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人类的本性

过去旧的生活方式正在慢慢消逝，一种全新的生机勃勃的生活方式正在悄然兴起，并逐渐取代旧的生活方式。人们的灵魂被这新的生活方式统摄了，四周的环境也被这新的生活方式改变了。可是这些成果远远不够，我们不难发现，这种全新的生活方式在自身的运动中还存在着很大的局限性。这局限性所引发的不是人们对思想者的批判，而是不断发展的人类生活以抑制不住的内在力量所进行的抵抗。假如现在我们开始关注生活不断发展的过程，在生活经验中牢牢遵循这个发展过程，我们的认识就会越加清晰，我们就会不断地去寻找更新的目标。

人类属于自然，这不需要怀疑。我们的精神生活深深地渗透着自然的力量，留有自然鲜明的烙印，这一点必须承认。因此，人类与自然之间并不存在分明的界线，相反，这界线存在于人类本身的灵魂中。但是，人类的精神生活是否真的被大自然完全笼罩，或者说，人类在某种程度上是否介意整个精神生活都被大自然笼罩，这就另当别论了。对于人类独有的成就，即使最拥护大自然的人也无法否认，我们是大自然的一部分，这是事实，对此我们也有十分的认识，这种觉悟本身就足以说明我们超越了大自然。这是因为，当人能够对生活进行反思，不管他反思的结果如何粗浅鄙陋，不管他的生活有多大程度上是简单地反映外部事物，这样的生活，都已经不再是自然意义上的生活了，不可再与自然事件相提并论。依靠知识，我们可以将独立的点汇合成一条线，知识具有这样的特点——当然，面对这种事物前后相继的情况，我们需要依靠某种方式超越这一情况，只有这样才能将点连成线。但我们不断地反复观察事物时，那些纷繁复杂的事物都被我们凝合起来了，这表明，这个世界存在一种统摄全部的统一性，并且这统一性存在于我们的内部，因为大自然是不会生出这种统一性的。因此，即便我们的思想仅仅只是对大自然的描述，限于我们的能力，我们仅仅只能将大自然展示出来，然而，正是这一思想的过程，表明我们已经超越了大自然。因此，人类的聪明才智在表现大自然时不仅不会枯竭，反而会硕果累累。自然科学概念演变发展的过程本身，就已经足够证明思想具有相当的独立性。相对于反映自然，这种独立性更加强大。思想和环境在改变各种现象方面的能力差不多大。自然科学的概念，需要从简单的概念一步一步、千辛万苦发展而来，并不是一蹴而就、立刻就能得到比较完整的概念。思想只有高于印象，只有拥有自我意识，只有发挥自身的力量，只有从一般走向特殊，并在其中游刃有余，才能得到一个科学的概念。思想的工作必须坚持不懈，并不是一时半刻的工夫，否则它所得到的东西很快就会再次失去。目前，我们全部关于自然的思想和生活，这全部的现实，都不仅仅是单纯的生存就能完全代表的。只有抛开所有的幻想，渴望真理并有足够的能力得到真理，我们才能够把握思想和生活的现实。同时，只有当思想能够超越感觉印象，我们才能获得这种渴望和力量。这样一种独立的思想，它的存在就足以表明它已经超越了自然，并且这思想本身的要求就很独特，它在评价自然生活时就是以这些要求为标准的。这是因为仅仅从某一个方面并不足以认识生活自身的局限性，只有从整个内部出发，才能完全认识生活。思想并不满足于事物表现出来的表象，而是要洞彻事物，穿过事物的表象，认识事物的本质。思想经常这样询问：这个事物“来自哪里？”它“为什么会如此？”思想还会坚持这样的观点：凡是存在的，就是有意义的，也就是合理的。鉴于这样的观点，思想甚至认为，自然在本质上只不过是一种存在，自然的内部并不会激发起任何斗争与矛盾。如今，这样的认识已经非常落伍了，毫无意义，甚至成了一个让人痛苦不堪的枷锁。在思想看来，当生活被自然的盲目力量冲击和影响时，生活就不是完整意义上的生活了，甚至让人无法忍受。这样的冲突也存在于其他的方面。思想覆盖了方方面面，并以整体为思考对象，因此所做的判断都是关于整体的。假如以单个个体或并列存在的几个个体为自然生命的重心，思考时也是按照这样的方式，那么，这其中巨大的缺陷就会很容易地浮现出来。即使所有的个体都在充满信心地努力奋斗，我们还是会认为，整体的内部只是一片空虚。这是因为，当自然界完全以这种思想方式运动时，自然界中的任何事物都不是作为一个整体来经历这个运动的，也没有作为一个整体对运动过程加以体验，没有将体验结果内在化，使之变成对自身有益的东西。所有的个体存在，于这场自然的运动中都牺牲了自己，可是这牺牲却毫无意义。如此一来，这样一种文化便应运而生了：在这种文化看来，人与社会的关系就是简单的个体共存关系，为了生存，每个个体都在与其他个体进行殊死搏斗，并且认为，正是这种个体间永无止境的斗争才带来了社会整体的发展进步。事实上，个体间的斗争即便能够带来一些外在的影响，却不能带来任何内在精神方面的影响，这些斗争无法给人们带来精神上的益处。利己主义完全支配了社会，整个文化都显示出一种不言而喻的恶劣，人们就像只属于他自己的奴隶一样，个人主义完全控制了人们。思想要批判所有这一切，这种状况在被思想转化为人的经历时，即思想让人类看到了这一切，他们便会拒绝接受这种局面。这样一种生存状态有它的不足之处，对此我们已经有了更深的认识。因此，思想便能通过认识这种局限性，来解释我们为什么会生活得如此无精打采、精疲力竭，原因不在于独自成一个系统的个人远离其他个体，而在于我们的心灵迫切地想要获得整体的统一性。

