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视角的估价方式

视角都与生命的条件有关，不同的视角反映的是不同的生存方式，对应于不同的生命类型。尼采用道德的视角指示的就是自从苏格拉底提出“理性=美德=幸福”的命题以来在欧洲居于统治地位的评价方式，即理性与本能对抗，否定身体和感官，这也是对生命本质(权力意志)的否定。这种道德评价方式就是要造成一种价值的对立，把超感性领域作为最高的价值，或者说是价值的基础，认为感性领域没有价值，这种对立也属于古老的形而上学谬误。柏拉图把超感性领域确立为最高的善从而与感性领域保持了距离，后者只有从属于前者才有存在的权利。而基督教出现以后，这种对立就更为明显了，天国与尘世之间是分裂的，上帝是绝对的善，是最高的价值。当然这种价值对立在现代也有它的变种形式，诸如，“理性的权威”、“最大多数人的利益”、“良知”、“进步”等，人们把这些东西看成是最高的价值，借以与生命对抗。所以，道德视角产生了对生命的怨恨，内疚，良心痛苦，禁欲主义，“客观性”，原罪意识等，采取不同的方式来诽谤生命。道德就是生命的“吸血鬼”，生命的“毒药”，生命最大的“灾难”。

一

在早期整理古希腊思想家的思想时，尼采就发现了阿那可西曼德与赫拉克利特两人对生命的不同态度。在阿那可西曼德看来，凡是生成的事物，都要毁灭，无论是人的生命、水，还是热、力都是一样。因为事物要为其“不公正”而受到时间的惩罚:“‘多’的存在成了一种道德现象，它是不公正，因而不断通过衰亡为自己赎罪。”(KSA 1，S．821)但是，在赫拉克利特那里，世界本身是一杯必须不断搅拌的混合饮料，一切生成都是对立面的斗争，确定的、持久的质仅仅表明斗争的一方占有优势，但是斗争没有停止，并将一直持续下去，万物都依照这种斗争而发生，所以斗争就是永恒的“公正”。多本身就是公正，不是阿那可西曼德意义上的不公正。所以，尼采说:“生成与消逝，建设与破坏，对之不作任何道德评定，它们永远同样无罪，在这个世界上仅仅属于艺术家和孩子的游戏。”(KSA 1，S．830)通过艺术的审美来看这个世界，是赫拉克利特—尼采所主张的思想，世界是宙斯—孩童的游戏，不是对生成事物的惩罚。这就是生成的无辜的思想。我们第五章还要继续探讨尼采的这个思想。

不过，历史到了苏格拉底那里却发生了决定性的转变。尼采的《悲剧的诞生》有两大发现:一是两种艺术精神，即日神的梦境、自利和幻想世界的美的外观与酒神的忘我、醉和催产人间和解。这两种艺术精神是古希腊悲剧艺术的双亲性格，缺少了一方，另一方就不能单独存在，它们相互作用，体现了古希腊的文化活力，并且成为文化和历史发展的动力。二是苏格拉底主义，苏格拉底以“知识即美德”的智识原则对抗本能，改变了此前以悲剧为基调的生活和艺术。苏格拉底主义首先在欧里庇得斯的喜剧中得到了应用，由于他在(喜剧)艺术中贯彻了苏格拉底主义，从此开始了对艺术的批判和大胆的推理，也就是从理性的角度来从事戏剧。这无疑是对艺术的破坏，艺术的双亲性格被喜剧摧毁了。于是，喜剧就与理性结合在一起，即为苏格拉底的理性乐观主义。

苏格拉底是“颓废的征兆”:用理性对抗本能，第一次使生命成为有疑问的东西。此前希腊悲剧生活中，理智生活并没有占据一个突出的位置，那时候生活整体才是值得关注的，而且求知欲也能够得到有效的控制，生活是整个目标。知识只有服务于生活才有存在的价值。但是，苏格拉底传播了科学秘教以来，科学只以自身为目标，并且在求知欲的催促下，要求为存在立法，不仅役使了自然，而且使生命自身也成为有疑问的了:“不论自然的科学还是非自然的科学(我指的是对认识的自我批判)，现在却开始劝人放弃他保留至今的自尊，好像那自尊无非是一种稀奇古怪的念头。”(GM，Ⅲ: 25;KSA 5，S．404)特别是近代以来，科学对世界的机械论的解释，褫夺了世界的意义，生命本身也要受到科学的质询并且成为可疑问的东西。所以，苏格拉底不仅是西方科学的鼻祖，而且还是西方堕落的开始，这种堕落就是使生活世界被过多的知识变成了“账房先生的记账簿”，迫害了本能的生命，阉割了生命。

