后现代哲学中的社会维度

后现代哲学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出现了哲学研究或哲学思考的社会维度（the social in philosophy），有人称之为“哲学的社会学转向”，其中关于“科学的社会研究”已经日渐成熟，成为显学。

欧内斯特在1998年出版的Social Constructivism as a Philosophy of Mathematics一书中指出：“回顾哲学和认识论的历史，存在着一个忽视或否定社会维度的倾向。传统认识论将话语和知识客观化，既关注作为个人的认识者及认知主体，也关注被客观化的知识。传统认识论将知识与它的认识者分开，不关心知识是否为个人所有，还是被许多人所共享，包括前代人和后代人。从这个角度看，社会因素，代表人类存在的多样性，是与知识无关的。传统观点认为，知识的社会接受是一个偶然的或经验的因素，不属于认识论范畴。”^〔133〕

其实，并非所有的哲学家或具有哲学意识的理论都否定社会维度。不同学科的许多作者都或多或少地对高度发达的思维社会理论提出了建议，他们包括苏联活动理论家（Davydov、Calperin、Leontev、Luria、Vygotsky）；符号相互作用学家和民族方法学家（Blumer、Garfinkel、Goffman、Mead）；社会生理学中的社会建构主义者（Coulter、Gergen、Harré、Secord、Shot-ter）；社会学家（Collins、Goffman、Mills、Restivo、Schütz）；社会语言理论家（Bakhtin、Halliday、Sapir、Volosinov、Whorf）；现场认识学家（Cole、Lave、Rogoff、Wenger）；后建构主义学家（Foucault、Henrigues、Lacan、Walkerdine）；后现代主义者（Culler、Derrida、Lyotard、Roty）；最后是最重要的后维特根斯坦哲学家，其中著名的就是维特根斯坦本人。上述学者和其他思想家一致同意，从人出生那一刻起人和人的思维是通过与他人的交流和相互作用独一无二地形成的。^〔134〕维特根斯坦所使用的几个有特色的观点，如语言游戏和生活方式等，就不可逆转地将社会因素引入哲学，包括数学哲学，温奇（Winch）出现于日常语言哲学的后维特根斯坦传统时代，但他走得更远，他说：“命题之间的逻辑关系取决于人之间的社会关系。”（Brown 1979，227）他主张社会的维度包含于认识论的讨论：“人类智力的哲学的教育以及与之相关的概念要求这些概念定位于人类社会的关系境遇中。”因此，他声称认识论的认知主体不能脱离于社会角色来考虑。罗蒂（Rorty 1979）使用了对话这个社会性范畴作为他的知识理论的基础，尽管他将自己的理论称之为后现代的认识论。瑟尔（Searle 1995）已经将他的“话语行为”（speech act）的语言学扩展到“实在的社会建构”，这就集中地体现了哲学事业的现代精神，尽管他最终陷入了相对主义。这些例子表明，社会性概念体现了现代哲学中的不断延续和日益增长的潮流。^〔135〕

斯图尔特（Richards Stewart）在1983年出版了Philosophy and Sociology of Science提出了要从社会（学）角度研究科学的问题。麦克马林（E.Mc Mullin）在1992年专门编辑了一部著作The Social Dimension of Science。这部著作从科学知识社会学的角度收集了若干对知识进行社会研究的论文，主要有：科学的社会维度（导论）；皮尔斯关于科学的社会维度和历史维度；曼海姆的知识社会学的起源；社会思想和社会行动；好的科学有一个坏的历史；从认识秩序到存在秩序；统计语言、统计真理和统计推理：科学推理风格的自我确证；实践理性和知识的建构；对科学女性主义者的哲学的和社会的研究；庞斯和弗莱什曼的制造低温溶解的实验和叙述；权威、差距和个人理性的作用；社会学转向的更多转向。

关于哲学的社会性，或许欧内斯特的观点最具有代表性。他说：“我支持思维（mind）是社会的观点，因为：（1）个人对复杂性的思考源于并形成于内在化的交流；（2）所有随后的个体思考是由这个起源构成和定制成形的；（3）某些精神活动是集体性的（如，团体问题的解决）。另外，思维的社会观点排斥笛卡尔二元论，因为精神活动既是个人的又是集体的，它既是私人的又是公众的，最重要的是思维总是本质上被体现着。因此，对思维能够公开地被转变，和它的利用是可以操作的，它的表达形式是公共的，这就是公众的思维。根据思维的社会观点，人的所想所做只是其中的一部分。”^〔136〕

