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人类生活的局限

我们的结论表明：从我们的灵魂之中，诞生了一种可以明显同自然生活区分开来的新生活。这样的新生活可以表现为各种形式，且真实存在。因此，某些非常重要而独特的东西在我们中间悄然出现了。只不过，当我们尝试通过从整体上把握其表现形式进而明确其意义时，又有一道难题出现在我们的眼前。不过，对于这个问题的反面，我们不难理解。显而易见，新生活并非只是自然的改扮或继续，它将会带来某种完全革新的东西。同时，新生活也显然不是唯一产生自人类心灵的东西，此外还有思想和感觉等；新生活将成为一个整体，超越所有心灵功能，并根据这一整体所需为每一种功能分配独特的形式。然而究其结果，这样的运动所带来的整体和新现实是什么样的呢？我们对此思考得越多，便越会清楚地感觉到：它所指明的是一个方向而非结论——某种更为高深的东西便在里面，尽管我们仍然不清楚那是什么，以及它的基础是什么。我们的方向虽然通过探索得到了明确，但是，我们又发现了另外的一条隔阂，它便是存在于我们所寻求之物的内容与形式之间的矛盾。精神生活以其冲动使我们从片面的人类生活中得以解脱，从而让我们拥有了统一整体的生活，不必再去理会单一事件，而能够放眼大局。从内在角度审视人类历史，其实是一个生命从狭隘片面的生存锁链中日益挣脱的过程，它表现出一种高于人类生活的主题，产生了一种基于自身矛盾而奋起改造生活的能动性。同时，它也是一个以自身囊括全部统一整体的过程。既然人类的全盘计划和一切努力都关乎整体，如果这一整体拒绝向人类展现它的面目，不允许人类迈进无限深入的生活，不能够使人类找到更纯真的自我，那么，人类为此所进行的一系列计划和努力便会与他们的天性不符。对于真理的追求，使得我们超越了一切个体的局限性，也超越了一切与外在事物的联系。在我们与真理之间，不应该存在任何隔阂：它的内在生活要成为我们的内在生活，唯有如此，我们的生活才会由虚妄走向现实，由狭隘的个人角度进阶为无限的整体世界。同样，善的观念对我们也提出了相同的要求。就精神运动来说，它追求的目的不应该仅仅是人类福祉的简单增加。它将使我们清楚地认识到，个体的单纯快乐是低级乏味的；倘若人只关心自己的主观愿望，最终的结果便是受到压抑和造成破坏；如果爱情和正义最终只能惠及一身，那便是毫不可取的。相反，如果我们能够挣脱自我中自然局限性的束缚，客观全面地生活，我们便将获得前所未有的完美无缺的爱情与正义。因此，人类有义务来完成前期的这些工作。

我们不应该对这些高尚的目标避而不谈，相反，我们应该高声谈论它们，以此作为我们的一种权利。但是，从一个人的立场出发，如何来实现这些目标，却仍待探索。因为眼下的人类，仍然被个体特性和存在所紧紧攫住，人们不知道该如何由单纯存在向其基础迈进，不明白该如何从局部进入整体。与此同时，自然在人类存在中仍然占据主导地位。个别个体谋求新秩序的动机虽然已经出现，但他们的力量又实在过于单薄，无力发动一场革命，也不能将生活推至一个全新的基础之上。在现实情况中我们发现，这种创造生活的冲动只能被个体用来在社会和自然中保护自己，根本谈不上为生存而奋起斗争。

文化生活使得我们看清了这种困境。文化生活的主旨在于它希望在人类的精神领域里树立起一种全新的精神存在形态，唯有如此，生活才称得上是真实的。只不过，基于经验来看，新的精神存在形态究竟有多少是可以被人们认知的呢？在人类文明的进程中，个人目标才是人们梦寐以求的东西。由物质利益所引发的不断争斗，带给人类以持续且强烈的影响，将人类牢牢抓住；相形之下，精神运动则堕入了虚伪和造作的窠臼。人类实际得到了甲物，却自以为得到了乙物，而他真正需要的则是丙物，这三者间存在着巨大的落差。不光是个人会犯这种错误，我们一切的文化都是为了提高人类的地位，带来全新的发展。实际上呢？这一切新东西仍是老古董，还是过去的自然生活的装饰品，外如斓锦而内如败絮，这使得我们的文化正在变成一种骗局。因此，人们在批评和自省的时候表达了很多对于当代文化不满的见解，对普遍存在于文化领域之内的虚假造作的种种给以彻底的唾弃。然而，我们对此虽有察觉，却无法挣脱这种局面。各种堂皇空洞的事物将我们挟制着，任何头脑清醒者都会意识到这一点，这实在是再可悲不过的事情了。

