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第二节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

一、老鼠牙齿下的光辉著作：《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5年，马克思被逐出巴黎，并带着家人流亡布鲁塞尔。同年，恩格斯来到布鲁塞尔，继续着他们之间伟大的合作。他和卢格等人为马克思进行了筹集募捐，用他们的话说，是要“按共产主义的方式让我们大家分担你因此而支出的意外费用”。他们主要从莱茵地区的朋友那里募捐到将近1000法郎。对坚强的人来说，身处异乡的困厄并不单单意味着消磨人的意志的不幸。他们会在困厄中奋起，扼住命运的咽喉。正是在这个时期，马克思和恩格斯两人的思想就像是黑暗中的火星，倔强地燃烧起来并放射出崇高的光芒。他们打算将这些思想诉诸笔端。

从这一年的秋天开始，他们开始投入忘我的写作。对于他们来说，这个过程是愉快的。从事自己真正喜欢的事业，又有生死相依的朋友互相砥砺，这样打磨出来的思想便如钻石一般坚硬并且耀眼。他们一边写作一边交流，会心之处经常相视而笑，爽朗的笑声经常把熟睡的家人吵醒，而这个时候常常已经是凌晨三四点钟了。总而言之，这本书写作的那段时间，对他们来说是被思索与发现的狂喜环绕、填满的幸福的日子，他们通宵达旦、夜以继日地工作而又丝毫不感到疲倦。关于当时的情形，马克思后来写道：“我们决定共同钻研我们的见解与德国思想体系的见解之间的对立，实际上是清算一下我们过去的哲学信仰。这个心愿是以批判黑格尔以后的哲学的形式来实现的。八开两本厚册的原稿早已送到威斯特伐里亚的出版所，后来我们才接到通知说，由于情况改变，稿子已不能付印。既然我们已经达到了我们的主要目的——自己弄清问题，我们就情愿把原稿留给老鼠用牙齿去批判了。”而事实上，老鼠也果然没有留情，将这部煌煌巨著“批判”成了残稿。这就是后来出版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这一著作主要是对黑格尔派的成员鲍威尔、施蒂纳等人的批判。令人遗憾的是，这一著作并没有写完，很可能是最重要的部分——关于对费尔巴哈的批判没有完成。但是这部没有完成的著作，却已经相当清楚地阐述了马克思的第一个伟大发现——唯物主义的历史观，揭开了人类历史的神秘面纱。其实，谈马克思的唯物主义的历史观，离不开上面已经介绍过的人的感性的实践活动。这一点在下面的论述中将会很清楚地看出来。

《德意志意识形态》是一部论战性的著作，这从它的副标题“对费尔巴哈、布鲁诺·鲍威尔和施蒂纳代表的现代德国哲学以及各式各样先知代表的德国社会主义的批判”就能看出来。马克思和恩格斯在这部著作中以幽默辛辣的笔调讽刺批判了他们的论敌们，而又以极其认真的态度提出了自己的哲学观点。

当时的德国哲学在黑格尔的理性主义大厦崩塌之后，出现了热闹非凡的局面。原来从事黑格尔哲学的人们热衷于将黑格尔哲学体系中达到绝对精神过程中的各个逻辑范畴拿出来进行重新的组合与改装。他们拿着这种僵硬嫁接的各式各样的哲学概念到处兜售，并互相竞争、互相倾轧。马克思和恩格斯称他们为“德国的玄想家”。他们这样描写当时这种充满了滑稽趣味的“盛况”：黑格尔哲学解体的过程成为“一种席卷一切‘过去的力量’的世界性骚动。在普遍的混乱中，一些强大的王国产生了，又匆匆消失了，瞬息之间出现了许多英雄，但马上又因为出现了更勇敢更强悍的对手而销声匿迹。这是一次革命，法国革命同它相比只不过是儿戏；这是一次世界斗争，狄亚多希的斗争在它面前简直微不足道。一些原则为另一些原则所代替，一些思想勇士为另一些思想勇士所歼灭，其速度之快是前所未闻的。在1842年—1845年这三年中间，在德国进行的清洗比过去三个世纪都要彻底得多”。他们将黑格尔的绝对精神瓦解之后各个部分比喻为化学物，在它们“重新化合，构成新的物质”之后，“那些以哲学为业，一直以经营绝对精神为生的人们，现在都扑向这种新的化合物。每个人都不辞辛劳地兜售他得到的那一份”。这些人中就包括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论敌、新黑格尔主义者鲍威尔和施蒂纳。在他们吵闹得不可开交的时候，马克思和恩格斯却提出要“站在德国以外的立场上来考察一下这些喧嚣吵嚷”。

