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年手稿》的美学思想与整全的人

《1844年手稿》明确谈到美的地方只有三处:第一个是从美的发生学上讲，出现于笔记本Ⅰ中论及异化劳动的第一个规定中:“劳动为富人生产了奇迹般的东西，但是为工人生产了赤贫。劳动生产了宫殿，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棚舍。劳动生产了美，但是使工人变成畸形。劳动用机器代替了手工劳动，但是使一部分工人回到野蛮的劳动，并使另一部分工人变成机器。劳动生产了智慧，但是给工人生产了愚钝和痴呆。”^[42]第二处出现在笔记本Ⅰ中关于异化劳动的第三个规定中，马克思在讲人的类本质的时候，比较了动物的生产和人的生产，提出了美的规律问题:“动物只是按照它所属的那个种的尺度和需要来构造，而人懂得按照任何一个种的尺度来进行生产，并且懂得处处都把内在的尺度运用于对象;因此，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43]第三处是在笔记本Ⅲ中谈“私有财产和共产主义”的关系时，着重从审美的角度谈美的本质，“本质的对象化”不仅给予自然以美的形式，而且形成了人的审美感觉:“只有音乐才激起人的音乐感;对于没有音乐的耳朵来说，最美的音乐毫无意义，不是对象，因为我的对象只能是我的一种本质力量的确证，就是说，它只能像我的本质力量作为一种主体能力自为地存在着那样才对我而存在，因为任何一个对象对我的意义(它只是对那个与它相适应的感觉来说才有意义)恰好都以我的感觉所及的程度为限。”^[44]紧接着一段，“对于一个挨饿的人来说并不存在人的实物形式，而只有作为食物的抽象存在;食物同样也可能具有最粗糙的形式，而且不能说，这种进食活动与动物的进食活动有什么不同。忧心忡忡的、贫穷的人对最美丽的景色都没有什么感觉;经营矿物的商人只看到矿物的商业价值，而看不到矿物的美和独特性;他没有矿物学的感觉。因此一方面为了使人的感觉成为人的，另一方面为了创造同人的本质和自然界的本质的全部丰富性相适应的人的感觉，无论从理论方面还是从实践方面来说，人的本质的对象化都是必要的”^[45]。《1844年手稿》除了这三处集中谈及美外，别的地方没有直接谈到美，而更多是谈及政治经济学批判和哲学批判。因此卢卡奇说:“马克思主义美学既存在又不存在。”^[46]国内就《1844年手稿》展开的美学大讨论也基本基于这三个方面，即美的产生、美的规律和美的本质。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的美学讨论相比，国内美学讨论更倾向于学院化，就美本身来探讨美的一系列命题。但是我们结合《1844年手稿》的主题来看，马克思要实现的目标是整全的人，是扬弃异化后人的感性实现。换言之，马克思讨论美是要实现社会制度的变革，这一点西方马克思主义倒是给我们一些启示。虽然他们希望通过美学救赎世界，但是美学在他们那里是指向解放，更关乎社会的现实层面，这是符合《1844年手稿》的主旨的。因为《1844年手稿》从主题上来说是“只限于国民经济学本身专门涉及的这些题目的范围”^[47]来讲的，《1844年手稿》的政治经济学批判、哲学批判与美学的关系是不可分割的。它是继《德法年鉴》时期以来人类解放主题的进一步深入，也就是说美学讨论是服务于其哲学人类学目标的。因此对于西方马克思主义将美学与人类解放相结合，就不能“简单地斥之为‘审美乌托邦的空想’而加以全盘否定，这是很不妥当的。人类的最终理想始终是:自身所处的世界的秩序将成为美的秩序，审美功能将成为支配整个人类生存的原则，人都将按照美的规律生存”^[48]。

