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方近代“机械论自然观”及其自然与自由的分裂

二、西方近代“机械论自然观”及其自然与自由的分裂

随着文艺复兴运动的到来，希腊哲学中的人文主义思想和理性的批判精神受到热烈的欢迎，而哥白尼的天文观察结果为产生一种全新的自然观打开了崭新的视野。一方面，哥白尼的观察表明地球不是宇宙的中心，基督教的上帝宇宙观失去了神圣性和权威性。另一方面，哥白尼的观察传递了这样的一个信息:地球与其他天体的物质是相同的，并且受同样规律的支配。牛顿之所以敢将月球在其运动轨迹上的力和苹果落地的力相提并论，完全应归功于哥白尼的理论。因而，自然界在人们眼中又有了新的意义:即对于自然的认识，不能相信宗教教义的解释，也不是仅仅靠理性的思考就能获得的。必须通过人们的感官来认识，也就是说，研究自然现象必须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这就是被称之为“实证法”的新科学方法。

在这种新的时代背景下，作为科学家的伽利略把自然送进了实验室，并将其分解成简单的形式和可度量的对象，让其服从于人类的需要。于是，自然不再像古希腊人所说的那样是具有灵魂的活的有机体，也不是中世纪所宣传的那样是上帝的创造物，自然界成为一架机器，一架由各种零部件组装而成按照一定的规则、朝着一定的方向运转的机器。和希腊自然观一样，在这个被组装的机器中，自然界的秩序、规律、目的也被认为是源于某种精神性的东西；所不同的是，希腊哲学家认为精神在自然之中，是自然界固有的，而西方近代的哲学家则认为，精神是自然之外的“超越者”即“上帝”，上帝设计出一套原理，把它放进自然界并操纵自然界运动，而自然界本身完全是被动的、受控的，它仅仅是一架“机器”，这种新的自然观被称作机械论的自然观。

英国经验主义哲学家培根用“新工具”为人类研究自然现象提供了新的方法论，认为了解自然不应是目的本身，实践才是目的，也就是说，利用人类对自然的认识来干预自然，支配自然，征服自然，这才是人类最终的目的。“知识就是力量”便是这一自然观的集中体现。培根认为，正是因为人的理性具有对自然、对事物的本质进行调查研究的能力，因而人类是能够支配自然的。这种思想构成了近代西方思维方式的主导特征。这样，西方古代有机整体的自然观在近代认识论哲学的兴起中分崩离析，法国理性主义哲学家笛卡尔就用身心二元论来解释自然，笛卡尔认为，自然中同时存在着两个实体:心灵和物质，他认为:“所谓实体，我们只能看作是能自己存在，而其存在并不依赖别的事物的一种事物。”⁽⁶⁾在笛卡尔看来，心灵和物质作为平行的实体互不依赖，互不决定，互不派生。物质的属性是广延，心灵的属性是思维。这里的物质不是具体的物体，尽管它可以涵盖物体；心灵也不是人的心灵，尽管它可以涵盖人的心灵。同样，广延也不是物体的具体的空间属性，而是几何学上的广延；思维也不是人的思想活动而是自然规律。物质和心灵是自然中的两个实体，是自然存在的区分，是自然的最高抽象。最终笛卡尔借助上帝将物质与心灵这两个实体统一起来，这与古希腊的有机整体自然观中心与物在自然这个生命体的直接统摄下的统一是完全不同的，也与中世纪的上帝不同，中世纪的上帝是最终的根源，物质（自然）和心灵（人）都是无条件地服从于他，人只有信仰的能力，其他的能力都归置于上帝，而笛卡尔在相信理性精神的前提下，将物质与心灵统一于上帝，事实上，笛卡尔的“我思故我在”完全是人类理性精神的产物，只不过这种理性的精神还要依赖于神而存在。因而物质与心灵能不能成为实体还是一个问题。正如柯林伍德所说:“作为万物的起源，上帝两头并举，一头创造了自然或物质世界，一头创造了人类精神以及其他可能存在的精神。”⁽⁷⁾斯宾诺莎反对笛卡尔的二元论，认为世界只存在一个实体，即上帝，精神和物质只不过是上帝这个实体的两种属性而已，他试图借助泛神论将实体自然与上帝统一起来，但最终他还是将自然处理成上帝的创造者，正如科林伍德所说:“广延和思想这两个属性可以说全凭强力才被结合在理论中:斯宾诺莎不能给出为什么广延的东西同时也会思维，而思维的同时也有广延的理由。其结果，这个理论到底还是难以理解，仍不免是个蛮横的断言。”⁽⁸⁾斯宾诺莎以后，莱布尼茨将斯宾诺莎的一个实体变成了多个实体，他认为每类事物都是一个实体，他将其称之为单子，但单子的组成也是有规律的，它是由低级向高级进行排列的，这必将走向一个最高级的单子，一个主宰一切的世界终极单子，也就是神，而且，除了这个最高的单子，一切单子都是受控的，被动的出于神的。因而柯林伍德认为自然在莱布尼茨这里成了一个庞大的有机体。⁽⁹⁾