如此复杂的问题，同样发生在时间领域里。个体生命稍纵即逝，生生死死，传承不断。在自然界，这是十分正常的现象。在这里，生命之外的东西并不是人们要考虑的，人们无数的表现和愿望都只是为了眼前的幸福，生命个体的延续并不是人们想要的。可是，思想将这种情况彻底改变了。时间的浪潮无法淹没思想，令思想漂泊不定，思想与它所追求的真理一样，都是超越于时间之上的，它们的表现方式都不被时间限制。思想必然与真理相一致，并且永远相一致，思想能在“永恒状态下”容纳并理解世间的一切事物。假如有人从永恒的角度来思考人生，就会有这种感觉，即世界上任何一种局限，特别是人生短暂这种现象，与永恒都是相矛盾的。对此人们非常难理解。人的生命极其短暂，世代更替不竭，在我们的生活中，所有让我们垂涎的、将我们紧抓不放的东西也都归于尘埃，我们所做的一切努力仿佛毫无意义，生活由此变得如梦影一般。这种缥缈的感觉，在我们当今这个时代逐渐浮现出来。我们创造的文明本身毫无真正的意义，文明以及文明所带来的所有纷乱复杂的活动，构成了我们当代生活的所有内容，这种形势需要我们思维清晰地来思考并竭尽全力地去理解这样的状况。尽管我们的生活忙忙碌碌，充满热情，然而那种如梦如幻般的强烈感觉始终围绕着我们。

思想带来的独立意识程度越来越深，那些缺乏现实感和自然生活深度的直觉也愈加强烈。这是因为，思想从自身去寻找依据的时候，那么自然就越容易被看成为了一种表面现象，于是，就越会让人意识到不能更好通过明白直观的感觉去获得真理，因为真理只能通过我们的思想来获得。这样，因为思想的缘故，自然界失去了对我们施加影响的能力，从而形成了一个充满表面现象和幻觉的领域。

通过对这样的一些事实进行思考，我们意识到，生命如果只是包括个人智慧和自然，将会出现令人无法忍受的失调现象，使形式与内容决然隔开——思想固然可以让我们对自然界的完满性发生质疑，却不能建立起一个与他相应的新世界。接下来，生活就进入痛苦不定的状态，人类变成了“受难的普罗米修斯”，必须戴上自然中全无意义的生命的一切枷锁，忍受煎熬，但又因为无法改变这样的状态，从而只能听任痛苦一再加剧。

我们的生活经历可以清晰地证实这样的结论，就现有的物质和技术水平而言，我们已经取得了空前的成就：我们和环境的联系更加亲密，我们的工作也使得自己与这个世界结合得更紧密，如今，我们好像是破天荒地第一次牢牢地抓住了现实。但是，随着思维逐渐活跃，它无穷无尽地反映在现代生活中的部分也不可计量地增加了。尽管思想的种种反映能力使我们不再单纯地服从于直观的自然，但是却无情地粉碎了我们的安全感。其结果是，我们又一次被抛向了感觉世界，或许在那里我们可以找到依靠，寻找到一片属于生活和奋斗的天地。然而，从感官世界来审视思想，它的检验结果变得毫无意义可言。像是一片过眼云烟，不过这片云烟并未完全消散，而是再次将我们吸引到了它的身边，即使若有若无，却非常强硬，足够使我们认为物质的东西仅仅是现象。在当中，人生便是分成了不可糅合的两方面：一方面是通过思想了解彼此，除此在其他方面无能为力；另一方面是贬低彼此，然而本身却不能更接近一步。这样的新生活，眼看就要陷进可怕的不平衡状态。

