启蒙思想家及其主张

法国当时在经济、政治、军事及意识形态等各方面的危机和矛盾冲突铸造了法国版的启蒙运动。一方面表现在政治上直接指向封建制度，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作为自然神论的代表向18世纪法国的封建政治制度开火;另一方面表现为法国的唯物主义对宗教迷信的发难，狄德罗、拉美特利、爱尔维修及霍尔巴赫等人直接向宗教迷信开火，两股潮流构成法国启蒙运动的主体结构。此外还有重农学派和空想社会主义者等力量。如上所述，18世纪理性继承了17世纪理性的精神，但是又改造了这种理性，使之能运用到对国家的批判和社会的重建之中。18世纪的工具理性(又称为科学的理性、自然的理性)以自然科学取得的成就为榜样，试图像牛顿为宇宙找出一条普遍的规律那样，为人类社会也找出普遍的规律——自然法。因而理性被用来处理人和自然的关系，自然取代了上帝的地位(这在早期的启蒙思想家那里表现为自然神论)，并且将人也还原为自然，其目的是把人从中世纪上帝的束缚中解放出来，这就是18世纪的法国唯物主义哲学家所做的工作。

吹响启蒙运动号角的是神甫梅叶，作为天主教的神甫，他十分清楚天主教与封建制度的勾结维护了上帝和君权的统治。因而他同时对天主教和封建制度展开批判，第一个打出了无神论的大旗。梅叶之后，启蒙运动的早期代表伏尔泰、孟德斯鸠和卢梭发挥了梅叶批判封建制度的一面，中后期代表狄德罗、拉美特利、爱尔维修和霍尔巴赫则把早期启蒙运动的自然神论贯彻到底，针对宗教信仰提出了无神论思想，继承了梅叶批判宗教的另一面。当然不论是针对封建制度还是迷信和宗教，主要是立足破的一面，其成果就是法国的机械唯物主义。而立的一面则是把人从迷信和宗教的附属中解放出来之后，要求实现人的平等、自由和权利，主张社会契约，维护私有财产，表现为政治解放的诉求，即建立一个资产阶级的国家。

具体说来，18世纪的启蒙理性虽然不同于17世纪的理性，但是启蒙思想家在哲学观上还是受到笛卡尔的机械唯物主义和洛克的经验论的影响。笛卡尔的物理学研究物质实体，在《哲学原理》中，他提出“天和地只不过是同样的物质造成的，不可能有好些个世界”^[10]，因而广延，即占有空间，是物质的唯一属性。哪怕是在虚空中，也是有物质存在的。梅叶运用笛卡尔的物理学，在《遗书》中，他嘲笑神学家把一个非物质的存在物当作是万物的始基，而真正构成万物始基的应该是具有广延的物质，“任何地方都不存在的东西，是不能行动的，是不能在任何地方做任何事的。因此，在任何地方都没有的东西，就不可能在任何地方创造任何东西”，“物质存在是能清楚而明确认识的唯一概念”^[11]。对于物体的运动，笛卡尔认为“物质中的多样性全都是依靠物质各个部分的运动的”，他把运动理解为一种机械的动作。从这种观点出发，他不仅把动物比作机器，还把人体中的血液循环理解为一种机械运动，仅是由于他认为人是有灵魂的，才没有提出人是机器，而启蒙思想家拉美特利则在此基础上明确提出了“人是机器”的口号。对此，马克思在《神圣家族》中写道:“拉美特利的著作是笛卡儿唯物主义和英国唯物主义的结合。拉美特利利用了笛卡儿的物理学，甚至利用了它的每一个细节。他的‘人是机器’一书是模仿笛卡儿的动物是机器写成的。”^[12]作为一个医师，拉美特利利用医学知识来讨论物质和精神的关系，认为人的身体是“一架极其精细、极其巧妙”的钟表，人和动物相比是由同一种物质构成的，甚至人和植物的组成部分也是一样的，物质具有广袤、运动的能力和感觉的机能，宇宙是由同一种物质组成的(在这里，拉美特利运用了洛克的感觉论，但是他把感觉当成是物质的属性)。此外，综合了启蒙思想家思想的霍尔巴赫，一方面运用了笛卡尔的物理学，另一方面废弃了笛卡尔的上帝，他强调世界是由运动的物质组成的，并且不需要外在的推动力，物质自身运动，并提出事物之间的因果必然性，批判了自然神论的不彻底性。