但是，大发牢骚之后，我们仍要保持头脑的冷静。因为我们并不知道，事情是否已经有了改观，我们的愿望本身是否存在谬误。作为与无数个体共存状态下的单一个体，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只能说是一种经验。我们既立于现实的生活基础之上，却又妄想将自身的存在置于所有个体升华之后的普遍生命中，这是一个十足的矛盾。作为现存世界中的组成部分，我们怎么能够指望人类去创造一个新的世界？如此来看，至真至善只是空中楼阁，永无实现的可能。这一类幻想，人类对之越是处心积虑，便越会感到茫然失措。对于个体而言，这些都是“下辈子”的事情，因此，他在本可以发展自己的时候却拒绝向前跨步。

固然，人类为了获得真理，时常会跳出感觉现象的层面进行一些思考活动。但是，他的思考仅限于他一身，只是属于个人。无论他如何殚精竭虑，延伸自己的思考领域，他都无法超出这个领域。同样，人类在历史上对于真理所进行的科学理解的尝试，不过是一场空。虽然不断举步，却与目标背道而驰。在远古时代，人们对于真理概念的认识是个人与整体之间的某种关联，认为生命其实可以轻松转移，它被作为针对外在现实的愿望。如今，这个概念历经了人类长期生存的历程后，变得不可靠了。我们逐渐发展的结果，便是这一真理的概念渐渐被淘汰。因为这种向内发展的方向，肯定会使得它与整个世界环境渐行渐远，最终导致我们两方面的经验日渐剥离。自进入现代文明，我们就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这种分离的现象，看得出来，假如我们不想放弃对真理的追求，那么只有在人类的内在世界中，区分人的领域和某些其他事物的领域，在两者之间画出一条界线。这些事物完全可以看作人类生活寻常却真实的表征。因此，斯宾诺莎把客观思考和情感迸发区分了开来，康德从人性的局限中将密切相连的实用理性和抽象理性剥离了开来，继之，黑格尔则将对人类历史意义重大的思维过程放在了至高的位置上：这一切，远不是一个人的观点和宏愿。他们中的每一个，都发现了一种独特的关于真理的概念，都提出了一种独特的精神生活的方式。但是，对其加以反复思考，我们便会疑问：那些看似超然的事物，是否还存在于人类的领域中？什么才是现实最深刻的基础，对此，难道我们从未得到一个正确的定论吗？

与前述善的观念所遭遇的情况相似，这也是一个误区。在我们对概念的校正过程中，善的观念变成了一种力量，从片面狭隘、令人窒息的一己之私中挣脱出来，逆流而动并获得了一定的地位，在它的基础上，一种全新的纯粹且全面的生活正在形成之中。对于幸福，如今流传着若干不同的概念，从层次上来看，大致可分为高下两类。然而，即便以居于最高层次的幸福而论，也不可能高于人类的愿望。因为事情倘若无关于自己的幸福，人类便也不需要加以期待了。人类也不会违背自己的幸福去追求其他外在目标——于己无益的事情，谁都不会去做。因此，人的这些局限必然会限制他的行为，倘若不能对此加以突破，那么善与功利将永远无从区分。来自宗教的经验可以作为上述判断的依据。刚开始，宗教的目标就是为了除去人类身上的捆绑，将一种新生活赋予他们，每一种教义都教给人们融入整体以获得安宁的道理，又或者要他们盼望那恩典的天国，从而引导他们的人生走向积极的一面。然而，事情并非设想的那般，因为那其中缺乏快乐。可以想象得到，宗教最终并没有能够为人类创造一个美丽的新世界，反之，它却用锁链将他们更加牢固地围困在了旧世界里面。应该说，宗教几乎是毫不费力地唤醒了生命中足以与本能相抗争的力量，如昙花一现般令人印象深刻。在这进退维谷的困境中，我们迫切希望在人类内部构筑起一方超然的净土，从而实现人类转向这一非人类世界的转移，这想法是如此矛盾！可是，就精神生活的需要而言，这样的超然世界是必须存在的，如果没有它，生活将无处依傍。当然，这也给了一些鼠目寸光者以口实，他们将真与善批驳得一无是处，对之不屑一顾。

既然无从实现，我们何不放弃这目标、这观点和这追求？要知道，要想使一场运动停下来，可不是说说这么简单。这不仅事关定义和理论的辩论与说服，还牵扯到现实的种种情况、当事者被鼓舞起来的信念、生命全力以赴的拼搏和运动浪潮的滚动向前。这些因素即便都已驻足不前，也不会由此消失，即使饱受攻击，也要依然存在。此外，尽管由它们所产生的效果十分仓促潦草，但仍使得自然生活的局限性昭然若揭，进而使得人们再也无法满足于自然生活。显然，人们在此追求的并非自然生活的快乐，正因为这样，这种追求才显得令人难以理解。由此引发的运动，搅动了人类原本心安理得的宁静，让人们对自己习以为常的一切生出不满，并以某种藩篱将人类的外围隔开，督促他们向自身内部多多挖掘，多多思索，最终使人生走上了一条刻苦之路。人类之所以被幻觉吸引，往往是因为美妙的图景和虚幻的喜乐。然而，强加于人类的劳苦愁烦，又是如何令他们甘之如饴的呢？我们可以从另外一个角度加以思考，比如，在完全的自制能力下人应该如何取舍？显然，只有思维混乱者和个性软弱者才会希望将已经荒废的事物保留下来，并将因果关系弄颠倒。一旦这一方向被认定为不正确，精神生活因此而荒废，那么，一切为生命带来尊严荣耀、内在统一和整体维系的事物，便也要随之荒废。在此之后，一切有关爱与尊严、真理与价值的现实便只剩下了躯壳，一切工作都不复再有内在统一性和客观必然性可言，甚至于，科学也会因此走向衰亡。

