约瑟夫·阿洛伊斯·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1883—1950),美籍奥地利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政治思想家,1883年出生于奥匈帝国摩拉维亚省(Moravia)特利希镇(Triesch)。熊彼特一生的大部分时间在大学度过,曾先后受聘于切尔诺维兹大学、格拉茨大学、波恩大学,并于1932年成为哈佛大学经济学终身教授。除此之外,熊彼特曾在一些机构和组织任职,并任过奥地利国共和国的财政部长。
熊彼特一生以经济学为主要研究方向,然其学术兴趣涉及政治、社会、历史等诸多方面,并在诸多领域取得重要成就,打破了学科和学派的界线,被誉为“不成学派的大师”。
早在1908年,熊彼特以《经济学原理和方法》一书成名,并于次年发表了《经济发展理论》一书,奠定了他在西方经济学界的地位,由这本书阐发的基本思想在以后的著作中均有所体现。成为哈佛大学的终身教授后,熊彼特于1939年出版了著名的《经济周期》一书,在西方经济学发展的历史上影响较大。熊彼特关于政治,尤其是民主的思想集中体现在他1942年出版的名著《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一书中。这也是他生前最后一本书,亦是其政治、社会理论方面成熟的代表之作。在这本书中,熊彼特在回答了资本主义、社会主义的未来走向等问题后提出了“竞争性精英民主”理论,为精英思想同民主理论的结合找到了一个生长点。这本书成为他社会政治思想的代表作,在英美学术界产生了重要的影响。除此之外,熊彼特还有一些经济史的著作,如《十位伟大的经济学家》《经济分析史》等著作。
经济理论是熊彼特学术成就的核心,其社会政治思想是其经济思想的应用,在政治、社会学的研究中,熊彼特多处应用经济学的分析方法和结论。比如,熊彼特将选民和政治家比作交易双方,选民的选票和政治家的政策成了交换的商品;另外,他还将经济消费中的非理性直接应用到政治理论中,视参与民主的选民为“原始人”。最为有影响的是他将经济理论中的创新理论应用到对资本主义和社会主义前途的分析中,得出了社会主义必将代替资本主义的结论。熊彼特肯定地认为,资本主义不能存在下去,[34]而社会主义则是行得通的。[35]英国学者赫尔德称熊彼特为“勉强的社会主义者”[36],一语道破了熊彼特政治思想的激进色彩。
熊彼特的理论受同时代的思想家的影响较大。在经济理论方面,熊彼特曾师从经济学大师庞巴维克、瓦尔拉、马歇尔等人,是“资产阶级经济学的真传嫡系”[37]。在民主理论方面,学术界公认马克斯·韦伯(Max Weber)对熊彼特的影响。在熊彼特的著作中,我们会很容易发现韦伯的影子。这种相似性正是学者对当时资本主义社会面临的共同形式进行学术思考的一种表现形式。另外,熊彼特在大众心理研究方面明显地受到同时代的古斯塔夫·勒庞等人的影响;同为经济学家,熊彼特对帕雷托也表现出极大的关注。[38]
熊彼特的研究在二战后逐渐具有了更为重要的地位。正像赫尔德认为的那样,熊彼特的理论“指明了现代西方自由主义民主的许多公认的特征:政党之间争夺政治权力的斗争;公共官僚的重要作用;政治领袖的作用;现代政治如何运用大量广告技术;选民如何受到大量信息、书面材料和消息的持续影响;以及尽管有大量的材料,但是许多选民如何对于当前的政治问题仍然信息不灵,明显把握不住。”[39]战后的政治学家包括政治科学的研究者,像享廷顿、达尔等人都从熊彼特那里受惠。对熊彼特的研究也超出了经济学的领域。我国对熊彼特的研究虽然较为薄弱,但熊彼特的经济学、政治学的作品大部分被译为中文。
(一)程序民主
熊彼特的民主理论建立在对古典民主理论的批判上。在提出自已的理论之前,熊彼特首先对18世纪的民主理论作了一番别开生面的探讨。熊彼特指出:
18世纪的民主哲学可以用下面的定义来表达:民主方法就是为现实共同福利作出政治决定的制度安排,其方式是使人民通过选举选出一些人,让他们集合在一起来执行它的意志,决定重大问题。[40]
在古典民主概念中,熊彼特找到了理论批判的靶子——“共同福利”。熊彼特指出,古典民主理论的核心——“共同福利”既不存在,也不可能。其原因有三:
