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英与大众之间

尽管精英主义可以从柏拉图等人的著作中找到蛛丝马迹，但是精英主义的产生却是现代的事情。在19世纪的最后一段时间里，精英主义被明确地提出来，直到现在一直是政治科学、社会学、社会思想和政治思想关注的中心问题之一。

意大利有着精英主义的传统，人们可以将这种精英主义追溯到马基雅维利，甚至更远。然而作为一个系统的理论，精英主义的出现是近代的事情。意大利出现了三位著名的精英主义者，他们从各自不同的角度出发，阐释精英主义理论，成为19世纪精英主义潮流的核心。

人们很难定义什么是精英，常用“权力精英”“社会精英”“寡头”“统治阶级”等术语来替代。现代的研究主要关注于“政治精英”。政治精英不同于政治家，政治家这一概念的内涵，要小于政治精英的概念。

精英研究关注于社会的权力结构及其特性。围绕颇具争议的精英问题，政治制度、政治行为、政治权力和政治意识形态都能找到一席之地。精英使政治哲学家们重新考虑与民主相关的许多价值，诸如平等和自由，因此而推动他们对民主理论进行修订，甚至是精英主义的反对者也不能忽略它的理论结论。在现代政治学理论体系中，精英主义理论的影响已经超出其理论本身，而以一种研究方法成为政治科学的一个研究领域。

精英主义有着一种现实主义的政治认知模式。从马基雅维利开始的政治现实主义在意大利找到了更多的生长点，莫斯卡、帕雷托、米切尔斯、克罗齐等人均有过而无不及，他们甚至比马基雅维利还具有一种现实感。人们似乎能从意大利身上找到凯撒的影子，闻到古罗马特征的气息。

在政治学理论上，近代意大利出现了一批著名的政治思想家，可谓群星闪耀。虽然他们并没有对西方主流政治思想形成英美思想家那样重要的影响，但是他们思考问题的独特视角、不凡的理论建构却在西方政治思想史上留下了闪光的足迹。莫斯卡、帕雷托、米歇尔斯三个人基本上处于同一时代，大部分时间生活在意大利，且都同意大利法西斯有染。^[27]在社会理论上，他们蔑视大众，崇尚精英；在政治理论上，他们反对民主，但又不是一般地反对民主；他们都自称是科学主义者，坚持科学方法在社会科学研究中的运用。这些又使他们具有大致相似的理论认识基础：推崇政治现实主义，贬低理性的作用。

事实上，人们很难给意大利的政治思想家进行明确的分类以确定他们是保守主义的还是自由主义的。比如克罗齐，他对莫斯卡和帕雷托的社会学进行了彻底甚至是激烈的批判，对于“政治科学”的独立存在持怀疑态度；对于马基雅维利学说铁的逻辑，克罗齐并不回避，同样给予了批判；对于政治神秘主义和意识形态的乌托邦，克罗齐也没放过对它们的批判。^[28]然而那种政治现实主义的气质、对民主的批评以及在他身上所表现出来的那种精英主义情节却是相同的。

（一）精英与统治

这一时期的保守主义思想几乎具有了一个共同的特征，那就是精英主义的政治哲学，它似乎成为这一时期保守主义者的一个标签。一方面，保守主义者把政治精英的存在视为普遍的规律；另一方面，他们又极端地蔑视人民群众。

精英的存在是任何社会中不可否认的铁定事实，社会的进化表现为精英的循环。精英主义的理论家大多持一种精英“循环论”的论点，最早见之于帕雷托的“杰出人物循环论”的观点。在1916年的《精神与社会》一书中，帕雷托认为，每个社会主要由杰出分子和非杰出分子两个主要的阶级组成，分布在社会的各种职业中间。这些杰出分子不是固定不变的，每一社会都是个人不间断地从下层升到上层，从而实现自身的循环。他断定：“历史是贵族社会的坟地。”^[29]

莫斯卡政治理论中的统治阶级的地位也不是一成不变的。新旧统治阶级的变换似乎是统治阶级中最牢不可破的定律。不同的是，莫斯卡将这一变换的主要原因归结为统治者没有提供服务，或提供的服务失去了价值。

