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启蒙以来形成的主客体的对立思想成为资产阶级劳动与资本相分离的基础。启蒙要实现的是运用人的理性把人从自然中超拔出来，通常认为这一问题的肇端在近代哲学家笛卡尔那里，直至德国古典哲学黑格尔达到顶点。之后的费尔巴哈、马克思、海德格尔等人其实就是要反叛这一立场。然而即使在国民经济学家那里，斯密也是希望达到人与自然的统一的，只是他的实证性的思维方式妨碍了对资本主义社会私有财产的前提批判。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特别是笔记本Ⅱ中简明地论述了资本与劳动统一到分离再到扬弃这种分离的历史，当然《1844年手稿》的论述相比较于《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对历史的具体分析还显得抽象，但是马克思通过对国民经济学的分析展现了人与自然界的原初关联。
1．人与自然的统一:从《1844年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
《1844年手稿》中关于人与自然的统一的论述受到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理的影响，因此我们不妨先从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理来理解以下这一段话:“当现实的、肉体的、站在坚实的呈圆形的地球上呼出和吸入一切自然力的人通过自己的外化把自己现实的、对象性的本质力量设定为异己的对象时，设定并不是主体;它是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主体性，因此这些本质力量的活动也必须是对象性的活动。对象性的存在物进行对象性活动，如果它的本质规定中不包含对象性的东西，它就不进行对象性活动。它所以只创造或设定对象，因为它是被对象设定的，因为它本来就是自然界。因此，并不是它在设定这一行动中从自己的‘纯粹活动’转而创造对象，而是它的对象性的产物仅仅证实了它的对象性活动，证实了它的活动是对象性的自然存在物的活动。”[63]马克思这段话虽然是反驳黑格尔的精神活动的，但是对于人与自然的关系做了极其清晰的表述。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与机械唯物主义的区别在于费尔巴哈把人也当作感性的对象，马克思也同样认为人本来就是在自然中的，正是自然界确证了人的存在，反之也是如此。因此人的活动就绝不是主体的创造，而是具有“对象性的本质力量”的设定活动，其活动产品证实了人的对象性存在。
不仅如此，《神圣家族》也表述了类似的思想:“人的本质仅仅是通过对象而被设定的，正因为它本来就是从自然来的，所以它就通过对象而被设定。所以，在设定的活动中，它不是从自己的‘纯粹的活动’跌进创造对象的活动，而不过是证明把对象的产品作为该对象的活动、作为对象的自然本质的运动而已。”[64]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更具体地表达了人与自然的统一。“全部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因此，第一个需要确认的事实就是这些个人的肉体组织以及由此产生的个人对其他自然的关系。”[65]人与自然的原初关联是人区别于动物的“第一个历史行动”，在这里表达的思想是《1844年手稿》和《神圣家族》中人本来就从自然界而来的具体化。当然我们不能从机械唯物主义来将其理解为人是自然的一个部分，而应从费尔巴哈的感性对象性原理(当然马克思的活动原则又超越了费尔巴哈的直观性)出发，人以自然为对象来确证自己的感性存在。人就是在这种原初的统一性中生产自己的生活资料的，“这种生产第一次是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开始的。而生产本身又是以个人彼此之间的交往为前提的。这种交往的形式又是由生产决定的”[66]。而由于初始的生产力不发达，出现了分工才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分离。
因此，如果说在《1844年手稿》中关于人与自然的统一的论述给政治经济学批判提供一个哲学基础的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已经把人与自然的关系放到具体的历史中考察，也可以说关于人与自然的关系经历了一个从抽象到具体的这发展过程，但不能因此说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的思想是完全不成熟的，这种思辨的语言所表达出来的存在论思想与海德格尔讲此在的在世存在，都是对人与自然统一的不同表达。
2．分工:人与自然、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分离
分工在国民经济学家那里是一个关键概念。尽管斯密也看到工人在极其细致的分工中成为机器的奴隶，但这不是他要解决的问题。他在《国富论》中以扣针制造为例，描述了分工对于工业发展的好处。其他国民经济学家对分工也有着相似的表述。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的“分工”片段中，认为分工是“劳动社会性”的国民经济学用语，所以分工就是“人的活动作为真正类活动或作为类存在物的人的活动的异化的、外化的设定”[67]。马克思归纳了斯密、萨伊、斯卡尔培克和穆勒对分工的表述，其共同点都是在私有财产的前提下，分工促进资本的积累，而这在马克思看来，分工作为非社会现象去完成社会化的生产是国民经济学的矛盾。
我们看到马克思在这个片段中关于分工的观点与笔记本Ⅰ中从技术角度讲分工让工人“在精神上和肉体上被贬低为机器”，“变成抽象的活动和胃”[68]不同，“现在马克思在研究商品生产时谈的是分工的社会方面”[69]，这导致了资本主义社会特有的生产资料私人占有和社会化生产的矛盾。
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把分工和所有制结合起来，实质上是对斯密分工的突破。如果说斯密的分工只是横向的分工的话，马克思指认了分工一定是包括了横向和纵向的分工，并且横向的分工以纵向分工为根据。也就是说不同部门或者不同行业的分工其实是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的结合方式为基础，“一个民族内部的分工，首先引起工商业劳动同农业劳动的分离，从而也引起城乡的分离和城乡利益的对立。分工的进一步发展导致商业劳动同工业劳动的分离。同时，由于这些不同部门内部的分工，共同从事某种劳动的个人之间又形成不同的分工”[70]。到这里，马克思讲的分工其实是斯密的分工，也就是横向分工，横向分工一定是以劳动者与生产资料结合即所有制为基础的。因此，接下去，马克思继续论述自己所讲的分工:“这种种分工的相互关系取决于农业劳动、工业劳动和商业劳动的经营方式(父权制、奴隶制、等级、阶级)。”[71]从而可以看出，在父权制、奴隶制、等级和阶级的社会中存在的分工其实是受生产力限制的，这样马克思就从历史的角度论述了所有制发展阶段，这是分工的真实原因。马克思的历史观可能与黑格尔有关，黑格尔在《法哲学原理》中已经从劳动者与物的关系来确定人格。