首先,不存在全体人民能够同意或者用合理论证的力量可使其同意的独一无二地决定的共同福利。[41]
其次,即使有一种充分明确的共同福利——譬如功利主义者提出的最大经济满足——证明能为所有人接受,这并不意味着对各个问题都能有同等明确的回答。[42]
第三,作为前面两个命题的结果,功利主义者据为已有的这个人民意志的特殊概念就烟消云散了,因为这个概念必须以存在人人认辩得出的独一无二地决定的共同福利为先决条件。[43]
尽管古典民主学说的基础是如此脆弱,但它还是有着一定的生命力。熊彼特进一步分析了古典民主存在的基础。熊彼特认为,古典民主不但同事实足够近似,而且找到了与宗教信仰有关的思想的支持;大多数人由于历史的原因对它热情赞许;而少数政客则找到了既讨好群众,压倒对手,又能逃避责任的辞令。[44]在熊彼特眼里,古典民主之所以还占有一定的市场,是因为大众的无知和政客高明的骗术。
古典民主理论过于理想化的取向使民主成为空中楼阁。熊彼特认为,除非实行“直接民主”,人民本身决不能真正进行统治或管理。[45]事实是,“人民实际上从未统治过,但他们总是能被定义弄得象在进行统治”[46]。这给专制权力留下了一个很大的空子。那些图谋专制的人总会高喊人民的统治,因为他们比民主主义者更清楚,人民怎么会站出来进行统治呢?!
在批判古典民主的基础上,熊彼特决定“舍弃民治,代之以人批准的治理”[47]。于是他将“选民决定政治”和“选举作出政治决定的人”换了一个位置,把人民的任务限定为“产生政府,或产生用以建立全国执行委员会或政府的一种中介体”[48]。在这样的基础上,熊彼特得出了民主也就是民主方法的“规定”:第一,“民主是一种政治方法,即,为达到政治——立法与行政的——决定作出的某种形式的制度安排。”[49]第二,“民主方法就是那种为做出政治决定而实行的制度安排,在这种安排中,某些人通过争取人民的选票取得作决定的权力。”[50]
这样,熊彼特“程序民主”的全貌也就展现在我们面前了。它包含了两层意思:第一,民主是一种方法或是一种制度安排;第二,这种制度就是选举。
熊彼特的程序民主并没有完全否定“共同福利”原则,但它却在澄清民主政体与个人自由之间关系的同时提供了一个辨别民主政府和非民主政府的有效标准。熊彼特的成功不在于创造了一套全新的民主理论,而在于他分离了民主的制度与价值,剔除了民主理论中的理想主义成分,避开了纠缠不清的价值选择,找出了民主的共性特征,从而使民主更加具有可操作性。
从民主制度发展的历史来看,它不是资产阶级特有的政体形式,在前资本主义社会中也曾有过民主制的辉煌和繁荣。在雅典,民主只不过是一种政体形式,其概念的内涵是清晰的。随着民主制度在世界范围内取得越来越多的认同,其清晰的含义也变得更加地含混不清。从词源学的角度讲,民主首先是国家的政治制度。[51]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认为:“民主是一种国家形式,一种国家形态。”[52]然而这种国家形态总是同某种价值观结合在一起,这就给民主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民主也因此而承载了越来越多负荷。或者说它像一件衣服,被不同肤色、操不同语言的人们穿来穿去。在抽象与具象之间,民主理论像一棵浮萍,随波摇摆,在理想与现实之间伸展着自己的枝蔓。
熊彼特的民主理论正是对这一现象的一个反思。熊彼特的民主理论成功地预言了二战后英美等国的自由主义民主的结构形式,在西方学术界产生了意义深远的影响,西方政治学者越来越倾向于在程序意义上定义民主。这一民主理论在西方文明向外扩张的过程中更显现了其独有的魅力。当代美国著名政治学者享廷顿在解释20世纪晚期第三次世界民主化浪潮时,完全服膺了熊彼特的民主理论,更注重一种描述的、解释的态度。[53]
熊彼特程序民主的意义在于他将古典民主理论中的制度事实和制度背后的价值取向区分开来。由于民主制度不是意识形态不可分割的部分,所以熊彼特的程序民主超越了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的界限。熊彼特在剥离了价值取向的基础上强调了程序意义上的民主,这就使民主具有了更广泛的适应性,为美国资产阶级在一定程度上吸收社会主义的某些优势进行改革提供了理论上的论证。这种努力同时也给我们一个启发,那就是,在当今两种社会制度并存的世界格局内,吸收资本主义民主制有益的部分,摒弃其已经开始堕落的价值取向,对推动社会主义民主的不断发展有着借鉴意义。