莫斯卡将所谓的精英，即统治阶级称为“政治阶级”（political class）。他认为这种统治阶级的存在并不依社会的发达与文明与否而有所改变，成为一切社会中普遍存在的现象。根据是不是统治阶级，莫斯卡将人分为两类。他指出：

在所有的政治机体中，我们所发现的那些不变的事实和趋势中，其中之一是如此地显而易见，以致于最马虎的眼睛都不会视而不见……在所有的社会中，总是存在着两类人——一类是统治者，一类是被统治者。第一阶级，常常是数量较少，但却行使了所有的政治功能，垄断了权力，享受着权力带来的利益；然而，第二类人常常是数量更大，由第一类人以一种或多或少的法治态度，或多或少的专断和暴力来指导和控制，并且供养第一类人以生计所需的物质，或是提供给第一类人以政治机体活力工具。至少在表面上是这样的。^[30]

作为莫斯卡的门徒，米歇尔斯也几乎持有同样的观点。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观察的基础上，米歇尔斯得出了政治精英主义的“寡头统治铁律”：任何政党中都存在着一种非民主的倾向，最终掌权的只是少数寡头。从最保守的政党到最革命的政党，政党的领导者都会尽其所能攫取更大的权力，并以各种各样的方式来维护他们的权力。为了达到此种目的，他们不惜一切，政党组织成为他们手中的工具。在这些寡头看来，维护他们的权力成为最终的任务，甚至比政党最初的目标还重要。

寡头倾向的存在使得那些曾带有明显民主倾向的组织常会在发展成熟时让位于寡头统治。不但如此，寡头一旦胜任了生活中的新位置，会很快地适应现实政治。在新的位置上，寡头们取得了社会地位，拥有了财产，他们开始对那些社会革命的教条感到扫兴，工会领导实际上已经成为统治寡头的一部分。^[31]

尽管米歇尔斯并没有更多地论述精英更替的原因，但他还是持一种精英循环论的认识。米歇尔斯认为，大多数工人都会全心全意地支持他们的领导，而对那些准备攫取权力的人抱有敌意，成员发生反叛的情况极为少见。但是一个新的竞争派系取代旧的竞争派系的事情时有发生，米歇尔斯将这种新旧精英更替的过程称为工会生命的“休克”。一旦新的领导层获得了他们的位置，工会就度过了转型期。之后，新领导层又成为旧领导层的翻版，“今天的革命变成了明天的反动”^[32]。

精英的现象不仅存在，而且还是不可改变的。米歇尔斯对这一点深信不疑。他指出：

少数的精英不但可以控制政治，而且，他们不受多数的控制。历史进化嘲笑一切为了预防寡头政治而实行的手段，如果法律通过以控制领导的权力，那么先衰弱的将是这个法律，而不是领导者。^[33]

米歇尔斯的“寡头统治铁律”是建立在对德国社会民主党观察的基础之上的，因此他所说的寡头实际上是一种工会寡头。但是米歇尔斯卖力地将这一理论适用到各种场合，试图赋予他的观察以普遍的适用性。米歇尔斯认为，“寡头统治铁律”像每个社会规则一样，他“超越了善恶”^[34]，以一种科学的倾向成为一条铁律。

尽管帕雷托的精英研究在时间上比莫斯卡要稍晚一些，但是帕雷托支持了莫斯卡的结论，并从社会学的观察出发，以数学分析的方法为手段，在精英主义思想家中占据了重要地位。

帕雷托观察了能力和人数的关系。帕雷托发现，在一个社会中，能力水平越高，处于该水平的人就越少。当能力水平达到一定程度时，那些“拥有高分的人们”形成了一个阶级，这一阶级就是帕雷托所谓的“精英”。^[35]这一事实即“帕雷托精英曲线”所描绘的（如下图）：

图7-1　帕雷托精英曲线图

在这一观察的基础上，帕雷托将民众分为两个阶层：一是下层，即非精英阶层；一是上层，也就是精英阶层。作为上层的精英阶层还可以一分为二，即执政的精英阶层和不执政的精英阶层。^[36]

