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部错误的历史”

通常来说，之所以把柏拉图主义理解为西方形而上学，原因在于，它研究的不是直接呈现给感官知觉的东西，对这些东西的理解超越了感觉经验和常识推理。这个源头可以追溯到巴门尼德，他给了我们一个重要的概念——上帝，或者说绝对存在或第一本原，尽管没有呈现给感官，但是它仍然比现象的东西更实在，更真实，更有意义。自巴门尼德之后的西方哲学，思想家们有一点是共同的，就是把人的精神与感官分离。哲学家之所以是哲学家，就是因为他离开现象世界，然后进入了另一个领域，这个领域始终是少数人能够达到的世界，只有像柏拉图那样的“神之友”的哲学家才能够达到。这就是柏拉图主义的感性领域和超感性领域的二元区分。尼采用“真实世界”来称谓这个超感性领域，在《偶像的黄昏》中他以“‘真实世界’如何最终变成了虚构故事”为标题道出了柏拉图主义的演变历史，他还给这个过程加上了一个副标题，即“一部错误的历史”(TI:4;KSA 6．S．30)。

一

在这部“错误的历史”中，我们看到，由柏拉图设定的作为真实存在的超感性领域不仅被贬降，从天上降到地上，而且已经沦为非现实的和空无所有的东西。尼采把这部历史分为六个阶段，它们很容易被标识为西方思想的最重要的时期，而且也径直引向尼采自己的哲学的新开端。各个阶段的情况如下:

一、真实世界是智者、虔信者、有德者可以达到的，——他生活在其中，他就是它。(理念的最古老形式，比较明白、易懂、有说服力。换一种说法:“我，柏拉图，就是真理。”)

这里对于“真实世界”的规定在于:它是此时此地的人可以达到的，虽然并非随便哪个人就可以轻松达到，但是它是有美德的人能够达到的。超感性领域乃是“理念”，这是以希腊思想和希腊此在的眼光所能真实看见的东西。“我，柏拉图，就是真理”，就是在这个意义上的希腊式的表达。从这里可以看出，“真实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就拉开了距离，这也是西方思想的起因。古希腊智者学派把真理看成是修辞学(语言)的问题，也就是说，真理都具有约定性和相对性。柏拉图对此批判认为，关于逻各斯的真理首先来自存在，然后来自知识，最后才是修辞。所以，柏拉图使修辞学服从于哲学(辩证法)，使语言变成真理的导管，他确立了最高的存在(也是至善)。

二、真实世界现在是不可到达的，但是许诺给智者、虔信者、有德者(“给悔过的罪人”)。(理念的进步:它变得更精巧、更难懂、更不可捉摸，——它变成女人，它变成基督教的……)

随着对超感性领域的设定，已经明确地假定了与感性领域的断裂，但又不是绝对地断裂:只是在此岸的生活中，在尘世的生活中，“真实世界”不可达到。这就意味着，超感性领域不再在人类此在的范围内并且成为可以认识和传达的了。只要超感性领域被解释为彼岸，人类此在就变成了此岸生活。“真实世界”现在变得更加真实了，因为它越来越从此岸生活分离出去了，它只能被作为一种许诺被信仰。但是，许诺也包含着一直都无法实现和持续地延宕的可能性。显然，许诺一个“真实世界”招致一种明显的矛盾，即“真实世界”不是现在，它不与我们在一起，我们没有生活其中，我们不是它，我们只生活在对它的许诺中。可以说，许诺进一步成为“真实世界”与现实生活的分裂因素。基督教宣称的“灵魂得救”就是这种许诺的典型表达。

三、真实世界不可到达、不可证明、不可许诺，但被看作一个安慰、一个义务、一个命令。(本质上仍然是旧的太阳，但被雾霭和怀疑论笼罩着;理念变得崇高、苍白、北方味儿、哥尼斯堡味儿。)