在青年黑格尔派，如鲍威尔等人看来，“宗教、概念、普遍的东西统治着现存世界”，“是人们真正的枷锁”。因为这些东西又是人们意识的产物，因此只要用一种批判的意识代替现在的意识便可以解除这种限制与枷锁了。所以，他们认为自己确实是在批判“上帝”、“贫困”、“资本”等概念，并指望在头脑中通过批判地扬弃这些概念，以为这样便能从这些东西中解放出来了。马克思讽刺他们说：“青年黑格尔派玄想家们尽管满口讲的都是所谓‘震撼世界的’词句……不过他们忘记了：他们只是用词句来反对这些词句：既然他们仅仅反对这个世界的词句，那么他们就绝对不是反对现实的现存世界。”换言之，他们对世界的所有的反抗，都仅仅发生在思想中、头脑中，而没有看见真正的现实，更别说作出改变现实世界的行动了。因此，马克思还对这种思辨的呓语挖苦说：“有一个好汉一天忽然想到，人们之所以溺死，是因为他们被关于重力的思想迷住了。如果他们从头脑中抛掉这个观念，比方说，宣称它是宗教迷信的观念，那么他们就会避免任何溺死的危险。”

在马克思眼里，青年黑格尔派中提出过一些正确的见解并在真正意义上批判过黑格尔的，只有费尔巴哈一个人，并称只有他的著作可以“认真研读”。费尔巴哈比其他的唯物主义者优越的地方在于，“他承认人也是‘感性对象’”。然而，正如我们在“感性活动”部分提到过的那样，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看作“感性活动”。在这里，马克思是从历史的视角来批判费尔巴哈的。按照马克思的说法，将人仅仅看作感性对象的看法，仍然停留在理论的领域内，这样看到的也只能是抽象的人；这样的人之间，除了具有费尔巴哈说的爱之外不可能具有真正现实的社会关系。既然费尔巴哈没有把人理解为“活生生的感性活动”，那么便可以合理地想象，假如他看到大批辛劳过度、受着压迫的穷困潦倒的人，费尔巴哈便只能求助于“直观”或者平等的观念。也就是说，在最需要我们发挥自己真正的能动性而改变这个世界的地方，费尔巴哈陷入了唯心主义。因此，马克思说：“当费尔巴哈是一个唯物主义者的时候，历史在他的视野之外；当他去探讨历史的时候，他不是一个唯物主义者。在他那里，唯物主义和历史是彼此脱离的。”

二、真正的历史：生产活动的视角

经过对上述一些当时德国的哲学观念的批判，马克思提出了唯物主义的历史观：“这种历史观就在于：从直接的物质生产出发阐述现实的生产过程，把同这种生产方式相联系的、它产生的交往形式即各个不同阶段上的市民社会理解为整个历史的基础，从市民社会作为国家的活动描述市民社会，同时从市民社会出发阐明意识的所有各种不同理论的产物和形式，如宗教、哲学、道德，等等，而且追溯它们产生的过程。”马克思对唯物主义历史观的具体论证，是从“一切历史的第一个前提”出发的：人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这是一切观念史，包括哲学史，乃至人类的整个社会发展史的基础。这个想法看起来很简单，然而必须说，这恰好击中了所有的旧哲学，特别是唯心主义的薄弱点。哲学家们为了世界的本源而殚心竭虑地思辨出的结果，是一个个精神范畴；他们用这样的范畴来解释世界是怎么来的，世间万物是怎么互相转化的；他们论证我们经验对象之间必然的联系和规律，例如因果律等。他们论证我们如何才能用思维范畴确定性、客观性地规定经验对象，如果无法达到稳定的概念规定，这种自我意识的要求如何转化为怀疑主义、苦恼意识，并依此来解释宗教的产生。他们论证人的认识又如何通过达到“绝对精神”自我意识的要求而与现实世界和解，如此等等，不一而足。然而，我们想象，如果一个哲学家没有生活必需的物质资料，成天饿着肚子，那么他首先思考的应该是食物在哪里，为了获得食物他该如何筹划着去劳动赚些钱来，而不会是世界的本源是什么；他也不会成天冥想如果他去劳动，是不是一定能够赚到钱，或者劳动与报酬之间的因果确定性到底如何能够保障，等等。人要生活，就需要吃穿住用的一些物质资料。

马克思说：“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而且这样的历史活动，是一切历史的一种基本条件，人们单是为了能够生活就必须每日每时去完成它，现在和几千年前都是这样。”紧接着，马克思指出了人类历史的第二个事实：“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而这种新的需要的产生是第一个历史活动。”在满足了人的生活的需要之后，生活得以继续，就又引起新的需要，这样，满足人的需要的活动就需要连续不断地进行下去。第三个事实是，人不仅需要生产物质性的资料，还需要繁殖。只有这样，人类的历史才能不断地延续。繁殖则产生包括夫妻关系、亲子关系在内的家庭关系。随着人口的增多，人们又产生了新的需要，这就发展出了更为广阔的社会关系。因此，“生命的生产，无论是通过劳动而达到的自己生命的生产，或是通过生育而达到的他人的生命的生产，就立即表现为双重关系：一方面是自然关系，另一方面是社会关系”。而社会关系，在这里就是“许多个人的共同活动”。这种共同的活动方式本身，就是我们早已经熟悉的“生产力”概念。