马克思关于美和整全的人的思想有其西方文化的源头，在这一点上他与黑格尔一样，受到席勒的美学思想的影响。“席勒在希腊审美中看到了一副理想之人的强有力的途径。在回归希腊的过程中，他希望通过整合感性与理性、美与自由、劳动与享乐、义务与倾向来超越一切形式的社会文化碎片化。”^[49]席勒的美学是与人的整全相联系的，他看到文明对个体的撕裂，在现代文明中，要么是物质性的感性需求压倒了理性，要么是理性压抑了感性需求，总之人是分裂的，“不是他的感觉支配了原则，成为野人，就是他的原则摧毁了他的感觉，成为蛮人。野人蔑视艺术，视自然为他的绝对主宰;蛮人嘲笑和谤渎自然，但他比野人更可鄙，他总是一再成为他的奴隶的奴隶”^[50]。

但是文明也确实给人类带来了前人不曾有的积极成果，不过就个人本身来说人是分裂的。席勒认为如果把希腊人和现代人单个比较的话，恐怕无人能像希腊人那样是作为理性和感性的完美结合体出现的:“我不是没有认识到现在这一代人的长处，如果把他们当作一体放在知性的天秤上加以衡量，那么，就是在古代最优秀的一代人面前，他们的长处也毫不逊色。不过，他们必须集合在一起才敢开始竞争，必须全体对全体进行较量。试问，有哪个单个的近代人敢于走出来，一对一地同单个的雅典人争夺人的价值?”^[51]希腊人有着完美的人性，但是现代人“从感官的轻睡中苏醒过来”^[52]时已经在国家中了，这个国家是根据力建立起来的，它并不符合人的自由本性，不过它提供了人的物质需求，满足人的自然需要。与此相对的还有一种伦理国家，关乎人的自由的实现，但是它并没有在历史上真正存在过，本身远离人的物质生活。因此在席勒看来，这两者都不能构成人的真正存在，只有一种在国家和伦理之间，在物质和自由之间的“第三种性格”才是既保证人的物质需要又保证人的自由的实现，即美的性格。

“第三种性格”可以理解为希腊的整全的人性，但是已经不是希腊的理想人格了。席勒以历史的眼光认为希腊时代的人纵然是完整的人，但是必然走向分裂:“希腊人的那种现象无疑是一个最高的水准，但它既不能够长期坚持在这个阶段上，也不可能进一步提高。之所以不能长期坚持，是因为知性由于它已有的储存不可避免地必然要与感觉和观照相分离，去追求认识的明晰;之所以不能进一步提高，是因为只有一定程度的清晰能与一定程度的丰富和热度共存。希腊人已经达到了这样的程度，如果他们要向更高的教化前进，他们就必须像我们一样放弃他们本质的完整性，在分离的道路上去穷究真理。”^[53]而现在要建立的整全的人是在现代文明基础上的，不过我们看到现代文明撕裂了个体。康德在启蒙运动中号召人们运用理性，但是理性的偏执压抑了感性需求，依然不是整全的人，理性已经做了它的事情，但是人还仍然是蛮人，在席勒看来，这需要感觉功能，“通过心而及头脑的路必须得打通”^[54]。席勒看到康德哲学二元论的分裂，他要做的是在现代文明的基础上把感性和理性、必然和自由综合起来，即席勒讲的审美活动。

席勒反对卢梭把艺术看作是人类堕落的原因。在这里席勒区分了两种艺术，卢梭所反对的艺术在席勒看来是经验的美，不是席勒要讲的美，因为他讲的美不是从经验中来的，而是“美的纯粹理性概念”。在席勒看来，在经验中不是感性压倒理性的野，就是理性压倒感性的蛮，所以美在经验中是不存在的，它是“从感性和理性兼而有之的天性的可能性中推论出来”，也就是说，“美必须表现出它是人的一个必要的条件”^[55]。

席勒认为美是没有规定性的，它“不提供任何个别的结果，不论是对知性还是对意志，它不实现任何个别的目的，不论是对智力的还是道德的，它发现不了任何一种真理，它无助于我们完成任何一项义务;总而言之，美既不善于建立性格，也不善于启蒙头脑”^[56]。但是正是这种无规定性，它使人在审美过程中实现自由，使感性冲动和理性冲动相互抵消，从而它是“一切赠品中最高贵的赠品，即赠予了人性”^[57]，也就是说人性在审美中得到实现。但是审美活动并不是与物质彻底无关的，它摆脱了物质束缚，但是并不是说脱离物质，而是要求有了物质的剩余后才能展开，在有了物质剩余后才有审美。“自然从需求的强制或物质的严肃开始，再经过剩余的强制或物质游戏，然后再转入审美游戏。”^[58]