既然自然和人类的智力结合产生了那么多的困惑，我们或许会问：是不是除了思想，人类就再也没有其他东西？思想难道只是来自一种更具深度和更加完美的生活，并从其中获取力量的东西？像这种更具深度和更加完善的生活，不需要明明白白地全部展示出来。我们要接受这一事实，即使遇上了阻力，碰到了更艰苦的认知过程。但是，这种认识在以后的发展中，一定会显现出内容和能力与众不同的独特性，由此区别于主观臆想。如果存在着这样的生活，对这种生活的认知有这样的发展，我们就必须去了解生活的每个方面和它的趋势。只有弄清楚这些，我们才可能继续尝试去摸索一种足以代表整体的东西。

如今，生活在另一端的发展真正开始了：生活开始摆脱自然所强制加给它的镣铐，并与之相对建立了一种新型制度，那就是，挣脱极端个人主义和自身主观性的捆绑，将自己解放出来，因此获得一种自觉性的特点。于是，在这样的过程中，我们又认知到了生活的这种发展变化。我们应当耐心地思考以上两种发展。只要人类还属于自然，他们的行为就一定完全取决于其保存自身的冲动，每一种运动都必然直接或间接指向个人的幸福安宁，一切事物也都必须回归到个人经历，这并非意味着人和环境之间的联系有显著的界限。甚至连自然体制，也要把个人的经历和身边的事件紧密地连接起来，于是，就有了单个只有跟其他个体紧密联系起来才能得到发展的说法——他们不可能在为自己亲手创造幸福的同时，不为别人带来一点好处。即便放在“自然状态”之下，人们也要将其家庭、民族乃至整个人类当作对象，加以关注。因为这种发展趋势不受外界干扰，并且会朝着某几个方向无穷无尽地完善和扩展，这样一来前一种发展趋势就很容易表现为一种内在自我解放的发展趋势，而后一种发展趋势仅就它本身而言，对我们来说也不失为有价值的。但是这只是一种表面现象。因为内在的分裂远比外在的一致更强烈，以至于达到了对立的程度。在我们的人性范围里，我们可能做一些对自身没有直接利益的事，但绝不会去做对自身完全没有利益的事，也不会对任何损己利人的事产生什么兴趣。假如，经验中产生了这样的行动和兴趣，必然意味着对人类自然天性的超越。如今，经验确实清楚明白地证实了这一点。比如，人类不断试图美化其为了自保而付出的努力，且乐此不疲，使之看上去像是为了别人的利益一样。如此用心良苦，它目的何在？各种各样的伪装充斥着人类的全部生活，这其中有什么原因吗？假使我们完全属于自然，那么，这种假象自身又是从哪里来的呢？进一步分析，无论人类的基本生活状态中有什么似是而非和令人误解的因素，这种生活一旦经过发展就不会依旧似是而非。绝不能将人类生活简单解释为单个个体之间用不同方式彼此联系的简单集合，在一个家庭中，甚至在一个国家里，就人类本身来说，都具有一定的内在统一性，具有独特的价值和内容的生活在里面。鉴于此，某些人的本性就是要超越个人的目标，自我激励，奋发向上，这样他们的要求就会和个人的自保发生对立。当人被逼迫在追求个人幸福和集体利益之间做出选择时——这样的选择没有办法避免，在很多情况下，无论如何个人利益怎么占优势，我们也不可能否认有这样的情况发生：人会直接地、自觉地来做跟自己利益相反的事，而把自己放在不要紧的地位，选择自我牺牲，而且在做出这一选择时，当事者“既不感到违心又非迫不得已”，反而心甘情愿，甘之如饴。在此，自己虽然处于次要的地位，但仍会感觉到这不是一种否定和强制，而是一种自我肯定和自身生命的升华。一切致力于追求人类生活如何根本更新和升华的人，都渴望并相信这种做法。因为生活的更新和升华，无不关系到很多艰辛的劳动和危险的斗争，而这些都需要自我克服和牺牲。其一，从我们自己的幸福和安宁来考虑，这种做法是有些愚蠢的；其二，这种做法会促使我们热烈地渴望无私的牺牲、诚挚的同情和真正的爱。起初带着英雄主义和满腔热忱产生的东西，必须要用一种更加稳重的激情融入整个过程。假如一切文化不变成一种没有灵魂的机制跟我们一起发生内在的异化，那么，我们便不可能失去我们心灵的内在结合。确实，对生活真谛的外在认识方式经常把较低的和较高的东西——即自然的延续和新生命的开始——合而为一，语言便是其中的一个例证，因为同一术语可以用来构成表述不同心理的语句。但是，彼此之间不能融合的爱有两种：一种是完全出于个人利益，人们才在其中寻求与别人结合统一的爱；另一种是在与别人的统一中发现了自我天生的局限并在其中获得了解放和新生的爱。以此类推，有两种同情彼此之间也相互不同：一种是因为目睹别人的痛苦使得自己内心的平静受到干扰而感到不快的同情，一旦看不到别人的痛苦，这种同情感就立刻减弱并消失了；另一种是在别人的灵魂深处中延伸且为了帮助别人消除烦恼而自愿牺牲自己内心宁静的同情，将由此所生的痛苦留在自己心里，这种同情意味着对别人丝毫没有保留的关心和帮助，远远超出了那种只涉及环境的情感。人类到底经历了多少真正的爱和同情？这本身就是一个问题。这个问题像我们生存中的各种可能性，思想中占据我们全副精力的各种情况、任务和问题似的，都显示出我们生存的发展远远超出了自然的界限。