帕雷托研究的重点在于那些执政的精英。即使对这一精英层，还可以进一步区分为“统治阶级”和“统治阶级分子”。他认为，在社会当中，统治阶级分子是必不可少的，统治阶级为维持政权而使用统治阶级分子。帕雷托根据保障政权的方式进一步将统治阶级分子分为两类：一类使用暴力，如打手、士兵、警察等；另一类则玩弄权术，如政治门客等。^[37]

那些为数不多的执政精英依靠暴力和认同来维持自己的统治。帕雷托认为，在历史上，作为统治手段，认同和暴力总在一起，从远古时代的君主政体直至现代民主政体，概莫能外。^[38]然而暴力和认同的因素在不同的统治中却存在着各种各样的差别：暴力和认同的不同比例构成了统治的实质，而使用暴力并获得认同的方式则构成了统治的形式。

根据统治的方式，帕雷托还将政府分为两种类型：“Ⅰ主要使用物质力量和宗教情感力量或类似力量的政府”和“Ⅱ主要玩弄权术和谋略的政府”，他还进一步将第二种政府又分为两种：一种以影响情感为目的，另一种以影响利益为目的。^[39]

（二）精英循环

社会总是由少数人掌权，在这一点上所有的社会都是相同的。但是在具体形式上，各个社会之间还是有所差别。莫斯卡认为，这些差别体现在两个方面：权威的流向和招募统治阶级的源泉。这为政治系统之间的比较提供了两条参照依据。

根据权威的流向，莫斯卡提出了两条原理，即“独裁原理”（autocratic principle）和“自由原理”（liberal principle）。根据这两条原理，莫斯卡分析了不同的政治系统。在一个独裁的政治系统中，独裁官员是任命的，并由更高级的官员赋予权威，其权威是向下流；在一个自由的政治系统中，统治者是通过那些被统治者赋予权威的，常常是通过选举的手段，其权威是向上流。但实际上，这两种形式中的任何一种都只是一种理想的形式，在任何一个既定的社会中，都是这两种原则的混合。

莫斯卡引证了美国的情况。他看到美国的总统是由人民根据宪法选举出来的，他的权威是由人民赋予的；而另一些行政长官则由总统任命，他们的权力是自上而下的，是由总统赋予的。

根据统治阶级的招募形式，莫斯卡又进一步区分了贵族和民主两种倾向。他指出，当统治阶级中的新成员是从下一个已经存在的统治阶级中招募时，政治系统的倾向是贵族的；当统治阶级的新成员是从被统治的最底层招募时，其倾向则是民主的。这两种倾向在政治系统中都存在，但却随着时间、地点的不同而有所变化。在其极端表现形式中，任何一种倾向都是危险的。一个统治阶级完全从下层替换或是从上层替换都是不可能的。

莫斯卡的两条原则和两种趋势合起来形成了四种途径，并由此而形成复杂的政治系统。权威的独裁系统常常会同贵族式的招募办法相联系，而权威的自由系统则常会同民主的招募方法相联系。一般来说，世袭的君主倾向于从世袭的贵族中任命他的官员，而民主选举的权威则倾向于从下层招募官员。

但是这也不是固定不变的，一些独裁系统在招募统治阶级时也可能显示出民主的趋势。同样地，一种自下而上的自由体系在招募统治阶级时也会出现贵族的或民主的趋势。在那些权威依靠选举的自由社会常常或是将选举人限于世袭的贵族，或是有规律地在贵族的政治家庭中重新选举成员。最后，自由原则可能同民主倾向复合，像在一些现代代议制的国家，如英国，来自各个阶级的人们被选到权威的位置上。

根据精英理论，莫斯卡并不不认为自由民主的模式是真实的。在这种政治系统中，统治阶级尽管可以从任何阶级中招摹，但是这种政治系统总是由精英控制。这种政治精英，无论来自于哪一个阶层，都倾向于将他们变成世袭精英。由此，莫斯卡断定，政治系统压倒一切的趋势是走向“贵族—独裁”型或是“贵族—自由”型。