这是席勒的理想，美是人的一个必要条件，只有在审美活动中才能实现整全的人性，其背景是现代文明所造成的人的分裂，弥合这种分裂的做法即是建立一个审美国家。在审美国家中，人与人不再通过力来交往，也不再把道德法则作为外在的束缚。席勒这里处理了康德的现象界与本体界二分的问题，让美的原则成为整全人的本质。马克思受此影响，在《1844年手稿》中提出“人也按照美的规律来构造”^[59]的思想。笔者以为马克思是站在与席勒一致的时代背景中来谈人的。《1844年手稿》不管是从形式上还是从内容上看都是一部国民经济学批判的著作，它不同于英国的政治经济学的主题就在于马克思讲的政治经济学不是让一个国家财富增长的技术，而是关乎人的解放、人的本性实现的批判。马克思与席勒一样把美作为人的本性实现的一个必要条件，是以形式与内容的统一、偶然性与必然性的统一以及受动和能动的统一为目的的。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提出的人成为社会的人，就是要完成自然和人的统一，所谓社会的人就是整全的人，这是马克思在《1844年手稿》中表达的重要的哲学人类学思想。

其次，《1844年手稿》中马克思对私有财产的积极扬弃与席勒所讲的在物质剩余后展开审美的活动是一致的。人在审美活动中才能既不受制于感性物质的束缚，也不受理性的专制，从而实现自由。马克思批判历史上各种的共产主义形态，建立肯定私有财产的积极本质之上的共产主义，是人的自由的真正实现。

第三，马克思与席勒一样看到了现代国家的建立是通过力来实现的，从而并不是真正的人类解放形式。席勒认为:“强力国家只能使社会成为可能，因为它是以自然来抑制自然;伦理国家只能使社会成为(道德的)必然，因为它使个别意志服务于普遍意志;惟有审美国家能使社会成为现实，因为它是通过个体的天性来实现整体的意志。尽管需求迫使人置身于社会，理性在人的心中培植起合群的原则，但只有美才能赋予人合群的性格，只有审美趣味才能把和谐带入社会，因为它在个体身上建立起和谐。一切其他形式的意向都会分裂人，因为它们不是完全建立在人本质的感性部分之上，就是完全建立在人的本质中的精神部分之上，惟独美的意象使人成为整体，因为两种天性为此必须和谐一致。”^[60]与之相应，马克思也表达出相似的观点，他在《德法年鉴》时期批判政治上获得解放的国家事实上并没有实现人类解放，人在政治上获得自由，但是在真实的市民社会生活中并没有获得自由。

最后，在处理个人与集体的关系上二者一致。席勒认为“惟有美，我们是同时作为个体与族类来享受的，也就是说，作为族类的代表来享受的”^[61]。马克思也强调社会、人的类本质，他认为社会不是与人对立的抽象，相反人在社会中才是其本质的实现。在《关于费尔巴哈的提纲》中谈道:“人的本质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62]在《共产党宣言》中谈到的“每个人的自由发展是一切人的自由发展的条件”^[63]也都是基于这个意义上讲的。

