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在马克思看来，国家被市民社会吞噬，市民社会中的人并没有得到解放。因此，回到市民社会，对市民社会进行解剖才是寻求人的解放的必然之路。马克思在研究国民经济学时发现了劳动价值论与工资的矛盾。如果说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还承认工人过着非人的生活，那么李嘉图已经公然蔑视工人的存在。[4]通过对斯密等国民经济学家的批判，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就呼之欲出了。
上一章讨论了政治解放的局限性，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谈到国家虽然从宗教中解放出来，人们在国家中过着类生活，但是在市民社会中现实的人仍然过着宗教的生活。不仅如此，犹太人的本性——自私自利——金钱崇拜不仅没有被消灭，反倒成了基督教的前提。在马克思看来，国家被市民社会吞噬，市民社会中的人并没有得到解放。因此，回到市民社会，对市民社会进行解剖才是寻求人的解放的必然之路。
马克思在研究国民经济学时发现了劳动价值论与工资的矛盾。工人通过劳动理应得到其全部的劳动产品，但是，在财富构成中——工资、资本的利润和地租——最悲惨的就是工人。马克思事实上是“站在国民经济学家的立场上”[2]揭示了国民经济学家的理论上和实践上的二律背反。如果说斯密的劳动价值论还承认工人过着非人的生活，那么李嘉图已经公然蔑视工人的存在。在《论总收入和纯收入》中，李嘉图把工人的工资划归到生产费用中，从而并不属于财富:“如果运用的劳动量不论多少，一国的纯地租和纯利润总加起来始终是一样，那么雇佣大量生产性劳动对于该国又有什么好处呢?每一个国家的全部土地和劳动产品都要分成三部分，其中一部分归于工资，一部分归于利润，另一部分归于地租。赋税与储蓄只能出自后面两部分。第一部分如果适度的话，永远是必需的生产费用。”[3]因此恩格斯说:“经济学家离我们的时代越近，离诚实就越远。时代每前进一步，为把经济学保持在时代的水平上，诡辩术就必然提高一步。因此，比如说，李嘉图的罪过比亚当·斯密大，而麦克库洛赫和穆勒的罪过又比李嘉图大。”[4]通过对斯密等国民经济学家的批判，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就呼之欲出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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