晚年，莫斯卡抛弃了早年作品中的科学中立立场，而将“自由—保守”系统作为他心目中的理想状态，将原则与趋势间的平衡作为唯一值得的追求。他的理想政治系统一方面有足够的民主开放性以更新统治阶级和足够的贵族限制以保证稳定；另一方面，一个选举权威的自由系统又将选举限于中产阶级，他们由一群有着健康思想和选举精神的核心来领导。

帕雷托亦持一种精英循环的理论。帕雷托深知，并不是所有“在能力上拥有高分的人们”都能够取得统治地位。那些非执政的精英虽然没有取得统治地位，但他们具有统治的能力，这就出现了“剩遗物”分配上的不平衡。那些具有超凡能力的人总是会寻求确认和增加他们的社会地位。为了成为更高层的精英，下层群体的特权成员总是努力运用他们的能力并提高自己的地位；而在精英层中，正好呈现相反的趋势，统治精英越来越不适合统治。作为这种运动的结果，处于下层的、具有更高水平的人开始崛起，向上层精英发起挑战。慢慢地，在下层中优秀分子聚集，而在上层中低劣分子聚集。这种情况使原本存在的不平衡进一步加剧，从而成为破坏社会平衡的重大动因。^[40]为了达到平衡，这位早年致力于文艺复兴时期意大利土木工程学问题的工程师给出了他的解决办法——精英循环（circulation of elites）。

帕雷托社会学理论的一个基本出发点即是平衡。由于社会总是遵循着某种程度的平衡，精英与非精英之间、统治精英与非统治精英之间就会发生某种循环。这种循环使得那些从某集团过渡到另一集团的人把原集团所具有的某些倾向、情感、才能带到新的集团中来，成为循环发生的原因。

不但精英与非精英之间存在循环，而且两种类型的精英之间也存在着一种循环。狮子类型的精英和狐狸类型的精英间的不同在于两类精英迥然相异的两种性格。当狮子以强制作为后盾进行统治时，他们缺乏想象力和狡滑；与此相反，狐狸拥有了狡猾，但却缺乏强制力。精英间的循环为大势所趋，在所难免。借助于“精英循环”，一种类型的精英为另一种类型的精英取代。

帕雷托以他的精英理论解释革命的爆发。他认为，革命爆发的一个原因即是精英的循环变得缓慢。贵族的数量并不像大众一样随着人口的增长而增长，某些贵族不仅在数量上锐减，而且在素质上衰退。能力上的降低使原来的贵族不适合进行统治，当他们不愿退出精英行列时，革命迫使他们退出历史。从这个意义上，帕雷托认为，“历史是埋葬贵族的坟墓”^[41]。

精英的循环遵循着一定的规律，形成了一条曲线。这就是帕雷托的精英循环曲线，如下图所示：

图7-2　帕雷托精英循环曲线图^[42]

在ab时间段精英阶级循环减弱，其繁荣从指数am衰退到指数bn，这主要是因为统治阶级衰败；在短暂时间bc内，由于发生了革命或其它使精英发生循环的事件，繁荣指数从bn上升到cp；接下来的是精英阶级重新衰败，繁荣指数从cp下降到dq。这样的情形周而复始，构成了人类历史。

帕雷托的精英循环理论以精英的分类为依据，在对历史观察的基础上，具备了一定的合理性。然而这种解释仅仅限于对一统治阶级变换这一现象的解释，因而其理论并没有揭示出精英统治循环的实质所在。

对帕雷托的杰出人物循环论，米歇尔斯崇拜有加，称这一理论为“近代历史哲学中最可注意的一种理论”^[43]。米歇尔斯对帕雷托的理论进行了加工，进行了一番更为精致的打扮。他将这种循环视为新老成分的融合。

（三）对民主制的怀疑

精英主义者几乎普遍对民主政治抱有悲观主义情绪。实际上，精英主义理论的形成更多地是出于对自由社会的一种格外的关怀。人们最初出于对精英的恐惧而关注精英同民主之间的关系，精英被作为民主的主要威胁之一，它们的存在被认为是对民主社会的否定。无独有偶，还有一些作者认为，精英是民主的堡垒，佑护它免于专制。