这种无私的感情，是把生活从个人的局限和利益里解放出来的结果，一种人和人之间的新型关系由此产生并带来了根本性的变化，从实质上完全改变了人的目标和感觉。只有在另一方向上，与此相同的事物和客体的新型关系产生时，这样的解放才算到来。对人类来说，自然界的所有外在事物的价值仅仅在于用来增加个人利益，这样的话，放诸自然来说，事物如何会以自身的内容和价值来吸引我们便很难理解了。现实中，客体肯定吸引了我们并给我们一定程度的影响，这并非限于某个局部，而是广泛发生于整个影响和改变全部生活活动的领域。由精神的角度加以观察，既不能使工作游离于生活，也不能让它凌驾于其他活动之上。应该看到工作有其内在的目标，对此加以修正和扩展，那么，我们便为人类的工作找到了一个动机，这便是一切之所在。它存在于我们的一举一动，起居坐卧之中，因此无须更多地说明。我们在人类生活中发现，工作只有按部就班才能取得完全的独立，因而，这使得我们忽视了其中所包含的新型生活。这是有原因的：首先，生活中的紧迫感和自保的冲动将我们从慵懒的自然中唤醒，迫使我们对外在事物加以关注；其次在由不活跃转而活跃的变化过渡中，我们首先要明白，哪些东西是对我们自己有利的；再次对于我们来说，工作只不过是一种手段，或者它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东西，然而它自身对我们又有着莫大的吸引力。此时，工作本身便更像是一种目的，它的吸引力大到足够使我们将原先的功用概念抛开。既然工作突然变得如此富有魅力，并且我们又认为它是如此富有价值，那么，为了确保我们的工作能够成功，我们宁愿做出牺牲并将利益的考量抛开，一味埋头工作。我们只有如此对待客体，它才会从内在中接近我们，建立同我们的联系，发展出其本身特有的法则，向我们提出种种要求，并激发出我们的力量朝着这要求奋斗。从这个层面上说，客体无异于在限制着我们，只不过这种限制并非强加在我们身上的，而是我们如此选择，并如此去做的。这样的关系非但不会使我们抑郁，反而可以作为我们自由的见证。在遵从于客体的过程中，我们感到，自己进入到了一种更加完全、更加坚定，也更加精彩的生活里面。这样的生活，断然不是从主体发展出来的。由我们自身，我们得到了稳定和平静；面对一切不确定性和错误，我们得到了一种支持的力量。因此，一方面，由工作产生的关系将个人的努力捏合在一起，并将人的生活塑造成了一个真实明确的整体；另一方面，全人类也因此联系起来，从而构成了一个以创造为工作目标的整体。在前者的情况中，个人的工作固然有来自我们自身的目的和局限，但对于个体的生命也是一种强化和升华；在后者的情况中，各种活动领域的综合性工作都应运而生，在其中，每个人都与别人息息相关，乃至于最终组成了一个包罗万象的完整的文化集体。随之便产生了某种独立的东西，它不仅仅独立于个人的选择，也独立于个人的偏好：它是一个真理的国度，是一个超乎全体人类主观思考的世界。我们将发现，某种诞生于人类领域之内的东西在引导着我们，我们因此超越了自己，它不仅仅是稳固的，甚至还可以与人类对立。这很奇怪，这种新生活对于自然来说是难以理解的，但又充满了价值感和确定性，因此它完全不可等同于想象，更不能因此而将它忽略。