生产力的总和决定了人类历史上各个阶段的社会状况，推动着人类历史从原始社会、奴隶社会、封建社会、资本主义社会一直到社会主义社会以及将来的共产主义社会的发展。在这个发展的过程中，人的生命的生产（无论是自己的生命还是他人生命的生产），其本身都与人的需要有关，这也就是说，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样，马克思指明了“历史”的真实含义：“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而就表现为‘历史’，它不需要专门把人们联合起来的任何政治的或宗教的呓语。”历史唯物主义就是从这样的事实出发来考察人的感性实践活动从一种形态向着另一种更高级形态的转变；千千万万人的这种感性实践活动，也就是我们已经熟知的经济基础。

在正面阐述了上述观点之后，马克思对意识的探讨便有了深厚的基础；而我们也能够对以意识为原则的哲学有更为合理的理解。像物质资料生产和人类本身的生产一样，意识也被马克思视为是历史的一个因素。德国古典哲学以意识的能动性活动（知性）来解释我们现实世界的客观性。古典哲学家们以意识对自身各种范畴和各个发展阶段的能动性超越来隐喻我们生命和精神的能动性。

然而，我们为什么会有意识？意识本身是怎么来的？这些是旧哲学不能回答的问题，以前的哲学家们独断地使用意识作为哲学的原则，却没有继续追问意识本身的来源和基础。这正是他们无法摆脱神秘性的原因。他们追求纯粹的思想，也就是纯粹的意识规定形式，然而，马克思在这里一针见血地指出，这种意识并非一开始就是“纯粹的”意识：“‘精神’从一开始就很倒霉，受到物质的‘纠缠’，物质在这里表现为振动着的空气层、声音，简言之，即语言。”很多现当代哲学家在批判传统西方哲学的时候，都将它界定为“逻辑中心主义”。然而，即便是逻辑范畴、思想的各种形式，从其表现来说，也不仅仅是意识性的东西。思想之所以能表现出来，就是借助于语言这种社会性的物质现象。这还只从声音的角度说。如果从书写的角度说，语言就更具有物质属性。书写表现出来的语言，怎么都不可能脱离“笔画”，或者德里达说的“道道”这种物质的外部形式。既然有意识也就意味着有语言，那么两者必然有着历史的同步性。语言的贫乏也就意味着意识内容的贫乏，意识的内容是随着语言的日渐丰富而逐渐丰富起来的。

那么，语言是怎样产生的呢？我们为什么需要语言？马克思的回答是，语言和意识都是来源于生产实践着的人们的实际需要。既然人们在社会关系中进行生产实践，关于实践的目标、方式等问题，他们就必须通过协商达到某种程度上的统一。这也就意味着，人们迫切需要相互交流。而要交流，就必须发展出某种大家都认可、都能够接受的“符号”，作为不同个人、不同时段的交流的基础。将这种符号作为口头化的惯例以及按照书面化的形式进行统一化并保存下来，就是语言。从这样的意义上来说，语言就是现实化的意识，因为意识无非也就是对外面世界、对同样进行着实践活动的人的意识和对其自身的形式——语言符号和范畴的意识。按照马克思的分析，意识在它的最初形态上，是无法从它所由以产生的基础即生产活动分离开的。意识首先是对自然界和不同于自身的其他的个人和其他的物的意识。同时，人需要不断地同他人打交道，这个时候，他便会意识到人是生活于社会之中的。

人们不断地进行着物质生产，人本身的需要也在不断增长，同时人也不断地繁衍着人自身。人们的生产水平达到一定程度，人口增加到一定数量之后，社会的生产本身也就不可能继续延续单个人互不相关的独立劳动，而是需要不同的人从事不同形式的劳动，以形成社会性的协作，这也就是马克思所说的分工。直到出现了体力劳动与脑力劳动的分工之后，脑力劳动者才可能专门从事理论、哲学、宗教等意识形态的研究。这种研究经过一步一步的发展，就有可能形成各种理论性的东西，并与现实、与人们的实践活动逐渐脱离。到了后来，人们就开始研究“意识中”的各种理论，如哲学、科学、宗教等。而意识本身也往往误认为自己能够离开实践和现实世界而独立存在。它开始专门研究自己的各种形式如纯粹的逻辑范畴等，反而忘记了自己的“土壤”与根基。各种理论形态的东西愈益发展，它们本身脱离现实世界的倾向就可能愈益强烈，当它们发展成“独立于”现实的各种思想体系的时候，就会反过来作用于人们，并对人们形成思想上的压迫与统治。