苏格拉底不仅是欧洲的转折点，世界上其他国家也有类似的情形，即把道德作为统治一切的价值:“自苏格拉底以来欧洲有一个共同点，就是试图使道德的价值统治其他一切价值:结果道德不仅是生命的元首和法官，而且还是知识，艺术，国家和政治行为的元首和法官。‘提高’是唯一的使命，其他的都是手段(或是干扰，阻碍，危险:结果就是要同毁灭抗争)。中国发生了类似的运动，印度也一样。”(WP:274)道德问题在世界历史上属于普遍现象，但是这并不是说一定存在着道德，而是说道德的最高地位的确立使生命处于无权地位:道德使生命成为服从的生物。

柏拉图第一次确定了一个超感性的领域即“理念”在哲学上至高无上的地位，这是最高的善。“理念”属于我们所说的“真实世界”，在柏拉图那里，这个领域虽然与感性领域保持着距离，但是它是可以认识的，可以到达的，凭借灵魂在现实生活中对摹本的认识就能够回忆起生前被放到灵魂中的原初事物，不过这只限于少数人，所以哲学的教育是不可或缺的一环。在尼采看来，基督教是人民大众的柏拉图主义，因为柏拉图的哲学等级制在基督教这里转化为在上帝面前人人平等，但是这时超感性领域的“上帝”却远离了人们，与尘世开始分离。人都是有罪的，人生的目的是通过生前行善而死后实现灵魂得救。基督教的价值统治欧洲的时候，神学家、教士、牧师开始成为了真正的统治者，成为了人们很难摆脱的枷锁:“而一直到现在，教士类的人始终是统治者!他决定那些何者为‘真’，何者为‘假’的概念。”(A:12;KSA 6，S．179)

在尼采的论战性的小册子《敌基督》中，他认为，无论谁的血脉中有神学家的血，就会以一种歪曲的、不诚实的视角看待所有事物。从这种条件下成长起来的情感就叫做信仰:一劳永逸地闭上了自己的眼睛，以免看到不想看到的虚假而痛苦。这种对所有事物都有缺陷的视角被提升为“道德”、“美德”、“神圣”;好良心也被缚在这种错误的视力上;一旦某人自己的视角被以“上帝”、“拯救”和“永恒”之名圣化，其他的视角就不再有价值了:

被神学家感触为真实的东西一定是假的:这几乎就是真理的标准。他的自我保存的最根本的本能在任何情况下都阻止他重视实在，甚至让实在插手他的事情。无论神学家的本能扩展到哪里，价值判断都是颠倒的，“真”与“假”都必然是颠倒的:凡是对生命无害的东西都称为“真”;凡是提升，增进，肯定，确证生命的，让生命胜利的东西都被称为“假”。当神学家通过国君(或者人类)的“良心”要求权力时，我们从不怀疑要发生的事:趋向终结的意志，虚无主义的意志，要求权力。(A:9;KSA 6，S．176)

道德视角造成的价值对立就是我们前文所说的“真实世界”与“虚假世界”的形而上学的对立。当尼采把“真实世界”最终变成“虚构故事”的历史叙述了一遍时，我们才最终领悟到，“真实世界”是一种价值设置。它不是自在的存在，而是被我们虚构出来的东西。我们虚构“真实世界”有着心理的原因，这是形而上学的需要，即是我们原始的恐惧，这种恐惧使我们寻找逻辑上的帮助，把某些东西看成是确定无疑的。所以，在尼采看来，道德判断与群体本能有关，排除危险和畏惧，诸如对蛮勇、复仇欲、狡猾、掠夺欲、统治欲的畏惧，于是就对对立的欲望和嗜好进行道德上的尊敬，群体本能逐渐得出了其结论。

尼采把道德的基础看成是对群体有用的欲望和嗜好，这与蒙田、拉罗什富科(La Rochefoucauld)、休谟等人的看法相同。道德是激情的投影，是把某些欲望和嗜好人为地抬高，在修辞上作工夫。道德无关于世界是什么样子的事情，也不是什么事实，它与人类的畏惧心理有关，与人类保存本能有关。在尼采看来，道德视角就是要造成一种对立，尤其要排除对生命状态不利的本能和冲动，并把那些本能和冲动称为恶的，同时把相反的价值称为善的，这就使社会确立了“处罚”和“应该处罚”的准则，使社会本身痛苦和畏惧。倘若人们能够废除危险和畏惧，那么人们也就同时废除了道德:它不再是必要的，它不再把自身看作是必要的，谁对今天的欧洲人的良心加以检查，谁将总是从一个道德的折叠和隐匿中引出相同的命令，这就是群体的畏惧命令。