剥除人类的主观性和个人主义，生活便从外界的束缚中获得了自由,进而具备了一种自觉的精神特质。自然层面的生活是基于发展同周围环境的关系而为之的，而灵魂的生活也仍不足以与感觉经历相区分，因此，人类的生活仍然处处受到牵制。由此来看，我们所表面认为的事物的特质，其实不过是由感觉而生的反应和欲望的延续而已。只要自然的生活不曾停止，除了用以修饰外界所展示的粗糙的特定内容，精神生活的力量便别无他用。自然的机制同样蔓延于人类的生活。一切自然行为的冲动和相关概念都表明：精神的生活，势必要毫无保留地依赖于自然条件。由此观之，似乎内在特质永远没有独立的机会。但是，从过往的人类生活可以看出，一些被认为绝无可能的事情却可以不容置疑地发生。倘使生活的基础能够再深入一些，摆脱环境的约束，我们便可以远远地避开自己的主观性，找到与个人价值相应的普遍价值。使生活转型并诞生出新的生活方式的，正是思想。也只有求助于思想，才有可能形成全新的生活关系，并使之受到人们的欢迎。然而，这一切不是以感觉中的理想作为依据的，而是以概念中的理想为依据。其越是深刻，生存的现实便越趋近于思想中的现实。首先，我们发现自己已不再是自然中仅仅只有感觉的生物，而是人群中拥有了个性和独立人格的个体；其次，我们在彼此之间的交互关系中得到了国家这一概念，并将自己归为其中的一分子；再次，我们开始以“人”的概念来打量周围的世界，并以此作为标准来衡量事物的价值。所有的一切，还无法说明这一变化的突出性吗？因此，全部人类历史表现出了一个坚定的趋势：感觉并不会永远消失，只会变成概念，思考的结果，是我们收获了越来越多的可用以建造生活的概念。人类永不止步的精神化运动，日夜行进于宗教、道德、法律乃至全部的文化生活中。在一切事务中，生活寻找着它更深刻的根基。同时，内在的特质再从环境中获得解放之后，转身又对环境施加着影响。与零星相关的感性现象相比，一切思想的现实所带来的关系和秩序，具有完全不同的法则。既然在上述情形中产生了一种内在统一与客观相联系，那么，个人存在的意义便要视其在整体中所处的地位而定。一个定义包含若干要点，它们绝不是可以随意拼凑的；一个句子形成一个三段论，也并非意在表明一种排列的可能。相反，它们都是经过思考力求对事物的每一个方面加以诠释和把握，将那些零散的元素，遵照其在整体之中的相互关系排列起来。当然，对于思想的发展而言，这一按顺序表现的路径是不会受到抑制的，它甚至可以是外在的意识。然而，外在意识却并非理智生活的全部。思想活动在显示其存在的过程中，会透过外在意识并超越它，从而构建了新的联系，以此抵制了一切阻力，并得以存在。