那么，一种思想观念或者意识形态，到底如何成为统治的东西呢？按照马克思的分析，在每一个时代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也就是统治阶级的思想。某个社会阶段的统治阶级支配了物质生产的资料，这种物质关系表现在这个时代的观念上，就是这个阶级实行统治的思想。这其中大体的逻辑是这样的：一个阶级能够达到对一个社会阶段的支配，他们不仅仅对物质性的生产进行支配。这种对物质性生产资料的支配，使他们能够对各个领域，当然也包括对思想观念领域的生产与分配的支配。因此，这个阶级的思想，也就是这个时代占有统治地位的思想。让我们联想一下我国古代思想的更替，这一点就容易理解了。秦始皇统一六国，实际上控制着人们日常生产的当然是侯王阶层，当时的主要生产资料——土地，大体上要归于君主，郡县的官员只是起到管辖作用而已，并无世禄。这种物质生产的统治权导致了侯王阶层对思想生产的统治权，于是才有了我们中华大地上的千古文化浩劫——焚书坑儒。当时秦始皇采用李斯的建议，“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所不去者，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当时奉行的统治思想，也就是李斯韩非的法家思想而已；到了汉朝初期，统治阶层要休养生息，提倡“无为而治”，于是黄老学说盛行；而汉武帝时期，又推举儒家思想，于是就有了董仲舒的“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上面所述都可以看作占据物质资料统治地位的阶级对思想的生产和分配的统治。在这里，统治阶级的个人都是有意识、能思想的。联系到上面所说的分工我们就可以理解，这个阶级内部有一部分人成为这个阶级的思想家，专门从事意识形态的概括与抽象。他们从统治阶级的各种思想不断地抽象，便形成了作为纯粹思想规定的“范畴”与观念，并把它们当作这个时代具有统治地位的东西。在黑格尔那里，就是把人类历史发展不同阶段的抽象观念发展为一个思想范畴“自我规定”的体系，并作为他那个时代最抽象的统治性的思想。这种思想观念就作为普遍性的东西转而成为统治与压迫的东西了。

到了这里，我们总结一下唯物主义的历史观与唯心主义的历史观的区别。唯心主义哲学在考察历史的时候，总是习惯于在每个时代的观念中抽象出一个个范畴，借此来解释世界，解释人们的精神状况，解释人们的活动。“最高者”、“唯一者”、“上帝”等莫不如此。当人们意识到自己经受着这些抽象东西的压制之后，他们便会企图反抗。然而在唯心主义的视角下，人们只能通过“意识之内的操作”来批评这些观念，颇有些“头脑中闹革命”的意思。我们知道，这种批评与反抗最终的结果是即便批判倒了某些观念，接踵而来的类似的观念又以改头换面的形式冒出来，人们终究要陷入循环的怪圈。任何想突破这种怪圈的努力就像揪住头发想要跳离地球一样，只是幻想而已。

唯物主义的历史观则完全不同：这种历史观要在现实的基础上、在生产活动的视角上来考察各种观念形态。这意味着，当我们认识到某些抽象的观念形式的压迫，我们将自觉到它们都是意识的形式和产物，并且自觉到要消灭它们仅仅通过精神性的批判是不够的。我们必须改变它们从中生长出来的社会关系。根基拔掉了，那些观念性的枝叶就自然会枯萎和消灭。

因此，我们必须重新去感悟、重新去寻找并回到现实世界的丰富土壤。从人们的感性的活动中，人们每天首先都是“感悟”到世界和人本身的丰富性。“云在青天水在瓶”，流云姿态万千，青天一碧如洗，绿水滋养万物，瓶子则光滑润泽，它凝结着人们的劳动，它取自承载万物的大地。人们通过自己的活动产生出了各种各样的属于人的文明形态：物质性的产品，改造过的自然，人自身的意识，各种艺术形式，还有哲学。经过这样的分析之后，我们再来反观以往的意识哲学。思维过程本身固然是能动性的，因为它产生于人们能动性的生产过程，产生于人们能动性的生命本身。但是将思维过程单独地抽象出来并提高到一个本体性的地位，其片面性是不言而喻的：思维过程如何解释丰富的感性本身呢？更进一步说，如何解释新的感性的东西的产生呢？思维过程、逻辑的东西再怎么能动，也不能凭空就产生出高楼大厦，产生出飞机汽车，产生出《第九交响曲》，产生出《蒙娜丽莎》。可见，缺少物质性的能动根基，是唯心主义哲学永远无法弥补的缺陷。事实是，人们的生产活动产生了意识，产生了意识哲学。哲学在发展自己的同时，千万不要忘记滋养自己的土壤，千万不要忘记回家的路，千万不要忘记了“人本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