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阿尔都塞的早期思想中,也就是1968年以前,哲学是在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中获得自身的定位的。虽然它们都是在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中界定哲学,当然意识形态都是在普遍性、类的意义上的意识形态,但是意识形态的涵义发生了转变:从表象体系到实践准则,即从意识形态的纯粹形式性进展到了与意识形态的“‘诞生地’——实践的意识形态联系起来,因而同某种相异于、外在于科学实践的社会现实联系起来”[89]。因而哲学与科学的关系也发生了转变:前一阶段是纠正意识形态虚假性的科学的再反思,后一阶段则是在意识形态与科学之间划清界限。其中发生了从理论主义到哲学实践的转变,并且政治的因素也开始显现。如果说在“理论实践的理论”阶段,意识形态大多是从虚幻性的角度来考虑的话,那么在“关于赌注的论点”阶段,意识形态的实践性得到了更多的表述。如果说1960年至1965年期间的阿尔都塞仍在求真——关于社会历史认识的真理,那么从1967年起阿尔都塞开始了转向:这种转向是从“求真”转向“正确性”,即从思辨理论转向对政治、阶级斗争的思考。而这种政治转向最初仍是理论——即哲学和科学的关系中的,或者说理论内部的转向,是在意识形态与科学的关系中从真之偏向转到正确性偏向的主战场。
这种政治转向的真正完成是在阿尔都塞的《列宁和哲学》(1968年)、《自我批评材料》(1972年6月)、《答刘易斯(自我批评)》(1972年7月)中。在《列宁和哲学》中,阿尔都塞提出“哲学是理论的政治”的观点;在《自我批评材料》中,阿尔都塞提出“哲学归根到底是理论领域中的阶级斗争”的观点,这个观点在《答刘易斯(自我批评)》中得到进一步的阐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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