除了笛卡尔物理学的影响外，洛克哲学也影响了启蒙思想家。洛克的经验论哲学与笛卡尔的天赋观念论针锋相对，他把经验作为认识的唯一来源，“凡在理智中的，无不先在感觉之中”^[13]。但是经验在洛克这里分为两种:感觉和反省。前者是一种外在的经验，而后者则是心灵的一种活动。早期启蒙思想家伏尔泰在哲学观上遵从洛克和牛顿的唯物主义，把感觉放在首位，认为人的观念来源于感觉，在这一点上他也修正了洛克的不彻底性，摒弃了洛克把内省的观念当作认识的来源。同样，爱尔维修也直接从洛克的经验论出发，把洛克的感觉论贯彻到底，即除了感觉外，不再承认感觉以外的理性思维能力。他用感觉论的哲学方法分析社会现象，提出社会进步的动力是利益，并将利益分为三种:个人利益、小集团利益、公共利益或国家利益。虽然在一定范围内个人利益是合理的，但是最高的道德是维护国家利益。作为启蒙思想理念的大全者霍尔巴赫同样受到洛克的影响，认为感觉是认识的基础，但他同时承认思维的理智作用，不再把感觉当作认识的唯一来源等。

不论是持自然神论的观点还是无神论观点的启蒙思想家，其哲学观上都是强调自然的最高地位，都从人的感觉出发。伏尔泰这样的自然神论者尽管承认有一个上帝的存在，但是这个上帝并不是天主教的人格神，而是在一次性地创造出自然后不再干预自然，上帝的存在只是一个逻辑前提。这样在人和自然这两个主题之下，他们提出了“平等、自由、博爱、权利”等后来为法国大革命所宣扬的震撼人心的口号，力图重建一个人道主义的福祉王国。

在法国大革命的资产阶级所抛出的口号中，平等是大革命中最为激动人心的口号。启蒙思想家所力主的平等与他们信奉的自然法权相关。自然法的核心是坚信理性是宇宙的法则，理性不仅支配自然界还主导人类社会。因而它先于一切人和神的权力。这里所说的理性也与17世纪的纯粹理性有关，“只要纯粹的理性认为是‘存在着’的东西，只要某种东西是源于理性的纯粹本质，则任何政令都无法改变或贬损它们”^[14]。由格劳修斯等人建立起来的自然法学说影响了18世纪的自然法，它切断了人和上帝的启示之间的纽带，确立了人的主体性。启蒙思想家所力主的平等观念就是与这种自然法密切相关的。启蒙思想家梅叶首先提出在平等的前提下，人们共同占有社会财富，共同劳动，这样人与人之间人不会再有压迫，人与人实现平等。这种思想深刻影响了空想社会主义者，表达了第三等级贫困人民的心声。梅叶在《遗书》中振聋发聩的号召:“驱除世上所有国王，打倒一切压迫者，把自由还给人民。”^[15]

伏尔泰认为“法律是自然的女儿”，“每一个精神健全的人心里都有自然法的概念”^[16]。在这种法律之下，人人平等，他说:“一切享有各种天然能力的人，显然都是平等的;当他们发挥各种动物机能的时候，以及运用它们的理智的时候，他们是平等的。”他质问道:“难道农民的儿子生来就套着轭，而贵族的儿子生来腿上就带着马刺吗?”^[17]这是他设想的自然状态和自然秩序，但是与梅叶和卢梭不同，他要求维护私有财产的合法性。因此他所强调的是法律面前的一律平等，而对于自由，他同样处于维护私有财产的出发点，认为自由并不意味着拥有财产，而是能够自由地出卖劳动力。

孟德斯鸠同样持自然法观点，他在《论法的精神》中指出:“从最广泛的意义来说，法是由事物的性质产生出来的必然关系。在这个意义上，一切存在物都有它们的法。上帝有他的法;物质世界有它的法;……人类有它们的法。”^[18]也就是说，人类用自己的理性，根据事物之间所固有的关系，来为自然、为社会立法，而上帝不能干预。黑格尔盛赞孟德斯鸠的这部著作，“这部书中就曾经以这种伟大的见解考察各种法制，认为法制、宗教以及一个国家里面的一切构成了一个整体”^[19]。孟德斯鸠正是希望通过理性来为自然界立法，如E·卡西勒所说:“孟德斯鸠开始是一个经验科学家……他不满足于已为世人通过经验所了解的政治社会的法律。他试图把这些五花八门的法律追溯到几条确定的原则。各种各样的习惯之间的秩序及其相互依赖性，就构成了‘法的精神’……孟德斯鸠甚至在他的《波斯人信札》中也明确重申了那条作为格劳修斯创立自然法的根据的原则。”^[20]