因此，较之物理意义上的联系和习惯势力，思想活动的力量是根本不同的。思想所竭力主张的整体是这样的：其内部联系十分严密，不存在前后对立，即使它对外部没有任何影响，却能够产生出最强的效应。在此情况下，假如思想的世界与我们生存的环境出现龃龉，我们便会感到不可容忍，为此，我们会急于寻求一个解决办法，因而可能陷入一个莽撞行事的误区。换一个角度，假如我们想到一些并列存在却看似无关的事物之间也许有着某种内在的联系，又或者，某个假设的结论一直未能得到推导证明，那么，我们便会强烈地要求将这些事物统一起来，将这一结论推导出来，一切阻力都不在话下。这样一来，无形的力量明显大过了有形的力量。当然，一个人的胡思乱想是无法具备这种力量的，只有思想借助自身的关系进入到一种更加宽广的生活当中，认同并维护这种生活的主体，才能够获取并具备这种力量。一方面，思想有着维护个人、民族乃至某一历史阶段人类生活方式的惯性，虽然这种维护充满了矛盾；另一方面，这种惯性由于自身混乱从而难以被坚持下去。以我们的经历而言，生活断然不是各种学术中所认为的那样逻辑严谨、一成不变。生活并不能仅仅停留在保持现有观点和发现矛盾存在的层面上，还需要继续深入地去寻求答案和证实。在此情况下，人其实并不需要急切主动地去做什么。他可以选择默许眼下的情形，让一切维持原来的状态，对矛盾的存在和相对不完善的局面安之若素。不过，当他对这种矛盾与不完善的局面决定不再忍受下去时，这时候，超越眼下的局面便成了他的生活的主要目标。那么，这忍无可忍的临界点在哪里呢？答案是，当这种混乱的状态不再是令我们苦恼的外在事物而成为我们生活的实体时；当其间的矛盾由对立激化为分裂并且其对局势所产生的暧昧态度足以威胁到我们的生存时：这时，我们才会寻求上述问题的解决方式。此时，我们维护精神生活的主要内容便是寻求这一问题的答案，它能够调动精神生活的全部力量与热情，从而以最大的生命活力冲破重重阻力，去实现思想本身无能为力的事情。思想本身的独特形式来源于生活内在的取向和塑造，继而在现有事物上打下烙印，以此统治一切事物。精神的自保意识完全不同于物质上的自保意识，它们有着根本不同的性质：后者的目的无非在于与外在事物共存，而前者的目的则是获得独立的内在特质，并且建立起一个旗帜鲜明的生活整体。对于目前暧昧模糊情况的奋起抗争，才是精神自保的真正意义，它的力量始终来源于内在，这与它采取何种形态和一切外界环境并无瓜葛。

观诸历史，内在运动与人类生活的关系是显而易见的。在其深入人类生活的进程中，一切艰深的思想、一切人类生活的潮流都带着强大的力量产生，并向人类一切狭隘的私念发起了冲击。人类的活动由此进入一个预定的轨道，遵照它们的意愿发展下去，雷打不动，俯首帖耳。任何个人或是阶级，都无法将它们阻碍，因为相对于任何外在实用性，它们只考虑内在的必然性。以宗教为例，在其历史中我们看到，每一种宗教都抱着震撼人心的一贯性，如此一来，其信仰者和支持者才能从中看到神迹。而启蒙运动在当时，也曾以其力量将思想牢牢控制，并且源源不断地将它渗透进生活的方方面面。这与我们眼下的社会运动何其相似。它对于人类精神生活的作用，是绝对不容置疑的，它绝不能产生自外在事物，不可与一切外在条件相提并论。从古至今，内在需求和外部环境之间的矛盾，一直都是历史发展的动力，一切人类的进步莫不是由此而来，想一想，不正是这样吗？

另外，历史发展所具有的发现问题、解决问题的力量，也是由上述矛盾而生。而从中我们发现，逻辑在其中的作用并不大。人类出于其惰性，极容易选择妥协退让，得过且过。然而思想以其蓬勃向上的生命力以及那些抓住主要问题加以解决的方法论，使得原本处于暧昧局面下的各种活动的矛盾尖锐化，从而开始了你我死活的斗争。的确，宗教便是采取了这样一种暧昧偷懒的态度，将基督教会的组织形式和人文气息浓厚的宗教内容结合了起来。在结合之初，这两者并没有不可共存的对立之感。然而及至现代，精神生活获取了空前的独立性与自觉意识，自我中心意识随之被唤醒，于是人们对于外在普遍秩序，开始由绝对服从变得感到愤怒，以至于对生活中的分裂感忍无可忍。这时候，只要出现一个像马丁·路德·金那样充满能量和激情的人来致力于这个问题的解决，并坚持不懈地努力下去，改革便会随他而来。对于历史变革的决定性力量，有些人归因为人类的偏执和虚假，简直是鼠目寸光！对比而言，人类历史的内在改变往往被看得太过轻易，不是过分突出核心问题，便是对次要问题视若不见。实际上，真正伟大的事物与暧昧不清的局面之间的冲突是贯穿始终的。混乱将不断出现于大部分人的生活中，这是因为，他们的生活中缺少一种内在的层面，主次难分，便造成重要的东西被看作不重要的，不重要的东西反而成了重要的，如此一来，彼此的争斗也就在所难免了。所以，区分主次、建立中心和层级、使生活趋于自觉，便成了我们的任务。一切宗教、道德和教育的主要复兴运动，莫不是这样一种简化过程。

