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科学哲学兴起”的时代，尽管与爱因斯坦等人的物理学革命相媲美的还有俄国的社会革命，毕加索的绘画革命，斯特拉文斯基的音乐革命，华生的行为主义革命，等等，但是现代科学技术与当时的经济社会之间还存在着较为分明的界限，科学活动基本上属于科学家的独创，与当时的社会环境没有太大的关系。〔268〕默顿的四种科学精神基本上概括了当时的科学与社会之间的真实关系。〔269〕在20世纪50年代，阿尔伯特·爱因斯坦曾经在回顾他当时的重大发现时指出：“我认为每一个真正的理论家都是某种类型驯服的形而上学者，无论他怎样把自己想象为一个多么纯粹的‘实证主义者’。……形而上学者认为逻辑上简单也是实在。驯服的形而上学者相信并不是所有逻辑上简单的东西都包含在经验的实在中，但是可以从建立于极大简单性前提上的概念体系的基础上理解全部感觉经验。”〔270〕
逻辑实证主义对现代科学革命的判断由两个信念所构成：科学的个人主义〔271〕和科学的普遍主义〔272〕。科学的个人主义认为，科学研究活动是科学家享有高度自由的个人行为，他的研究活动既不应该受社会目的的制约，也不应该受社会利益的驱使，科学活动的基础是与价值判断无关的“特称表达”〔273〕；科学的普遍主义认为科学的理论体系是普适的真理，应为全人类所共享，它的发现者没有权利将他的科学发现窃为私人财产或用以个人牟利。在逻辑实证主义看来，现代科学理论是一个规范的命题系统。“一切真的命题的总和就是整个自然科学（或者一切自然科学的总和）。”〔274〕而现代科学技术革命是一种科学理论革命或科学思想体系的嬗变，是近代科学体系向量子力学和相对论等现代科学体系的演进，这种方法论重在理论自身的发展，认为科学研究应该“为科学而科学”，“为知识而知识”，这种观念认为真正的科学研究应该拒斥价值判断，拒斥现代科学理论的经济目的，不屑于革命性理论的技术化和产业化，爱因斯坦和现代科学体系的创立者们往往持有这样的观念。这种观念对从事基础理论的现代科学家有重大影响。从地域上看，科学研究的英国传统具有浓厚的逻辑实证主义色彩。当然，随着现代科技的工程化趋势和现代产业知识化趋势的兴起，持这种观念的现代科学家日益减少。在分析现代科学技术革命中，新实证主义面临严重挑战，但仍不失一种有意义的方法论，因为这种观念对保卫科学精神，捍卫科学自身的相对独立性，对抗科学研究中的功利主义，具有不可替代的积极意义。
“二战”特别是60年代以后，现代科学技术与经济社会发展之间的关系发生了深刻的变化。现代科学技术通过强大的产业创新极大地推动了工业社会向后工业社会〔275〕或知识社会〔276〕的发展，同时现代社会也通过文化〔277〕、政治〔278〕、社会〔279〕、经济〔280〕等大大促进了现代科学技术的迅速发展。这种交互作用就形成了所谓的国家创新体系。〔281〕“创新需要使不同行为者（包括企业、实验室、科学机构与消费者）之间进行交流，并且在科学研究、工程实施、产品开发、生产制造和市场销售之间进行反馈。……创新体系是由存在于企业、政府和学术界的关于科技发展方面的相互关系与交流所构成的。在这个系统中，相互之间的互动作用直接影响着企业的创新成效和整个经济体系。”〔282〕正如芬伯格所说，技术设计需要许多参与者共同协商的成果，如果认为技术设计是个别天才的神来之笔或纯粹的实验室制造，那才是非理性的奢望。技术的设计过程也就是由不同的社会角色参与开发技术的过程。公司的所有者、技术人员、消费者、政界领袖、政府官员，等等，都有资格成为参与技术的社会角色。他们都致力于确保在技术设计中表达自己的利益。他们通过下面的方式对技术设计施加影响，如提供或撤销资源、按自己的意愿规定技术的目的、使现有的技术安排符合自己的利益、为现存的技术手段安置新的方向，等等。技术是这些社会角色的社会表达。这种观点来自于建构主义者的技术社会学。现代技术既不是人类的奴隶，也不是不可变异的铁笼，而是一种新型的文化框架，其中充满了问题，因而是可变的。〔283〕
社会建构主义通过“建构”特别是角色网络理论等基本范畴突破了内部问题（或内史）与外部问题（外史）〔284〕的二分法，认为科学本身就是一项集体事业，科学的发现语境与科学的证明语境是统一的。正如塞蒂娜所说：“使实验室的选择得以产生的决定转换（decision-translation），要求我们参照这些选择嵌入其中的与境。实验室的选择性解释依具体境况与境而定。以这种方式，可以把‘自然选择’的过程重新构想成一种与境的重建过程，在这样的重建过程中没有从分析性的角度做出内在与外在之分。”〔285〕“一个文献越是技术化和专门化，它就越是变成‘社会的’，原因在于，把读者驱逐出去并迫使他们把一个断言当做事实接受下来所必需的联合的数目增加了。”〔286〕
社会建构主义通过“角色网络理论”把科学的内部活动与外部活动整合为一个互动的有机整体。“从这些事例中得出的第一个教训看起来平淡无奇：技术科学之所以有一个内部，是因为它有一个外部。在这个不起眼的定义当中存在着一个正反馈循环：科学的内部越大、越硬、越纯粹，其他科学家就必须处于（科学的）更远的外部。如果你处于实验室的内部，正是由于这种反馈作用，你看不到公共关系，看不到政治，看不到伦理问题，看不到阶级斗争，看不到律师；你将看到科学孤立于社会之外。但是这种孤立状态只有在另外一些科学家坚持不懈地忙于招徕投资者、唤起人们的兴趣并说服他们的时候才能存在。纯粹的科学家犹如无助的雏鸟，而成鸟正忙于筑巢和喂养他们。正是因为韦斯特或者老板在科学外部的积极活动，那些小家伙或者合作者才能如此安然地工作于纯粹科学的内部。如果我们把内外两方面分开，那么我们根本不可能完成我们穿越技术科学的旅程。在每个交叉路口，我们都将不知道应该去追随谁。”〔287〕
不仅如此，社会建构主义把科学活动的内部也看成一个包容性的思想过程。“一个孤立的专家是一个语词矛盾。要么你被孤立并很快不再是一名专家，要么你依然是一名专家，但这意味着你不是孤立的。其他人，即那些同你一样专业化的人，正在如此孜孜不倦地试验着你的原始数据，以至于他们可能把证明竞赛推进到这样一个关节点上，在这里，你所拥有的所有资源已经几乎不足以赢得这场遭遇战。一个专家就是一个反专家（counterspecialist），就像一篇技术性文章就是一篇反文章（第一章），或者一个实验室就是一个反实验室（第二章）一样。只有当资源的总量足够多时，大量意见相左的反专家才能被吸纳在内，而且彼此制约。这种反对意见（异议）反而提高了这场证据竞赛的价值，增加了力量的考验的多样性，重新设计了新客体，而这个新客体反过来又可能被用来转译更多的外部兴趣，如此等等。”〔28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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