而对于最有争议的启蒙思想家卢梭，他与伏尔泰和孟德斯鸠一样，在自然法权观点下强调自由和平等。他有两篇应征第戎科学院征文题目的论文，在他的第一篇著作《论科学与艺术》中，提出人在自然状态下是自由平等的，文明并没有给人类带来好处，恰恰是知识造成了社会的倒退。第二篇文章《论人类不平等的起源和基础》进一步充实了第一篇著作中的“自然状态”，提出人和人之间不平等的原因在于私有制的发展，因而与其他的启蒙思想家不同的是，卢梭第一个提出了用暴力推翻建立在私有制基础上的政权。伏尔泰看了卢梭这本赠送的书后讥讽道:“从没有人用过这么大的智慧企图把我们变成畜牲。读了你的书，真的令人渴望用四只脚走路了。”^[21]启蒙运动中后期代表爱尔维修、霍尔巴赫都主张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前者信奉环境决定论，他说的环境主要是政治制度，特别是指法律;后者认为人类为了自我保存和追求幸福而结成社会，订立契约，形成法律，法律面前一律平等。

启蒙思想家宣扬人的平等、自由和权利等口号，需要以一个固定的形式确定下来。由于他们坚决抵制君权神授，痛斥封建国家对百姓的压榨，从而他们希望通过人民和君主订立契约来建立一个不同于“朕即国家”的新政权形式。而历史上有三种订立契约的形式，虽然形式和内容有很大差异，但是目标都是驳斥君权神授，都以自然法为主旨。第一种是霍布斯的社会契约论，他把国家形容成一个巨大的海兽，在形成国家之前他假设了一种自然状态，在这种状态中人人都靠理性对自然有所权利，为了保证对自然权利的拥有，人和人的关系就像狼和狼的关系一样，去掠夺、去劫杀。因此人们为了能过活到自然所给予的生命长度，就把自己的权利转让(所谓契约就是权利的相互转让)，从而形成一个公共权利。他明确提出:“把他们所有的权利与力量交付给一个人或者由一些人组成的议会，根据多数赞成，把他们大家的意志变为一个意志。”^[22]在这里君主不参与契约的订立，从而也不受契约的限制。霍布斯的政治哲学使得君权从神授转向民授。

第二种是洛克的契约论。和霍布斯一样，他也假设了一种自然状态，但是在这种自然状态下人们享受着自然权利，并且和平相处。不过自然权利因没有上升到立法而难以得到保证，因而这时候需要人民和君主订立契约。与霍布斯的君主置身于契约之外不同，洛克将君主纳入契约之中，与人民一样接受契约的限制，因而一旦国家违背了契约的目的，人民就有权利来推翻政府。但是这两种契约形式在激进民主主义者卢梭看来简直不可思议，他认为除非人民都疯了，否则不可能把自己的全部权利委托给君主，因而卢梭提出“公意”，即人民不是把自己的权利交给君主，而是交给集体行使，即主权在民。人民主权是“公意”的体现，公意不是众意，后者是指大多数人的意见，前者是指人民的共同意志和公共利益的集中表现，因此他不同意洛克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说。洛克、伏尔泰和孟德斯鸠都推崇英国政府，认为英国建立了“一个举世唯一的政府”^[23]。英国政府的构成使资产阶级、封建贵族和国王的利益协调一致，原因在于英国建立了完善的宪法和法律，确立了议会制度。洛克把国家权利分为立法权、行政权和外交权，经过孟德斯鸠修改为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卢梭认为政府并没有主权，政府的权利仅仅来自人民的委托，去执行人民所确立的法律，而洛克和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其实是削弱了人民的主权。因而卢梭彻底否定了君权，而提出共和制。伏尔泰和孟德斯鸠则寄希望于开明君主的改革，认为开明君主立宪制是最好的，因而推崇英国的君主立宪制。孟德斯鸠尤其强调政体对国家法律制度的影响，他区分了三种政体，共和政体、君主政体和专制政体，而法律的好坏是由政体决定的。因而他们希望建立一种开明君主立宪政体，事实上是由于他们惧怕人民的力量，认为共和政体容易爆发暴力革命，害怕因为追求极端平等而出现暴君。从这个角度看来，法国大革命的狂风骤雨也确实见证了他们的见解。而卢梭站在民主的立场上，把伏尔泰和孟德斯鸠的主张更向前推进一步，主张用暴力推翻封建国家，这种激进民主主义为法国大革命提供了理论上的准备。这也是路易十六的感慨:伏尔泰和卢梭毁灭了法国。

