实验室分析

在社会建构主义阵营中，有许多经典作家研究实验室问题，例如，拉图尔的《实验室生活——科学事实的社会建构》（1979）、塞蒂娜的《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2001）和《认知文化——科学是如何制造知识的》（1999年），夏平的《真理社会史》也是以实验室为研究对象的。

希拉·贾撒诺夫等人在《科学技术论手册》中指出：“实验室研究把这一领地变成了一个新的研究领域。实验室研究所使用的包括话语分析以及民族志学［参与性观察］在内的方法，与在库恩之后流行起来的当代的历史案例研究法如出一辙。民族志所提供的途径使人们可以把知识的生产过程理解为是‘建构性的’而不是‘描述性的’；换句话说，就是认为它对据说知识对之进行‘表象’的实在具有建构作用。”^〔399〕

与传统的实验室研究相比，当代实验室研究使用了人类学的考察方法。牛津大学利纳克尔学院的拉姆·哈里教授在为塞蒂娜的《制造知识——建构主义与科学的与境性》一书所写的序言中指出，“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正如有人可能这样称呼的）是这项研究的焦点。一个在异国国土上的旅行者，用天真单纯的眼光审视实验室；一个具有十分不同的文化背景的参观者，以一种客观但富有同情心的目光来观察在这些地方发现的社会。如果我们进入一个实验室，研究一组处于这种思想框架中的科学家，那么将会有许多令人惊奇的事物在等待着我们去发现。这项事业可以从一种理想化的认识论角度来定义，不过这种想法很快遭到了反驳，无论这种认识论是基于经验的归纳的认识论，还是关于逻辑主义的科学哲学家进行猜测和经验反驳的认识论。似乎逻辑并不在‘这个部落崇拜的偶像’之列。无论逻辑在哪里出现，它都作为一种在争论中追求修辞学优越性的插曲而存在。可以证明，实验性的思想控制及正统的科学哲学正在远离一些人的思考，这些人实际上把从事科学研究作为一种生活方式。”^〔400〕

我国的研究者也认为，对实验室进行人类学考察，主要是法国哲学家拉图尔和美国社会学家塞蒂娜研究科学实验室情况的方法。人类学方法的引入，使科学社会学发生了人类学转向。塞蒂娜把这种方法称为微观—倾向发生学方法，因为人类学对科学的研究关注的是科学家信念的形成过程。研究者以一个旁观者的身份进入实验室，把一个具体的实验室看作一个部落进行考察，把看到听到的如实记录下来，再应用语言分析方法对所记录的情况进行分析。拉图尔的研究得出两个结论：其一，实验室可以描述为一个文字标记系统，因为仪器具有标记能力，每个标记的装置是机器、仪器和实验人员的组合，科学论文就是这种文字标记系统的产物；其二，实验过程中产生的科学事实不过是实验人员的构造物，是仪器产生出的文字标记被人为地解释为事实，因此科学实验不是发现事实而是创造事实。前一个结论是对实验室活动的自然主义描述，后一个结论是对实验结果的哲学说明。^〔401〕

对实验室进行人类学考察是社会建构主义的重要分析工具。

从1975年10月至1977年8月，拉图尔在吉耶曼（Roger C.L.Guillemin）实验室做了历时21个月的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的过程中，拉图尔以一位人类学家的身份，按照陌生人假设的研究进路访谈了主要的参加者，借阅有关的两个研究小组的档案资料，描述了促甲状腺素释放因子化学序列的确定过程，给我们呈现出科学事实的典型的构造过程。

