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类的宗教性

对于宗教，我们的思考和观察已从不同的地方触及了，但对其本质和价值并没有给予充分的评价。假如我们要解决此问题，就算精神生活的进行多数藏在人的意识里，也必须认定含有宗教的因素。如同生活转向独立自主，并不是从个别点开始而是从整体出发，所有真正的精神活动都要得到整体生活的支持。这不仅仅暗示着心力的上升，也暗示着生活过程中的内在变化。前面说过，真正的精神生活需要战胜主观能力和对象活动的对立才能够成立。同时，如不提高到充足的行为性，就不会产生出独立自主和生活内容。人的劳苦来自于自我，但这仅从主观层面而言，并没有深入到创造，所以并没有成为充实的实有。只有涵盖人性，并将其导入自己潮流的整体生活中，才能战胜巨大的差距，把普遍的愿望转化为行为和创造。如此一来，从形成最内在而独特的事物而言，人随时都和整体产生关联，并从整体获得奋斗的源泉，而且在一切生活的绝处，此种现象都可以十分明显地意识到。因此之故，艺术创作并非个人能力造出来的，而是来自更高层次的力的灵感。像歌德这样的创造性天才都称之为恩宠的赐予，怀着感恩之心接受。伟大的思想家也因为自我本质受到了强劲的内在力量支配，才能任自我本质的要求驱使，勇敢地抗拒所有自古以来被大多数人所认定的真理。再者，就算行为的英雄对他们周围的宗教采取一种批判的态度，也常常将自己看作是统治世界之力的力量。如果诚实正直的人缺乏这种信念，或许无法忍受行动带来的重大责任。但是，那些最崇高的案例只不过显示贯穿一切精神生活的事物罢了，这就是一种附属又依赖于无限的生活。对他们的认同和感悟会萌生一种宗教。

但是，内在精神创造的宗教，与其本身相比，更像是通往宗教的一个前提。虽然它用高尚的氛围粉饰整体生活，但不可能建立起自己的国度，也不可能阐释历史上宗教成立之后而变成一股极强势力的原因。我们说过，精神生活在人间曾经遇到巨大的对抗。这一对抗会超乎这种氛围，于是要求一种较为独立、明确的宗教。如果此对抗来自外部世界，好像还可以忍受。但是当阻碍侵入生活的最深处，并在存有中造成可怕的分裂，那么这一对抗就难以忍受。如果这种分裂一直存在，就会拘束整个生活，使其原地踏步。这时，累积的发展或者平稳的进步根本就无法获得。所以，如一定要追求战胜之道，那其方向就存在于超乎矛盾的力量在人类之中产生出新的生活，把深邃性的实有给予人，凭此使人类超乎自我本身存在的不足和空虚。

实际上，这一新型关系会出现在人类生活之中，这也是历史上各种宗教一致主张的。它们的具体发展路径十分不同，在此处却是相同的。对于精神生活的看法，我们仍然有足够的空间应对此类发展，所以很高兴认同其可能性。换句话说，我们的看法是将一切精神活动融入一个整体生活中，依靠其力量而得到支持。过去，整体只有依靠建设世界的作为，才能把个别的位置当作中介，并在此范畴之内间接存在。进一步，生活的整体也直接出现在个别的位置中，其保存有分享创造性关系的可能性。这对世界而言，产生出一个新的生活，并在它的优越性中，最先到达最实在的独立自主。如此一来，精神生活的理念或许会变成神的理念，精神的国度或许会上升至神的国度。

但是，如果使这种可能性转变为现实性，那是不可能用普通的概念来证明的。必须使一个新的生活类型外化为事实，进而才能够得到证明，而此一新生活类型非人类思索所能产生。关于此类型，我们与其说是一个创造物存在于个人心中或人类生活中，毋宁说是冲动存在于个人心中或人类生活中。这从生活的角度来说，也是一个事实。特别是在个别倾向相互结合，指示同一方向、表明同一源泉时。

假如一切宗教都将人带到和神的直接关系之中，那越是将这关系转向内在和整体，此特殊的宗教就越是高级。同样，神性不仅仅是依靠个别效用接触人性，而是人性得到神自身的生命，并在人心最隐秘处使人融入神性，这才真正地走向高级。这一转换可通过下面的现象得到证明。那就是：精神生活的效用并不是全部用在对付世界上，它也面对自己，在自己的范畴中产生一个新内容，形成高于所有作为的存有。像前面说的，操守、信仰和性格都在精神生产中活动，但并未达到充分的独立和单纯的风格。要是存在一种从整体到整体、高于作为的生活存在，那些才有可能实现。同时，这一生活只有在神的生命存在和它的关系中才能够发展。在实现这些事物的期望之中，一个生活阶层终于萌生。其中生活集中，热情高涨，一种伟大的人格于是形成，并且将内心状态的整体与一切一般的成就划清界限。