在这些复兴运动中，生活获得了独特的形式，尽管人们痛苦呼喊，这里面的某种东西却不管不顾，沿着设定的路线向前走去，贸然地发号施令，超越了一切原有的事物，完全不理会社会发展应有的进程。例如，为了政治、民族和经济的全面改革运动，德国付出了何等沉重的代价。一切基于理想的运动——如今的种种社会运动也不例外——若以和谐安宁来衡量，则一定是多灾多难、令人担忧的。在此情况下，我们只有看清生活的含义，既不完全在于同外在事物的关系，也不完全在于努力与外界保持一致，而是在一种源于生活自身且首当其冲地赋予人类生存以价值和尊严的内在任务，只有如此想，我们生活的意义才可称作是高尚的。

随着生活的发展，自觉意识在我们身上逐渐觉醒，我们战胜了自然中广泛存在的实用动机。一种针对客观事物的自觉意识，正成为人群中最普遍的道德因素，一切人类狭隘的目的被它毫无保留地克服，它使得人们的信念趋于坚定，使得与其相关的行动充满了力量。这一道德因素的形成，源自个人在道德上的自我评价，即所谓“良知”。的确，我们对于“良知”一词，往往多有误解或持之过高。一般而言，道德对人所形成的约束是微乎其微的，说到良知，充其量不过是民风习俗和社会生活的副产品而已。这样的话，内在的精神生活仍不能摆脱于外界环境获得独立。个体性格也只不过出于对某种行为后果的厌恶，只是为逃避惩罚而有意做出的掩饰而已。这样一种精神状态，被思想者们言之凿凿地批判为胆怯和无力的表现。但是，无论它跟良知有何不同，也无论它与良知之间是否存在一种低级的关联秩序，只要良知的判断依据是天性而非行为后果，它便是一种独特而唯一的现象。我们应该知道，无论良知的依据如何取决于外界事物，也无论它如何依赖于外在环境，它都不能够从外界找到解释。因为，对于外在环境而言，假如我们的生活表现出十足的依赖性，同时又缺少内在运动的话，那么，我们就只能听命于强大的外在力量，而这对于我们了解和接受它的指令是无益的，更不会对自身的行为产生责任感，也无法将其在生活中加以延展。事实上，上述现象在人类生活中都有出现。的确，我们的生活承受着极大的外力影响，它或许起到了控制作用，然而我们还需看到，也有一种内在运动，与之融合在一起，对其有所引导和助益。现如今，各种伪道德日益肆虐，蒙蔽着我们的双眼，使我们难得看见主要问题。因此，倘若精神生活不能独立于道德评判之外，便很难发现真相。如果精神生活不能在抗争之后获得独立，如果道德评判的内容不能取决于社会环境，那么，道德评判就会偏离其本身的路径，从而不能带来任何新的东西，同时也不会与外在环境产生矛盾。事实上，普遍存在着这样一种端倪：某个人从自己的道德观念出发，一些别人所唾弃的事物反而得到他的称扬，而一切他所扬弃的事物反而为别人所珍视；他无意标新立异，却是遵从内在需求而为之。这种个人道德观与外在环境事物状态之间的龃龉，驱使着道德向内在发展。有一些事物，从未在道德上有任何过错却令人觉得难以容忍，如此一来，一切前所未闻的道德要求便被强行地提了出来。比如，人道主义、废除奴隶制、“当爱你的仇敌”，这一类教诲不都是通过另一种方式所产生的吗？有一类问题，其自始至终便是自相矛盾的，它们都很简单。对之加以考虑，我们便会发现，只有内在需求才是这类问题的始作俑者——明白这一点，这个问题便可以打住了——舍此无他。同样，对于道德所要求的在生活中的扩展，也需要社会环境具备相关的必要条件。然而，道德要求的产生绝不会迁就于社会环境，后者也不会带给它固定的特性或是坚定的信念。然而，它对于一切外在得失并非完全不在乎，须知，倘若没有上述特性或是信念，道德要求便不会取得如今的成果。

道德评判在个体生命中呈现出正反两个方面的力量。一方面，如果一个人的性格与行为得到它的肯定，那么，他便能够活在更大的安宁和快乐之中；另一方面，如果它不断谴责他，那么，这个人的生活将会因此而分裂萎靡。以此作为例证，不难看出：好与坏并非借由个人与社会的喜好加以区别，而是依据在它们的对立中所表现出的被内在特性所认可的新秩序而断定。