可以说，在西方近代哲学中，无论是经验主义还是理性主义，物质（自然）与心灵（人）之间的关系一直是他们殚精竭虑致以思索的问题，经验主义坚持自然的优先性，认为人的认识来自于自然，而理性主义则强调心灵的优先性，认为人的知识来源于人的先天所具有的理性，但是对待自然观念这一点上，他们是坚持同样的观点的，即由古希腊的崇拜自然转而崇拜人自身，认为人类能够挣脱自然对人类的束缚，以自己的需要为中轴去认识、改造征服自然，做自然的主人。这种思想的形成与近代科学有内在的联系。在牛顿力学看来，自然界不过是在外力作用下按因果规律运动着的机器。培根和笛卡尔把这种理论提升为哲学观念，他们把人类和自然严格区分为主体和客体，把自然彻底客体化、外部化，认为人可以通过对自然的冷静观察、实验来把握自然，从而实现对自然的操纵和支配，自然界本身完全是被动的，受人类控制的一部“机器”。

在对待自由问题上，近代的科学思维方式遭遇到了困境。科学主义的思维方式以对象化的思维方式为前提，人为地将整个世界分成两半，一半是主体，另一半是客体，主体运用自己的经验或者理性能力去认识客体就是科学主义思维方式的主要任务。这种思维方式在以具体有限的事物作为认识对象的科学领域产生了深远的影响，但运用这个思维方式去追求人类的价值问题如人的自由问题时就会陷入深深的困境。人类无坚不摧的科学理性精神在认知自然问题上显示出了它的巨大威力，而在对待自由问题上，近代的哲人们对这种科学理性精神的限度不得不进行怀疑和重新审视，并对人的自由问题重新进行追问。

自笛卡尔以来西方近代的理性主义在内心深处不断地高扬理性精神，同时他们也在理性的范围内建构自己的自由观念，他们在对待自由问题上有一个最根本的看法就是在终极的意义上给上帝留下地盘，只有保存了上帝的位置，才能为人类的“神性”提供一个可能的前提，从而为人类的自由奠定一个最终的信仰之维。

笛卡尔正是在这种意义上来论证人类的自由与上帝之间的关联的，笛卡尔认为，上帝是人类自由的根源，并且是善良的。“我向某个方面倾斜的越多，我的选择就越自由，而这种倾斜或者是由于我清楚地理解了真善之理所指明的道路，或者是由于我内心深处思想中神赋的禀性。”⁽¹⁰⁾在这里，笛卡尔显示了其自由观受“真善之理”和“神赋的禀性”所决定的思想，而这种思想在后来的斯宾诺莎和莱布尼茨的自由观中得到了进一步的体现。斯宾诺莎认为人作为单个的有机体是没有任何自由可言的，只有“遵循理性的指导而生活，他们就可以成为自由人，而享受幸福的生活”⁽¹¹⁾。人类通过天赋的理性观念，认识了自然的必然性，从而达到了自由，可以看出，斯宾诺莎的自由观是一种外在的自由观，自由体现在对自然必然性的认识和消极顺应。他以人类达到的自由来衡量科学发展，体现出了自由对自然的控制，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近代自然观与自由观之间的分裂。莱布尼茨继续坚持了天赋理性的自由观，将理性主义的自由观在其“单子论”的指导下发挥到了极致。

