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儿的意识形态不再是局限于与科学相对峙的虚假意识的认识论含义了,意识形态发生了实践或者说功能的偏向,在这种转向中意识形态也不仅仅是作为普遍性存在,而是作为无所不在的空气之被每个个体所呼吸的意识形态而存在,也就是说意识形态的个体性得到了彰显。这可以从意识形态的特点中管窥一二。
第一,意识形态没有历史,这是马克思与阿尔都塞对意识形态特点的共同指认。但是马克思所说的“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是在否定的意义上说的:意识形态依赖于外部现实历史的物质基础,并随着现实历史的变化而变化,因此意识形态没有独立的历史,它的历史在它之外。“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意识形态没有历史的提法正是以这一点为基础的,因为它的历史在它之外,而在那里惟一存在的历史就是那些具体的个人等等的历史。”[152]因此,意识形态没有历史,在马克思这儿指的是,意识形态的非本原性存在,并不是说“在意识形态中没有历史,而是意味着它没有自己的历史”[153]。阿尔都塞指出这是“实证论的、历史主义的论点”[154]。与马克思不同,阿尔都塞所指认的“意识形态没有历史”是在肯定的意义上说的,也就是说不是从意识形态的依赖性和非本原性入手,而是从意识形态的功能性入手,意识形态的功能在历史上是无处不在的,是永恒的。“意识形态的特殊性在于,它被赋予了一种结构和功能,以至于变成了一种非历史的现实,即在历史上无所不在的现实,也就是说,这种结构和功能是永远不变的,它们以同样的形式出现在我们所谓历史的整个过程中,出现在《共产党宣言》所定义的阶级斗争的历史(即阶级社会的历史)中。”[155]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的无历史性、永恒性,不是对历史性或者说有限性的超越,而是意味着意识形态“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因而在整个历史范围内具有永远不变的形式”,“意识形态是永恒的,恰好就像无意识一样”[156]。这就是意识形态的第一个特点:在肯定意义上或者说在功能层面上的意识形态没有历史。
第二,阿尔都塞指出:“意识形态表述了个人与其实在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157]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是想象的幻觉,同时也是对现实生存条件的想象性置换或颠倒。那么人们为什么要以意识形态的形式即虚幻的想象性来暗示出或者说表述出人们的实在生存条件呢?“人们为了‘对自己表述’他们的实在生存条件,为什么‘需要’对这些实在生存条件进行想象性置换呢?”[158]对这个问题的追问,阿尔都塞提出了三个解决问题的答案。第一,僧侣或专制君主出于统治的目的,“用统治人们想象力的方法来奴役人们的心灵”,以造成“他们主动的想象和受骗者被动的想象”[159]。这是18世纪的答案。第二,意识形态的虚幻性想象源于“人们自身生存条件的物质异化”[160],早期马克思所追溯到的异化劳动。在阿尔都塞看来,第二个答案要比第一个答案深刻得多,但是二者却分享了一个共同的前提:“我们在意识形态中发现的、通过对世界的想象性表述所反映出来的东西,是人们的生存条件,即他们的实在世界。”[161]也就是说,意识形态与现实生存条件直接相关,不论这种相关性是正相关还是负相关,即真实地还是颠倒地反映现实生存条件。对此,阿尔都塞并不认同。阿尔都塞提出了解决问题的第三个答案。意识形态指向的不是实在的生存条件,而是人与实在生存条件的关系,而这种关系必定包含了想象性的因素,“正是这种关系的想象性质才构成了我们在全部意识形态中可以看到的一切想象性歪曲的基础”[162]。也就是说,意识形态想象性的原因不外在于意识形态本身,而正是在于意识形态本身:意识形态首先的不是跨越性地指向现实生存条件,而是指向于人与生存条件的关系,正是意识形态的这种关系性指向使意识形态必然地带有想象性和颠倒性。“因此,在意识形态中表述出来的东西就不是主宰着个人生存的实在关系的体系,而是这些个人同自己身处其中的实在关系所建立的想象的关系。”[163]这种对意识形态想象性置换的原因的追问,最后追问的结果又返回到了问题的事实,而正是通过这种貌似解答循环的追问,阿尔都塞让我们明白了意识形态的否定性或者说想象性特点。那么意识形态想象性置换的必然性是什么,或者说意识形态的想象是什么性质的想象呢?这就涉及到意识形态的第三个特点。