综上所述，从《1844年手稿》到《德意志意识形态》对分工的论述呈现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日益深入。为国民经济学家所着迷的分工其实导致了人与自然的分离，而这实质是由生产力水平决定的。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虽然还没有像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那样从生产力出发，但是他提出的“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72]已经与当时流行的各种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思潮区别开来，对于人与自然的分离不是靠在分配领域的工资平等或者粗陋的共产主义那样，而是首先要理解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才能扬弃私有财产。
3．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
人与自然的分离、无产与有产的对立在《1844年手稿》中其实已经上升为劳动与资本的对立。马克思强调只有上升到劳动与资本的对立才能解决矛盾。在笔记本Ⅱ的最后，马克思概括了资本与劳动的关系的历史。首先是“二者直接的或间接的统一”[73]，这大概对应于还没有出现私有制的原始社会，每个人的劳动所得归自己使用，还没有多余的产品拿出来交换。但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劳动者的产品除了供自己使用外，还能有剩余，这时候就产生了交换。但这个时候劳动和资本“虽然分离和异化，却作为积极的条件而互相促进和互相推动”[74]。如果说在这个阶段交换还不是主要目的的话，随着生产的发展，人们生产的目的转变为交换，并且希望从交换中获取多余的价值。在竞争的状态下，一部分人获得生产资料，而另一部分人需要依靠他们才能获得自己的生活资料，这就是“二者的对立”关系，“它们互相排斥;工人知道资本家是自己的非存在，反过来也是这样;每一方都力图剥夺另一方的存在”[75]。最后，“二者各自同自身对立”[76]。就资本与自身的对立来说，包括生产资本与借贷资本的对立、在竞争中资本家与资本家的对立乃至部分资本家沦为工人以及工资和资本的对立。另一方面，就工资来说，工资作为劳动的产物与劳动分离。
在古代虽然农奴没有生活资料，但是地主与农奴的对立并没有这么严重，他们的关系还被一种共同体的温情脉脉的面纱所笼罩，“领主至少在表面上是领地的君王。同时，在封建的土地占有制下，占有者和土地之间还存在着比单纯实物财富的关系更为密切的关系的外观。地块随着它的领主而个性化，有他的爵位，随他而有男爵或伯爵的封号;有他的特权，他的审判权、他的政治地位等等。……地产的统治在这里并不直接表现为单纯的资本的统治。属于这块地产的人们对待这块土地毋宁说就像对待自己的祖国一样”[77]。所以马克思说:“这种对立即使没有私有财产的前进运动也能以最初的形式表现出来，如在古罗马、土耳其等。因此，它还不表现为由私有财产本身设定的对立。但是，作为私有财产之排除的劳动，即私有财产的主体性质，和作为劳动之排除的资本，即客体化的劳动，——这就是作为上述对立发展到矛盾关系的、因而促使矛盾得到解决的能动关系的私有财产。”[78]本应是劳动对劳动产品的占有，现在变成了获得了主体的性质的私有财产对成为客体的劳动的统治。但也正是在这种矛盾中包含着矛盾的解决，因此马克思提出:“自我异化的扬弃同自我异化走的是同一条道路”[79]，要承认私有财产的积极的本质，它是人的劳动的对象化的异化形式。马克思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用生产力来表示，就是说在生产力还不发达的时候，有着与之相应的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社会下劳动的异化形式就是生产力不发达的表现，其生产关系就是资本家和工人的关系。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序言》中，他讲道:“无论哪一个社会形态，在它所能容纳的全部生产力发挥出来之前，是决不会灭亡的;而新的更高的生产关系，在它的物质存在条件在旧社会的胎胞里成熟以前，是决不会出现的。”[80]在《1844年手稿》中还使用的是“劳动”这一概念。最后，作为扬弃了私有财产的社会正是共产主义。
《1844年手稿》是马克思第一次研究政治经济学，从笔记本Ⅰ到笔记本Ⅱ、Ⅲ中能看出马克思对政治经济学研究的逐渐深入。虽然这与《资本论》及其准备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相比还显得力道不够，但是前者侧重于寻找资本主义社会的规律，而《1844年手稿》中的政治经济学批判结合哲学论证形成了一个不同于后期的哲学人类学思想。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经过1843年的激进政治批判，显然不同于费尔巴哈的一般人本学，它更多地在社会和国家层面探索人类解放。同时，经过政治经济学批判，马克思也深入到市民社会中从资本和劳动的关系入手破解为国民经济学所遮蔽的物化形式，从而发现了真正的人的感性活动。
【注释】
[1]“国民经济学是当时德国人对英国人和法国人称作政治经济学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采用的概念”，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3页。
[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13页。
[3]大卫·李嘉图:《大卫·李嘉图全集》(第Ⅰ卷)，商务印书馆，2013年，第296页。
[4]《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445页。
[5]A·B·阿尼金:《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丁祖永、胡汉英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36页。
[6]同上书，第48页。
[7]A·B·阿尼金:《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丁祖永、胡汉英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65页。