1962年，“大脑控制促甲状腺素的分泌”已成为神经内分泌学界的公认事实。吉耶曼认定这种控制作用源自下丘脑的一种新因子，他将之命名为促甲状腺因子（TRF），并认定它是一种肽，决定用化学分析方法确定其氨基酸序列。其时下丘脑因子的生理学研究颇有成果，却没有分析出下丘脑因子化学序列的先例；TRF的存在只是一种假定，很可能是其他已知因子在起着作用。因此，该决定并非唯一可能的研究路径，没有它神经内分泌学照样会继续发展。尽管如此，吉耶曼1963年提出了确定新释放因子存在的14条严格标准，从而彻底地重塑了释放因子的研究领域。以前有关新释放因子存在的研究和主张都被取消了。可以说，在这套研究标准存在以前TRF并不存在。这些标准要求更精密而昂贵的实验设备和技术。日本、英国的竞争者因此出局。1966年以前，研究工作主要是改进TRF的提纯方法。把一种馏分认定为TRF的根据仅仅是它能在生物测定中稳定地产生出与基线峰值有显著差异的曲线。到1966年，已能获得相当纯的所谓TRF。但是，此前所有的酶实验都未能破坏TRF的生物活性，吉耶曼因此主张“TRF或许不是一种肽”。沙利（Schally）的团队采用了与吉耶曼大致相同的研究路线，尽管他们认为这种新物质是一种激素即TRH。沙利在1966年发现TRF含有His、Pro、Glu三种氨基酸，不过只占TRF总质量的30%。尽管存在着其他解释，由于沙利认可吉耶曼的权威，因此无视三种氨基酸的存在而得出结论：“TRF不是肽。”而这意味着研究方向将发生重大改变。其时，与TRF的生理学研究相比，TRF的化学分析无甚进展。美国全国卫生研究所准备召开一个针对该领域的评审会议，这将直接影响该领域的资金分配，进而决定着TRF化学分析的存亡。吉耶曼的团队将会议拖延到1969年1月，在该会议上公布了他们独自做出的发现：His、Pro、Glu三种氨基酸占TRF总质量的80%；TRF是肽。分析工作进入最后阶段。确定TRF序列并不直接分析天然的TRF，而是用上述三种氨基酸合成各种可能的序列，同天然TRF做比较，看两者在铭写装置上产生的铭写符号是否足够相似。沙利的团队使用薄层色谱仪来进行这项工作，并于1969年9月提出，TRF化学序列是Pyro-Glu-His-NH2。吉耶曼的团队认为两种物质在薄层色谱仪上所产生的谱线的微小差异不可忽略，因此否定了沙利的结论。他们认为只有原子水平的质谱仪才能最终确定TRF的结构。1969年9月质谱仪终于产生出合成Pyro-Glu-His-NH2与天然TRF的几乎完全相似的光谱。争议停止了。此时，本体论转换发生了：“TRF是Pyro-Glu-His-NH2。”在拉图尔完成田野调查之后的1977年，吉耶曼与沙利由于确定促甲状腺释放因子TRH（Tryrotropin Releasing Houmone）的化学结构而共同获得这一年度的诺贝尔生理与医学奖。

上述研究至少说明三个问题。^〔402〕

第一，科学事实是一种社会建构，它是实验室建构的结果。实验室实际上如同工厂，事实如同工业产品；工业产品在流水作业线上生产，科学事实在实验室生产出来。在生产过程中，有些工业产品成为成品，有些则成为废品；在事实生产过程中，有些事实被制作出来了，成为科学事实，有些事实未被制作出来。从基本观点和立场上看，拉图尔与SSK的核心人物布鲁尔是一致的，正如韦纳特（Friedel Weinert）在实验室生活批判中分析的，拉图尔和伍尔加公开地信奉所谓的科学社会学的强纲领。

第二，上述过程表明TRF序列的确定不是单线的逻辑发现过程，而是一个充满不确定性和多种可能性的构造过程，而实验设备对不确定世界的介入在整个构造过程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科学事实的“发现”不过是曲折的充满争议的构造过程的结果。只有当构造过程结束后，科学事实的构造才变成“发现”，变成独立于构造过程的外在事实，构造过程本身以及实验室的物质环境被掩盖了。当我们深入知识的实际生产过程，知识的品质立刻发生变化：与其说知识是静态的表象，毋宁说知识是一个动态的构造过程；知识的力量不是表现为对外部世界的描摹，而是表现为对世界的型塑。就知识的静态含义而言，它不过是对型塑过程及其结果的记录，知识更多的是一种“know-how”而非“know-that”的知识。

第三，实验室就像是一个庞大的“文学铭写”系统。它从外部输入动物、化学试剂、能量和信息，经过中间的各种机器，人员的组合，输出的是那些可能被接受也可能被拒绝的科学论文。实验室中到处都是“铭写装置”（in-scription devices），科学家所面对的就是经过这些装置处理的符号，而不是自然本身。他们所进行的一系列活动似乎都是“陈述操作”（operation of statement），那些被科学家描述为客观存在的东西，实际上就是用这种铭写装置建构而成的人工事实。对于格耶曼和沙利之间的争论，拉图尔和伍尔加认为争论的解决是科学家之间磋商的结果，在其中自然和实在并不是决定性因素，因为在争论的过程中，逻辑的选择都可能会受到流行信念的影响。“我们可用来评价一种推论逻辑的一组可供选择的替代，是被社会学地（而不是逻辑地）决定的。”“科学活动只是知识被建构的社会舞台。”科学家之间的磋商和人们日常生活中的经济，政治磋商并没什么不同，都要诉诸修辞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