这个阶段是通过康德哲学达到上述超感性领域与感性领域的分裂。现在，超感性领域不是一个许诺，而是实践理性的一个假设，它处在一切经验和证明之外。虽然康德对知识能够达到存在进行了批判，但这也只是为信仰保留地盘。在基督教世界图景的结构中，康德并没有改变什么，他只是把所有的认识之光集中于经验之上，也就是数学－自然科学对世界的解释上了。处在自然科学之外的东西，其存在虽然没有被否定，但是却被推回到不确定性之中了。所以，尼采看透了康德思想中明显的柏拉图主义。当然，这也暗示了柏拉图与康德的距离:柏拉图的“真实世界”是可以到达的，而康德的“物自体”却处于一切经验和证明之外。到这里，康德把“真实世界”提到一个更高的层次上，成为一个“义务”。根据第一部分，“真实世界”不仅是存在的，而且可以达到，也可以传达。但是，到了这个阶段，“真实世界”完全变成了一个矛盾、一个悖论。从柏拉图到康德，“真实世界”自身变成了一个疑问。海德格尔对尼采的这段话的解释说，到这个时候，一种沉思的“真诚”出现了:“尼采看到新的一天正在到来。理性，在这里就是人类的知识和追问，开始苏醒过来了。”^[1]当然，尼采这里也暗示了实证主义对形而上学的拒斥，它想取代形而上学。

四、真实世界——不可到达吗?反正未到达。未到达也就是未知道。所以也就不能安慰、拯救、赋予义务:未知的东西怎么能让我们承担义务呢?……

(黎明。理性的第一个呵欠。实证主义的鸡鸣。)

五、“真实世界”是一个不再有任何用处的理念，也不再使人承担义务，——是一个已经变得无用、多余的理念，所以是一个已被驳倒的理念，让我们废除它!(天明;早晨健全的感觉和愉快的心境的恢复;柏拉图羞愧脸红;一切自由的灵魂起哄。)

尼采为“真实世界”特意加上了引号，即是说“真实世界”已经成为历史了，它是被废除掉的东西。为什么要废除它呢?因为它已经变得无用、多余了。这在实证主义的语境中就是这样，“真实世界”成了无用的概念，因为从感觉的基础而不是从存在就能获得这个真理。面对这种状况时，“柏拉图羞愧脸红”，因为柏拉图所承诺的一切都在此完结了。对于“真实世界”的废除使我们恢复了“健全的感觉和愉快的心境”，也就是说一个感性世界获得了它的自主权，不再是被另一个(超感性)世界所统治和主宰了。生命也获得了解放，“一切自由的灵魂起哄”。我们觉得，尼采用“起哄”(Teufelslrm;riot)这个词表达的是这个意思:“从前精神便是上帝，接着就变成了人，现在他变成了群众。”(Z，Ⅰ:8;KSA 4，S．45)比起柏拉图的“理念”，在经验主义和实证主义那里，人们赢回了“健全的感觉”，但是尼采用“起哄”这个词却又指示着现代世界的混乱状况。因为它是个大众统治的时代，“新”与“旧”仍然进行着斗争，各种思想观念交错混杂。

六、我们已经废除了真实世界:剩下的是什么世界?也许是虚假世界?……但不!随同真实世界一起，我们也废除了虚假世界!(正午:阴影最短的时刻;最久远的错误的终结;人类的顶峰;《查拉图斯特拉》的开头词。)(TI:4;KSA6．S．30-31)

“真实世界”不存在了，被废除了，那么是否还存在一个“虚假世界”(scheinbare Welt;apparent world)呢?这也许是对付愚蠢的实证主义的。因为实证主义认为，只有把所有心理现象排除在考虑范围之外，仅仅抓住看得见的“事实”和呈现给我们的感官的现实事物，就能找到确定性的坚实基础——最强有力的和最可靠的论据。实证主义也是要被超越的阶段，也就是说，实证主义对“事实”的追求也可能是形而上学的错误的最终避难所。“反对实证主义，它停止在现象上——‘只有事实’——我要说:不，没有事实，只有解释。我们不可能确定事实‘本身’:或许这样做是毫无意义的。”(WP:481)到此为止，这个形而上学的最久远的错误终结了。尼采以“人类的顶峰”联系到他的查拉图斯特拉的哲学。这就是说，他的哲学必须从柏拉图主义“终结”处来理解。

