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美的分析到崇高的分析

二、从美的分析到崇高的分析

前面我们已经分析从纯粹美向依存美的过渡只是从自然（理论理性）经过“审美”到自由（实践理性）的过渡，这种过渡仅仅实现了依存美与实践理性的间接联系，因而过渡并没有完全实现。为此，康德又进行了崇高的分析。在崇高的分析中崇高直接与人的道德（实践理性）联系起来，最终实现了康德“美是道德的象征”的实践理性本体论的目标。

在崇高的分析中，康德一开始将崇高与美放在一起来讨论。在《判断力批判》里，随着审美判断特征逐渐得到揭示，崇高与美之间则呈现为一种递进的关系。可以说，正如《判断力批判》以审美和目的论（美学）为中介，构造了理论理性（科学）向实践理性（伦理学）的过渡一样，在《判断力批判》内部，优美向崇高的过渡也体现了知识论向道德论过渡的逻辑进程。不过，因为同样属于审美判断，所以康德对美进行分析的“四契机”也同样适用于对崇高的分析。康德说:“因为作为审美的反思性判断力的判断，对崇高的愉悦必须正如对美的愉悦一样，按照量而表现为普遍有效的，按照质而表现为无利害的，按照关系而表现出主观合目的性，按照模态而把这主观合目的性表现为必然的。”⁽⁷⁷⁾这也就是说，美的判断和崇高的判断，都是审美判断，都遵循反思判断力的原则，即从特殊出发去寻求多样的合目的性统一，因而先天地存在着一些共通性。

但是，崇高与美更多的是表现为一种内在的差异，这些差异同时也就是优美向崇高、理论理性向实践理性得以过渡的原因。康德说，虽然崇高和美都是“想象力在一个给予的直观上与知性或理性的概念能力”的协调，但更为重要的是，就反思判断所涉及的概念来说，“美似乎被看作某个不确定的知性概念的表现，崇高却被看作某个不确定的理性概念的表现”⁽⁷⁸⁾。为什么这样讲呢？因为从客观对象看来，美是“对象形式的合目的性”，属于有形式，而崇高则不需要也不可能有这种合目的性的形式，毋宁说其前提恰恰是“无形式”。形式的不合目的性是因为对象的巨大或无限的完整性，从而表现出一种不能为任何知性所把握的形式。所以康德说，“因为真正的崇高不能包含在任何感性的形式中，而只针对理性的理念:这些理念虽然不能有与之相适合的任何表现，却正是通过这种可以在感性上表现出来的不适合性而被激发起来，并召唤到内心中来的。”⁽⁷⁹⁾这样，从主体心理感受来说，由于美是对象形式合目的性，因而给人一种单纯的积极的快感；而崇高由于以“无形式”为对象，因而在鉴赏中对象的无限性阻碍了想象力和知性协调的自由，但恰恰因此就刺激起个体向一个更高的理性理念中去寻求依托，从而引起想象力和理性的协作，由此产生的崇高的快感则是伴随着惊叹和崇敬的“消极的快感”。

总之，美和崇高的本质差别在于，美在于主观合目的性的形式，而崇高则在于主体的心灵，在于主体的理性理念。康德说:“如果我们把任何一个自然对象称之为崇高的时候，我们的表达是根本不对的，尽管我们可以完全正确地把许多这类对象称之为美”，“对自然的美我们必须寻求一个我们之外的根据，对于崇高我们却只须在我们心中，在把崇高性带入自然的表象里去的那种思想境界中寻求根据”。⁽⁸⁰⁾简言之，就审美判断的先验根据来说，美是想象力和知性相协调的心意状态，而崇高则是想象力和知性不能和谐，因而想象力唤起人的理性观念以为依托，从而带来想象力和理性的协调与合作。从审美所据的不同的心意状态中也可以看出，从美到崇高的升华，内在地体现了知性理解向理性观念的过渡，体现了审美的实践理性本体论基础。

可见，康德一开始就把理性的内涵赋予给了崇高，因此按照逻辑判断表对崇高的“四契机”的分析，就比美的分析高了一个层次，并且，由于崇高的对象是“无形式”，所以对崇高的分析不能像以美那样从“质”开始，而应该从“无限”这种基本对象的“无形式”的量，即作为理念的量开始。这样，审美“四契机”的划分，就恢复了《纯粹理性批判》中逻辑判断表的顺序，由“量”到“质”到“关系”再到“模态”。相应的，也就恢复了《纯粹理性批判》中“数学的”和“力学的”划分。于是康德也就把崇高划分为“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这两种。康德说，当我们进行崇高的审美判断时，心意运动便激发起想象力的活跃，想象力要么与认识能力相联系，要么与欲求能力相联系:想象力和认识能力相联系的动态关系，就表现为“数学的崇高”，而想象能力和欲求能力相联系的动态关系，就表现为“力学的崇高”。显然，这种划分，也包含有从认识向道德过渡的意思。可以说，康德时刻没有忘记强调他的实践理性本体、道德理性本体的优越性。与《纯粹理性批判》中的逻辑判断表一致，康德从“量”和“质”这两个契机出发探讨了“数学的崇高”，接着从“关系”、“样式”的角度探讨了“力学的崇高”，从而对崇高进行了完整的分析。

通过“量”这一契机对“数学的崇高”所作的分析，康德得出结论说，崇高实际上就是，“崇高是那种哪怕只能思维地、表明内心有一种超出任何感官尺度的能力的东西”。⁽⁸¹⁾这种超越感性尺度的心意能力，就是实践理性能力，就是作为本体的人的道德律。通过“质”这一契机对“数学的崇高”的分析，康德又得出一个结论，崇高是“通过无能之感发现着自身的无限能力”。也就是说，由于知性无法把握“无限大”的对象，我们有一点“无能”之感:于是想象力激起我们心中的道德理性力量，从而由一种不愉快感瞬间转为对自身“道德理性”的自豪与崇敬。接下来，康德顺理成章地、进一步地转入了对“力学的崇高”的分析。所谓“力学的崇高”，从“关系”这一契机来看，它和“数学的崇高”相比，更接近于人的“实践理性”，接近于“善”。在这种判断中，自然不是以“暴力”加于我们身上，因为若我们受到自然界的无限力量的现实威逼时，我们会为自己的生存担忧，从而产生恐惧感，但是当我们相信自己处于“安全地带”，只在想象中体会这种恐惧时，自然的威力不仅不对我们构成任何威胁，反而可以帮助我们直观到自己优越的精神力量，从而使我们获得一种合目的性的快感。最后，从“样式”这一契机出发，康德同样讨论了“力学的崇高”的普遍必然性问题。崇高判断的必然性在人的天性里就有基础，这就是人的实践理性本体，道德理性本体。人先天地对道德法则的听从，这就进一步地强调了道德理性本体在审美中的基础作用。

总的说来，从康德对“数学的崇高”和“力学的崇高”的“四契机”的分析中可以明显地看出，这四个契机是一层比一层深入。从“量”来看，数学的崇高“证实了一个超越任何感官尺度的心意能力”；从质的角度看，数学的崇高是“通过无能之感发现着自身的无限能力”；从“关系”的角度来说，力学的崇高是“人对人自身的超自然的、超感性的道德理性的一种优越感和自豪感”；从“样式”来看，力学的崇高的必然性在于“人的道德情感的禀赋”。通过这一层进一层地展开，康德将审美的道德情感实质，将美学的实践理性的本体性基础揭露无遗。最后，在此基础上，康德提出了其美学的核心观点，即“美是道德的象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