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之所以要研究社会建构主义，第一个原因就是，有人认为，社会建构主义在后现代主义的思想冲突中浮现出来，成为一种有影响的学说或思潮。
在德兰蒂看来，“尽管有简单化的危险，我预见新的探索将以建构主义与实在主义之间的争论为主题。我认为，这种划分最能表现社会科学的哲学的基本态势”〔64〕。换言之，今后的哲学将不再是语言哲学对意识哲学的争论，批判理论对解释学的争论，理解对解释的争论，理论对实践的争论。今天社会科学哲学研究的中心问题将在于澄清社会实在是否被社会科学所建构？社会科学用何种方法建构公众对话？科学在何种程度上是知识系统作为社会产物的一部分？科学的制度结构能否被民主所激化？建构主义和实在主义正是在这些问题上被区别开来，尽管二者的矛盾并非不可调解。
马修斯（M.R.Matthews）〔65〕在他的Constructivism in Science Education：A Philosophical Examination（1998）中也认为：“从后现代主义或后解构主义的角度看，建构主义已经深深地影响了文学、艺术、历史、社会科学和神学教育。从总的情况看，建构主义已经成为热点问题。”〔66〕
甚至社会建构主义的反对者〔67〕也认为：“但毋庸置疑的是：被后现代主义普遍认同的关于真理和证据问题的浅薄的相对主义观点，在人文科学以及社会科学的广大领域，大有蔓延之势。这些观点允许甚至最具有代表性地坚持用政治的标准、意识形态的标准代替历史上熟悉的真理、根据、论证的标准。”〔68〕
有的思想家甚至把社会建构主义看作当代哲学（自然科学的哲学和社会科学的哲学）的最新形态，〔69〕认为社会建构主义是继费耶阿本德的“无政府主义方法论”之后的最新发展。
但也有思想家认为，社会建构主义已经穷途末路。著名社会建构主义的批评家哈金（Ian Hacking）〔70〕在他的The Social Construction of What？就曾经指出：“社会建构这个术语曾经具有非常震撼性的价值，但现在这个术语已经疲软了。”〔71〕我国学者也认为：“社会建构论不仅是一场智力运动，也是一种政治运动。作为前者，它已经走过鼎盛时期，开始走下坡路。因为它不能有效处理‘自反性’，无法解释与大量经验事实的矛盾，同时它不断受到大批自然科学家（包括数学家）的激烈抨击和嘲讽，如《高级迷信》和‘索卡尔事件’。”〔72〕
斯瑞蒂诺娃（Nikolina Sretenova）在《社会建构主义的兴衰》〔73〕一文中指出，如果把科学的自我意象与科学的公共意象相比较的话，那么，我们更应该为一种科学的复杂意象作辩解。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斯瑞蒂诺娃认为，社会建构主义经历了一个从兴盛到衰落的过程。
首先，斯瑞蒂诺娃评价了科学大战的意义。他说，从1990年以前开始实践的数学家、物理学家、化学家和生物学家以及科学哲学家和科学历史学家沿分析传统进行研究，他们关心这个问题，认为对此论题展开多样的辩论是可行的。他们认为在科学历史、科学哲学、科学社会学和在某种程度上与科学的社会与文化研究、SSK、STS等相关的新的主题领域中的某些专家的特定作品通过推行科学的扭曲意象对科学造成了破坏。他们认为错误的根源在于人文主义实践者把社会建构主义者或相对主义认识论应用于科学论题时存在的集体主义困扰。具有强烈智力责任感的实践科学家开始提出科学的不同的自我意象。上述领域的某些实践学者宣称现今科学与冷战思维相比已成了完全不同的事业。他们认为科学的发达的自我意象是科学的单方面叙事，与新的经济的、政治的和面对现实社会的其他事实不相应，实际上加速了科学意象的失败。
其次，斯瑞蒂诺娃详细分析了社会建构主义的几个理论前提：其一，科学不是自我反思的，它不能认识自己；其二，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也许比科学家本身能更好地理解科学事业——即使他们从未参与科学研究而只是生活在主要由现代科学构成的社会中；其三，新的社会学家拒绝传统的假定即自然科学比人文科学“更确实”，其结果更可靠。
正是基于这样的理论前提，社会建构主义必然得出这样的科学意象：
1.强调知识的社会集体性，这个概念从知识生产的角度看被认为是关键的。
2.把科学研究看作一种形式的实践，把科学事业看作一组实践。
3.把语言看作知识生产与操作的工具；注意语言的修辞性的和记号语言的维度。
4.把科学看作文化的一部分，可以像其他形式的社会文化现象一样研究。
5.实行方法论的相对主义而不是哲学的（本体论的）相对主义。
6.对经典认识论的主客体划分提出质疑。
但这种科学意象是有问题的，主要问题有三个方面：首先在社会建构主义团体之间对如何定义科学知识的社会维度这个问题没有传统接受的和共有的理解。如戈林斯基（Jan Golinski）指出“虽然形容词‘社会的’经常被用于修饰建构主义，但社会要素在科学知识制造中的作用并没有得到共识”（Golinski 1998）。其次，大多数社会建构主义者没有实行专门的历史学研究以说明社会环境如何在一定的时间内影响科学知识的生产。在此关系中，戈林斯基强调将福曼（P.Forman）的“魏玛文化”研究因其文献证据得到了高度地承认，然而社会建构主义作品缺乏类似的文献证据。最后，社会建构主义者并不倾向于检验他们的假设，因而并没有说明科学的发展变化与具有不同文化和政治传统的社会之间的关联。
这种科学意象难免使社会建构主义走向衰落。科学历史学家斯蒂芬·布拉什（Stephen Brush）用实证研究表明了社会建构主义计划的兴衰（Brush 2000）。他以关键词“社会建构主义”搜索了RLIN电子数据库中关于科学历史、哲学和医学方面的出版物。根据他的发现，社会建构主义的顶峰出现在20世纪90年代早期，接着就是迅速的衰落。
斯瑞蒂诺娃的结论是：要想单独从科学历史、科学哲学和科学社会学的单一角度获得对科学实践的充分的、复杂的理解是不可能的。应当确信的是，这些法则没有一个能单独阐述所有的情节，他们联合起来也许能做到。
问题是，社会建构主义究竟是应该抛弃，还是值得深入研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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