值得注意的是，通过订立契约形成的权利与自然法权相比仍是第二性的。如上所述，早期启蒙思想家持自然法权说，他们是从自然法权说推出契约论的。因而，E·卡西尔不无正确地指出:“在英国，正是洛克在其《政府论》中声称，个人所缔结的社会契约并不是人与人之间全部法律关系的唯一根据。毋宁说，所有这些契约关系都是以原始关系为先决条件的，后者不能为任何契约所创造，也不能为任何契约所完全废除。人的自然权利先于一切社会组织和政治组织的基础而存在……所以，不可转让的人权的思想并不是18世纪法国哲学发现的;但18世纪法国哲学破天荒地第一次用这个思想创立了一部道德福音，并且对这个思想推崇备至，为之大声疾呼……这种力量在法国大革命的日子里显示了出来。”^[24]

因此，概括来说启蒙思想家的思想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第一，用自然法则代替上帝，用知识取代信仰。

启蒙思想家们给18世纪的人们带来了这样的消息:“上帝已经在夜里秘密地离去了，就将跨越已知世界的边界而遗弃人类。”^[25]用自然代替上帝，把一切还原为可观察的物质现象。启蒙就是要祛自然的魅，启蒙思想家把批判的矛头指向王位和祭坛，利用笛卡尔的物理学和洛克的经验论证明并没有一个人格的上帝存在。他们提出世界是由物质组成的，广延就是物质的唯一属性，物质自身运动，并没有所谓的神性。国王也并不就是国家，人民的福祉并不是靠今生的赎罪而在来世享有，人民可以依法通过订立契约来保护自己的权利，而法律其实是自然法的体现，因此人与人之间在法律面前是平等的。

这一用自然的法则代替上帝，用知识取代信仰的做法在康德哲学中得到了理论的表述。康德的纯粹理性批判和实践理性批判分别对应知识和信仰。在《纯粹理性批判》中，康德用哥白尼革命砍下所有皇帝的靠山——上帝的头颅，他认为现象是由人的时空能力和范畴构成的，在我们可以认识的现象界中没有上帝，只有人。但是就像伏尔泰所认为的，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那样，康德也觉察到了过于强调事实的一面将会忽略人的生命意义，因此实践理性批判就是把从前门赶走的上帝又从后门迎了进来。

这种与传统、成见和习俗的断裂就是现代性或者说是资本主义社会的特征。马克思在《共产党宣言》中对资本主义社会的这种特有的形态做了形象的说明:“资产阶级除非对生产工具，从而对生产关系，从而对全部社会关系不断地进行革命，否则就不能生存下去。反之，原封不动地保持旧的生产关系，却是过去的一切工业阶级生存的首要条件。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地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这就是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一切固定的僵化的关系以及与之相适应的素被尊崇的观念和见解都被消除了，一切新形成的关系等不到固定下来就陈旧了。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一切神圣的东西都被亵渎了。”^[26]启蒙思想家倡导的尊崇事实和知识的态度符合新兴资产阶级的利益，资本主义社会形态就表现为对以往生产关系的彻底变革。

第二，建立主体性原则。

启蒙思想家强调的主体性深受笛卡尔的自我意识哲学的影响，一切未经受自我审判的东西都是值得怀疑的，自我是一个确定无疑的“阿基米德点”。主体性哲学把自我意识实体化，作为判定一切存在的根据。但也正是因为这样，主体性哲学依然是意识内的。启蒙思想家对主体性的强调表现在两个方面:第一，与上述第一点相联系，即切断人与上帝、传统、习俗和成见的联系，从而人类不再听命于上帝的启示、不再唯传统是从，“脱离自己所加之于自己的不成熟状态”^[27]。因此，第二，主体性体现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中，相比较于传统时代人受制于自然界，启蒙思想家把沉睡的人们叫醒，用理性反过来对付自然。主体性哲学打破了旧的生活方式和社会形态，它体现了资产阶级的诉求。马克思对此有过精辟的概括:“人的依赖关系(起初完全是自然发生的)，是最初的社会形式，在这种形式下，人的生产能力只是在狭小的范围内和孤立的地点上发展着。以物的依赖性为基础的人的独立性，是第二大形式，在这种形式下，才形成普遍的社会物质变换、全面的关系、多方面的需要以及全面的能力的体系。建立在个人全面发展和他们共同的、社会的生产能力成为从属于他们的社会财富这一基础上的自由个性，是第三个阶段。第二个阶段为第三个阶段创造条件。因此，家长制的，古代的(以及封建的)状态随着商业、奢侈、货币、交换价值的发展而没落下去，现代社会则随着这些东西同步发展起来。”^[28]这里的第一个社会形态指传统社会中一切人对人的、人对上帝的依赖关系，它是自然发生的，而随着主体性原则的确立，个人从传统的对自然、部落、城邦的依附关系中独立出来，确立了主体性原则。