随着资本主义的不断发展，资产阶级民主制的各种弊端逐渐显露出来。同时，资产阶级革命的时代已经过去，他们开始更多地关心已经取得的利益如何得到维护，反思革命时代的激进民主，并对这种民主进行各种各样的抨击。这一时期保守主义理论家对民主制的怀疑正体现了这种思想倾向。

帕雷托对于民主政治表现出彻底的怀疑。在他眼里，所谓的“民主”“社会主义”“人道主义”都是欺骗、妄想，是为了达到诸如贪污、政党包办等目的而设的骗人把戏。

米歇尔斯承认民主制度有着各种各样的优点，但是他不相信民主会成功。由于寡头统治成为一个不可打破的铁律，民主制度根本不会得到实行。但是米歇尔斯在对比了民主制度同世袭的君主制度之后，还是承认了民主制度的可取之处，视其为一切邪恶中最轻的邪恶。

从精英统治的事实出发，莫斯卡不相信民主。在政治实践中，莫斯卡认为有组织的少数总会将他们的意志强加给无组织的多数。^[44]所谓的民主只不过是少数人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多数人的一种形式。在民主制度中，选民的选票并不起实质性的作用。即使起作用，选民的选择也常常是被限于两三个可能胜出的人中间，而这两三个人总会是那些由团体、委员会或是有组织的少数支持的人。^[45]有组织的少数将自己的意志强加给无组织的多数，这种情况即使在那些组织完善的政府中也会发生。^[46]

在莫斯卡眼里，所谓的选举并不是选民选择他们的代表，而是“代表让选民使他们当选”^[47]。选举“正像社会生活中别的表达一样，那些有意志，尤其是那些有道德、有智力和掌握了物质手段的人会将他们的意志强加于别人，领导他们，对他们发号施令”^[48]。

莫斯卡从财产权方面抨击民主制度，认为民主只是迎合那些没有财产的多数的利益，对于那些有产阶级则是不公平的。民主制度以无产的多数损害了有产的少数，不利于自由的发展。伯恩斯（Bonus）认为：“结论似乎很明显，即莫斯卡属于卡富尔^[49]、俾斯麦和黑格尔保守派而不是属于极权主义派；他所敌视的民主是卢梭的绝对主义的民主，而不是瑞士、英国和美国实际存在的自由主义民主。”^[50]

精英主义者对民主的批评是尖锐而深刻的。莫斯卡花了前半生时间来揭露代议民主制的卑劣行径。然而在后半生中，他却致力于证明民主制度尽管有缺点，但毕竟是人类历史上最好的制度。其他人，如米歇尔斯、帕雷托、勒庞等人都有类似的经历。但是他们并不是一般地反对民主，他们反对的是一种法国大革命式的民主，而不是当时流行于英美的自由民主形式。

作为出色的社会理论家，无论是帕雷托、莫斯卡，还是米歇尔斯、克罗齐，他们对社会的观察都是独到而又敏锐的，这构成了他们立论的基础。显然，他们对于社会观察的视角和得出的结论同民主主义者相去甚远。然而他们理论上的作用并没有因此而有所逊色，相反，他们为人们提供的是一面镜子和另一种思考。

【注释】

[1]［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7页。

[2]同上，第6页。

[3]同上，第1页。

[4]S.S.Wolin，Politics and Vision，Allen&Unwin，London，1954.see Geraint Parry，Political E lites，New York，Washington：Praeger Publishers，1969，p.20.

[5]Geraint Parry，Political E lites，New York，Washington：Praeger Publishers，1969，p.20.

[6]M.Ostrogors k i，Democracy and the Organisation o f Political Parties，Macmillan，London，1902.see Geraint Parry，Political E lites，New Y or k，Washington：Praeger Publishers，1969，p.19.

