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最终把尼采的视角主义看成是对道德视角的超越，原因有以下几点:第一，他从权力意志对世界的解释或估价上使得两种相互对立的视角两极化，或者我们说他将主人道德(肯定自身的本能)和奴隶道德(否定自身的本能)两极化了。他这样做的目的很明确，就是站在非道德主义上来重新估价迄今为止占据统治地位的道德价值。用他的话说就是“颠倒视角”——重估一切价值，并以此作为自己的使命。在这方面，尼采哲学以自我实践的方式教导人找到自己，自我超越，自我创造。第二，两种视角的对立不是仅仅使两者进入斗争和游戏(“生命反对生命”)，也就是说不是如德里达等人所认为的那样，尼采只是进行着文本游戏，他是在斗争中提升生命。因为，只有在对立中才能展现权力意志，生命上升(追求权力)才有可能，“伟大的日午”是我们共同的庆典。这里关联着尼采对生命的积极的塑造，“积极的虚无主义”，一种生命的“大经济学”。尼采对生命的积极的塑造方案，是在斗争中自我超越。第三，尼采要求确定生命的价值等级，这个价值等级要求一种悲剧性的酒神(狄俄尼索斯)状态。一方面，他反对迄今为止的道德视角及其估价体系，这是一种价值最低的评价体系;另一方面，他的非道德主义就是提升生命的价值，超越道德对(群体)生命的保存，生命的目标在于伟大的个人，在于自我超越，以超人为目标。悲剧性的酒神状态不仅看到前者的保存生命的作用，还看到了后者对于提升生命的更高的价值。为此，他重新将生成纳入到生命视域，替生命可怕、可疑的特征辩护。这种悲剧性的酒神精神，代表了尼采对生命的一种审美表达。上帝死了，生命由于自身的丰盈而要求自我超越，它需要我们以一种审美态度来克服暂时的痛苦。
对道德视角的超越，其实意味着为生命解缚。诸如善与恶、罪与罚现象，都不是存在的“原文”，因为生成的世界是无辜的。它们从视角主义上看都是我们解释的结果，都属于解释现象。根据这个方面，尼采让我们看到了自然生命的高贵，看到权力意志的“真理”。这种视角主义让我们在上帝死了之后看到生命的新的自由:我们自身就是价值的创立者和意义的赋予者。每个人天生都是艺术家，他不是“为了艺术而艺术”，而是生活的“诗人”，自己生活的艺术家。我们可以在近处和远处设定视角，观察世界和我们自己。只有这样，才能体现生命的自由。尼采反对我们只从单一视角观察世界和我们自己，这种视角实际上乃是一种强制的需要，当然也是对“自由精神”的遏制。超越道德视角，生命会遇到可怕、可疑，甚至是恐怖的现象，即生命会有“痛苦”。但是，一种悲剧性的酒神状态，难道不是生命最深的“快乐”，难道不是一种对生命的肯定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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