[8]同上书，第165页。
[9]同上书，第171页。
[1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99页。
[11]A·B·阿尼金:《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丁祖永、胡汉英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173页。
[12]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7页。
[13]同上书，第13页。
[14]同上书，第29页。
[15]同上。
[16]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43页。
[17]同上书，第45页。
[18]同上书，第60页。
[19]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63页。
[20]同上书，第75页。
[21]同上书，第72页。
[22]同上。
[23]同上书，第73页。
[24]同上书，第84页。
[25]同上书，第85页。
[26]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91页。
[27]同上书，第304页。
[28]亚当·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上卷)，郭大力、王亚南译，商务印书馆，1972年，第311页。
[29]同上。
[30]同上书，第324页。
[31]A·B·阿尼金:《马克思以前的思想家和经济学家》，丁祖永、胡汉英译，湖北人民出版社，1986年，第223页。
[3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页。
[33]同上书，第11页。
[3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4页。
[35]同上书，第21页。
[36]《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7页。
[37]同上书，第44页。
[38]同上书，第47页。
[39]《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0页。
[4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0页。
[41]韩立新:《〈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
[4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61页。
[43]同上书，第51页。
[44]韩立新:《〈巴黎手稿〉的文献学研究及其意义》，《马克思主义与现实》2007年第1期。
[4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4页。
[46]同上书，第52页。
[47]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灰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2页。
[48]《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4页。
[49]邓晓芒:《劳动异化及其根源》，《中国社会科学》1983年第3期。
[5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4页。
[51]同上书，第57页。
[52]同上书，第58页。
[53]同上。
[5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6页。
[55]同上书，第59页。
[56]同上书，第164—165页。
[5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65页。
[58]同上书，第169页。
[59]同上书，第171页。
[60]同上。
[61]同上书，第84页。
[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
[6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5页。
[64]《神圣家族》，德文版，第84页。转引自A·施密特:《马克思的自然概念》，欧力同、吴仲灰译，商务印书馆，1988年，第61页。
[65]《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7页。
[66]同上书，第67—68页。
[6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34页。
[68]《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三卷)，人民出版社，2002年，第228页。
[69]《〈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研究》(文集)，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马恩室编译，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87页。
[7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页。
[71]《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8页。
[7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8页。
[73]同上书，第72页。
[7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2页。
[75]同上。
[76]同上。
[77]同上书，第44—45页。
[78]同上书，第78页。
[79]《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9页。
[80]《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二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33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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