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8世纪启蒙思想家批判封建迷信和宗教,要求建立适合新兴阶级的平等、自由和博爱的价值体系。就这一人类解放的诉求而言,费尔巴哈对宗教的批判无疑继承了启蒙传统。我们知道作为德国古典哲学集大成者的黑格尔哲学体系调和了宗教和哲学、信仰和理性的对立,这一把宗教理性化的方法成了为宗教辩护的大全。黑格尔去世后,其体系分裂为青年黑格尔派与老年黑格尔派,老年黑格尔派趋于保守,他们认为当时的普鲁士尽管是落后的,但是人们只要在黑格尔哲学中达到对生活的概念的理解,即既要看到现实的黑暗也要看到德国的进步而上升至概念就可以了。而青年黑格尔派要批判现实,他们认为老年黑格尔派用概念把握现实的方法并没有触动现实。而当时现实中的矛盾主要表现在政治和宗教两个领域,但是政治对青年黑格尔派来说是一个荆棘丛生的复杂局面,从而他们批判的领域主要集中于宗教。费尔巴哈的宗教批判就是隶属于这个大的时代背景。
这场运动以施特劳斯和鲍威尔的宗教批判拉开序幕。施特劳斯的《耶稣传》把宗教归结为人们的集体无意识所产生的作品,而鲍威尔通过福音批判,认为基督教只是个人有意识的杜撰,并不具有真实性。作为施特劳斯批判成果的实体在青年黑格尔派中没有得到发展,而鲍威尔诉诸自我意识的批判哲学影响了青年黑格尔派的成员[25],他们认为黑格尔哲学的理性精神并没有得到实现,因此提出实现哲学的要求[26]。然而自我意识的极端化却形成了自我意识与群众、聪明和愚蠢的对立,这是费尔巴哈、马克思对青年黑格尔派的不满之处。费尔巴哈在这个基础上,认为鲍威尔批判的宗教还是在哲学层面的展开,所以还不是现实中的批判,从而也还是抽象的批判。费尔巴哈要做的是对宗教和哲学的批判,回到现实的感性的人,而不再在神秘性中兜圈子。因此就对宗教批判这一点来说,费尔巴哈属于青年黑格尔派,但是费尔巴哈在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批判的基础上又向前走了一步,对此问题费尔巴哈本人区分了自己同鲍威尔和施特劳斯批判宗教的区别:“至于说到我跟斯特劳斯和勃鲁诺·鲍威尔——人们常常把我的名字跟他们放在一起——的关系,那末,我只想提出这样一点,即我们所讨论的对象不同——这一点,从标题中也可以看出——,从而,很显然的可以看出,我们的工作是不同的。鲍威尔将福音书中的历史,就是说将《圣经》基督教,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将《圣经》神学作为其批判的对象。斯特劳斯将基督教的信仰和耶稣的生活——但后者也可以包括在前者的题目下面,就是说将教条基督教,或者说得更准确一些,将教条神学作为其批判的对象。而我,却将一般的基督教,就是说,将基督教的宗教作为批判的对象。”[27]费尔巴哈与施特劳斯、鲍威尔的区别可图解为:
费尔巴哈的一般人本学是对宗教本身的批判和对作为宗教的理性支柱的思辨哲学的批判的成果,他不仅要求把上帝的本质归还给人,还从感性对象性的角度规定了人的本质,并且不仅把人理解为感性的还把人理解为能思维的,即他提出的高卢日耳曼原则。从而费尔巴哈通过对整个思辨哲学传统的批判,为生存论境域的打开做了铺垫。只是这个新的哲学基础在费尔巴哈的直观的哲学方法中并没能走远,这也是后继者在生存论的新境域中超越费尔巴哈的地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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