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普拉斯从不讳言自己是牛顿的追随者，他一生努力追求的目标就是要成为“法国的牛顿”。在他几乎将毕生的精力都倾注在对于牛顿的科学工作的发展和完善之后，在其老年时期，拉普拉斯开始探寻牛顿私密的精神生活，他欲将这位英国伟人的生涯与他自己的一生进行比较。他特别渴望探寻的一个问题是牛顿为什么在《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的第二版中出人意料地做出了一些关于宗教信仰的宣称，拉普拉斯至少是不赞同这些观点的，他迫切地想弄明白究竟是什么激起了牛顿如此坚定的信仰：上帝在宇宙的运作中起着不可或缺的作用，并且牛顿还把这种思想写入他的著作之中。拉普拉斯想当然地认为，继《自然哲学的数学原理》在十七世纪八十年代的风靡于世之后，牛顿就陷入了疾病缠身的状况，疾病是造成牛顿这种“精神错乱”的原因。为了说服自己确信这是老年人的失常或者是一种精神错乱的反映，据罗杰·哈恩的考证，拉普拉斯为此向英国的友人写了一些信件（据说是写给约翰·赫歇尔）和派人打听导致牛顿这种心智反常的原因。他不能想象，像牛顿这样才华横溢的科学伟人怎么可能将其毕生的追求虔诚地归于宗教信仰。尤其最令他惊诧不已的是牛顿竟然将这种具有浓厚个人色彩的观点与他的科学工作的密切地联系在一起，而拉普拉斯却一直努力地要将他的个人情感从公共话语中分离出去。
莫里斯确信拉普拉斯正处于向救赎的转变之中，在他关于拉普拉斯最后病情的叙述中，他又发现了其他一些迹象说明这位科学伟人已站在基督教的边缘了。在拉普拉斯去世后不久，莫里斯记录的情景是引人注目的，他说：“拉普拉斯受到基督教的很大影响，看起来似乎就要宣称有对信仰的真正渴望。他在1827年2月肺部受到感染，于3月5日早上9时死于肺炎。在他患病的五周中，我定期去看望他，他让我靠近些，拉着我的手反复地说‘不久我就会好起来，你要常来与我共进晚餐，我们多聊聊。’我不能把他赠予我的这份特殊友情归于任何原因，除了他内心深处分享幸福信仰的渴望，这是上帝早就赐予我的。在我看来，没有其他因素可以解释他不断地向我展示的这个特别倾向，然而，尽管我真诚地期望着，我也没有能够与他展开进一步的对话，他尽责的妻子从未离开他的左右，她也不允许如此，因为他的病痛和虚弱。”
莫里斯后来在题名为“拉普拉斯先生的最后时刻”中给出了一个更加详细的论述，这是写于几年之后了，他更加详细地记述了他与这位临终科学家的会面情况，试图尽可能地把拉普拉斯描述为宗教皈依的一个重要的候选者，他对于后来流行的拉普拉斯的临终遗言被人篡改感到愤怒，这是两年后在拉普拉斯的学生傅里叶写的官方悼词中报道出来的。傅里叶为了使得拉普拉斯的形象更加接近于一位完美的科学家的形象，将他的临终遗言公开发表为“我们所知甚少，而我们未知的无限”。这句话与牛顿所说的一句名言有异曲同工之处：“知识就像是未被发现的真理的海洋，而我就是在海边捡贝壳的一个孩子。”
但是，罗杰·哈恩认为莫里斯的记述看起来更加可靠一些，但因为只是一个孤立的证言，这是不可能被证实的，莫里斯说：“在3月2日周五，拉普拉斯先生开始对周围的一切失去意识，也不能说话了。礼拜六和礼拜天我没有去，但一直不断地询问他的状况。周一早上9时，我得知他呼出最后一口气并撒手人寰，我，他的妻子、儿子还有稍后赶来的泊松——他最著名的学生潸然泪下。大约一小时后，我和泊松就离开了，这时他告诉我‘你知道我并不赞同你的宗教观点，但是我的良心迫使我告诉你肯定是你所希望的事情。前天，我与拉普拉斯的儿子，还有天文学家布瓦尔（Alexis Bouvard，1767—1843）在起居室，他的医生马让迪（Magendie）中午来了，我们试图扶他回到床上，这样他似乎可以恢复一些感觉。他的儿子抓着他的手，病人看着他，用微弱的声音说：‘你好，我亲爱的朋友。’布瓦尔过来，但拉普拉斯已认不出他了，我接着过来说：‘是我，泊松，您的学生，这是布瓦尔，他的热情计算使您卓越无比的发现更加辉煌。’泊松又说到，然后他（拉普拉斯）用忧郁的眼神盯着我，用痛苦的语调说了这样一句：‘哎，我们过去追求的都是幻影。’说完后他转过身去，不再说话了。”[25]
