理性的危机和自由的困境

一、康德自由观建构的逻辑前提:理性的危机和自由的困境

（一）理性的危机

前面我们已经提到，在康德所处的那个时代，科技得到了迅猛的发展，特别是牛顿的经典力学三定律在解释自然的法则上具有着无上的权威，人们普遍相信，科技理性能够解决人类的一切问题，并且坚信只有理性才能为人类社会的进步带来前所未有的变化。在他们看来，人类理性不仅是认识自然的强有力的武器，通过理性可以认识自然，而且理性本身就是自然法则的最高体现。这种理性主义的思想更加坚定了近代的哲学家们相信人类具有着无限的能力，可以认识和征服自然界，从而促进了科学技术的迅猛发展；而另一方面，近代的科学技术也确实像人们所期盼的那样取得了前所未有的发展，这反过来更加增强了人们对理性的信心，强化了理性所具有的权威。

在这种科技理性蔓延的时代，理性主义哲学家以自然科学的理论模式为范导，从理性主义出发来建构自己的哲学体系。笛卡尔从“我思故我在”出发，他认为，只有从自明性的“我思”出发，才能够确认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而科学知识的这种普遍必然性观念则是天赋的。斯宾诺莎也认为:“理性的本性在于认为事物是必然的，不在于认为事物是偶然的。”⁽³¹⁾从而表达他对理性的崇尚，莱布尼茨进一步认为“只有理性才能建立可靠的规律”⁽³²⁾。经验感觉所获得的知识没有普遍必然性，人类要想获得知识就必须借助天赋的观念，外界的对象和感觉经验只不过起到了一种“唤醒”的作用而已。

这种理性的独断论遭到了经验论者的猛烈抨击，洛克认为，人心根本就没有所谓的天赋观念，他用“白板说”来证实“天赋观念论”的虚假性。他说:“心灵像我们所说的那样，是一块白板，上面没有任何的记号，没有任何观念，心灵是怎样得到那些观念的呢？……我用一句话来回答，是从经验得来。我们的全部知识是建立在经验上面的，知识归根到底都是导源于经验。”⁽³³⁾经验主义的观念论虽然能够很好地说明知识的来源，但是在说明抽象观念是如何获得的这一点上遭遇到了困境，心灵既然是一块白板，那么，经验所获得的单个物体所具有的类的属性的抽象观念是如何获得的呢？贝克莱将这一问题推到了极值，认为感知和观念是等同的，“存在就是被感知”，我经验不到的事物是不存在的，这样，贝克莱又回到了感觉世界。因之，我们可以看出，从理性出发，我们能够获得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但不能说明知识的来源；从经验出发，能够说明知识的来源，但不能保证知识的普遍必然性。

在这种理性论与经验论的对峙中，休谟完全站在了经验主义的立场，对理性论的普遍必然性（因果必然律）进行了解构。休谟坚持认为，人类的一切知识都源自于知觉，因果必然性的科学知识是不存在的，它不过是想象力的产物，是人们心理上产生的习惯联想的规则所致。这样，休谟将科学知识的普遍必然性与人类的习惯性联想相互关联起来，从而瓦解了科学知识赖以存在的基石。对此，康德评价道:“自从有形而上学以来，对于这一科学的命运来说，它所遭受的没有什么能比休谟所给予的打击更为致命。”⁽³⁴⁾

康德系统地分析了近代哲学的主要问题，特别是莱布尼茨—沃尔夫体系的理性独断论和休谟经验主义的怀疑论。他将经验论和唯理论的失败归结为理性的危机。这种理性的危机主要表现在人们在使用理性时没有对理性进行批判性的考察，人类的理性并不是万能的，它有着自己的界限、范围和对象，如果不对理性进行批判性的研究而滥用理性就会不可避免陷入二律背反的“先验幻象”之中，从而形成理性的危机，近代哲学的困境就是源自于理性的滥用，而这一点则构成了康德自由观建构的一个基本的逻辑前提。

（二）自由的困境

理性的危机所遭遇到的哲学上的困境并没有阻止自然科学的向前发展，由于自然科学在近代获得了迅速的发展，自然界在科学理性精神的支配下被描述成了一个合乎规律的世界，因而在哲学上，虽然理性精神遭到了质疑，而事实上，科学始终是在发展中的，对于科技理性在哲学上的失败，并没有更多的人感兴趣，它也动摇不了人们对科学和理性权威的信任，在当时的人们看来，科技理性具有着无坚不摧的强大动力，它可以解释自然界的因果必然律，当然也可以用来解释人类的价值——自由问题，但是真正运用这种科学思维方式去追求人类的价值问题如人的自由问题时情况似乎不妙，人类无坚不摧的科学理性精神在认知自然问题上显示出了它的巨大威力，而在对待自由问题上，近代的哲人们对这种科学理性精神的限度不得不进行怀疑和重新审视，并对人的自由问题重新进行追问。以卢梭为代表的浪漫主义的思想家，通过对自然与文明之间深刻矛盾的揭示反映出了理性与自由之间的内在冲突，这从根本上动摇了人们对理性和科学的信赖。用科学理性精神来揭示人类的自由问题就会使得自由陷入深深的困境之中。卢梭对这种困境的阐释是深刻的，也是发人深省的。

理性主义的思想家所认可的自由与理性的统一是启蒙思想的伟大法宝之一。启蒙思想家为了获得思想政治上的自由，用理性来反抗封建专制的宗教压迫，强调理性就是自然的普遍必然性法则，在思想上承认了人或社会必须服从于自然必然律，这样最终也就否定了人的内在的自由，卢梭首先意识到了启蒙思想中理性与自由的内在矛盾。卢梭认为，启蒙时代的科学理性精神并没有给人带来真正的福音，它所带给人的希望和许诺是虚假的，科学理性的发展确实使人类进入了文明世界，但是这种文明世界带给我们的却是人类社会的更加不平等。卢梭指出，科学和理性可以培养出高度教化的人，但这种人由于顺从了社会和自然的必然律，最终会牺牲掉自己的自由，认可社会的不平等。在这种不平等的社会中，人的自由是不可能得到保障的。在卢梭看来，科学和理性并不能够给人类带来自由，因为正是科学和理性败坏了人类的道德、良知和本性。这样，卢梭通过自然与文明之间的冲突揭示了启蒙哲学中理性与自由的内在矛盾。人类在自然状态下是自由平等的，而在科技理性支配的文明世界却丧失了人的自由，而这种理性和自由之间的内在矛盾却“自始就潜伏在近代西方哲学的启蒙精神之中”。⁽³⁵⁾卢梭对启蒙理性自由观的批判使我们认识到如果仅仅将科技理性作为一种工具，其结果只能是把整个世界还原为一个机械决定论的世界，整个世界都充满了自然因果律，从而人的自由、平等、尊严等人性都统统丧失了。这就是说，人的理性是有限的，它根本无法从总体上来说明人类的意义和生存价值，这是卢梭对理性自由观批判的伟大之处。

康德敏锐地意识到卢梭思想的深刻性，近代哲学的自由观在科技理性的影响下陷入了深深的困境之中，理性与自由之间的内在矛盾所导致的自由的困境是康德建构自己的自由观所要面对的一个主要问题，但康德并没有像卢梭那样否定理性与自由的内在关系，而是站在理性与自由统一的立场上，在批判性的理解理性的基础上重新论证了理性与自由的统一，从而实现了西方自由观念的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