[7]据亨廷顿的描述，这是一次民主化的长波，从1828年到1926年，有一大批国家实现了民主制度。参见［美］亨廷顿：《第三波——20世纪晚期民主化浪潮》，刘军宁译，上海三联书店，1998年，第14～15页。

[8]从1870开始持续到1914年，欧洲居民的生活水平得到大幅度提高，生存状况得到前所未有的改善，大众组织兴起，大众开始在政治领域里崛起。这一时期的社会学者称这一段时间为“大众时代”。

[9]［意大利］莫斯卡：《统治阶级》，贾鹤鹏译，译林出版社，2002年，第211页。

[10]［英］比安卡玛利亚·丰塔纳：《民主与法国大革命》，［英］约翰·邓恩：《民主的历程》，林猛等译，吉林人民出版社，1999年，第135页。

[11]［法］托克维尔：《旧制度与大革命》，冯棠译，商务印书馆，1992年，第36页。

[12]Henry Maine，Popular Government，London，1885，p.98.参见［英］马丁·洛林：《公法与政治理论》，郑戈译，商务印书馆，2002年，第199页。

[13]James Fenimore Cooper，The American Democrat，New Y or k：Harper&Brothers，1931，p.184.

[14]［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87页。

[15]Jose Ortega.Y.Gasset，The Revolt of the Masses，Notre Dame，IN：University o f Notre Dame Press，1985，p.47.

[16]Ibid.，p.3.

[17]Ibid.，p.101.

[18]［法］古斯塔夫·勒庞：《乌合之众——大众心理研究》，冯克利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00年，第16页。

[19]［美］约瑟夫·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79页。

[20]同上，第380页。

[21]同上，第208页。

[22]［美］熊彼特：《资本主义、社会主义与民主》，吴良健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第386～387页。

[23]［德］尼采：《权力意志——重估一切价值的尝试》，张念东、凌素心译，商务印书馆，1991年，第275页。

[24]同上，第612页。

[25]［英］卡尔·波普：《开放社会及其敌人》，陆衡等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第237页。

[26]18世纪法国哲学家提出的投票悖论，认为投票顺序变化，会有不同的选举结果。

[27]这似乎成为人们对他们的政治思想进行否定的一个理由，更有甚者，直接将他们的政治理论归法西斯理论的行列。

[28]［意大利］焦瓦尼·斯帕多利尼：《缔造意大利的精英》，罗红波、戎殿新译，世界知识出版社，1993年，第438页。

[29]［意大利］帕雷托：《精神与社会》（第3卷），第1430页。转引自［美］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曾炳钧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74页。

[30]G.Mosca，The Ruling Class，New Y or k：M c G raw-Hill Book Company，1939，p.50.

[31]R.Michels，Political Parties：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New York：Batoche Books，1962，p.284.

[32]Ibid.，p.187.

[33]Ibid.，p.423.

[34]R.Michels，Political Parties：A Sociological Study of the Oligarchical Tendencies of Modern Democracy，New Y or k：Batoche Book s，1962，p.Ⅶ.

[35]［意大利］维弗雷多·帕雷托：《普通社会学纲要》，田时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98页。

[36]［意大利］维弗雷多·帕雷托：《普通社会学纲要》，田时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298页。

[37]同上，第362页。

[38]［意大利］维弗雷多·帕雷托：《普通社会学纲要》，田时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59页。

[39]同上，第366～367页。

[40]［意大利］维弗雷多·帕雷托：《普通社会学纲要》，田时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03页。

[41]［意大利］维弗雷多·帕雷托：《普通社会学纲要》，田时纲译，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1年，第303页。

[42]同上，第400页。

[43]［美］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曾炳钧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0页。

[44]G.Mosca，The Ruling Class，New Y or k：Mc Grew-Hill Book Company，1939，p.154.

[45]G.Mosca，The Ruling Class，New Y or k：Mc Graw-Hill Book Company，1939，p.154.

[46]G.Mosca，The Ruling Class，New Y or k：Mc Graw-Hill Book Company，1939，p.154.

[47]莫斯卡指出，当我们说选民选择他们的代表时，我们正在用一种极不准确的话语。参见G.Mosca，The Ruling Class，New York：Mc Graw-Hill Book，Company，1939，p.154.

[48]G.Mosca，The Ruling Class，New York：Mc Graw-Hill Book Company，1939，p.154.

[49]又被译为加富尔。

[50]［美］爱·麦·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曾炳钧译，商务印书馆，1983年，第81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