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照实用主义的观点,认识论所探讨的就是“如何澄清我们的观念冶的问题。杜威将整个现代哲学传统纳入自己的批判范围,因为自17世纪以来,传统哲学一直把认识论看作是哲学的核心问题。杜威认为,从这种错误的哲学观出发,唯心主义继承了错误的经验观,进而得出错误的知识观和真理观。因此,抨击唯心主义的主要原则(换言之,就是“自我中心的困境冶),即:认识是一种创造性的过程,并且此过程决定了认识对象的真实性;所有认识对象都存在于认识者意识之内,所有认识对象的存在都取决于意识,这种哲学的批判与改造成了杜威首要任务。在杜威看来,“经验冶乃是生命活动的基本样式,体现为一种相互维系、彼此造就的生存关系,即“做与经历冶(doing and undergoing)。杜威认为,进化生物学表明,经验是生物体与其环境之间互动的过程,在此过程中,环境的自然能量时而促进,时而阻碍有机体的生命活动。因此,人类要面对的问题就是,如何应对周遭的变化,以便决定变化发展的走向。生活也变为斗争,有机体必须千方百计、尽其所能地改变其周遭的变化,以便进一步保存自我、实现自我。于是,有机体与环境构造出一种相互依赖和彼此维系的关系性存在,并以此为基础,演变为杜威的“经验冶方法。
在杜威看来,物质和精神、自然和经验是融为一体的。作为人与环境相互作用的“经验冶就是一个既包括能经验的人、人的精神状态、人的活动,又包括人所作用于、所经验的客体、对象和自然的统一体。经验对象是自然,是物质,是客体;能经验的是主体,是精神。经验“是一个原始的整体,它不承认任何行动与材料、主体与客体的区分,而把双方面都包括在一个不可分析的总体之中冶〔175〕。换言之,经验是一种“相互依赖和彼此维系的关系性存在冶,是生命活动的历程,即“经验就是生活冶(experiencingmeans living)。它是人类这个有时间性的、活动着的生命所要求的本能和欲望的生活,适应于外部环境、文明与进步的生活,而非指涉任何假定存在的想象的或理想的生活和“永恒的冶生命或“绝对的冶生命。经验由此也就变成了一个完全开放的领域。
1.确定性的寻求
追寻确定性是传统认识论抬高精神信仰,贬低艺术(即实践的原初形态)的主要动因。但是,艺术作为一种外在的行动,与外在世界永远保持着一种实在的接触;作为人类认识进化的原初形态,它的结果既受制于人类自身,又受制于自然界与命运,如此一来,艺术(即实践的原初形态)的最显著特征就是不确定性。那么,哲学认知的本性在于,通过分析现实情境从而抽象概括出不确定性的诸多可能性,用理智来解放行动,给行动以自由,绝非消极地去接受那些由现存的社会所给予的目的。“行动,但须冒着危险行动。关于所作行动的判断和信仰都不能超过不确定的概率冶〔176〕。由于杜威将经验解释为一种“全包性的整体性冶,又将这种“整体性的统一冶作为哲学的起点,建立了“自然主义形而上学冶,无形之中又产生陷入“传统形而上学冶窠臼的危险。所以,理查德·罗蒂指出:“杜威终其一生,都在对哲学的一种诊疗性姿态和另外一种谁分不同的姿态——构建一个形而上学体系之间摇摆。冶〔177〕杜威希望促成这场变革,并将这场变革称之为“哲学的光复冶(A Recovery of Philosophy)。因为在他看来,哲学一旦不再耽迷于“哲学家的问题冶,而且变成对付“人的问题冶的哲学方法,哲学光复的日子就会来到。时至此时,哲学也就失去了往日的抽象性、神秘性和思辨性,会与生活世界紧密相连,经验也就完全成为了生活意义的代名词。恰如梯利所说:“对杜威这个进化论者来说,实在决不是一个完全已有的、现成的和固定的体系,而是处于变化、成长和发展中的事物。冶〔178〕
那么,人的认识的目的究竟是什么?在杜威的眼里,人类认识的终极目的是善或幸福。而且杜威所谓的“善冶,并非某种抽象的虚幻的精神境界,而是一种具体的幸福或实际的享受。无论是理想的、精神的善还是物质的善,它们都是相同的,终归都是实现人的需要得到满足的手段或工具。“如果我们把物质的善和理想的善严格加以区分,那么这就使得理想的善丧失了它对人类行为的有效的支持,而把应该视为手段的东西视为目的本身了冶〔179〕。事实上,根本不存在任何孤立的善的价值,善的价值与手段总是在具体情境中达到内在的统一,才能使人得到满足和人生目的的实现,而且在认识过程(换言之即实践过程)所涉及的个别的和独特的境况,永远都不会重复也不可能完全加以确定。但是,传统观点却认为,普遍的实有是固定不变的,这个境界不仅被人们所憧憬,而且这个普遍的实有可以被理智所捕获,因为“在这个境界里有一种不表现出来而且没有外在后果的活动。人们之所以喜爱认知甚于喜爱动作,‘安全第一爷起了巨大的作用冶〔180〕。如此而来,人们便宁愿相信宗教、相信内在的精神追求,相信人们更能在内心的精神世界中找到那支撑偶然世界的支点,对行动、实践抱一种不信任甚至贬斥的态度。在阶级社会里,阶级的分化更加剧了对实践的鄙视,致使劳作难以摆脱繁重的、辛苦的和被诅咒的境地,劳作成了被强迫行为;而理智则与闲暇被一起捆绑,“这类学术研究的开始,都在人生的必需品以及使人快乐安适的种种事物几乎全都获得了之后……这类学术不是一门制造学术冶〔181〕。