二

上述用六个阶段叙述了柏拉图主义的历史，可以说这种叙述方式揭示了柏拉图主义从存在(超感性领域)—非存在(感性领域)的等级结构上来构造“真实世界”的策略的错误。从心灵出发(柏拉图—基督教)和从感官出发(经验主义—实证主义)，保持一个存在物，一个实在，这是双重的错误，柏拉图主义走出了一条自我摧毁的路线。但是，柏拉图主义没有那么轻易地退场，而是保留了它的基本的原则。像实证主义虽然拒斥形而上学，但是它标榜的“事实”仍然与形而上学有着惊人的相似。所以，把形而上学宣布为错误并没有真正清算它，关键问题还在于找到这种错误的根源所在。尼采用“形而上学的心理学”来标识他的这种探寻工作。他发现了柏拉图主义或西方形而上学的心理症结:这个世界是虚假的，所以应该有一个真实的世界;这个世界是有条件的，所以应该有一个绝对的世界;这个世界是充满矛盾的，所以应该有一个无矛盾的世界;这个世界是生成的，所以应该有一个存在的世界。在尼采看来，这纯粹是错误的推论，即盲目相信理性:如果A存在，那么其对立面B也必然存在。做出这个推论的原因是痛苦，并把痛苦变成一种愿望，但愿有这样一个世界存在。正是出于对生存世界的仇恨，才虚构一个更有价值的世界:“形而上学家对现实的怨恨是动力。”(WP:579)

发明或者说信仰一个“真实世界”，这对人造成了三种诱惑。第一，一个未知的世界:我们是好奇的冒险家和探寻者，已知的东西似乎令我们厌倦。第二，另一个世界，那里情形迥异，也许一切都会好转，我们没有白白期望;一个情形迥异的世界，谁知道呢，也许我们自己在那里也迥然不同。第三，一个真实世界:这是对于我们最奇怪的攻击;已经有许多事物冠以“真实”这个词了，我们不由自主地把它馈赠给它。所以，这个真实世界也必定是一个真诚的世界，一个不欺骗我们、不把我们当傻瓜的世界:相信它近乎就是必须相信它。这样一来，我们就用三种方式逃避我们生存的(“这个”)世界:第一，用我们的好奇心。仿佛别的地方有更有趣的一部分，这个世界是极其无聊的。第二，用我们的顺从。仿佛这个世界不是最后一级的必然性，它应该是另一种样子。第三，用我们的同情和尊敬。仿佛这个世界不公正，对我们不诚实，因而不配得到它们。“‘真实世界’这个概念暗示这个世界是一个不真诚、骗人、不诚实、冒牌、非本质的世界，——因而也是不照顾我们利益的世界(不应该顺从它，更好是反对它)。总之，我们以三种方式暴动:我们制造一个X来批判这个世界。”(WP:586)

但是，究竟谁能告诉我们，“虚假世界”的价值就必定比“真实世界”小?我们的本能不是驳斥了这个判断?人不是总在虚构一个世界，因为他想有一个比现实更好的世界?尤其是，我们如何知道，“真实世界”不正是我们的世界?“另一个世界”可能就是虚假世界?比如，希腊人就在真实的生存方式之外，就替自己设想了譬如说一个“影子王国”，一种假象—生存(Schein-existenz;apparent existence)。还有，谁授权我们煞有介事地来规定真实性的度?尼采提出了这个问题:为什么“另一个”世界的观念总是导致不利于并批判“这个”世界呢?这表明了什么?在他看来，一个民族如果有自豪感，生命蓬勃向上，就总是会认为变成别的样子就是变得更低微，变得更无价值;它把陌生的、未知的世界看作它的敌人、它的对立面，它觉得自己没有好奇心，完全拒绝陌生事物。

所以，把这个世界当做“虚假”世界，而把另一个世界当做“真实”世界，作这种区分就是一种症候了。它有以下三个来源:哲学家，他发明一个理性世界，在那里理性和逻辑功能是相适合的——“真实”世界由之而来;宗教家，他发明一个“神灵世界”——“非自然的、反自然的”世界由之而来;道德家，他发明一个“自由世界”——“善的、完美的、公正的、神圣的”世界由之而来。这三个来源有其生理—心理共性:“心理上的大错，生理上的混淆。”(WP: 586)“另一个世界”，如同它实际上在历史上所表现的，打上了什么名号的印记?——打上了哲学偏见、宗教偏见、道德偏见的印记。“另一个世界”，正如它由这个事实所证明的，乃是“不存在”、“不生存”、“不想生存”的同义词。所以，厌恶生命的本能，而非生命的本能，创造了“另一个世界”。尼采由此得出结论:“我们的宗教、道德和哲学是人的颓废的形式。”(WP:794)

