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然而，动物不受道德原则的制约，这就导致了有限资源的接连不断的冲突—“适者生存”。此外，自然界有着大量的集群、群落和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这些都意味着当生活中有斗争时，共同面对是最好的策略。谈到人类社会，俄国哲学家彼得·克鲁泡特金认为自然界的教训是生存对于合作的需求。也许，克鲁泡特金过分强调了合作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不过高估的程度远不及资本家将它选择性地解释为连续斗争。
“互助，和互斗一样，是动物生存的法则。”
彼得·克鲁泡特金（Pyotr Kropotkin，1842—1921）
《互助论》（Mutual Aid）
不仅是动物，人类生活也如此。为达尔文和华莱士的进化论起到重要作用的是托马斯·马尔萨斯的人口增长的理论。它主张平等和公正的社会总是耗尽资源：需求超出了它的有限性。然而，动物不受道德原则的制约，这就导致了有限资源的接连不断的冲突—“适者生存”（“最适合”当时条件的，不一定是最强壮的或最快的）。
有人在上面这个“丛林法则”里，看到了被称为“社会达尔文主义”的人类社会的模型，在其中，最强壮、最雄健的成员上升到顶层，同时，最弱的衰退并且灭亡。而且，我们不应该反对这个自然过程，而应该与之合作以促进人类的进化。
但是，为什么要拿自然作为社会的模板呢？人类不需要控制和剥削，因为他们能交流和合作。然而，这真的是自然界真实的面貌吗？鸟和昆虫给花授粉，动物把他们吃的果实的籽散播到各处。此外，自然界有着大量的集群、群落和其他形式的社会组织，这些都意味着当生活中有斗争时，共同面对是最好的策略。
谈到人类社会，俄国哲学家彼得·克鲁泡特金认为自然界的教训是生存对于合作的需求。所以他的无政府共产主义提出：一切法则都是民主地决定的（“无政府”意味着“没有领袖”，而不是“没有法则”），生产资料应该是当地的和共有的，劳动结果应该共享（因此，人人都有）。
也许，克鲁泡特金过分强调了合作在自然界中的地位—不过高估的程度远不及资本家将它选择性地解释为连续斗争。这两种模式也许都会受到自然的支持。所以，更深刻的问题是为什么我们需要自然的证据来支持我们人类社会的选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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