第三,“意识形态具有一种物质的存在”[164]。首先,从意识形态与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层面说,意识形态总是通过意识形态国家机器来实现的,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具体运转就表现为各种实践活动。“一种意识形态总是存在于某种机器当中,存在于这种机器的实践或各种实践当中。这种存在就是物质的存在。”[165]这是从宏观层面来进行论述的,除此之外,阿尔都塞还从微观层面即个人层面进行了论述。这就涉及到了个人的意识和行为之间相应的一连串过程,在这个过程中物质性不仅担任了中介的环节而且还导致了物质的行为,或者说意识形态落实到个人身上表现出的是一系列的物质的存在。这就表现为从意识到行为的一系列物质存在。个人把自己与生存条件的想象关系纳入为自己的意识,这样个人就成为了主体,主体在貌似自由选择的条件下实际上是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的顺从者和意识形态的臣服者;“同时,这个主体一定会‘按照他的观念行动’,因而也就一定会把自己作为一个自由主体的观念纳入他的物质实践的行为”[166];“这些实践受到仪式的支配,而这些仪式归根到底又是由意识形态机器来规定的”[167]。因此,在个人身上,观念消失了,出现的是从意识到物质行为:物质实践、物质仪式和物质的意识形态机器。因此,阿尔都塞主张意识形态是一种物质的存在,而不是精神的存在。阿尔都塞进一步指出,任何实践都是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是一个体系,而主体则是意识形态体系中的某个角色,意识形态总是与主体相关的,这就涉及到了意识形态与主体的关系——阿尔都塞声称的中心论点。
最后,意识形态与主体:“意识形态把个人传唤为主体。”[168]意识形态就是意识形态的物质性功能,意识形态只有借助于主体才能发挥功能,主体是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主体之所以是构成所有意识形态的基本范畴,只是因为所有意识形态的功能(这种功能定义了意识形态本身)就在于把具体的个人‘构成’为主体。”[169]这样个人与主体出于论述的需要被区分了,实际上个人总是作为主体的承担者,与主体同在。通过呼唤和对呼唤的应答:肢体动作或者语言,个体就转换成为主体。“所有意识形态都通过主体这个范畴发挥的功能,把具体的个人呼唤或传唤为具体的主体。”[170]此其一。其二,意识形态具有承认的功能,即“把显而易见的事情当做显而易见的事情强加于人”[171],因而个体就把显而易见的事情当做事实加以接受,对于主体就是这样。个体把主体当成是显而易见的事情加以承认,“你我从来都是主体,并且就以这种方式不断地实践着意识形态承认的各种仪式;这些仪式可以向我们保证,我们的确是具体的、个别的、独特的、(当然也是)不可替代的主体”[172]。因此,主体实际上是意识形态的后果。除此之外,其三:“意识形态的后果之一,就是在实践上运用意识形态对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特性加以否认。”[173]这就是意识形态的否认功能:意识形态永远不会说自己处于意识形态之中。最后,人是意识形态的动物,或者说“个人从来都是主体”[174]。个人从出生就是主体,个人是被寄予着家庭的期望和感情出生的,并且将被冠以父姓。个体在家庭的意识形态中被置放在特定的位置,“所以,甚至在出生前,孩子从来都是一个主体”[175]。这就是意识形态与主体的同谋关系,而阿尔都塞试图要打破这种同谋关系,寻找到事情的本真和真实,这就是对意识形态的揭露,正由于意识形态的承认和否认功能,以及意识形态的主体性和主体的永恒性,阿尔都塞给自己提出了一个艰巨的任务,即在个人与社会的意识形态同谋之外,个人能否突破意识形态的樊篱,从而重新塑造个人与社会之间的更加健康有序的关系?