莫里斯对于拉普拉斯的临终遗言加入了一些自己的主观评论，他说道：“这是一个意味深长的说法，对他而言是相当独特的，他似乎意识到长久以来为之奋斗的一切事情都是空虚的。”拉普拉斯去世后，虔诚的拉普拉斯夫人叫来了来自巴黎阿尔克依学院的助祭和巴克街附近的福音布道团主持了葬礼仪式，随后被埋葬在这个教区。当时的天主教报纸（La Quotidienne）宣称拉普拉斯在两位教士的怀中去世，这意味着他已是一位正式的天主教徒。
然而，罗杰·哈恩认为，拉普拉斯“已成为一名正式的天主教徒”的传言是不可信的，尽管迄今为止仍然缺乏其他的资源可以了解事件的来龙去脉，但是非常清楚的是，拉普拉斯去世前并没有天主教徒皈依的任何正轨仪式，直到最后，他仍然是一位怀疑论者，坚守着他的决定论信条以及得自于其广泛科学经历的坚定信念。
总之，拉普拉斯所处的启蒙运动时代是一个对于人类理性充满了极端乐观的时期，尤其是这个时期的知识分子，正如哈耶克所说[26]，他们认为人类的理性能力不存在任何局限性，随着科学的发展，人类有望驾驭和控制过去一直令人们感到威胁和惧怕的一切力量，包括上帝和各种神灵。最清楚表达这种精神的莫过于拉普拉斯在《概率的哲学探究》中那一段著名的宣言：“一位万能的智慧者能够在给定的一瞬间理解使自然界生机盎然的全部自然力，而且能够理解构成自然的存在的每一种状态，如果这个智慧者广大无边到足以将所有这些资料加以分析，将宇宙中最巨大天体的运动和最轻的原子的运动都包含在一个公式中。”尽管人类的心智与这位广大无边的智慧者相距甚远，但牛顿等科学家们在天文学的探索中所取得的成就给予了他无比的信心：通过对不变的永恒规律的不懈探索并将之数学化，最终将会使得人类距离自然的真理愈来愈近。这种早期唯科学主义思想也在他对于基督教的观点中体现得淋漓尽致。
在启蒙哲学孕育下成长起来的拉普拉斯的宗教观秉承了那个时代的典型特征，这个特征的基本点之一就是对宗教的激烈批判和怀疑态度，从现代的观点审视，对于理性与科学进步的盲目崇信成为启蒙时期的这些思想家们的一个主要缺陷，这种特点在拉普拉斯的概率哲学中也彰明较著，“它对于历史距离和历史隔阂缺乏理解，出于天真的过分自信，它拿自己的标准，作为评判历史事件之绝对的、唯一有效的和可行的规范。”[27]然而，就如著名的启蒙哲学研究学者E.卡西尔在其著名的《启蒙哲学》中所阐述的，如果单纯地将反对宗教视为启蒙运动的基本精神也未免流于浅薄，启蒙运动实际上是基督教文化在成熟时期所进行的自我反思和自我批评，启蒙时期的思想家们所用的思想武器也仍然是基督教文化锻造出来的，这包括拉普拉斯所尊奉的科学与决定论的信念。因此，尽管拉普拉斯在其著述中多有对于基督教的质疑和批评之言，但是可以肯定的是他并没有走向全面否定上帝存在的无神论者以及像帕斯卡尔那样的虔诚信徒的两个极端，他的信仰一直徘徊于怀疑论、不可知论、自然神论之间，这一点比较明确地反映在其著作中反复强调的：有限的人类需要有一个“无限的智慧者”的假设去澄清其概率的思想，以及解释他为什么把概率置于人类思想中一个如此重要的地位的缘由，这是他对于“上帝依照数学设计了宇宙”这种基督教数学观的一种世俗化的理解与承袭。
【注释】
[1]https://www.commentarymagazine.com/culture-civilization/religion/the-hypothetical-atheist/.