二

正如尼采考察“形而上学的需要”一样，他也看到了道德估价的必然性，因为道德的估价是为了保存生命，是一种群体本能。没有道德视角，人类可能就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并且今后还有可能长期持续下去。所以，尼采认为，道德作为“症候学”却是有价值的:它显示了文化和内心世界的“珍贵实在”，尽管这一实在不太懂得理解自己(TI，7:1;KSA 6，S．98)。

道德作为一种估价体系，它与生存条件密切相关。没有道德的强制，社会的、集体的生存是不可能的，我们即使被夺去生命，也不愿意被夺去信仰。必须把某些东西确定下来，因为害怕多，就像阿那可西曼德那样把多看成是一种“不公正”现象。害怕情欲，于是就主张苦行，禁欲，自我摧残。人们的“道德感”是怎样产生的呢?就是约定一个共同的标准，或者按照一定的规定去“撒谎”，就是把某些东西看成是确定无疑的，人人都应当遵守的，这就是制度的产生的原因。其实是否是真的问题，不是道德所要过问的，它只确定要绝对信仰的东西，这与真理无关:“如果人们考虑大多数人发现有规章限制的东西多么必要，这使他们不会出格并牢牢系住他们;强制是多么必要，在更高的意义上，奴隶状态是意志薄弱者，尤其是妇女的唯一的最终生存条件的话——那么人们就会懂得信念，信仰了。有信念的人在信仰中有骨气。看不到众多事物，从来不会不偏不倚，一次次参与其中，在所有的价值问题上都有一种严格的和必然的视角——这仅仅是使这种类型的人生存下来罢了，但是他们是真理的相反的类型，也是真诚的反对者。”(A:54;KSA 6，S．237)

但是，道德视角无论如何都是一种“不诚实的眼光”、“邪恶的眼光”，不想看到自己看到的东西，认为人人都是有罪的，把一个罪感的世界作为对生命的惩罚，使生命失去了它本来应当具有的自由和无辜。这样看来，道德就是一种长时间的强制，是对生命的强制，给生命套上笼头:“道德的教导就是要仇恨自由放任，仇恨太大的自由，并且培植对有限的视野的需要，对最接近的任务的需要，它教导要使视角变狭窄，因此在某种意义上教导要变愚蠢，作为生活和成长的条件。”(BGE:188;KSA 5，S．110)

道德视角最善于运用的方法就是:首先是造成价值对立，比如“善”与“恶”的对立。把某种现象归于一个范畴，比如谋杀是罪恶，仁慈是善良，一种现象只能属于一种范畴，不是这种，就是那种，像基督教把基督徒和异教徒进行分离，前者代表是善，后者代表的就是恶。这种二元论的划分掩盖了存在的丰富性。在尼采看来，奴隶道德就是首先否定他人，并把他人与自身对立起来从而肯定自身。他人行为是恶的，自己不能与他人居于一个范畴，就像基督徒对罗马的态度一样，罗马到处争战是恶，造成民生疾苦，和平就是善，自己就是和平的代表。这种奴隶道德产生于一种怨恨，对世界、对他人、甚至对自己(激情)的怨恨，通过一种否定的评价而肯定自身。但是，无论如何，这种怨恨也是权力意志的表达，它掩盖的是这种虚弱类型的人的本能:“这种道德价值的权力意志在地球上空前的发展意味着什么呢?答案是——它背后隐藏着三种权力:(1)群畜反对强者和独立者的本能;(2)痛苦者和无权者反对幸运者的本能; (3)平庸者反对杰出者的本能。——这个运动拥有巨大的有利条件，无数残暴、欺诈和狭隘推波助澜(因为道德同生命基本本能的斗争的历史本身就是迄今为止地球上的最大的非道德的篇章)。”(WP:274)

在造成价值对立之后，道德视角还把某种估价或判断提升为“普遍的”价值，“共同的”标准。比如柏拉图—基督教的最高的善、绝对真理，康德要求普遍必然的先天判断，实证主义追求的“事实”等就属于这种从修辞上提高、升华和圣化。这里掩饰的是权力意志，通过修辞的提升，似乎这些东西是先天存在的东西，不是来自权力意志，而是上帝、逻各斯所赋予的东西。掩盖权力意志，就是掩盖了这些概念的生存性的内涵，掩盖了视角主义条件。前文我们就谈到尼采反对柏拉图的自在的善的发明，认为这是一种独断，是历史长期的错误，人类的自大狂症。这是对生命的基本条件的漠视，其实就是一种不诚实的眼光。当然这也是弱者取胜的法宝，因为价值被提升为“普遍的”价值，就要求人人都应该服从，没有例外。尼采认为，这也是弱者生存的需要，因为他们无能于权力，就必然使自身依附于概念，从而使自己拥有权力，真理必须与权力靠拢才能成为力量。所以，在这种情况下，道德就是一种外衣，一种伪装，善意地把自己的行为隐藏在“义务”、“美德”、“集体意识”、“荣誉”和“无私”等概念之后，使人类成为被驯服的动物:“并不是可怖的猛兽需要道德伪装，而是平庸、畏惧、自感倦怠的群居动物才需要。道德打扮了欧洲人，且过于华丽——让我们承认这一点吧——才使其显得较为高尚、显要、体面、‘神圣’一些。”(GS:352;KSA 3，S．588-589)