西斯蒙多在Science without Myth—On Constructions，Reality，and Social Knowledge中则专门讨论了科学知识的社会性问题。“越来越多的研究科学的历史学家、社会学家和哲学家从这样一个共识开始了他们的工作：科学在相当程度上是社会的和政治的活动。科学活动的社会性在于，科学家总是科学共同体的成员，他们接受训练以便进入科学共同体，并与科学共同体其他成员共事。科学共同体，像其他事情一样，有一套审视和评价知识诉求的标准。科学活动的政治性可以体现在许多层次上：科学是说辩和联合的竞技场；对于正在进行的研究而言，许多不同的理念和价值都是重要的因素；科学家都在热切地为争夺资源而斗争以实现他们的观点。重要的是，科学家在技能、权利、知识以及特定的理论和实践方面都有投入。而且广泛的社会冲突也可能反映了科学内部的冲突，并与科学的内部冲突相关联。性别、种族、阶级和民族的区分也出现在科学之中，出现在科学家与非科学家之间的关系上。简言之，科学知识总与一定的权利相联系。”^〔137〕

《真理的社会史》的作者史蒂文·夏平也表达了同样的观点：“知识的制造总的来说发生在一个道德场域，调动了对各种类型人的德行和性情的特定评价。我评述了某些现象学和民俗方法论的评价方式，按照其观点，关于世界的知识与关于其他人的知识在社会互动中是互为依托的。我尤其关注世俗推理（mundane reason）过程，其中关于客观外在世界本质的预想深嵌于平常的社会互动和探究那个世界的实践之中。”^〔138〕

其实，关于哲学研究特别是科学哲学研究中的社会维度，受到高度重视，但在思想上并不统一。戈林斯基（Jan Golinski）在Making Natural Knowledge—Constructivism and the History of Science中指出：“尽管‘社会的’这个形容词经常被用于规范建构主义，但事实上，关于社会因素在制造自然知识中的作用并没有得到详尽的解释和描述。”^〔139〕戈林斯基归纳了“社会的”这个修饰词在科学研究中的几种意义。其一，强纲领利用对称性假设为科学信念的接受提供社会解释，布鲁尔就认为对科学的解释应追寻社会原因，例如科学共同体的社会结构以及他们的利益。其二，科林斯（H.Collins）所倡导的关于科学争论的社会学研究，他并不关心宏观的社会对科学的影响力，因而他不同意爱丁堡学派对科学进行社会原因、社会结构及社会利益等方面的宏观分析，而是强调专家小组（smaller groups of scientific specialists）之间的判断和协商对科学的决定性。其三，在科学知识社会学所促进的案例研究中，对科学的宏观社会学考察的倾向已经被抛弃，代之以实验室研究，如拉图尔（Latour）和伍尔加（Woolgar）《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诺尔-塞蒂娜的《制造知识》等作品，这些著作对实验室围墙之外的社会不感兴趣，而是专注于对实验室内部的人类学考察。其四，在科学的社会维度中，最富有挑战性的是拉图尔和卡隆（Callon）发起的角色—网络研究。“在这种研究看来，科学家和工程师在创造自然知识的同时，也在重建社会生活世界。”^〔140〕

拉图尔在《行动中的科学》一书中提供了对“社会性”问题分析的样板。他说：“一个文献越是技术化和专门化，它就越是变成‘社会的’，原因在于，把读者驱逐出去并迫使他们把一个断言当作事实接受下来所必需的联合的数目增加了。否定此先生（Mr Anybody）的断言是容易的；但是，对沙利关于GHRH的文章一笑了之，这就困难得多，不是因为前者是社会的，后者是技术性的，而是因为前者是一个人的言辞，而后者是一大批装备精良的人的言辞；前者是由极少数盟友组成的，而组成后者的人数则要多得多。更坦率地说，前者的社会性是微小的，后者则是极端地社会的。这一点将在本书较靠后的地方变得易于理解，但是已经很清楚，把一个人孤立起来，使其遭到围攻并被弃置在没有同盟和支持者的境地之中，这如果不是社会行为的话，那它就什么也不是。技术文献和其他文献之间的区分并非一个自然的分界，它是一个由关联、资源和局部有效的同盟的不对称的数量产生出来的界限。这种文献之所以如此难以阅读和难以进行分析，不是因为它逃脱了所有通常的社会联系，而是因为它比所谓通常的社会关联具有更多的社会性。”^〔141〕

这就意味着，科学研究活动本身超越了“共同体”的狭小范畴，而是在形成一个由支持者和反对者所构成的“社会”。^〔1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