假如要得到这种形式内在的本质，那么必须使人类精神生命产生出和现实世界的内在结合，以及跟心灵的一致才有可能。在爱的观念之中，这仅仅是比喻罢了，但可以看出某个表现。虽然爱的观念十分不完全，但也指示了一个特定方向，只是不得不从中抛弃属于普通情绪的东西。此一概念，非依靠任务来强化一般的自我，必须指向共同生活圈的形成，且意味着生活的扩展，而这一扩展务必依靠战胜所有异质物和自我之间的分裂、界限所产生的事物才能够实现。在自我的新生活和存有的巨大生产力之中，人认同的是爱。当解体渐渐临近，只有爱才能拯救自己的内在提升的时候，人也会认同这种爱。当神之全能的爱成为人类自己的存在时，“自然我”才会从狭隘、贫穷中得到解脱，我们才不至于落入空虚之中。这一神性的爱能够消灭所有僵硬、敌对的东西，也能够使那些无价值的、模糊的东西变得有价值。在人类的互动关系之中，神性的爱产生出其共同性或者平等性，以此革新人类的一切共同体，进而超乎它，而达到我们和自然或文化的关系。改变世界的整体，从缺乏灵魂的异域创造出故乡，就像艺术表现的那般，使我们从创造的根源之中共同感受到了世界的整体，并将世界的整体当作我们的固有物。此种爱，此种和宇宙的内在合一可以在人类中产生，成为生活之灵魂，这恰好证明了神性生命的存在。回首宗教改革的时代，曾经在某一特殊联系中指出：“宽恕邻人之罪，使我们相信神已宽恕我们的罪。”这句话用在新生活的整体上，也完全合适。新生活存在人类之中，正好能够证明，人已经得到了神性生命的支持。神性生命和创造性的爱，能够保留其优美的高贵性，而成为人类自我生活的组成部分，这无疑是一个重大的奇迹。即使如此，但也是一个实有。如果失去了它，精神生活就会走向瓦解。

假如这一新生活得到充分的认同，而且强劲地成为我们的所有物，阻碍就能够完全战胜，僵硬的生活也能够重新流动。这一转换绝不会让烦恼和黑暗消失，反而会增加险阻，因为新阶段到来时，各种要求无疑都会提高，目前的状态会比过去表现得更加不完美。过去的不足，现在演变成了激烈的冲突。于是，道德的错误现在已经拔高至罪恶，普通的道德现在也已变得和讽刺漫画相近了。此一世界的形态对精神生活的目的并不关心，只将其看作是苦斗的表象，以为控制世界的力量就是神爱，这样一来，它愈加成为不可解释的谜团。但是，谜团越大，对抗力就越强烈，新生活从最深的根源处展开的事实就越坚固。此一事实带给人能够容忍所有攻击的坚定立场。所以，站在宗教的角度企图化解苦难问题，既无法完全化解苦难，也无法缓和苦难，但却指出新生活可以超乎此范畴而提升，使它与爱的国度相决斗。当然，宗教假如想凭稳固的力量去解决周边世界的冲突、矛盾，就务必提及一种更加伟大的英雄主义。对宗教而言，不但能够战胜苦难，也能够从苦难获得一种动力。这一生活特色正是宗教所特有的。要让苦难变为积极的正面意义，并不是想象的那样容易。一般人以为，苦难可以让人心灵变得高贵、深沉，不过经验告诉我们正好相反。苦难会让人变得狭隘、片面，从反面来看，无劳苦和牵念，人的心灵反会渐渐扩张，变得乐善好施。只有在营营求生的后面存在广阔的层面，并向人表现之时，苦难才会使心灵深化。除开这一可能性，那种认为苦难能使心灵高贵的看法只是空谈。在宗教中，首先必须认同其深邃性，并加以扩张。在此，因为苦难的震撼力和觉悟力使人准备去享受新生活，并在其中产生单纯的起点，苦难才会产生净化人的效用。如此一来，苦难才能够将人丢进存有的最后关系。这样，悲哀才能够产生伟大的语言。因为过去的状态发生了动摇，过去被认为是拘束我们的东西，其实不过是一特殊阶段而已，所以我们要超越它，这是完全有可能的。对个人恰当的，对民族和全人类也恰当。人类需要震撼与革新，需要根源性原初力量的激发，因为文化到达极致，随即就会老化。此时，可以用历史关系来区分可称为古希腊式和基督教式的两种生活类型。前者，精神确实已奠基在人性中，且直接存在。这可以说是一种较崇高的自然。此时，生活的课题可以使这种精神发展成为完全的力量，而不可能在所有攻击面前倒下。因此，真正的行动是杰出的内在能力之自我表现、自我享受。如果要赞美这一种高尚、有节操的生活，词语十分丰富，但其中仍然包含难以动摇的极限。这一生活虽然自认为已完成，并实现了凝聚化，却不认识任何内在的提升，也不知从内在得到苦难。但到我们的生活充满冲突且必须革新时，只存在希腊式的生活形态是不够的。基督教的生活类型远远超过教会的形式，而触及到了人性之根本。但是，最应该寻找的仍然是各种内在的问题。生活的动向所以紧张且有价值，是因新关系通过由人类的经验和震撼在此展现。为了得到它，需要一种最崇高、伟大的力量，同时因新生活的展开超越了所有的矛盾。此时，其中有一条道路，可经由所有严肃认真的否定，到达沉醉的肯定之境。但是，苦恼绝不可能在胜利中泯灭，还有可能增加它的强度。所以，在此阶段，生活的两极，即苦难与沉醉、阻碍和战胜，它们都显得朝气蓬勃，且合而为一。由此把我们的存有保存在永续的运动中。到此，心灵的历史才会存在。如此一来，世界历史才有了心魂。这并非普通的进化，而是真正的历史。所以，在世界文学的宝库中，那些内容丰富的自传差不多都可以寻找到以基督教的精神基础。

