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传统哲学的时代危机

基于德国哲学的危机,按照自然科学原则对哲学进行改造成了当时德国哲学发展中一种不可抗拒的趋势。各种哲学流派都以自然科学的新成就作为理论观照,试图扭转由抽象的意识(观念、精神)出发去建构无所不包的关于世界图景的完整体系的潮流,转向现实社会生活中的人及其所牵涉的世界的哲学研究方向。19世纪自然科学的发展、特别是达尔文进化论在德国的传播以及迈尔(Robert Mayer,1814—1878)等人对能量守恒和转化定律的表述和证实,从根本上动摇了以黑格尔的自然哲学为集中表现的思辨形而上学的自然概念,对自然的研究越来越从思辨形而上学的束缚下解放出来成为具有独立地位的科学,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了西方哲学的发展方向。

事实上,西方哲学中的所谓“科学主义思潮冶的兴盛,就是积极地运用当时自然科学的成果,批驳了曾经占据德国哲学主导地位的唯心主义,进而摆脱了思辨形而上学的束缚,形成了不同形式的科学哲学。新康德主义中的认识论派别,特别是马赫主义作为英法实证主义在新的条件下的继续已不满足于简单地把哲学建立在实证科学的基础上,而是适应自然科学的新变更,特别是物理学的变更而越来越使各派哲学摆脱传统的实体本体论,转向对自然事物的变化、发展、分化、变异、转化、生长和过程的强调。尽管他们依然重视认识论和方法论问题的研究,但是他们更进一步,摆脱了传统的经验主义和理性主义等的局限性,强调认识过程中各种因素的相互渗透和连续性,特别是强调人的能动性的发挥。

19世纪后期德国自然科学的发展,如生物学、生理学和心理学等有关生命的科学的兴起加速了哲学变更的进程。心理实证科学或者在一定意义上被称之为“心理哲学冶就是利用实实在在的经验证明,击碎了形形色色的玄妙思辨,而且所有关于心理现象的最终是非都以判决性的实验为最后仲裁,以此严格地保证由科学活动所获取的知识不是从研究者的观念中臆造出来的,而是通过经验从客观事实中加工提炼出来的。正如恩格斯所说“如果世界模式不是从头脑中,而仅仅是通过头脑从现实世界中得来的,如果存在的基本原则是从实际存在的事物中得来的,那么为此所需要的就不是哲学,而是关于世界以及关于世界中所发生的事情的实证知识由此而产生的也不是哲学,而是实证科学冶^〔58〕。自然科学强调观察和实验,要求知识的“实证性冶或“确实性冶,与空洞、荒诞的玄妙思辨形成鲜明的对立。因此,人们将此时代称为“实证的时代冶。

心理学发展史上,德国的自然哲学尽管受到抛弃,但是因为科学的发展需要不断地批判和改造其形而上学基础,而且在德国特有的各门学问浑然一体的民族文化传统下,哲学精神会自发地从科学中滋生出来。况且,散发着科学意识的康德批判精神早已渗透到德国精神内核之中。在以往的历史上,德国科学与哲学的结合是紧密的、卓有成效的。科学与哲学结合的作用是双向的,不仅哲学借助于科学提炼自己的理论形态,并将科学精神贯穿于人文研究中去,而且科学本身也不断地借助于哲学的启迪而获得新的突破。19世纪后半期的现代心理学就是传统哲学中曾被称为心理哲学、道德哲学或形而上学的一部分被科学化的结果。放弃形而上学问题就是当时的实证主义为社会科学所提供的进步方案。于是,传统哲学的自然形而上学被转变为实验心理学,而且受惠于赫尔姆霍茨等人心理物理学所提供的实验与计量方法,实验心理学大厦得以确立,最终使心理学成为一门不断提出问题并且不断解决问题的学科。

事实上,冯特所追求心理学的自然科学化,就是通过假设验证、元素分析和因果说明的实证方法来探究心理的普遍规律和生理与物理发生机制的发生心理学或说明心理学。对于心理学的发展轨迹,可谓众说纷纭。倘若稍作分析,就会发现,心理学史研究者主要还是从心理学哲学的角度来探讨心理学的演变的。但是,无论站在什么立场或学术角度,心理学家们在探讨心理学问题时都有一个规范他们怎样思考的思想框架,这个框架决定了他提出什么样的问题、如何解决这些问题以及用什么方式把它们表述出来。冯特心理学体系的理论性质,正是直接源自于当时德国宏观理智文化背景,即传统哲学的终结所造成的(德国)哲学发展的深重的理论危机。面对这一危机,冯特是以实验的方式来拯救哲学事业的,心理学也由此得到逐步的制度化,被公认为一门独立的学科。“实验心理学的实验室在德国所有的主要大学中如雨后春笋般地建立了起来。逐渐地,学者们首次自称为心理学专家——尽管在很多时候,他们还自称为哲学家或生理学家。美国人特地涌到德国的实验室去学习,并回国建立自己的实验室,到19世纪90年代末,心理学活动的中心已经开始向美国转移冶^〔5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