，尤其是古代哲学体系的盲目崇拜，把流行的哲学教条移植到人心中而形成的幻相、偏见，叫做“剧场假相”。在培根看来，流行的哲学体系都不过是舞台戏剧，以一种不真实的幻景来表现哲学家自己所创造的世界罢了。如以柏拉图为代表的“听任其幻想驰骋，要想在神灵鬼怪中去寻求科学的起源”的迷信哲学，以炼金术士为代表的仅凭少数暧昧的实验就“推导和构造各种体系”的经验哲学，尤其是以亚里士多德为代表的只凭“玄想和个人的机智活动”的诡辩哲学等，它们都是“虚幻哲学”，看似精致和令人悦目，实却远离真实世界；对它们盲目崇拜，必定妨碍科学的发展。培根对剧场假相的批判揭示了当时哲学、科学不能获得长足进步的主要的认识论根源。特别是他在批判中曾援引奥卢斯·吉利厄斯的《雅典之夜》中的话，说“真理是时间的女儿，并不是权威的女儿”，强调：真理的发现“必须求之于自然之光亮，而不能溯求于古代之黑暗”；“我们完全可以希望从这个时代得到比古代更多的东西，因为它是世界上更进步的时代，并且储藏着无限丰富的实验和观察。”⁽¹⁹⁾

这些就是培根为进一步清除科学发展的障碍而阐述的假相学说的基本内容。培根对诸假相的揭露和对经院哲学的批判是有区别的，其使命在于揭示人们的认识产生错误的思想根源，目的是要人们“以坚定而严肃的决心”清除人心中的各种偏见，“使理智完全得到解放和刷新”。这种揭露与罗·培根的“四障碍”说相比，显然是一种更为深刻的进展。但是另一方面，两者又有联系，即培根的假相学说其矛头归根结底是指向经院哲学的。因为在他看来存在于人心中的诸假相是在经院哲学长期占统治的背景下形成的，或者说它本质上就是经院哲学直接影响人心的结果。如所周知，正是经院哲学用目的论等谬说来看待和解释自然；以神学“教育”培植了人们的偏见；以专事空洞的诡辩，编造各种三段论的体系来迷惑人心；并以亚里士多德主义为理论基础，奉之为绝对权威。因此，培根的假相学说可以说也就是从认识论根源的角度对经院哲学各种弊端的揭露；是他直接批判经院哲学脱离自然、论证神学的唯心主义本质的继续。当然，培根的批判和揭露是有局限性的。主要如：以为人们认识上的错误“纯然”在于人的心灵被幻相、偏见侵害所成，不甚懂得其原因是多种多样的，忽视了经院哲学和诸假相产生的社会历史根源；以为一旦清除了这些认识上的障碍，人们便能进入以自然王国为基础的人的王国，科学便能迅速发展，有绝对否定谬误和追求终极真理的意向。

总起来说，像培根那样推崇和提倡科学，对经院哲学和“扰乱人心”的假相的批判，在近代哲学史上还是第一次；这解放了人们的思想，推动了科学的发展，是培根作为近代唯物主义开拓者的历史贡献。培根对科学的提倡和对经院哲学与诸假相的批判是培根哲学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提倡和批判使培根提出了研究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任务；乃是他创立近代唯物主义经验论和制定归纳法的大前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