但是与席勒不同的是，马克思用劳动代替了席勒的游戏冲动，“感性冲动要求变化，要求时间有一个内容;形式冲动要废弃时间，不要求变化。因此，这两个冲动在其中结合在一起进行活动的那个冲动，即游戏冲动所指向的目标就是，在时间中扬弃时间，使演变与绝对存在、变与不变合二为一”^[64]。马克思在这一点上却是受了黑格尔的影响，将劳动与人的生成联系在一起，人在劳动中实现自己，“劳动是人在外化范围之内的或者作为外化的人的自为的生成”^[65](关于这一点在第六章中已做具体论述)。在劳动中自然人化，人也获得审美能力，也就是说美虽然如席勒所认为的那样，是人的本质的一个必要条件，但是美的获得是在劳动中形成的，人在劳动中生成自己，也就有了审美。这样回过头来看，国内就《1844年手稿》展开的美学大讨论，只是就美学本身讨论美的本质、美的规律，虽然取得劳动创造美的实践美学成果，但是离开马克思的哲学人类学思想，其美学讨论仍然是抽象的。

【注释】

[1]马克思在《论犹太人问题》中批判了“人权和公民权宣言”中的平等、自由和安全，认为这不过是私有财产前提下的权利以及之后对蒲鲁东要求在分配领域内达到平等的批判。

[2]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29页。

[3]同上。

[4]《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页。

[5]“支离破碎的工业现实不仅没有推翻，相反，却证实了他们的自身支离破碎的原则。他们的原则本来就是这种支离破碎的状态的原则。”见《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75页。

[6]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07、245、330页。

[7]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324页。

[8]《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23页。

[9]TomRockmore，Fichte，Marx，andtheGermanPhilosophicalTradition，Southern IllinoisUniversityPress，1980，p．63．

[10]Ibid．，p．64．

[11]TomRockmore，Fichte，Marx，andtheGermanPhilosophicalTradition，Southern IllinoisUniversityPress，1980，p．24．

[12]Ibid．

[13]TomRockmore，Fichte，Marx，andtheGermanPhilosophicalTradition，Southern IllinoisUniversityPress，1980，p．67．

[14]Ibid．

[15]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2页。

[16]同上书，第165页。

[17]亚里士多德:《政治学》，吴寿彭译，商务印书馆，1965年，第7页。

[18]《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4页。

[19]李猛:《亚里士多德的运动定义:一个存在的解释》，《世界哲学》2011年第2期。

[20]麦金泰尔:《德性之后》，龚群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5年，第328页。

[21]张盾:《马克思哲学革命中的伦理学问题》，《哲学研究》2004年第5期。

[2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3页。

[23]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68页。

[24]同上书，第168页。

[25]同上书，第178页。

[26]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0页。

[27]同上书，第190页。

[28]同上书，第201页。

[29]同上书，第203页。

[30]《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1页。

[31]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211页。

[32]鲍·斯拉文:《被无知侮辱的思想:马克思社会理想的当代解读》，孙凌齐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第13页。

[33]四川省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编:《中国当代美学论文选》(第2卷)，重庆出版社，1984年，第288页。

[34]李泽厚:《美学论集》，上海文艺出版社，1980年，第153—154页。

[35]朱光潜:《朱光潜美学文集》(第3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3年，第367页。

[36]《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7页。

[3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87页。②同上书，第81页。

[38]同上书，第87页。

[39]陈学明:《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美学理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40]卢卡契:《审美特性》(第二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32页。

[41]张伟:《走向现实的美学》，人民出版社，2004年，第149页。

[42]《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4页。

[43]《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页。

[44]同上书，第87页。

[45]同上书，第87—88页。

[46]卢卡契:《审美特性》(第一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年，第5页。

[47]《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3页。

[48]陈学明:《评“西方马克思主义”的文艺、美学理论》，《广西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04年第1期。

[49]麦卡锡:《马克思与古人:古典伦理学、社会正义和19世纪政治经济学》，王文扬译，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第187页。

[50]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36页。

[51]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页。

[52]同上书，第24页。

[53]同上书，第52页。

[54]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66页。

[55]同上书，第84页。

[56]同上书，第167页。

[57]同上书，第168页。

[58]同上书，第230页。

[59]《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58页。

[60]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236—237页。

[61]同上书，第237页。

[62]《马克思恩格斯选集》(第一卷)，人民出版社，1995年，第60页。

[63]同上书，第294页。

[64]弗里德里希·席勒:《审美教育书简》，冯至、范大灿译，上海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6页。

[65]《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10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