第三，崇尚理性和自由。

理性在17世纪的作用主要是建立一种哲学体系，不论是经验论还是唯理论哲学最后都要诉诸理性。到了18世纪，理性主要作为工具理性而出现，即揭示自然界的奥秘而突显人的主体性。伯林做了一个比喻，认为启蒙运动是一个躺在自然的碎片中的人，运用理性，并且坚信人的力量能够把自然这个碎片拼成一个完整图案。具备这样能力的人都试图去了解事物的来龙去脉，了解人的需求和欲望，并把它归到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即“我该做什么”或“我能做什么”或“我做什么才是适当的、合宜的”^[29]。18世纪晚期的康德用毕生去注解的《纯粹理性批判》《实践理性批判》和《判断力批判》就是要解决“人是什么”这一问题。启蒙思想家尽管见解各异，但是都齐刷刷地瞄向了牛顿物理学。可想而知，自然科学的累累硕果没有理由不成为启蒙思想家的目标，他们试图像牛顿清理物理学领域的混乱那样为伦理学和政治学重新奠定地基。启蒙思想家达成的共识是:“美德最终在于知识;只有知道自己是谁，知道我们需要什么，知道从哪里获得所需要和如何利用所掌握的最佳手段达到目的，我们才能过上幸福的、高尚的、公正的、自由的和满意的生活;所有的美德都是兼容的。”^[30]18世纪正是借助于理性而认识自我、重构社会而到希冀实现自由的。

第四，进步观。

总体来说，启蒙思想家对社会的发展是持进步观的，他们认为:“我们正在进步，我们正在发现，我们正在摧毁古老的偏见、迷信、无知和残忍，我们正在建立某种科学，以使人们生活得幸福、自由、道德和正义。”^[31]启蒙思想家抱着这样的信念，他们希望通过教育、订立契约、改良社会体制而与愚昧和迷信告别。但是他们也并不是天真的目的论者，比如卢梭就认为随着现代社会的发展，私有财产是人与人之间不平等的根源，因此社会的发展不是进步而是倒退。从詹姆斯·麦迪逊的如下一段话中可以看出启蒙思想家对社会的进步也是心有存疑的，如果说他们认为社会是在发展的话，那也有前提的:“如果人类都是天使的话，那么政府就没有必要存在了。如果由天使来统治人类，那么对政府的内部或者外部控制都没有必要了。构筑一个由人统治的政府，最大的困难在于这一点:你必须首先令政府能够控制被统治者;其次你还必须令它约束自身。对人民的依赖毫无疑问是对政府的首要约束;不过经验教会了人类辅助性预防手段的必要性……其目的往往是为了划分、安排各个单位，以便它们可以互相监督——令每个个人因私利而成为公共利益的监督者。”^[32]

启蒙运动的进步观既体现在现实的英、法、美等资产阶级国家的建立中，也体现在人的主体性的建立、人获得法律上的平等和自由当中，还表现在解放了的生产力中。马克思肯定政治解放的意义，在《共产党宣言》中他对资本主义社会在短短的时间内创造的文明和财富表示肯定，在文明上，“资产阶级，……把一切民族甚至最野蛮的民族都卷到文明中来了”，“它创立了巨大的城市，……因而使很大一部分居民脱离了农村生活的愚昧状态。正像它使农村从属于城市一样，它使未开化和半开化的国家从属于文明的国家，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在法制的完善上，“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现在已经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在巨大的生产力中:“资产阶级在它的不到一百年的阶级统治所创造的生产力，比过去一切世代所创造的全部生产力还要多、还要大。”^[33]概而言之，自17世纪以来的理性到18世纪的工具理性，在彰显人的平等、自由和权利方面发挥了巨大的作用，青年马克思的思想发展历程中也有一段自由主义时期的停留。事实上直到今天我们依然生活在由此建立的现代性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