此种顾虑说明，我们不可以采取完全的否定态度，因为那样的话，我们将会迷失于痛苦之中。对于一些无关大体的问题，我们或许可以将其束之高阁，放于次要位置静待解决。一来它对于我们的生活并不构成威胁，二来我们也可借以对事态稍作观望。然而，我们这一回所遇到的问题却位于生活的中心，或者说，它正是生活的中心，如果对此仍然采取静观其变的态度，那无疑会使得我们整个的生活陷入一片混乱，它会因此而四分五裂。因此，一切积极向上的人遭遇到这种问题，都会迎难而上，拼尽全力也要闯出这令生命不堪忍受的困境，如歌德所言“必需的才是最值得的”，他们断然不会在征途中停下来。

弄清矛盾何以产生是寻求其解决办法的前提。事实上，上述矛盾是这样产生的：精神生活同时提出了两重要求，即建立一个新世界且这一新世界要同人类保持联系，意在表明这一新世界正是人类所期盼的。既然普遍性对于精神生活来说是必不可少的，那么，这两重要求便是无法妥协的。出于这种原因，人类必须要有所变化，要看到更多新世界的例证，而不能在第一印象之下便贸然接受它。最初的内在精神生活从人类自身产生，它的普遍性有待于增强，而若要实现这一点，就必然需要对人类发生作用，而不仅仅是从人类自身产生这样简单。这样一来，它就必须具有不同于传统的表现形式，虽然这种颠覆会招致质疑声。现代科学中常有这样的情况，即第一印象往往是不准确的，同样，我们也可以证明所看到的事物并非所看上去的那样，而是别有面目。因此，现代自然科学技术将感觉世界扭转成为一个可探索可认知的世界。不过，科学终归只属于经验的范畴，可以在内部完成转变，而对于什么是现实的基本形式等问题，我们必须从全局着眼考虑一切变化，并且还要有所思辨，否则我们便不会实现自己的目标。当然，当前我们的时代潮流反对思辨，然而这样的态度本身有多大的合理性，就很值得商榷。倘说思辨仍不脱故智——高居于世界之上，对之乱提概念且横加猜测——的话，那么，对它坚决抵制便是再明智不过了。然而，那种认为除去旧的思辨哲学不会有新的思辨哲学出现的观点也并非正确，因为思辨哲学非独为思想的产物，同样也可以来自生活整体。这也意味着，对于生活的革故鼎新一定要从改变生活中心本身来开始，而对于那些已经作用于生活的现实，为了便于其获得更好的效果，我们应当还之以名正言顺的位置。如此一来，形而上学的任务便不再是向既定现实中注入我们的思考，也不再是以各种各样的概念来构筑现实，而是要将我们生命的活力，从现实中发掘、彰显乃至激发出来。唯有如此，思想才会以生活作为其变化的依据，这样的形而上学恰如黑格尔所言：“妄图将思辨从戏剧中消灭委实愚不可及，来源于思辨的生活与来源于生活的思辨，两者绝不该混淆。”

倘说我们的时代在客观世界的矛盾面前毫不抗争，那么，就算它已经抛弃了形而上学的思想，我们也要将后者俯身拾起。因为这样的话，我们便有理由相信，这个时代一切内在的分裂和生活的肤浅，俱是由此造成的——它抛弃了思辨哲学的精神，从而导致了内在意义的贫乏。倘若要为生活变革与重拾思辨援引间接的例证，那么，我们这个时代的自身体验便是一例：它越是对之排斥，人们便越是渴望思辨哲学。

对于这一需要加以彻底确立的论点，我们在此前的研究中已经有了深入的分析，一些正在进展中的事物也已经浮现于我们面前。然而，我们在其中看到了一种不可调和的矛盾：一边是精神生活及其新世界要产生自人类的内在；另一边，精神生活又要超乎人类以获得其自身的本质。在此情形下，唯有使精神生活超越人类的属性获得认同和支持，唯有使精神生活成为全体人类的普遍生活，我们才有可能解决这一矛盾。这样做，将使得现有的生活与世界天翻地覆，我们将在完全不同于从前的条件下重新开始。对此，另当详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