这种理性主义的自由观由于重视人的内在的理性精神，缺乏了感性经验的基础，从而在现实生活中是不能给人真正自由的，休谟认为理性在对自由作用上是不能与欲望和情感争夺优先权的，从而在怀疑论的立场上否认了意志的自由和理性的自由。因之，休谟的自由观又显示出了与理性主义外在自由的另一面的境况。他首先否定了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认为我们除了能够知道知觉印象所提供的东西以外，我们什么也不能认识，理性主义所断言的实体从本质上来说超越了我们认识的范围，在本质上是主观的一种“虚构”，所谓的灵魂、实体和上帝都同样是不存在的，从而摧毁了传统理性主义的形而上学权威。休谟的怀疑论给传统形而上学这种毁灭性的打击促使人们对人性重新加以思考，从而展开了对人的理性能力的批判，也为后来的康德重建理性自由观奠定了基础。

由于休谟否认了自然的必然性，也否认理性自由的根源上帝的存在，最终休谟彻底排除了人类的一切先天原则的可能性，也消解了人的主体性自由。在没有普遍必然性自然面前，人类的自由也失去了最终的依托。

在近代，对自然与自由问题进行深入的思考的哲学家要算卢梭了，卢梭的自由观念最终影响到了康德，如果说，休谟的怀疑论惊醒了他“独断论”的迷梦，那么，卢梭对自然与自由问题的思考可说是促使了康德对人类理性问题的批判。卢梭从人性论的观点出发，批判了传统理性主义的人类文明史观，他认为，正是科学和理性使人类丧失了自由，迷失了本性。由之，他拓宽了对理性问题的理解，并且认为在一个科技理性无法涉及的领域存在着一个对人的情感和道德开放的领域，这一领域才保证了人类自由存在的可能性，“唯有道德的自由才使人类成为自己的主人；因为只有嗜欲的冲动便是奴隶状态，而惟有服从人们自己为自己规定的法律，才是自由。”⁽¹²⁾然而，恰恰在内在自由领域，卢梭放弃了自由的自主性质，他将自由理解为真实的心灵感受，通过反求内心祛除障蔽，就能将人性固有的原则（良心）发明出来，而对这种不是由人建立、早已存在于人性之中的“自然秩序”的绝对顺从，却构成了自由的前提。康德认为，导致卢梭泯灭自主性的原因在于其混淆了自然、自由和理性三者之间的关系，并将人类的完美状态放在了人类历史不可恢复的过去，从而丧失了自由的普遍性和纯粹性的品格。

总的来说，在西方近代科技理性的支配统治下，西方古代所确立的有机整体的自然观分崩离析，自然与自由的统一的关系在主体的参与下变成了自由是对自然必然性的认识，自然不再是与主体同在的具有生命力的主体，而成为主体理性肢解、控制和认识的对象，这样，作为人的内在法则系统的自由便最终沦陷为主体认识能力的变种，成为对自然必然性认识的代名词，这样，虽然卢梭在一定程度上恢复了自然与自由的和谐，但是由于卢梭完全否认了科技理性的作用，将这种和谐状态归结为是原始状态的特性，因而只能是历史的一种倒退，而不是前进。但是正是休谟的怀疑论和卢梭的自由观促使了康德思考人类理性的能力和界限问题，康德不同意休谟的怀疑论，也不同意卢梭将自由完全等同于无理性支配的自然，而是将自然与自由问题与人类的理性问题关联起来，在人类理性的范围内实现自然与自由的统一并重建理性的权威，这是康德哲学的任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