由此可见，道德视角所使用的方法都与这种类型的生命的生存条件有关，这是虚弱的类型的生命，欧洲的疾病，“麻醉剂”。我们再一次引用尼采的话:“什么生命?什么种类的生命?——我早已回答:是衰败、虚弱、疲惫、被定了罪的生命。”(TI，5:5;KSA 6，S．86)道德估价与一定的生命类型相关，但是尼采对道德的估价持反对的态度，他以非道德主义来标明自己的思想立场，就是反对道德的估价对于生命的不公正。因为，在他看来，道德估价永远都是一种生命类型给出的评价，这不可能达到对生命总体的评价，也不可能是普遍的价值。因为，人们不可能拥有这种总体的视角。除了上帝之外，人们对生命的谴责总会自我反驳。比如谴责激情，这种谴责也会谴责自身，因为谴责本身就是一种激情的表达或者说是它的间接的、无法辨认的形式。因此，所谓的谴责只是通过谴责来肯定自身，保存某种类型的生命。“当我们谈论价值，我们是在生命的鼓舞下、在生命的光学之下谈论的:生命本身迫使我们建立价值，当我们建立价值，生命本身通过我们进行评价。”(TI，5:5;KSA 6，S．86)尼采的意思是，我们几乎没有办法获得对于生命的总体的视角，因为那样必须要求在生命之外有一个立足点，像一切人那样去了解生命。我们对生命的评价都只能从视角出发，假设一个“真实世界”与生命对抗就是道德上的反自然了。

三

道德把一切事物都限制在一个必然的、固定的视角，这样就使视角变得狭隘起来。但是道德并不就是一开始就有的，也不是永远不变的。尼采多次探讨了道德的历史，在他看来，人类一开始并没有道德，后来只是群体本能的发展才产生了道德，那么将来的发展说不定还要趋向非道德的时期。所以，道德纯粹是解释的结果:“完全没有道德的现象，而只有对现象进行一种道德的解释。”(BGE: 108;KSA 5，S．92)正如前文所说，解释是权力意志，就是一种征服和主宰的需要，它不断地更替和变换着，不存在一个要解释的文本，解释就是生命的生存事件，生命是解释的存在。但是，就解释作为权力意志的症候来说，有倾向于权力意志的解释，也有掩饰权力意志的解释，道德的解释就是后面一种，它属于防御的类型:“道德本质上起保护作用，是防御的手段;在这个程度上也是不成熟的标志(披上甲胄，斯多亚式的)。成熟的人首先拥有武器:他进攻。”(WP:727)

但是，道德长时期都是居于统治地位的解释，这说明了什么呢?“因为我们习惯了绝对权威，所以我们总以为需要绝对权威:——这种需要是如此强烈，甚至在像康德的批判时代里，它也显得优于批判的需要，并且在某种意义上，能够征服批判理性的整个事业并使它为之所用。——它在接下来的时代又一次证明了它的权威性，对于所有权威的相对性来说，它必然从其历史本性中描绘出，通过挤进黑格尔的进化论哲学，历史再次洗礼了哲学，把历史作为进步的道德观念自我启示，自我超越。自从柏拉图以来，哲学就受道德主宰。甚至在他的后代身上，道德解释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对阿那可西曼德来说，所有事物的毁灭都是一种对他从纯洁的存在那里获得自由的惩罚;对赫拉克利特来说，现象的规则是整个生成世界的道德－法律特征的见证)。”(WP:412)