尼采对上述哲学偏见、宗教偏见、道德偏见进行“颠倒”，他在《偶像的黄昏》中提出了“四大命题”。第一命题:将这个世界说成是虚假世界的那些理由，毋宁说证明了“这个”世界的实在性，另一种实在性是绝对不可证明的。第二命题:被归为事物的“真实存在”的特征，是不存在的特征、虚无的特征。“真实世界”是通过与现实世界相对立而构成的，它事实上就是虚假世界。第三命题:虚构一个“另一”世界是毫无意义的，倘若一种诽谤、蔑视、怀疑生命的本能在我们身上还不强烈的话。在后一种场合，我们是用一种“另一”、“更好的”生活向生命复仇。第四命题:把世界分成“真实的”世界与“虚假的”世界，不论按照基督教的方式，还是按照康德的方式(毕竟仍然是一个狡猾的基督教的方式)，都只是颓废的一个预兆，是衰败的生命的象征(TI．3:3;KSA 6．S．78-79)。“真实世界”、“另一个世界”、“真实存在”、“神灵世界”、“自由世界”都是形而上学的虚构，这些都是虚构出来的东西，都是“虚构故事”，而且还是一种征兆，它是颓废生命的象征，信仰它们就是对生命的仇恨。因此，我们必须废除它们:“废除真实世界是头等重要的事情。它是对我们所在的这个世界的巨大怀疑和贬值:它是迄今为止我们对生命的最危险的谋杀。”(WP:583)

由此观之，尼采不仅把柏拉图主义看成是“一部错误的历史”，而且更为重要的是，他发现了这种形而上学的根源所在，即是对现实、对生存的世界、对本能的厌恶和否定，这是颓废的征兆。哲学、宗教和道德乃是达到这个目的三种主要的形式。所以，在这里，尼采把形而上学看成一种衰退的生命的征兆。“错误”或许只是表面的，根深蒂固的东西就是衰退的生命和日益疲惫的意志。不仅问题是思想上的，而且更是心理和生理上的问题。

三

人们会这样问:尼采在《偶像的黄昏》中完成了“颠倒柏拉图主义”，他为什么还要说必须废除“真实世界”呢?“真实世界”不是已经被废除了吗?“上帝死了”之后，为什么还要坚持废除“真实世界”呢?“上帝”这个概念不就标识了“真实世界”这个超感性领域吗?

这个问题也不难回答，因为尼采考察了“真实世界”的三个来源，即哲学、宗教和道德的来源。也就是说，即使废除了“真实世界”，如果没有对这个前提进行批判，“真实世界”也会死灰复燃的。即使“上帝死了”，基督教的宗教根源可能仍然存活着。还有，哲学上对理性的尊崇，道德上对“律令”的信仰等。这些都可能成为“真实世界”重新产生的根源。也就是说，只有把形而上学的来源搞清楚，才能真正测度“真实世界”的范围，从而对形而上学的批判和清算才能切中要害，入木三分。

首先是哲学的问题。尼采把哲学家当成概念木乃伊的制造者:“几千年来凡哲学家处理的一切都变成了概念木乃伊;没有一件真实的东西活着逃脱他们的手掌。”(TI，3:1;KSA 6，S．74)而且他们还以概念为偶像，这样就带给了一切生命的危险状况。因为他们认为存在者不变化，变化者不存在，他们都信仰存在而不是变化。另外，哲学家还有另外一种危险，即混淆始末。他们把最后的东西当成“最高的概念”，即最普遍、最空洞的概念，高级的东西不允许从低级的东西中生长出来。比如柏拉图的理念，感性的东西只有与超感性的东西关联才有存在的可能性，越是靠近理念，就越是存在，否则就是不存在。哲学家的这种偏见来自于对于理性的信仰，因为理性驱使我们设置同一、持续、实体、始因、物性、存在等。而且理性就潜藏在我们的语言中。语言的形而上学的基本假设就是理性。由于语言，我们成了一种野蛮的拜物生灵:到处看见行为者和行为，相信意志是普遍的始因，相信“自我”、作为存在的“自我”、作为实体的“自我”，并且把“自我—实体”的信仰投射到万物上——从这里创造了“物”这个概念。等等。以至于我们说的每个词，每一句话，都是为存在辩护。“我担心我们还没有摆脱上帝，因为我们还信仰语法。”(TI，3:5;KSA 6，S．78)

