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世纪西方特有的政教二元对峙局面在15世纪逐渐开始发生变化，尽管教皇专制势力亦得到恢复，但是王权在民族统一的过程中成为最大的受益者。到16世纪初，君主专制政体成为欧洲的普遍政体。法国在欧洲大陆树立了榜样，经过几个世纪扩张，王权不但控制了势力强大的封建领主，同时还制服了法国教会。都铎王朝则完全将教权踩在脚下，并驯服了议会。[1]君主专制政体无情地摧毁了中世纪的社会结构，人们来不及为中世纪的封建立宪政体和自由城市制唱挽歌，就眼睁睁地看着教会的合法权力消失殆尽。萨拜因感叹地指出，教会变成这个样子，这是基督教前所未有的。[2]
在漫长的中世纪，不但存在着政教二元权力体系可以制约王权，同时在世俗权力内部还存在着国王与贵族之间的二元权力体系，这些权力之间的互相牵制为限制王权的过分扩张提供了基础。然而随着世俗化进程的加快以及王权的加强，这些力量都无可置疑地衰落了。在16世纪以来的欧洲政治生活中，西方国家在君主专制权力的指引下，拓平了一块没有遮拦的“真空”地带，民族国家迅速崛起，形成了一场“上帝自身在地上的行进”[3]。
16、17世纪的欧洲大陆处于社会的急剧变化时期。在经济上，资本主义的生产关系开始有了初步的发展，以新兴资产阶级为代表的新的生产力给欧洲各国带来了新经济的苗头。但是这一发展还处于早期阶段，在传统的欧洲国家当中，封建的生产关系还占主导地位，资本的原始积累还需要进一步完成。在政治上，资产阶级虽然显示了一定的实力，但是封建贵族和教会力量的衰落甚至使王权失去了制约，反而出现了强大的专制王权。然而资本主义还是在一些国家地区取得成功，尼德兰革命的胜利显示了资产阶级的力量，英国资产阶级革命的胜利更是给欧洲大陆带来了新的希望。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不断发展、科学与哲学上的进步都推动了政治思想上的重大变化，为新的政治观的形成奠定了基础。
欧洲大陆正是在新旧社会转型的骚动和不安中度过了宗教改革后的这段时期。面对新教的威胁，天主教会反驳改革派的观点，并在1545—1563年的特兰托主教会议上对教义进行了深刻的审订。会议重申了天主教教义，肯定教会内部的等级制度和教皇的权威。为了抵挡新教，教皇还组建了耶稣会，以改革教会。天主教不但遏制了新教的发展，而且夺回了曾经失去的大部分土地。宗教战争使欧洲处于一片动乱之中，西班牙和法国的争夺在教皇保罗四世的支持下展开，并涉及荷兰、萨瓦以及意大利等地，然后是荷兰的起义。就法国来看，以圣巴托罗谬之夜的屠杀为高潮，法国进行了为期40年的内战，17世纪上半叶，法国又与哈布斯堡家庭之间进行了长达30年的战争。直到1644年，欧洲在《威斯特伐利亚条约》之后才算确立了现代欧洲的新政治秩序。
尽管如此，文艺复兴和宗教改革还是对近代西方科学与哲学的发展产生了重要影响，使16、17世纪成为西方科学与哲学发展的关键时期。在与封建神学斗争的过程中，自然科学与哲学取得了关键性的发展，不但对封建神学给予毁灭性的打击，而且推动了政治思想的世俗化进程，将人们的思想从神学的桎梏中解放出来。首先是在天文学方面取得重大成就。1543年哥白尼出版了《天体运行》一书，提出了“太阳中心说”，引起了教会的极大恐慌。接下来的布鲁诺、开普勒和伽利略相继完善并精确论证了哥白尼的天体运行理论。物理学亦取得重大进展，伽利略、托利拆利、笛卡尔、开普勒等人以实验和数学的方法对近代物理学作出了杰出的贡献。在此基础上，数学有了进一步的发展。科学的发展进一步推动了哲学的发展。英国哲学家培根在扫清经院哲学的基础上建立了经验主义认识论哲学，提出了“知识就是力量”的口号；法国哲学家笛卡尔则创立了理性传统，提出了“我思故我在”的基本认识，深刻地影响了近代西方哲学的发展。自然科学的发展打破了亚里士多德创建的、被基督教接受作为理论基石的基本理论，哲学领域的发展更是给经院哲学以毁灭性的打击，为人们在思想领域摆脱神学的影响提供了理论基础。
17世纪的法国是欧洲大陆典型的君主专制国家。民族国家的成长使法国国王成功地打击了封建贵族，全面地控制了国内局势，三级议会形同虚设，长期不能召开，最高法院也向王权低头。就经济状况来看，在法国资本主义原始积累的过程中并没有发生像英国“圈地运动”那样的激进，反而是法国的封建体系在一定程度上容纳了资本主义的势力，使资产阶级贵族化。法国资本主义发展的特殊道路同强大的王权联系起来，带有浓厚的专制色彩，加之胡格诺战争进一步加强了法国的专制王权，到路易十三和黎塞留统治时期，法国的专制王权甚至达到非常发达的程度。
意大利的衰落和尼德兰的兴起是这一时期欧洲大陆内部兴衰变化的一个极为显眼的特征。从16世纪到17世纪长达一个多世纪的时间里，意大利长期处于战乱之中，更加四分五裂，加之欧洲贸易中心的转移使意大利丧失了以往的繁荣，意大利的城市国家面临着经济衰退、市场萎缩的困境，封建势力甚至有所回升。德国也属于新航路开辟后受到重大影响的国家，已经发展的资本主义受到重大影响，农民运动造成的封建反动甚至使德国经济衰落下去。在政治上，哈布斯堡家族与各大诸侯争权夺势，诸侯制度得以加强，德国陷入了长期的分裂。
与意大利和德国的情况相对照的是尼德兰地区的崛起。16世纪的尼德兰包括今天的荷兰、比利时、卢森堡和法国的东北部，处于西班牙的统治之下。尼德兰于1609年发动革命，在北方七省建立荷兰共和国，成为17世纪的资本主义国家。欧洲商贸中心的转移，促进了尼德兰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发展。阿姆斯特丹、鹿特丹、安特卫普等城市成为欧洲最繁荣的城市。尼德兰革命的成功和资本主义的发展使得尼德兰地区得到了长足的发展。通过对外贸易与殖民贸易，荷兰发展了强大的商业和海上力量，荷兰的商船遍及世界各地，素有“海上马车夫”之称。在政治上，荷兰政权由富商和贵族寡头掌握着，首席执政是奥兰治家庭。
荷兰在政治、经济等各个方面的进步推动了政治思想发展的繁荣。与荷兰早期的殖民扩张相适应，荷兰的政治思想家在国际法方面作出了具有开创性的贡献。格老秀斯（1583—1645）较早地对自然法的理论进行全面的阐释，初步提出了自然权利的主张。格老秀斯尤其引人注目的是他在主权理论方面作出的重大贡献。以主权这一概念为核心，格老秀斯改变了古代万民法的概念，阐释了近代国际法的概念，为近代西方国际政治学说奠定了基础。另一位荷兰政治思想家斯宾诺莎（1632—1677）主张唯物主义的自然权利观，提出并论证了信仰与思想自由之间的关系，对后来的政治思想产生了重要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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