无论如何，道德的解释或估价不是生活的全部。道德的解释是一种生存的形式的反映，因为没有这种解释，虚弱类型的生命就不可能存在，这是他们的防御手段。但是，我们还有其他的解释:“我们若是以自己的这个角落为出发点，命令别人只能从这个角落获得观察的视角，我想，我们至今还离这种骄横远着呢。对我们来说，世界再次变得‘无穷无尽’了，所以，我们也不能排斥这个可能性，即世界本身也包括对它的解释的无穷性。”(GS:374;KSA 3，S．626)也就是说，道德的解释无法掩饰它对权力的追求，它想长期居于统治地位，它想要主宰，其实就是对其他解释的主宰和制服。但是为什么这个世界必须是道德的，而不是不道德的呢?当尼采提出这样的问题时，道德的绝对价值就受到了质疑。

首先，所有道德的手段都是不道德的。因为道德是一种解释，解释是权力意志，是本能和冲动的表达:“美德是抵制的快乐，是权力意志。”(WP:255)尼采认为所有的美德都应当有其生理的条件，这就是从权力意志上来说的，善的原则应当是有机的功能的表现，“所有的美德都是真正地被净化的激情和提升了的状态”(WP:255)。美德有其生理的基础，也就是说，美德都是从激情状态提升和净化而成的。所以，“与生理学的价值比较起来，道德价值是虚幻的价值”(WP: 392)。价值的基础离不开生理学的条件，道德只是这个显现出来的症候。它之所以不是万古不变的，就是因为解释的条件总是变化的，所以把道德确定为最高价值就是历史长期以来的错误。

其次，道德都是从视角出发的解释，以视角主义为条件。一方面，不可能存在柏拉图意义上的自在的善，那是我们的幻觉;另一方面，来自视角的解释必然成为某种生命的生存条件，道德视角就是虚弱的类型的生存方式:他们对世界的解释虽然是他们追求权力的表现，但是却掩盖在“美德”、“良心”、“高尚”、“神圣”等概念之下，这是他们的估价，这是对于这种类型的人的生存所需要的。但，殊不知这些概念就是权力意志的作用和表达，根本就不是超越于一切视角条件的存在。所以，尼采说:“我的目的:证明所有事件的绝对同质性和道德鉴别法则的应用都是以视角为条件的;证明道德所赞誉的一切与非道德在本质上是如何可能的，因为道德的每一步发展都是以非道德的手段并为了非道德的目的而实现的。”(WP:272)

最后，道德的解释是颓废的征兆。在尼采看来，道德的解释几乎渗透到了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这是权力意志的颓废本能的表现。“在所有的哲学阶段(甚至在怀疑主义那里)，道德都是最高的价值。结果:这个世界毫无价值，一定要有‘真实世界’存在。”(WP:401)因为哲学家也是颓废者，总是服务于虚无主义的宗教。比如，对道德的“利他”的解释，像斯宾塞的功利主义的解释(“最大多数人的利益”)和康德的绝对律令，实际上都不考虑到个人的利益与个体(或者视角)之间的差别。尼采反对在“利他”与“利己”之间进行截然的区分，他甚至认为“利己”更居于基础的地位:“利他主义的行为只不过是利己主义的行为的一种——它是利己主义达到爱的程度、自我消耗的程度、也是证明个人权力与人格的程度。”(WP:786)这说明的就是生命活动的视角主义条件。尼采要求把道德还原到生理学的价值上去，靠的就是“肉体的指引”，从这里就能分辨出解释的优劣。在古希腊人那里，健康才是对哲学的辩护，这种健康就是从“认识你自己”的原则出发，不是否定各种激情、本能和欲望，而是使之升华，追求适度，“我”(肉体)占据着一个中心的位置。犹太化和基督教化的估价体系使道德长期居于统治地位，使生命无权，宣扬一种利他(“无我”)的价值。古希腊人关注的是自身的本能，关注的是生活的整体，而后来的道德评价体系却走向“利他”，殊不知“利他”也只是“利己”的一种症候。

所以，在《快乐的科学》的前言中，尼采把哲学看成是对身体的解释和误解。他说:“在迄今控制思想史的最高价值判断的之后，隐藏着对(个人的，或者阶级的，甚至是整个种族的)物理组织的误解。所有那些大胆的形而上学的不健康，尤其是关于存在的价值问题的答案，这首先可能就是某种肉体的症候了。”(GS，Pre．，2;KSA 3，S．348-349)形而上学的价值设立乃是尼采所说的道德视角，先造成一种价值对立，然后从否定他者上确立自身，这种估价其实就是群体类型的生命的生存方式的反映。这是一种不健康的症状，原因在于:它违反了我们的肉体和生理的出发点。根据视角主义，没有视域的生命是不存在的，视域要求的是生命首先是“利己”的，“利他”不能排除掉这一点，否则生命也就不成其为生命了。“利他”是一种群体生活的需要，如果它掩饰了“利己”的一面，认为应当革除这个方面，那么它就是违反自然的，就是一种生命的症状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