其次是道德的问题。尼采在《曙光》的前言中把人们对于道德的信仰看成是“基础中的基础，磐石中的磐石”(D，Pre．2;KSA 6，S．12)。这表明，柏拉图－基督教道德对至善的追求的影响依然根深蒂固。当然，“上帝死了”不是说人们就不会再信仰宗教了，或者说宗教没有存在的必要了，而是说，“上帝死了”之后，人们在任何权威面前，仍旧不允许思考，更不要说批评了，只有服从!康德在一个不可证明的世界里安排一个“道德王国”不就是这种狡猾的基督教方式吗?“一种‘你应该’的声音同样在我们心中响起，一道严厉的道德星光同样在我们头上闪烁——这是道德的最后的可见光，它仍然照耀着我们最后的道路，因而至少就此而言，我们仍然是道德性的……正是作为这种道德性的人，我们这些现代非道德论者和无神论者才会觉得自己仍然与长达千年的德意志正直和虔诚联系在一起，即使是作为它的最成问题的和最不可救药的未来;在某种意义上，我们确实是这一传统的继承者，它的最内在的意志的执行者——这种意志，如我们前面所说，是一种悲观的意志，它无畏地否定自己，因为否定就是它的欢乐!在我们手中完成了——用一句时髦的话说——道德的自我升华。”(D，Pre．，4;KSA 6，S．16)

尼采的这段话表明的是，在“上帝死了”之后，道德的价值仍然在社会生活中居于统治地位，我们都是这个传统的继承者。道德的绝对地位也说明了这种状况，人在道德(被确立的最高价值)面前仍然是服从者。康德要求的“你应该”就属于一个典型。所以，要想解放生命，就要摆脱道德:“向人们据以虚构真实世界的一切前提宣战。这类前提之一便是:道德价值是最高价值。”(WP:583)尼采把他自己作为一个非道德主义者、反道德主义者，对迄今为止的道德进行了批判和攻击，这可以看出他对道德问题的不满和愤慨。

再次，虽然“上帝死了”，但是宗教的世俗变形还依然存在:“上帝死了;但是按照人的方式，展示上帝阴影的洞穴可能仍然存在上千年。”(GS:108;KSA 3，S．467)海德格尔与卡尔·洛维特都倾向于认为，尼采哲学的真正的出发点是从“上帝死了”这句话开始的。海德格尔在《尼采的话“上帝死了”》这篇论文中把尼采对柏拉图主义的颠覆看成是对形而上学的反动。形而上学是欧洲虚无主义这一种历史性的运动的本质领域和发生领域，它是这样一个历史空间，在其中命定要发生的事情是:超感性世界，即理念、上帝、道德法则、理性权威、进步、最大多数人的最大幸福、文化、文明等，必然丧失其构成力量并且成为虚无的。在西方形而上学的开端处，柏拉图就确立了这个泛希腊的－犹太世界的基本结构，但是上帝和教会圣职的权威消失了，代之而起的还有理性的权威等。基督教本身，甚至现代科学技术都只是虚无主义的结果和构成^[2]。从这个方面来看，尼采颠覆柏拉图主义还要面对它的世俗的变种形式。“尼采自始至终不遗余力地攻击的不是教义式的基督教，而是其世俗变形:现代市民社会和道德的‘潜在’基督教。他思考得最多的不是‘上帝死了’，而是‘上帝死了’阴影般的苟延残喘，是古老的基督教展现在现代世界的骗局。”^[3]

我们可以这样说，只要“真实世界”的根源还存在着，那么尼采“颠倒柏拉图主义”的任务就是没有完成的。对于尼采来说，在虚无主义的“中间期”，这也是一个混杂期，必须积蓄力量，用“积极的虚无主义”的精神反对一切基督教的世俗形式和根源。尼采虽然宣布了“真实世界”是虚构物，它应当被废除，但是他与“真实世界”的各种思想根源的斗争没有终结。只要这个斗争没有停止，他对柏拉图主义的“颠倒”就没有真正终结。形而上学或许并不可怕，可怕的是它的根源和前提，这是颓废的生命在心理和生理条件上的犯病，这才是尼采所要真正解决的问题。所以，颠倒柏拉图主义，不是像海德格尔所理解的又被所颠倒的东西的本质俘获的单纯的“颠倒”^[4]，尼采的这种工作走得更远。不管他是否成功，他都触及了形而上学更深层的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