总而言之，新阶段生活最本质性的就是，它并非只是维持精神生活的使命，避免遭受大障碍，而是为了提高生活。所以，所有的这种生活都存在一个强烈的对比性格。生活上足够的独立自主相对于被异质物拘束；永恒之爱的平和相对于人类生活的争斗和质疑；自由与行动的国度相对于现象的密切联系性；率真的单纯与天真相对于文化扩展的矛盾；永恒的真理与神爱的共同国度中人心的安定和相对于因生存竞争带来的孤独感。这些积极意义的表象并没有存在于遥远的彼岸，而是在直接的现在。因为只有那些肤浅的见解才会将宗教的世界置于彼岸，其实，作为宗教的真正朋友，最确实又最接近自己的莫过于此。他们由此指引人生，由此安于现世。

超乎此一眼见的世界，并不是意味着宗教脱离于精神生活。宗教和精神生活密切相联系，且为了人类而让精神生活的最后关系变得生气勃勃，宗教才能保持崇高性，同时怀有心灵的近距离和浓浓的暖意。对宗教来说，这两样都同样需要。但是，对人来说这两样总是坠入一种对立，走向反面。尽一切努力提高神性，使之超乎人性的努力是十分抽象的概念，且和统一或绝对存在产生关系。这一概念一定无法靠自身的能力产生出真正的宗教。另一方面，最大可能靠近神性的努力，常把宗教拟人化。这样一来，不仅仅是概念，就连人的愿望也不假思索地转移到了宇宙中，并赋予实有性。这一宗教的形成，不仅遭到大量的指责，以为这只是将人的狭隘性、特殊性反映在大宇宙之中，同时，对人类本质的卑微性和自我主义又视而不见，还将人捆绑在自己身上。反之，宗教以精神生活为基础，并在精神生活中萌芽、成长，优越性和亲近性绝不可能对立，宗教所不可或缺的“超越我们”和“存在我们之中”这两样也同样得到认可。当然，我们追求的亲近性并不是说自己已经完全融入概念里，因为概念毕竟是在现世所为的控制下。这一作为只有在比喻中，才可能出现比作为更深层次的事物。所以，在宗教思想界，本质是象征性。在人生之中，我们不得不忍受缺乏完整形体的事物。只有此类较大的关系才会给宗教的形成倾注高尚的灵魂。

我们站在这一宗教作为的角度，能够看出是因为出现了新生活，宗教才得到人的信仰的，而并不是因为观察世界。如果在新生活中发现不了神性，那在世界的任何地方都一样发现不了。培斯塔洛奇(1746—1827年，瑞士教育家，著有《隐者的黄昏》等）说道：“贤人窥伺宇宙的深处而惊叹，即使常常探究造物主的深渊，仅此也无法把人类导向信仰。这类探究者也许在创造的深渊中迷失方向。也许远离探究不尽的大海深渊，而是在自己的湖沼中徜徉——单纯与天真、感情与爱的纯粹人类感情，才是信仰的源泉。永恒的生活希望产生于人类纯粹的童心。人类对新的信仰没有这种希望，就没有力量。”这一说法无疑是正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