[2]Talks of Napoleon at St.Helena with General Gourgaud，Chicago：A.C.McClurg ＆CO.，1903：276.
[3]Roger Hahn，Pierre Simon Laplace 1749—1827：A Determined Scientis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172.
[4]在1789年的大革命以后，拿破仑与教宗庇护七世签订的1801年协约，其主旨是从法律和政治上保障教会的重建，该协约将天主教视为多数人的宗教，但它允许政府任命主教，然后由教皇授予教会职务，同时承认宗教自由权利以及新教和犹太教的合法地位。
[5]Christopher Eric Hitchens，God is Not Great，How Religion Poisons Everything，Twelve/Hachette Book Group USA/Warner Books，2007.
[6]Charles Coulston Gillispie，Pierre-Simon Lpalace，1749—1827，A Life in Exact Science，Princeton，NJ：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7.
[7]Roger Hahn，“Pierre Simon Laplace 1749—1827：A Determined Scientis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95.
[8]Anon.（1911）“Pierre Simon，Marquis De Laplace”，Encyclopaedia Britannica，11th edition，Vol.16：203.
[9]Constance A.Lubbock，The Herschel Chronicle，Cambridge：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13：310.
[10]转引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Pierre-Simon_Laplace.
[12]Cajori，Florian（1893），A History of Mathematics.Fifth edition（1991），reprinted by the American Mathematical Society，1999：262.
[13]Ian S.Glass，（2006）.Revolutionaries of the Cosmos：The Astrophysicists.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08.
[14]W.W.Rouse Ball，A Short Account of the History of Mathematics，4th edition，1908：343.
[15]https://www.commentarymagazine.com/culture-civilization/religion/the-hypotheticalatheist/.
[16]E.T.Bell，Men of Mathematics，New York，Simon ＆Schuster，1937.中译本：E.T.贝尔：《数学精英》，商务印书馆1991年版，第182页。
[17]Stephen Hawking，Does God play Dice？http://www.hawking.org.uk/does-god-play-dice.html.
[18]拉普拉斯：《宇宙体系论》，李衍译，上海译文出版社2001年版，第426页。
[19]同上。
[20]转引自https://en.wikipedia.org/wiki/Pierre-Simon_Laplace.
[21]拉普拉斯的四份未发表的手稿均保存在法国科学院的拉普拉斯档案中。英文原文参见：Roger Hahn，“Pierre Simon Laplac 1749—1827：A Determined Scientis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215-232.
[22]拉普拉斯的第三篇手稿，参见Roger Hahn的著作：“Pierre Simon Laplace 1749—1827：A Determined Scientis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230-231.
[23]本节中关于拉普拉斯临终前之状况的记载皆转引自：Roger Hahn，Pierre Simon Laplace 1749-1827：A Determined Scientist，Harvard University Press，2005：202，233。
[24]亚历山大·洪堡（Alexander von Humboldt，1769—1859），德国著名的博物学家、自然地理学家。参见《概率的哲学探究》第八章“从事件无数次重复发生中导出的概率规律”，第127页。
[25]莫里斯原文的英文版本“Illness and Last Moments of M.de Laplace”，收录于罗杰·哈恩的著作中，第233—234页。
[26]哈耶克：《科学的反革命：理性滥用之研究》，冯克利译，译林出版社，2003年版，第117页。
[27]E.卡西尔：《启蒙哲学》，顾伟铭等译，山东人民出版社2007年版，第125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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