在生活对外部世界亦步亦趋的同时，我们发现，内心世界相应地获得了独立——无论这一世界对我们而言何其神秘，也无论生活的本质探究起来何其困难，这一点都是不容置疑的。经过此前的研究，生活由狭隘个人迈入综合整体的这一过程已经了然于我们眼前。显然，我们的这两种结论有着紧密的联系，可以互为参照。比之于各组成部分机械并列的有形世界，要想获得一个有机统一的整体，必须要依赖于一种强大有力的内在活动。然而，只有当生活成为一个有机整体而非一盘散沙时，这种活动才可能实现。以上所列举的两种发展，明显是同一个生活的两个方面。这种生活的特质与那种但求自然延续的灵魂生活大不相同。显然，灵魂是有两个层面的。它被称为“精神”，是遵从于习俗的力量而不是本性，且不论这样的表达是否有意义，也不论这一概念有多神秘，仅以之与此前的层面相比，它便仍然处于下风。前者似乎占据着人类生存的一切领域，而后者则要竭力去攻取其中的一城一寨。但是，尽管后者给人的感觉是无足重轻的，精神依然由此引发了一场思想运动，并表现出一些极好的特点——它正顶住压力，围绕着自己来构建生活，并以之作为个人全力以赴的主要目标。观诸历史，人类生活的历程便是如此，而个体的生活也不例外。我们往往把人类所有突出的成就都归纳入文化这一概念。但是，假如人类不能借此独立于自然界，不能因以树立新生活的理想，又何谈真正的文化？因此，文化的主要乃至最终动力，应该来自对自然的背离，来自对新型存在的追求。倘若文化不能超脱于对环境的关注，不能将人类的注意力引向自身和自身存在的进展，那么，它一定是浅薄空洞的。只有可供人类于其中找到自我的文化，其工作才会取得真正的进展。

精神在构建全新的生活统一体方面所取得的每一点成就，都清楚地反映于个体个性和精神独立的概念中。不管这些概念的普遍应用会如何令人费解，只要个体个性作为新生活的载体而与自然生活截然对立，而不再依从于后者的话，它便是值得奖掖的。从精神特性的角度来看，上述发展便更加明朗了，因为这一特性绝不是人类从自然中与生俱来的。在自然特质中，经常会出现主要事物和次要事物——亦即自发产生的事物和由外界触发产生的事物——混淆一团的情况，事物的各个方面彼此矛盾，缺乏协调和内在的统一。在这一特质下，个体只能迷失于纷繁复杂的事物中，而不能建立对统一整体的管理和控制。因此，这个统一整体作为新生活的题中之意被提了出来，并由此产生了一场别开生面的运动。在一切所可能涉及的范围内，新生活必然要依据某种形式在我们的内在世界里找到这样一个统一的整体。但是，若要使这样的生活获得统治地位，我们首先要在自身活动中将它体现出来，将它领会、强化并运用于我们的日常行为。这样一来，我们就肩负起了一项颇具挑战性的艰难任务，去完成一件可能会走入迷途的事情。从这个角度来说，我们的精神特质将产生于我们本身的活动，由此我们也将不难领会生存中自由和命运的独特关系。

一切创造力丰富的思想都在其内在发展过程中表明，为获得一种精神特质而付出的努力，其中所蕴含的创造力和张力是十分巨大的，以至于在实现这种特质的方向和具体方式还没有完成时，那种社会带来的创造力和张力便已经彰显出来了，在主要方向也成了要解决的问题时，那种创造力和压力就会变得愈发明显。就人类而言，开发其自身的能力，斟酌、筹划乃至进行创造活动，纠集一切力量向着目标全力以赴，使得精神生活的传统地位有所突破，并建立起它的优势，这一切的一切，将是何其不易！生活所馈赠给我们的绝不是安逸，我们无法轻易受之，通达如歌德也不能例外：为自身而奋争，如此，生活才有了独立的意义并凌驾于外在事物之上。当歌德陷入了对全部事物的思考，思考着自然与社会的福祉，思考着外在事物的功用，他所进行的，便是这样一场奋争。焦虑不安的人类应当树立对自身的信心，相信自己便是独特且重要的。这样一来，便使人类迈进了一种无形的世界，促使他们认知到自己本身的生活就是一种目的。这种行为，与为了生存和保全自己而做出的挣扎相比，其不同何异于云壤！这样一种崭新的生活和现实，在这一场思想运动中如星星之火，燎原燃起！这种崭新的生活预表着精神所可以企及的高度，在这一高度中，涉及人类全部生存领域的新生活正如火如荼地发展起来。这类直指精神特质的思想运动，其发端的初期是简陋的，因此无法以其成就的大小来加以评断。因为，当内外的两个世界发生矛盾时，对于一切事物的评判都只剩下了一个标准，那便是基本原则，再者，这样的评断遍布于时时处处。在这种情况下，一种蕴含着事物新秩序的现实便呼之欲出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