因此,劳作是痛苦的,应尽可能地被奴隶和农奴所从事,以及这个阶级所从事的劳动也被社会所鄙视。作为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哲学不仅反映了这种区别而且固定了这种区别,进而在认知方式上将世界分为两个部分,真正从事具体劳作的人所能认识的仅仅是经验的“现象的世界冶或日常的“俗事世界冶,本质上是一个不完全的、不能永久的世界;为那些少数从事形而上学翻译的人所解释的世界,反而却变成了一个最高最后的实在的世界,所有重要的真理和规则的终极解释根据全靠那个绝对至上的实在,它是一切真理的最后保证。而且这个“本体的世界冶,唯有历经哲学的系统训练的人才能看到。认识由此变成一种很奢侈的东西,非常人能力之所及,反而成了少数人独享的盛馔,自然,认识不再是过程,而是僵化的静态的结局。但是,对杜威而言,哲学认识(或探究)的真正使命并非寻找什么所谓的绝对的确定性,绝对永恒性的神圣方舟理应被摧毁。其实,那些一度曾被当成固定性和完满性的诸种形式亦是生灭不定的,一种新的思维方式(即强调变易原则)理应确立自己的地位,理应转换知识的逻辑,从而服务于改变道德、政治、宗教等遭遇的目的。
2.科学探索
在杜威“自然主义的人文主义冶的哲学意蕴中,经验与自然不再对立。因为,杜威坚信经验判断能够被延伸到人文科学领域中,而且能够担负事实与价值世界的契合工作,“价值不在经验事实之中的观念和价值概念必须从外在于经验的来源中输入的观念都是人类心灵曾经接受的最奇怪的信仰冶〔182〕。基于此因,杜威认为,经验寻求和道德判断之间存在着本质的联系。经验探究从本性上而言就是一种既可以应用于科学假设,又可以应用于道德判断的方法,能够有机地统一科学和道德之间的关系,科学、事实和客观性领域与伦理学、价值和主观性领域将不再分离和对立。而所谓经验,“即具有它们自己所特有的特性和关系的一系列的事件进程,发生着、遭遇着和存在着。所谓自我那些事情就在这些事件之间和这些事件之内,而不是在它们之外或在它们之后冶〔183〕。由于事物本身相对于有关自身的认识更具有本原性和先在性,认识的经验必然源于非认知的经验(事物的本身),所以,认识的经验相应地具有第二级或派生的特性。反之,如果视理智的或认知的经验为包罗万象、无所不在的经验,其结果必然“在能经验的主体和被经验到的自然之间筑起了一座坚强牢固的墙壁。自我不仅变成一个来到圣地朝觐的香客,而且成为这个世界上的一个未曾变成自然事物而且不可能变成自然事物的外乡人冶〔184〕。
科学,作为人类用来认识世界的最可靠的方法,经历了由简单粗糙过渡到系统科学的变异过程。它从原初人们用于分析自己信念的含义、检验自己的信念、为实现经济、功效、自由的目的而协调诸多信念跃升到今日系统化、科学化的水平,演变成为一种有目的、有乐趣的艺术。实验科学能够使人类避免失去自身,陷入虚无缥缈的追求之中,进而使得其理想和目的变得像云彩一样稀薄,不可捉摸。尽管现代实验科学的运动先后招致了“理想的濒危冶“热情的衰退冶和“愤世嫉俗的悲观主义冶,但是它仍然是“必需的,它让人类这个大力士回归经验母土,因为认为正是从这里获得了力量和生命本身冶。因此,哲学的未来在于理解并与科学研究结盟。而避免理智主义认识论的唯一途径在于承认:经验活动的一切形式,无疑都是自然界某些真实的特性之显现。完全被认识论吞没了的现代哲学不能再被认识论所吞没,不能再被认识论所承诺的梦想所迷惑,必须与时俱进强化科学与哲学的联盟关系。
新的“经验观冶是杜威破除传统哲学认识论的最有力的武器。新的“经验观冶认为,经验并非简单的一次性认识,而是“生物体与其所处的自然环境和社会环境之间的交流冶。在其所处的环境中,生物体并非认知者,而是行动者兼受动者,生物体与环境之间发生持续不断的相互作用。因此,科学判断不是一项独门绝技,也不是一蹴而就的认识的致命一击,而是对日常思考的持续提炼,它渗透在儿童天生的、自然的态度中,包含着强烈的好奇心、丰富的想象力以及对实验探究的迷恋,而且非常接近于科学思考的态度。于是,知识乃是对行动的陈述,现代科学的方法乃是进行这种陈述的合适的手段。
因此,科学技术不仅是一个物质的问题,也是一个应用于社会事务服务于人类社会目标的工具问题。而且迄今为止,科学思考是人类所发明的最好的工具,是人类最有效最有目的的思考。如果不能接受科学态度,就不会拥有这样最好的工具。学会科学思考对于民主社会的所有成员都是重要的,因为科学智慧是实现有效民主的根本的要素。在民主社会中,不仅仅是科学家要有这样的理想,而是每个人都必须努力成为科学家。所以说,实用主义的实验方法不仅是指个人范围内的不受干涉的自由行动,而且集体乃至全社会都可以运用科学技术从事集体计划、社会实验和社会变革,自觉地、有计划地调整人与人之间、人与环境之间以及政府与市场之间的经济、政治和社会关系。就杜威而言,就是要适度增加政府干预,以促进更为实质性的自由、更加广泛的平等,最终实现社会的变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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