(二)民主精英
在程序民主的基础上,熊彼特毫不犹豫地倒向了精英民主的论调。在熊彼特看来,在民主制度下,“精英”统治或称“政治家”统治是不可避免的。这种必然性基于两个原因,构成了熊彼特精英理论的两块基石:一是竞争性的民主理论,二是大众政治参与的“原始人”理论。
熊彼特认为,程序民主必然导致精英统治。他的逻辑是:“民主政治并不意味也不能意味人民真正在统治”,民主政治的意思只能是“人民有接受或拒绝将要来统治他们的人的机会”,而“由未来领导人自由竞争民主的选民的选票”,这一结果即“政治家的统治”。因此,“民主政治就是政治家的统治”。[54]精英主义就这样被熊彼特演绎出来。“政治家统治”成为民主制度运行的最终结局,因为民主的方法就是产生精英。
熊彼特偏爱程序民主的定义。他认为:“这个定义所体现的理论留有我们为恰当认识领导权这个极端重要的事实所希望保有的充分余地。”[55]但是熊彼特仍认为程序民主的概念存在遗憾,那就是这一理论“并不比竞争领导权的概念更加明确”[56]。由于这种原因,人们常将熊彼特的民主称为“精英民主”。[57]这一概括再现了熊彼特民主理论的重要特征,有着一定的合理性。但是这一提法显得表面化而容易引起诸多误解,至少有两点需要特别加以解释:第一,精英是选举产生的政治家,也就是说熊彼特的精英指的是民主精英,而不是其它方式产生的精英;第二,精英的统治本身不是民主,民主是产生精英的制度。
我们清晰地看到,在熊彼特那里,并没有过多的对精英的推崇与赞美,更多的是建立在对民主分析基础之上的理性认识。熊彼特从程序角度来定义民主,将民主视为选举领导人的制度,实际上是他的竞争领导权观念的一个扩展。尽管熊彼特并不满意这一扩展,但是这一扩展却比竞争领导权更突出了民众的参与。后来亨廷顿指出了这种民主的两个维度——竞争和参与,这样的认识后来也影响了罗伯特·达尔(Robert Dahl),成为其民主理论的一部分。[58]
熊彼特精英统治理论的第二个基础是所谓的“原始人”理论。熊彼特认为,责任心的减弱和有效意志的缺乏使普通公民对国内、国际政策普遍无知,并缺乏判断力,其行为迟钝,思维缺少理性,以致于“典型的公民一旦进入政治领域,他的精神状态就跌落到较低水平上”[59],成为政治上的“原始人”。[60]
在对大众心理的认识上,熊彼特受法国的勒庞的影响比较大。熊彼特视勒庞为大众心理学的“创始者”或“第一个有效阐述者”,[61]称他“给予作为古典民主学说和关于革命的民主传说基础的人性画面沉重一击”[62]。在勒庞的基础上,熊彼特进一步将“乌合之众”理论应用到新的场合。
在政治中,普通公民的所作所为正印证了他们在政治问题上的幼稚。他们受控于一些集团,他们的意志甚至在很大程度上就是这些集团制造出来的。熊彼特断言:“只要这种情形存在,人民的意志不会是政治过程的动力,只能是它的产物。”[63]在熊彼特看来,选民群众在非理性心理的支配的行动为政党和政客的产生铺下了温床。从某种程度上说,正是由于大众的非理性心理和政治行为上的盲动使得精英主义成为现实,并成为牢不可破的真理。
正是由于大众在政治参与中的这种“原始人”状态,“许多生命攸关的重要决定不具有公众可能以低廉代价在空闲时候加以实验的性质”[64]。这样,熊彼特在某种程度上排除了公众在政治中的作用,给精英留下了广阔的空间。
尽管能彼特的民主实质上是一种参与民主,但是他却没有阐明民主的参与本质,而是在某种程度上夸大了政党组织以及大众传媒等政治社会手段在现代民主制度中的影响。对大众的蔑视使熊彼特的民主理论失去了强有力的支点,其中合理的参与成分也显得苍白。熊彼特的民主参与由于其精英主义理论而受到了严格的限定,从而大降低了其民主性。麦克弗森甚至认为:“除了纯粹‘防止独裁’的看法之外,它并没有什么民主性。”[6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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