阿尔都塞主张我们要走到意识形态的外部,即在科学知识中揭露意识形态,这就要求我们竭力摆脱意识形态,摆脱任何显而易见的东西,并且没有主体在说话,“所有的科学话语按照定义都是没有主体的话语”[176],从而显现社会的真实原貌,即没有主体的过程。阿尔都塞正是这样做的,阿尔都塞就是一位意识形态的揭露者和竭力摆脱者——虽然我们都处于意识形态之中,完全地摆脱意识形态是不可能的,但是阿尔都塞竭力要成为一个这样的人:清醒地意识到意识形态的存在,揭露意识形态的意识形态性,并与意识形态在内部拉开一定的距离。也就是说对意识形态的揭露就是科学,因为意识形态是不会揭露意识形态本身的。
除了对意识形态与主体的一般性言说外,阿尔都塞还举了基督教意识形态的实例,以此来向我们显示意识形态与主体的具体的传唤与被传唤的关系。这是通过大主体与小主体的镜像结构来实现的:上帝作为绝对主体传唤个人为小主体,小主体在上帝的传唤下认出自己,大主体需要把自己的形象和理念反射到小主体身上,小主体需要大主体的保证以达到主体之间的互相承认和主体的自我承认。这就是意识形态的结构:“所有意识形态的结构——以一个独一的绝对主体的名义把个人传唤为主体——都是反射的,即镜像的结构;而且还是一种双重反射的结构:这种镜像复制是构成意识形态的基本要素,并且保障着意识形态发挥功能。”[177]在这种意识形态的镜像复制结构中,绝对主体是中心,小主体是绝对主体的镜像反映和臣服者,因而意识形态是一个实心球[178],这个球的圆心就是绝对主体,而其他部分都是围绕着圆心并以圆心唯马首是瞻的依赖者和顺从者。这个实心球具体就表现为“四重组合体系”:“主体落入了被传唤为主体、臣服于主体(指大主体——笔者按)、普遍承认和绝对保证的四重组合体系,他们在这个体系里‘起作用’,而且在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自己起作用’的,除了一些‘坏主体’时而会招惹(镇压性)国家机器出动某些分支前来干预。”[179]这就是大主体的传唤和小主体的承认之间的同一性关系,在这种关系中,阿尔都塞的主体与他人所说的主体之自由自觉的主动性不同,还带有意识形态的臣服性,因此是自由地臣服于意识形态的主体。“个人被传唤为(自由的)主体,为的是能够自由地服从主体(指大主体——笔者按)的诫命,也就是说,为的是能够(自由地)接受这种臣服的地位,也就是说,为的是能够‘全靠自己’做出臣服的表示和行为。”[180]这样,阿尔都塞就打破了人们对于主体之出乎自己、为了自己的主动性的幻象,主体的存在是为了主动地臣服,即为了他者。这是阿尔都塞通过意识形态镜像结构所揭示给人看的,因此阿尔都塞强调社会关系,强调基于生存实践基础上的阶级斗争。阿尔都塞寄希望于生存实践基础上的阶级斗争来变革意识形态,重塑社会空气,以更健康的意识形态形式来影响人和改造人。当然,阿尔都塞的理论重点在于意识形态的结构,和打破旧意识形态的突破口——阶级斗争。
由上可见,在《意识形态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中,阿尔都塞开始了又一次转向,这一次彻底从理论转到实践,从类的意识形态批判以求真、求正确性,转向揭示个体形态的意识形态。
如果说前一转向——从哲学与科学的关系转到哲学与政治的关系——是从理论主义转向理论的政治,那么这一转向是政治的实践转向。如果说理论主义在驳斥坚固同一性思维的同质性中,仍在寻求多元决定得到的认识,或者说多元共识、处于关系中的认识,而政治转向引进了阶级斗争并以政治偏向为主形成理论的哲学:它们在批判同一性思维的同时,也都是多维度共识的建构生成;那么在从宏观向微观的实践政治转向中,建构性的东西不是主流,揭示、批判人的生存境地是阿尔都塞的着力点。阿尔都塞理论地揭示了当时法国人的生存处境:个人处于国家强力和意识形态国家机器统治中并被意识形态呼唤为主体,个人的存在就是个无力的依附他者的存在,人就是“常人”。阿尔都塞把法国社会中“常人”的庸碌状态揭示出来,同时也把多元共存的理想状态作为问题留给了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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